摘要：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暮春时节的长安已褪去寒意，朱雀大街上车水马龙，皇城太极宫的琉璃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尽显大唐盛世的繁华气象。然而，这份表面的平静之下，一场牵动朝野的政治风暴正悄然酝酿。这一年四月，高宗李治下诏，将当朝宰相、中书令李义府贬为普州刺史，削夺
唐龙朔惊变：公元662年李义府贬谪始末
引言：权宠之巅的暗流
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暮春时节的长安已褪去寒意，朱雀大街上车水马龙，皇城太极宫的琉璃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尽显大唐盛世的繁华气象。然而，这份表面的平静之下，一场牵动朝野的政治风暴正悄然酝酿。这一年四月，高宗李治下诏，将当朝宰相、中书令李义府贬为普州刺史，削夺其一切荣衔，查抄家产。消息传出，长安震动，朝野上下无不侧目。
李义府并非寻常官员，他是高宗朝权倾一时的政治明星，更是皇后武则天最核心的支持者，被时人视为“武后心腹之第一”。自永徽六年（655年）协助武则天册立皇后以来，李义府凭借武则天的庇护，一路平步青云，从中书舍人累迁至中书令，封河间郡公，权柄日重，成为朝堂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他的贬谪，不仅是个人政治生涯的骤然坠落，更标志着武则天心腹势力在朝堂上遭受重创，暂时陷入蛰伏。这场看似因贪赃引发的政治事件，背后交织着皇权博弈、派系斗争与官场伦理的多重纠葛，其始末缘由与历史影响，深刻折射出初唐政治格局的复杂变迁，成为高宗朝政治史上极具转折意义的标志性事件。
第一章：发迹寒微——李义府的崛起之路
李义府，瀛州饶阳（今河北饶阳）人，生于隋末唐初的一个普通地主家庭，出身寒微，与关陇贵族集团毫无渊源。在讲究门第出身的初唐官场，这样的背景本难有出头之日，但李义府天资聪颖，自幼博览群书，尤擅文章辞赋，年纪轻轻便以文名著称。贞观八年（634年），李义府因文采出众，被剑南道巡察大使李大亮举荐，授门下省典仪，从此踏入仕途，这是他政治生涯的起点。
贞观年间，李义府凭借出色的文才，逐渐获得赏识。他曾参与《晋书》的编撰工作，因编撰有功，迁太子舍人，成为太子李治的属官，与李治结下了早期的君臣之缘。这一经历成为他日后发迹的重要伏笔——当李治登基为帝后，身为潜邸旧臣的李义府自然获得了更多的关注与机会。永徽元年（650年），李治即位不久，便提拔李义府为中书舍人，负责起草诏令，参与中枢政务，李义府由此进入权力核心圈层的边缘。
真正改变李义府命运的，是永徽六年的“废王立武”之争。当时，高宗李治欲废黜出身关陇贵族的王皇后，册立出身寒微的武则天为皇后，遭到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关陇贵族集团的强烈反对。长孙无忌作为高宗的舅父、顾命大臣，权倾朝野，其反对态度让高宗一筹莫展。此时的李义府，虽官职不高，但敏锐地察觉到这是改变自身命运的绝佳机会。他深知，武则天若能成功册立为后，必然会重用支持自己的官员，而自己作为潜邸旧臣，若能坚定地站在武则天一边，定能获得飞黄腾达的机会。
永徽六年六月，李义府因得罪长孙无忌，被贬为壁州司马。在即将离京赴任之际，他得到消息，长孙无忌仍欲进一步加害于他。情急之下，李义府在中书舍人王德俭的建议下，连夜叩宫求见高宗，上书力请废黜王皇后，册立武则天为后，称“皇后无子，不足以母仪天下，武昭仪德冠后宫，宜立为后，以顺民心”。这番话正合高宗心意，也让暗中关注此事的武则天极为感激。高宗当即下诏，收回贬谪之命，提拔李义府为中书侍郎，加同中书门下三品，使其一跃成为宰相级别的官员。
