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总章二年（公元669年），春寒尚未褪尽，从辽东平壤到中原洛阳的官道上，一支支绵延数十里的迁徙队伍正缓缓前行。队伍中既有步履蹒跚的老者、怀抱婴孩的妇人，也有面带疲惫的青壮年，他们身着粗布衣裳，背负简陋行囊，眼神中交织着对故土的眷恋与对未知的迷茫。这是大唐平定高句

唐.总章徙民：公元669年高句丽遗民迁徙与大唐疆域整合

引言：战后重构的帝国抉择

总章二年（公元669年），春寒尚未褪尽，从辽东平壤到中原洛阳的官道上，一支支绵延数十里的迁徙队伍正缓缓前行。队伍中既有步履蹒跚的老者、怀抱婴孩的妇人，也有面带疲惫的青壮年，他们身着粗布衣裳，背负简陋行囊，眼神中交织着对故土的眷恋与对未知的迷茫。这是大唐平定高句丽后，规模最大的一次遗民迁徙行动——高宗李治下诏，将数十万高句丽遗民从辽东故土迁出，分散安置于河南、河北、关中、陇右等地，以充实内地州县，巩固帝国统治。

此时距唐军攻克平壤、高句丽正式灭亡仅过去半年。总章元年（668年）的统一之战，终结了隋唐两朝近百年的辽东经略，将这片广袤土地纳入大唐版图。但如何消化这片新征服的疆域，安抚数量庞大的高句丽遗民，成为摆在高宗君臣面前的重大课题。大规模迁徙遗民，绝非一时兴起的决策，而是大唐基于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边疆治理的长远考量，是帝国整合新疆域、强化中央集权的关键举措。这场牵动数十万人命运的迁徙浪潮，不仅重塑了大唐的人口分布格局，更深刻影响了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进程，成为大唐盛世疆域治理史上极具标志性的一页。

第一章：迁徙之因——帝国治理的深层考量

总章二年的高句丽遗民大迁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是平定战乱后巩固统治的必然选择，也是大唐发展战略的内在需求，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政治、经济与军事考量。

从政治层面而言，迁徙遗民是消除割据隐患、强化中央集权的核心手段。高句丽自汉魏以来割据辽东近五百年，形成了强烈的民族认同与地方意识。虽已亡国，但境内仍有大量贵族、官吏、武将等上层势力存在，他们在民间拥有深厚影响力，随时可能利用民众的故土情结发动叛乱。此前，百济灭亡后曾多次爆发残余势力叛乱，耗费大唐大量兵力镇压，这一教训让高宗君臣深刻认识到，若让高句丽遗民集中居住于故地，极易形成不稳定因素，威胁新疆域的统治。通过分散迁徙，将高句丽遗民打散安置于中原各地，使其脱离熟悉的地理环境与社会网络，失去聚众叛乱的基础，可从根本上消除辽东地区的割据风险，确保中央政府对新疆域的有效掌控。

经济因素是迁徙行动的重要推动力。历经长期战争，辽东地区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口流失、土地荒芜，短期内难以恢复。而中原地区自贞观之治以来，社会经济持续繁荣，人口增长迅速，但部分地区仍存在土地闲置、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关中、陇右等地，因连年征战与自然灾害，人口密度远低于中原核心区域。将高句丽遗民迁往内地，既能为中原农业生产、手工业发展提供充足劳动力，促进经济进一步繁荣；又能通过移民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实现“以移民促发展”的双赢局面。同时，迁徙过程中伴随的人口流动，也有利于促进辽东与中原的经济交流，带动边疆地区经济复苏。

军事防御的需求同样不容忽视。辽东地区地处帝国东北边疆，与靺鞨、契丹、新罗等政权接壤，战略位置极为重要。但高句丽灭亡后，辽东防务空虚，需重新构建防御体系。将大量遗民迁出，可减少边疆地区的人口压力，便于大唐军队驻扎布防，避免遗民与周边少数民族势力勾结，保障边疆安全。同时，迁徙至内地的高句丽遗民中，不乏青壮年男子，大唐可从中征召士兵，充实军队，增强国防力量。这些熟悉辽东地理与少数民族习性的移民，日后成为大唐镇守边疆的重要力量，为维护帝国疆域完整发挥了积极作用。

此外，文化融合的考量也贯穿其中。大唐自建立以来，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的文化政策，通过吸纳各民族文化元素，构建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将高句丽遗民迁入中原，使其深入接触中原先进的汉文化，学习农耕技术、礼仪制度、文字典籍，可加速民族融合进程，增强其对大唐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实现“华夷一家”的统治理想。同时，高句丽文化中的优秀元素也随之传入中原，丰富了大唐文化的内涵，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多元发展。

