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0年6月的台北街头，16岁的吴学成拽着7岁的弟弟吴健成，被房东从后门推出来时，怀里还揣着那个沉甸甸的布包——十两黄金，是父亲出事前一晚塞给母亲的，现在母亲也被带走了，黄金块硌得肋骨生疼。
1950年6月的台北街头，16岁的吴学成拽着7岁的弟弟吴健成，被房东从后门推出来时，怀里还揣着那个沉甸甸的布包——十两黄金，是父亲出事前一晚塞给母亲的，现在母亲也被带走了，黄金块硌得肋骨生疼。
姐弟俩缩在城隍庙的飞檐下，瓦片上的雨水顺着檐角滴进吴健成脖子里，他打了个哆嗦，姐姐赶紧把他往墙角塞。
路人绕着走，有人认出这是“匪谍”吴石的孩子，没人敢搭话，连庙祝都远远摆手。
这场祸事，要从上个月监狱里那句没头没尾的话算起，父亲隔着铁窗对母亲说：“我今天加餐了。”
上个月的军法处看守所，铁丝网把天空割成碎块。
放风时王碧奎在女监队列里看见吴石，他穿着灰布囚服，右手被反剪在背后，走路时肩膀一斜一斜——那是受过电刑的样子。
两人隔着十米远的警戒带，吴石突然转过头，嘴唇动了动，声音被风吹得散："我今天加餐了。"
王碧奎攥紧了藏在袖管里的布条——那是准备塞给丈夫的止痛药，指甲掐进掌心。
她懂了，这是说他还活着，让她别乱传消息，更别托人营救。
后来宪兵提审，鞭子抽在背上渗血，烙铁烫得皮肉冒烟，他始终梗着脖子。
有狱友偷偷说，吴将军一只眼睛被打瞎了，审讯室的灯光照进去，黑洞洞的像个窟窿。
可他闭紧嘴巴，连哼都没哼一声，特务把辣椒水灌进他鼻子，他呛得跪在地上，血沫从嘴角溢出来，还是那三个字："不知道。"
牢房里的月光从铁窗斜切进来，照在吴石摊开的《九歌书画册》上——那是他托人从旧物堆里找来的元赵文敏本，纸页边角已经发脆。
他右手食指的指甲磨得生疼，正用指腹蘸着偷偷藏的墨汁，在画册背面写遗言。
"吾儿学成、健成知悉：一、把我的浙江大学毕业证书好好收着；二、将来有机会，办个小图书馆，让娃娃们多认字；三、你们要守住清廉勤俭，莫学浮华。"
写到"健成"两个字时，笔锋突然顿住——小儿子才六岁，还会趴在他膝头抢毛笔玩。
一滴泪砸在纸面，晕开了墨团，他赶紧用袖口去擦，反倒把"要好好吃饭"四个字蹭得更模糊了。
1950年6月10日下午四点半，马场町刑场的枪响了。
56岁的吴石穿着那件灰布囚服，子弹从后心穿进去时，他还保持着抬头看天的姿势——台北的六月，天阴得像块浸了水的灰布。
此刻的保密局牢房里，王碧奎正用指甲在墙壁上划第五十三道刻痕，她以为丈夫还在军法处看守所，每天掰着指头算放风的日子。
16岁的吴学成和7岁的吴健成，还守在那个被搜过三次的空屋里，桌上摆着两碗冷粥——那是今早姐姐用最后半块银元换来的，他们在等母亲回来做晚饭。
三天后的傍晚，房东太太攥着钥匙站在门口，声音压得很低："军法处的人来过了，说你们是'匪谍家属'，明天一早就搬走。"
吴学成没敢争辩，她知道争辩没用，上个月隔壁巷子住的教员，就因为帮学生说了句话，半夜被带走再也没回来。姐弟俩抱着那个装黄金的布包，从后门退出来时，天已经黑透了。
台北的夏夜潮湿得像浸了水的棉絮，姐弟俩沿着墙根走，吴健成的凉鞋断了鞋带，每走一步都踢起小石子。