“废王立武”之争最终以高宗和武则天的胜利告终，显庆四年（659年），长孙无忌被削爵流放，关陇贵族集团遭受毁灭性打击。李义府因拥戴之功，地位日益稳固，不断获得升迁。显庆元年（656年），李义府拜中书令，封河间郡公，其子李津、李洽等皆被授予高官，一时权势熏天。武则天对李义府更是信任有加，将其视为自己在朝堂上最可靠的盟友，许多重大政务都与他商议决策。李义府凭借武则天的庇护，在朝堂上结党营私，排除异己，形成了以自己为核心的政治势力，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权臣之一。
然而，李义府的崛起并非仅凭武则天的庇护，他也具备一定的政治才能。在任期间，他曾参与编撰《永徽律疏》，对唐代法律制度的完善有所贡献；在处理政务方面，他反应敏捷，善于揣摩上意，起草的诏令往往能深得高宗和武则天的认可。但与此同时，李义府的性格缺陷也日益暴露——他表面温和谦恭，与人交谈总是和颜悦色，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背地里却阴险狡诈，睚眦必报，时人称之为“笑里藏刀”，又因他“柔而害物”，故又名“李猫”。这种性格特质，为他日后的覆灭埋下了隐患。
第二章：权宠熏心——贪赃枉法的疯狂敛财
随着权势的日益膨胀，李义府的野心也不断膨胀，他不再满足于政治上的权力，开始疯狂追求财富，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敛财，贪赃枉法之事屡见不鲜。龙朔年间，李义府的贪腐行为达到了顶峰，其手段之恶劣、敛财之巨，震惊朝野。
李义府敛财的主要手段，是利用职权卖官鬻爵。他身为中书令，掌握着官员选拔任用的重要权力，便公然将官职作为商品，明码标价，只要有人行贿，无论其才能品行如何，都能获得相应的官职。据《旧唐书·李义府传》记载，当时的李府“门庭若市，富商大贾、求官之徒络绎不绝，金银珠宝、绫罗绸缎堆积如山”。有一个叫淳于氏的妇人，因罪被关押在大理寺，李义府见其貌美，不仅将其释放，还纳为妾室，随后又为淳于氏的家人谋取官职，为此收受贿赂数百万钱。
除了卖官鬻爵，李义府还通过兼并土地、敲诈勒索等方式聚敛财富。他在长安及各地购置了大量田宅，其中仅在长安城南的别墅就占地数十顷，富丽堂皇堪比王府。为了兼并土地，他不惜动用权势，强夺百姓田产，甚至欺压同僚。当时的洛州刺史李冲玄，因不愿将自己的一块良田献给李义府，便被李义府罗织罪名，贬为刺史，赶出洛阳。各地的富商大贾为了依附李义府，纷纷向其行贿，李义府则利用权力为他们提供庇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
李义府的家人也借着他的权势，参与到贪腐之中。他的妻子王氏、儿子李津、李洽、女婿柳元贞等，都利用李义府的影响力，收受贿赂，干预地方政务。李津身为右司议郎，负责官员考核，却公然接受贿赂，为不合格的官员评定优良等级，帮助其升迁；柳元贞则在地方上鱼肉百姓，敲诈勒索，百姓怨声载道。李义府对家人的贪腐行为不仅不加制止，反而予以纵容和庇护，甚至亲自出面为他们摆平事端，使得李家的贪腐网络日益庞大。
李义府的贪腐行为并非毫无遮掩，而是明目张胆，肆无忌惮。他曾得意洋洋地对亲信说：“吾年六十，亦知足矣，然富贵未足，岂能不竭力以取之？”这种对财富的贪婪追求，让他逐渐丧失了政治警惕性，也引起了越来越多官员的不满和弹劾。早在显庆末年，就有官员上书弹劾李义府“贪冒无厌，卖官鬻爵”，但由于武则天的庇护，这些弹劾都不了了之，李义府反而更加肆无忌惮。
龙朔元年（661年），李义府主持修订官制，期间更是借机大肆敛财。他利用官制改革的机会，随意调整官员职位，将重要职位留给行贿者，同时对那些不肯行贿的官员进行打压排挤。当时的司列少常伯（原吏部侍郎）刘祥道因反对李义府的做法，被李义府诬陷为“阻挠官制改革”，险些被贬官。李义府的这些行为，不仅严重破坏了官场秩序，也引起了高宗李治的不满。高宗虽然倚重李义府，但也对其贪腐行为有所察觉，只是碍于武则天的情面，一直没有采取行动。
此时的李义府，已经被权力和财富冲昏了头脑，他自恃有武则天作为靠山，认为无人敢动自己，对高宗的不满也毫不在意，甚至有恃无恐地挑战皇权。有一次，李义府为了修建自己的家庙，擅自挪用了宫中的木材和工匠，此事被高宗得知后，高宗颇为不悦，对李义府进行了训斥，但李义府却不以为然，反而辩解道：“区区木材工匠，何足挂齿，陛下何必小题大做？”这种傲慢无礼的态度，进一步加剧了高宗对他的反感，也为他日后的贬谪埋下了伏笔。