第二章：迁徙之策——周密部署的帝国行动

总章二年正月，高宗李治在太极宫召开朝会，与宰相李勣、许敬宗、郝处俊等重臣商议高句丽遗民安置事宜，最终敲定迁徙方案，并下诏执行：“高句丽既平，其民宜分徙内地，以实州县。其都城平壤及重要城镇遗民，优先迁徙；贵族、官吏、将士之家，分置关中、河南；平民百姓，散居河北、陇右诸州。各州府须妥善安置，提供土地、耕牛、种子，免除三年赋税，助其安居。”

为确保迁徙行动有序推进，朝廷成立了专门的迁徙管理机构——“安抚高句丽遗民使司”，由司空李勣总领其事，鸿胪寺卿萧嗣业具体负责。李勣作为平定高句丽的主帅，熟悉辽东情况与遗民习性，由他统筹全局，既便于协调军政各方力量，又能以威望安抚遗民情绪。萧嗣业则长期负责边疆民族事务，经验丰富，擅长处理移民安置中的各类问题。

迁徙前的准备工作细致而繁琐。首先是人口核查与登记，朝廷派遣大量官吏前往辽东各地，对高句丽遗民进行全面清查，登记姓名、年龄、性别、职业、家庭人口等信息，区分贵族、平民、工匠、士兵等不同群体，建立详细户籍档案，为精准安置提供依据。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此次登记共核查出高句丽遗民六十九万户，约三百五十万人，其中需迁徙的人口达二十万户，近百万人，规模极为庞大。

其次是安置地的规划与筹备。朝廷根据各地人口密度、土地资源、经济状况，制定详细的安置计划：关中地区作为帝国都城所在地，安置高句丽贵族、官吏及部分技艺精湛的工匠，以方便朝廷监管与利用其技能；河南、河北地区农业发达，土地肥沃，主要安置平民百姓，鼓励其开垦荒地，发展农业；陇右地区地处边疆，需充实人口以加强防御，安置部分青壮年男子与退役士兵，同时利用其畜牧经验发展畜牧业。各州府接到诏令后，立即着手清理闲置土地、修建临时居所、储备粮食衣物，为移民到来做好准备。

为保障迁徙途中的安全与秩序，朝廷调动大量军队沿途护送，每支迁徙队伍都配备专门的将领与士兵，负责防范盗贼侵扰、处理突发事件。同时，设置沿途驿站，为移民提供食宿补给，配备医官随行，应对途中可能出现的疫病。针对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朝廷特意安排车辆、马匹接送，尽可能减少迁徙带来的伤亡与苦难。

迁徙行动于总章二年三月正式启动，分为批次逐步推进。第一批迁徙的是高句丽王室成员与核心贵族，包括前国王高藏、权臣泉男建、泉男产等，他们被直接送往长安，由朝廷妥善安置，给予相应爵位与俸禄，实则处于严密监管之下。第二批是高句丽各级官吏、武将及家属，分赴关中、河南各地，由当地官府统一安排居住，部分有才能者被选拔为地方小吏，参与基层治理。第三批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批，是数十万平民百姓，他们被分成数十支队伍，在官兵护送下前往河北、陇右等目的地，沿途绵延数千里，成为初春时节大唐境内一道特殊的风景线。

第三章：迁徙之路——数十万人生的悲欢离合

从辽东到中原，千里迢迢，山路崎岖，水路艰险，对于数十万高句丽遗民而言，这是一段充满艰辛与苦难的迁徙之旅，也是一段改写命运的人生征程。

迁徙队伍出发之初，许多人对故土恋恋不舍。在平壤城外，不少老人抚摸着城墙砖石，失声痛哭；妇人抱着家乡的泥土，将其珍藏于行囊；青壮年则回望熟悉的山川田野，眼神中满是不舍。但在唐军的护送与官吏的劝导下，他们最终还是踏上了迁徙之路。队伍行进速度缓慢，每日仅能前行二三十里，遇有恶劣天气或复杂地形，更是举步维艰。

途中的艰辛远超想象。春季的北方气候多变，时而寒风凛冽，时而春雨连绵，移民们身着单薄衣裳，许多人因此感冒、冻伤。粮食补给虽由朝廷统一供应，但因路途遥远、运输困难，时常出现短缺，移民们只能以野菜、野果充饥。更令人担忧的是疫病传播，长途跋涉导致体质下降，加上居住环境简陋，队伍中频繁爆发痢疾、瘟疫等疾病，不少老弱妇孺因此丧命。据《资治通鉴》记载，“徙高句丽民于内地，道中死者什三四”，十万人的迁徙队伍，最终抵达目的地的不足七万人，沿途的白骨与泪水，见证了这场迁徙的残酷。