他们在城隍庙的台阶上缩了一夜，瓦片上的月光漏下来，照见弟弟冻得发紫的脚趾。第二天菜市场收摊时，吴学成拉着弟弟钻进垃圾堆，烂菜叶里混着发馊的鱼内脏，她挑出几片还算完整的白菜叶，被摊主用竹筐赶出来，骂骂咧咧的声音追了三条街。
最饿的时候，吴学成找了块石头，躲在公共厕所后面，把黄金块砸成指甲盖大小的碎粒。
去黑市换钱时，金铺老板用戥子称了三次，才推过来两张皱巴巴的台币，眼神像防贼。换来的钱只够买两碗稀粥，弟弟喝得急，烫得直吐舌头，姐姐把自己碗里的米粒拨给他大半，最后舔了舔碗边的粥水。
他们在西门町的骑楼下躲过雨，在废弃的货仓里睡过觉，有天半夜吴健成发起高烧，说胡话喊"爸爸加餐"，姐姐背着他敲了十几家诊所的门，没有一家敢开门。
天亮时，她在路边摘了片大荷叶，盛着雨水给弟弟擦脸，荷叶上的水珠滚进弟弟眼睛里，他迷迷糊糊睁开眼问："妈妈什么时候来接我们？"姐姐望着远处站岗的宪兵，没说话，只是把那块剩下的黄金又往布包深处塞了塞——这是他们最后的指望，也是最危险的累赘。
第七天清晨，吴学成正蹲在城隍庙后门给弟弟擦脸上的泥，忽然听见有人喊她的小名，声音又急又怕。她猛地回头，看见一个穿粗布短打的年轻人，是父亲老家的族侄孙吴荫先，他从墙后探出头，飞快地摆手："快跟我走，这里不能待！"
吴荫先脸煞白，攥着姐弟俩的手腕往巷子里钻，抄近路钻了七个小巷子，才到他在大稻埕租的小阁楼。
楼下就是宪兵队的岗哨，他让姐弟俩躲在床底，自己蹲在门口啃冷馒头放风。
三天后他揣着宗族祠堂的证明，去军法局领人——吴石的遗体还停在停尸房，瘦得脱了形，他用草席裹着扛回来，找了家小殡仪馆火化，骨灰装在铁皮饼干盒里，不敢带回家，藏到淡水河边的观音寺，老和尚叹着气收了，在后院银杏树下挖了个坑，骨灰盒埋进去，上面压块青石板。
王碧奎出狱时，头发已经白了大半，她没去领那笔“匪属遣散费”，只从吴荫先手里接过两个瘦得脱形的孩子，在景美区租了间六坪大的阁楼。
白天在菜市场摆缝补摊，针线筐里总放着把剪刀——既是裁布用的，也是防备流氓骚扰的。
吴学成退了学，背个木箱在西门町给人擦皮鞋，鞋油味混着汗味，常常到深夜才揣着几毛零钱回家，木箱子底磨穿了三个洞。
日子就这么一针一线地缝过去。吴健成后来考上师范，领到第一个月薪水时，回家就把奖状摔在桌上：“爸要是不搞那些事，我们用得着受这些苦？”王碧奎没说话，只是把吴石那张泛黄的毕业证书又往相框深处塞了塞。
直到1987年台湾解严，老兵们开始返乡探亲，姐弟俩在电视上看到大陆播放的“无名英雄”纪录片，镜头扫过吴石的照片，配文说“1950年牺牲于台北”，两人才突然懂了——父亲当年那句“加餐”，不是说给胃听的，是说给信仰听的。
1991年，吴荫先的儿子辗转联系上大陆有关部门，把那个埋在银杏树下的铁皮饼干盒取出来，骨灰里还混着当年没烧尽的骨渣。
1994年清明，北京香山福田公墓，吴石的骨灰与1993年去世的王碧奎合葬，墓碑上只刻着两人的名字和生卒年月，没有头衔，没有事迹。
一个人的选择，影响的就是一家人的命运。吴石将军在刑场上挺直的脊梁，王碧奎在缝纫机前弯了四十年的腰，吴学成擦鞋时磨破的手掌，吴健成庙檐下冻裂的脚后跟，都是历史天平上的砝码。
这家人用最笨拙的方式活了下来，没喊过一句口号，没说过一句豪言，却把那个年代最沉重的秘密，缝进了日复一日的炊烟里。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