第三章：东窗事发——贪赃案的曝光与发酵
龙朔二年（662年）三月，一件看似偶然的事件，最终揭开了李义府贪赃枉法的惊天黑幕，成为他政治生涯的转折点。当时，大理寺丞毕正义负责审理一桩案件，涉案人员是李义府的女婿柳元贞。柳元贞因在地方上贪污受贿，被人告发，案件移交大理寺审理。李义府得知后，担心柳元贞的供词会牵连到自己和家人，便私下找到毕正义，威逼利诱，要求毕正义为柳元贞脱罪，将案件不了了之。
毕正义深知李义府权势滔天，不敢违抗，便按照李义府的指示，篡改了案件卷宗，将柳元贞的罪行轻描淡写，准备判其无罪释放。然而，此事被大理寺卿袁公瑜察觉。袁公瑜为人正直，早已对李义府的所作所为不满，得知此事后，他决心揭露真相，便暗中收集了毕正义篡改卷宗的证据，并将此事上报给了高宗李治。
高宗接到举报后，极为震怒。他此前虽对李义府的贪腐行为有所耳闻，但一直没有确凿的证据，此次毕正义篡改卷宗一案，证据确凿，且直接涉及李义府，让高宗意识到李义府的贪腐行为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更让高宗不满的是，李义府竟然公然干预司法公正，无视朝廷法度，这是对皇权的严重挑战。高宗当即下诏，命御史台彻查此事，务必查明真相，严惩相关人员。
御史台接到诏令后，不敢怠慢，立即成立专案组，由御史大夫崔义玄亲自负责审理。崔义玄为人刚正不阿，不畏惧权贵，他深知此案的敏感性和重要性，便全力以赴，深入调查。在调查过程中，专案组不仅核实了毕正义篡改卷宗的事实，还顺藤摸瓜，发现了柳元贞大量贪污受贿的证据，更牵扯出李义府及其家人的一系列贪腐罪行。
随着调查的深入，更多的黑幕被揭开。专案组发现，李义府利用职权卖官鬻爵，涉案金额高达数千万钱；其家人在各地兼并土地数千顷，欺压百姓无数；李义府本人还曾接受外国使者的贿赂，数额巨大。这些证据足以证明，李义府已经构成了严重的贪赃枉法之罪，且情节极为恶劣。
案件审理期间，李义府曾多次试图干预调查，他一方面派人威胁专案组的官员，要求他们停止调查；另一方面，他又向武则天求助，希望武则天能出面为自己说情。武则天得知李义府涉案后，也曾想过出手相助，但此时的高宗态度坚决，且案件证据确凿，武则天意识到如果强行干预，可能会引起朝野上下的更大不满，甚至影响自己的皇后地位，因此犹豫再三，最终选择了暂时沉默，没有出面为李义府辩护。
龙朔二年四月，御史台将调查结果上报高宗，详细列举了李义府及其家人贪赃枉法的各项罪行，并附上了确凿的证据。高宗看完调查报告后，下定决心要严惩李义府，以儆效尤。他召集宰相班子开会，商议对李义府的处置方案。会上，多数宰相都认为李义府罪大恶极，应当严惩，只有少数依附于武则天的官员试图为李义府开脱，但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他们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
最终，高宗下诏，作出了对李义府的处置决定：“中书令李义府，怙恃宠荣，贪冒无厌，卖官鬻爵，干预司法，其罪当诛。朕念其曾有拥戴之功，特免其死罪，贬为普州刺史；其子李津、李洽，女婿柳元贞，皆因贪赃获罪，分别贬为始州司户、括州司户、涪州司户；没收李义府全部家产，查抄所得金银珠宝、田宅奴仆，悉数充公。”同时，高宗还下诏，将大理寺丞毕正义赐死，以儆效尤。
诏令颁布后，朝野上下一片震动。对于大多数官员和百姓来说，李义府的被贬是大快人心之事，人们纷纷拍手称快，认为这是朝廷整顿吏治、伸张正义的举措。而对于武则天及其心腹势力来说，李义府的被贬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失去了在朝堂上最重要的代言人，势力暂时受到抑制。
第四章：朝野震荡——武则天心腹势力的蛰伏
李义府的贬谪，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在大唐朝野引发了巨大的震荡，其影响远超事件本身，直接导致了武则天心腹势力在朝堂上的暂时蛰伏，初唐的政治格局由此发生微妙变化。