但在苦难之中，也不乏温暖与希望。朝廷派遣的医官尽心尽力救治病患，沿途州县的百姓自发捐赠粮食衣物，帮助移民渡过难关。移民队伍中，人们相互扶持、彼此慰藉，年轻力壮者帮助老弱病残背负行囊，妇女们轮流照顾孤儿寡母，形成了守望相助的温情氛围。一些高句丽工匠凭借精湛技艺，在沿途为驿站、寺庙修建房屋、打造器物，换取额外的粮食与物资，为队伍提供了必要的补给。

对于高句丽贵族而言，迁徙之路则是身份与地位的巨大落差。前国王高藏曾是一方君主，如今却沦为帝国的“客人”，虽仍有爵位俸禄，却失去了往日的权力与尊严。权臣泉男建因曾顽强抵抗唐军，受到更严密的监管，一路沉默寡言，神色落寞。但也有部分贵族选择主动适应新环境，学习中原文化，与当地官员交往，试图在新的土地上重建生活。高句丽太子高福男抵达长安后，主动请求入国子监学习，研读儒家经典，最终成为一名通晓汉文化的学者，得到高宗的赏识。

经过两三个月的艰难跋涉，各支迁徙队伍陆续抵达目的地。河南的洛阳、郑州，河北的幽州、冀州，关中的长安、凤翔，陇右的秦州、兰州等地，都迎来了大批高句丽移民。当看到平整的土地、繁华的城镇、友善的当地人时，移民们心中的迷茫逐渐消散，开始着手构建新的家园。

第四章：安置与融合——新家园的重建与新生

高句丽遗民抵达安置地后，大唐朝廷立即启动安置计划，从土地分配、生产扶持到文化适应，采取一系列措施帮助他们融入当地生活，开启新的人生篇章。

土地分配是安置工作的核心。朝廷按照“计口授田”的原则，为每位移民分配相应数量的土地，肥沃之地优先分配给耕作经验丰富的农民，贫瘠之地则搭配农具、耕牛等生产资料予以补偿。在河南洛阳周边，朝廷划拨了大量闲置土地，分给高句丽移民耕种；在河北幽州地区，移民们开垦了大片荒地，将昔日的盐碱地变为良田；在关中地区，部分移民被安置在官庄，参与粮食种植与手工业生产。为帮助移民尽快恢复生产，朝廷不仅免除其三年赋税徭役，还免费提供种子、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派遣农技人员指导其学习中原先进的耕作技术，如曲辕犁的使用、水稻育秧技术等。

生活安置同样细致入微。朝廷为移民修建了临时居所，待其稳定后再允许自建房屋；设立专门的集市，方便移民购买生活物资；在移民聚居区设立学校，让高句丽子弟入学读书，学习汉语文与儒家经典；设立医疗机构，为移民提供医疗服务，预防疫病传播。同时，朝廷鼓励移民与当地居民通婚，打破民族隔阂，促进民族融合。许多高句丽男子迎娶中原女子为妻，不少高句丽女子也嫁给当地男子，不同民族的家庭相互组建，逐渐形成了“汉夷杂居”的生活格局。

在政治层面，大唐对高句丽遗民采取了“量才录用”的政策，选拔有才能的贵族、官吏担任各级官职。前高句丽将领高仙芝因骁勇善战，被征召入伍，后来成为大唐著名的军事将领，多次率军出征西域，立下赫赫战功；高句丽学者李文博因精通经史，被任命为太学博士，负责教授学生；不少高句丽工匠因技艺精湛，被召入宫中工坊，参与宫殿修建与器物制作。这些举措不仅让高句丽遗民感受到大唐的包容与信任，也为帝国注入了新的人才活力。

文化融合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高句丽遗民在与中原居民的日常交往中，逐渐学习汉文化的语言、文字、礼仪、习俗。他们开始穿汉服、说汉话、写汉字，遵循中原的婚丧嫁娶礼仪，节日里与当地人一起庆祝春节、中秋等传统节日。同时，高句丽文化也对中原地区产生了影响，其独特的歌舞、服饰、饮食等元素逐渐传入中原，受到当地人的喜爱。高句丽的“高丽乐”被纳入大唐宫廷乐舞体系，成为宫廷宴会与祭祀活动的重要表演形式；高句丽的服饰风格影响了中原服饰的设计，宽袖、束腰的款式逐渐流行；高句丽的特色饮食如打糕、泡菜等，也成为中原百姓餐桌上的新美味。