李义府作为武则天最核心的支持者，长期以来一直是武则天在朝堂上的“喉舌”和“打手”，他凭借武则天的庇护，结党营私，培养亲信，形成了一股以支持武则天为核心的政治势力。这股势力在“废王立武”之争和打击关陇贵族集团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武则天巩固地位、扩大影响力的重要力量。李义府的被贬，使得这股势力失去了核心领导人物，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
高宗在贬谪李义府的同时，还借机对李义府的亲信党羽进行了清洗。他下诏要求御史台继续追查与李义府有牵连的官员，凡涉及贪赃枉法、结党营私者，一律严惩不贷。在这次清洗中，李义府的许多亲信，如中书舍人王德俭、御史中丞李敬玄等，都因受到牵连而被贬官或流放。经过这次清洗，武则天心腹势力的元气大伤，在朝堂上的影响力大幅下降，许多原本依附于李义府的官员纷纷倒戈，转而投向高宗或其他政治派系，武则天在朝堂上的话语权受到明显削弱。
武则天本人也因李义府事件受到了一定的冲击。虽然高宗没有直接追究武则天的责任，但李义府作为她的核心亲信，其贪腐行为如此猖獗，武则天难辞其咎。朝野上下对武则天的议论增多，一些官员甚至暗中上书，指责武则天“纵容亲信，败坏朝纲”。面对这样的局面，武则天不得不收敛自己的政治锋芒，暂时保持低调，避免引起高宗的进一步不满。她不再像以往那样积极干预朝政，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后宫事务上，以此来缓和与高宗及其他政治势力的矛盾。
高宗则借李义府事件，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皇权。他通过严惩李义府及其党羽，向朝野上下彰显了自己整顿吏治、维护朝廷法度的决心，也向武则天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皇权不容挑战，即使是皇后的亲信，若触犯国法，也必将受到严惩。此后，高宗更加注重加强对朝政的掌控，对武则天及其亲信的防范意识也有所增强。他重新启用了一些被武则天打压的官员，如前宰相于志宁、戴胄等，以平衡朝堂上的政治势力，形成了对武则天心腹势力的有效制约。
李义府事件也对大唐的官场风气产生了积极影响。长期以来，由于李义府等人的贪腐跋扈，官场中卖官鬻爵、结党营私的现象十分严重，许多正直的官员受到排挤和打压。李义府的被贬和亲信党羽的被清洗，震慑了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员，使得官场风气有所好转。高宗趁机下诏整顿吏治，完善官员考核制度，加强对官员的监督管理，规定“凡官员贪赃满十匹绢者，一律处死”，进一步严明了法纪，促进了官场的清明。
然而，武则天心腹势力的蛰伏只是暂时的。武则天作为一位极具政治智慧和野心的女性，并没有因为李义府的被贬而放弃自己的政治追求。她深知，要在男权主导的封建王朝中立足并扩大影响力，必须拥有自己的政治势力。因此，在暂时收敛锋芒的同时，武则天也在暗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她一方面更加注重培养新的亲信，选拔那些既有才能又忠于自己的官员，如后来的裴炎、狄仁杰等，为自己日后的政治斗争储备力量；另一方面，她也更加注重拉拢人心，通过各种方式赢得官员和百姓的支持，逐渐修复自己因李义府事件受损的形象。
龙朔二年下半年，随着李义府事件的逐渐平息，朝堂局势逐渐趋于稳定，但潜在的政治矛盾依然存在。高宗虽然强化了皇权，但武则天的政治影响力依然不可小觑，她的心腹势力只是暂时蛰伏，并未彻底覆灭。这种表面平静、暗流涌动的政治格局，为后来武则天逐步掌控朝政、最终建立武周政权埋下了伏笔。
第五章：贬途末路——李义府的最后时光与历史回响
被贬为普州刺史的李义府，从权力的顶峰瞬间跌入谷底，其人生的最后时光充满了失意与悲凉。普州（今四川安岳）地处偏远，远离长安的政治中心，与他此前在长安的繁华生活形成了天壤之别。李义府抵达普州后，虽然仍保有刺史的官职，但失去了往日的权势和庇护，受到了地方官员的严密监视，行动自由受到限制，昔日门庭若市的景象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门可罗雀的冷清。
巨大的落差让李义府难以承受，他终日郁郁寡欢，茶饭不思，身体状况日渐恶化。他曾多次上书高宗，为自己辩解，声称自己是被诬陷的，希望能得到高宗的赦免，重返长安，但这些上书都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武则天此时自顾不暇，也无力再为他提供帮助，对他的处境不闻不问。李义府意识到，自己重返长安的希望已经十分渺茫，内心充满了绝望。
在普州任上，李义府并没有吸取教训，反而因心中的不满和失意，变得更加暴躁易怒，对下属和百姓颐指气使，甚至动用职权欺压当地百姓。他曾试图在普州聚敛财富，以弥补自己在长安的损失，但此时的他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权势，其行为遭到了当地官员和百姓的强烈抵制。普州司马薛元超为人正直，对李义府的所作所为极为不满，便上书朝廷，弹劾李义府“在任期间，贪残暴虐，欺压百姓，民怨沸腾”。
高宗接到弹劾后，对李义府的行为更加不满，下诏将李义府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崖州（今海南三亚）是当时大唐最偏远、最荒凉的地区之一，被视为“蛮荒之地”，是朝廷流放罪犯的地方。此次贬谪，意味着李义府彻底失去了重返官场的可能，政治生涯彻底终结。
龙朔三年（663年）正月，李义府在前往崖州的途中，因身心俱疲，加上路途遥远艰辛，一病不起。抵达崖州后，他的病情进一步加重，不久便在绝望与孤独中病逝，终年五十三岁。李义府死后，当地官员按照普通官员的规格将其安葬，没有任何追赠和谥号，这位曾经权倾一时的宰相，最终落得个客死他乡、身败名裂的下场。
李义府的一生，是初唐政治舞台上一个极具争议的缩影。他出身寒微，凭借自身的才能和机遇，在政治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高宗朝的重要权臣；但他又因贪赃枉法、阴险狡诈，最终身败名裂，客死他乡。他的崛起与覆灭，不仅与他个人的性格缺陷密切相关，更深刻反映了初唐政治格局的复杂变迁和封建官场的残酷现实。
李义府事件对唐代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从短期来看，它导致了武则天心腹势力的暂时蛰伏，强化了高宗的皇权，整顿了官场风气，为大唐的稳定发展提供了保障。从长期来看，它也让武则天深刻认识到，仅依靠个别亲信难以长久维持自己的政治势力，必须建立更稳固的政治基础，培养更多忠于自己的官员。这一认识促使武则天在日后更加注重选拔人才，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为她后来逐步掌控朝政、建立武周政权奠定了基础。
李义府的故事也为后世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启示。它警示人们，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既能让人实现抱负，也能让人迷失自我；贪婪是毁灭的根源，无论身处何种地位，都应坚守道德底线，敬畏法律，否则必将受到惩罚。同时，李义府事件也反映了封建王朝政治制度的弊端，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官员的命运往往与皇权和派系斗争紧密相连，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容易导致权力滥用和腐败滋生。
从历史评价来看，后世对李义府的评价多为负面。《旧唐书》《新唐书》等正史都将其列入《奸臣传》，指责他“贪冒无厌，笑里藏刀，祸乱朝纲”。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李义府在“废王立武”之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打击了关陇贵族集团，推动了科举制度的发展，为寒门士子进入官场创造了更多机会，其历史作用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不能简单地将其归为“奸臣”。