经过数十年的融合，迁徙至中原的高句丽遗民逐渐融入大唐社会，成为帝国子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不再以“高句丽人”自居，而是认同自己的“大唐子民”身份，积极参与国家建设，为大唐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在开元盛世时期，许多高句丽移民后代已在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崭露头角，成为大唐盛世的建设者与见证者。

第五章：历史回响——迁徙带来的深远影响

总章二年的高句丽遗民大迁徙，是大唐疆域治理史上的一次成功实践，对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历史意义远超迁徙行动本身。

在政治层面，迁徙行动彻底消除了辽东地区的割据隐患，巩固了大唐对新疆域的统治。通过分散安置高句丽遗民，打破了其地域凝聚力，避免了残余势力叛乱，确保了辽东地区的长期稳定。同时，迁徙行动也强化了中央集权，使大唐的统治触角进一步延伸至边疆地区，推动了帝国治理体系的完善。此后，辽东地区虽偶有少数民族侵扰，但再也未出现大规模割据叛乱，成为大唐稳定的边疆屏障。

经济上，迁徙行动促进了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区域平衡。数十万高句丽遗民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开垦了大量荒地，扩大了耕地面积，提升了农业生产水平。在移民的推动下，河北、陇右等原本相对落后的地区经济迅速发展，与中原核心区域的差距逐渐缩小。同时，高句丽移民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与手工艺，丰富了中原地区的产业结构，推动了手工业与商业的繁荣，为大唐盛世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民族关系方面，迁徙行动加速了民族融合进程，促进了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形成。高句丽遗民与中原居民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相互交流、相互借鉴，逐渐消除了民族隔阂，形成了血脉相连、文化相通的紧密联系。这种民族融合不仅增强了大唐的民族凝聚力，也让中华文明吸收了高句丽文化的优秀元素，变得更加多元、包容、富有活力，为后世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

在军事与国防领域，迁徙行动增强了大唐的国防力量。迁徙至内地的高句丽青壮年被大量征召入伍，他们熟悉辽东地理与少数民族习性，成为大唐镇守边疆的重要力量。在后来对突厥、吐蕃、契丹等政权的战争中，许多高句丽籍将士奋勇作战，立下赫赫战功，为维护大唐疆域完整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移民对边疆地区的开发与建设，也提升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实力与防御能力，构建了更加稳固的边疆防御体系。

然而，迁徙行动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与负面影响。对于高句丽遗民而言，强制迁徙导致其远离故土，许多人在迁徙途中丧生，给无数家庭带来了深重灾难。对于辽东地区而言，大量人口迁出导致当地人口锐减，经济发展停滞，直到数百年后才逐渐恢复。此外，迁徙过程中也出现了部分官吏贪污腐败、欺压移民的现象，引发了移民的不满，对社会稳定造成了一定影响。

从历史启示来看，总章二年的高句丽遗民迁徙，为后世王朝的边疆治理与民族政策提供了重要借鉴。它表明，对于新征服的疆域与民族，单纯的军事镇压难以实现长治久安，唯有采取包容开放的政策，通过迁徙安置、经济扶持、文化融合等手段，才能实现民族和谐与区域稳定。同时，迁徙行动也警示后世统治者，任何涉及大规模人口流动的政策，都必须充分考虑民众的利益与感受，做好周密部署与善后工作，避免因政策失误引发社会动荡。

结语：迁徙之路与文明之融

总章二年（669年）的高句丽遗民大迁徙，是一段交织着苦难与希望、离别与新生的历史记忆。数十万高句丽人背井离乡，踏上未知的迁徙之路，用双脚丈量着大唐的广袤疆域，用汗水与泪水书写着民族融合的篇章。这场由帝国主导的迁徙行动，既是巩固统治的政治举措，也是推动文明融合的历史进程，深刻改变了大唐的人口格局与民族构成，为盛世大唐注入了新的活力。

回望那段历史，我们既能看到帝国治理的远见卓识与强大执行力，也能感受到普通民众在时代浪潮中的渺小与坚韧。迁徙之路虽充满艰辛，但它打破了民族与地域的隔阂，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让高句丽文明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了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发展与繁荣。那些迁徙至中原的高句丽遗民，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在新的家园创造了新的生活，为大唐的繁荣发展贡献了力量，他们的故事，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总章二年的迁徙浪潮早已平息，但它所蕴含的民族融合智慧与国家治理经验，却穿越千年时空，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进程中，唯有坚持包容开放、平等相待、互助共赢的原则，才能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与繁荣，才能构建稳固的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

来源：雁飘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