无论如何，李义府作为高宗朝政治史上的重要人物，其崛起与覆灭的历程，为我们研究初唐政治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素材。他的故事不仅是一个个人的悲剧，更是封建王朝政治斗争的一个缩影，深刻揭示了权力、欲望与人性的复杂关系，永远值得后人深思。
结语：权欲漩涡中的历史镜鉴
龙朔二年（662年）李义府的贬谪事件，是初唐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封建官场的权力博弈、人性百态与制度弊端。李义府从一个寒微士子凭借机遇与钻营登上权力之巅，又因贪赃枉法、权欲熏心而落得身败名裂、客死他乡的下场，其人生轨迹充满了戏剧性与悲剧性，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这场事件的背后，是高宗皇权与武则天政治势力之间的微妙博弈。高宗借李义府贪赃案，既整顿了吏治，又打压了武则天的心腹势力，强化了自身的统治权威；武则天则在此次事件中受到挫折，选择暂时蛰伏，暗中积蓄力量，为日后的政治崛起埋下伏笔。这种权力的此消彼长，深刻影响了初唐政治格局的发展走向，为后来武则天掌控朝政、建立武周政权埋下了种子。
李义府的覆灭，归根结底是其个人性格与欲望的悲剧。他缺乏应有的道德修养和政治操守，在权力和财富的诱惑面前迷失了自我，最终触犯了朝廷法度，失去了高宗的信任和武则天的庇护，落得可悲的下场。这警示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地位，都应坚守初心，敬畏法律，节制欲望，否则必将被欲望吞噬，走向毁灭。
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看，李义府事件也反映了初唐政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高宗通过严惩李义府及其党羽，进一步完善了官员监督机制，严明了法纪，促进了官场风气的好转，为大唐盛世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同时，这场事件也让统治者认识到，建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是防止官员腐败、维护政治稳定的重要手段，这对后世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建设产生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时光流转，千年已逝，李义府的故事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但它所蕴含的历史启示却历久弥新。在当今时代，权力监督、反腐倡廉依然是重要的社会议题，李义府的悲剧提醒我们，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监督机制，规范权力运行，让权力在阳光下行使，才能有效遏制腐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龙朔二年的那场政治风暴，虽然早已过去，但它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印记却永远清晰。李义府的兴衰荣辱，不仅是个人命运的写照，更是封建王朝政治发展的一个缩影。它让我们看到了权力的威力与危险，也让我们认识到了制度建设与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李义府的故事，将永远作为一面历史镜鉴，警示着后人在权力与欲望的漩涡中保持清醒，坚守底线，行稳致远。
来源：雁飘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