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7年,南方的风还没吹到我们那个小山村,家里就已经揭不开锅了。
1997年,南方的风还没吹到我们那个小山村,家里就已经揭不开锅了。
我爹抽着五毛钱一包的劣质烟,蹲在门槛上,熏得满脸都是褶子。
“卫东,要不……你也出去闯闯?”
他一辈子没出过远门,说这话的时候,声音都在抖。
我娘在屋里没出声,但我听见了,是那种想哭又不敢哭出来的抽噎。
我知道,他是想让我去找我妹,李晓梅。
三年前,晓梅跟家里大吵一架,说要去深圳,要去当人上人,然后就再也没了消息。
她那年才十六岁。
一张汇款单都没有,一封信都没有。
我爹嘴上骂她是白眼狼,骂完就一个人跑到山头上去,一坐就是一下午。
我娘把晓梅的照片翻来覆去地看,照片的四个角都让她给摸白了。
现在,轮到我了。
“去。”
我只说了一个字。
屋里的哭声一下子就收住了。
第二天,我揣着家里东拼西凑来的三百块钱,还有一张晓梅十六岁时拍的黑白大头照,登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
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
车厢里挤得像一罐沙丁鱼,空气里全是汗味、泡面味还有劣质烟草混合在一起的怪味。
我被人流挤到了车厢连接处,一站就是两天一夜。
我不敢睡,死死地攥着口袋里的钱和照片。
那是我们全家的希望。
火车哐当哐当,每响一声,我的心就跟着沉一下。
我不知道我要去哪,深圳还是东莞?听说那里遍地是工厂,也遍地是黄金。
旁边一个大哥看我一脸懵,咧着一口黄牙问我:“靓仔,去哪里发财啊?”
我说不知道。
他笑了,拍拍我的肩膀:“那就去东莞,那里厂多,活儿好找。”
“东莞。”我心里默念着这个名字。
晓梅,你会在那里吗?
火车到站的时候,一股热浪夹杂着听不懂的粤语扑面而来,我差点没站稳。
这就是东莞。
高楼不多,但到处都是新建的厂房,像一个个巨大的水泥盒子。马路上摩托车横冲直撞,喇叭声刺得人耳朵疼。
每个人都走得飞快,脸上写满了疲惫和欲望。
我像个傻子一样站在出站口,攥着那张发了白的黑白照片,茫然四顾。
我先得活下去。
跟着人流,我进了一家电子厂。
不要学历,不要技术,只要你有力气,能熬夜。
我的工作是在流水线上给一种黑色的方块焊接电容,一天十二个小时,坐得屁股都麻了。
车间里永远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机油和锡焊的味道,风扇在头顶有气无力地转着,吹出来的全是热风。
工头是个本地人,瘦得像根竹竿,嘴里永远叼着烟,看我们的眼神就像看一群牲口。
谁的动作慢了点,他的骂声就来了:“扑街!手脚快点!不想干就滚蛋!”
我不敢慢,我怕被赶出去。
一个月八百块,包吃住。
住的是十六人一间的宿舍,上下铺,空气里全是脚臭和汗臭。
吃的是白水煮青菜和肥得流油的肉,米饭倒是管够。
每天下工,我累得像条死狗,躺在床上,一动都不想动。
同宿舍的老王,一个三十多岁的河南人,总是一边抠脚一边说:“卫东啊,别想那么多,挣钱,挣够了钱回家盖房子娶媳妇,才是正经事。”
我嗯了一声,没说话。
我把晓梅的照片从贴身的口袋里拿出来,借着走廊昏暗的灯光看。
照片上的她,扎着两个辫子,眼睛亮晶晶的,笑得没心没肺。
才三年,怎么就像过了半辈子那么长。
每个月有两天休息。
那两天,就是我找晓梅的时间。
我拿着照片,走遍了工厂附近的每一条街,每一个市场,每一个发廊。
“老板,见过这个人吗?”
“靓女,见过她吗?”
大多数人都是不耐烦地摆摆手,或者瞥一眼就说“没见过”。
东莞那么大,人那么多,找一个人,比大海捞针还难。
有时候,我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年轻女孩,化着妆,穿着时髦的衣服,我就会想,晓梅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她会不会也穿着这样的裙子,烫着时髦的卷发?
她会不会,已经不叫李晓梅了?
这个念头让我浑身发冷。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我的口袋里钱多了一点,但心里的希望,却在一点点被磨掉。
老王说我魔怔了。
他说:“卫东,你妹妹要是想联系你们,早就联系了。三年了,怕是……”
他没说下去。
我冲他吼:“你闭嘴!”
那是我进厂以来第一次跟人发火。
老王愣了一下,没再说话,默默地把头转了过去。
我知道他说的是实话,可我不敢信,也不能信。
那天晚上,我做梦了。
梦见晓梅回来了,还是十六岁的样子,站在门口喊我:“哥!”
我跑过去想抱住她,她却一下子变成了烟,散了。
我哭着醒过来,枕头湿了一大片。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必须找到她。
那天发了工资,我揣着钱,又一次踏上了寻人的路。
这一次,我走得更远,走到了镇中心最繁华的那条街。
这里比工厂区要光鲜亮丽得多,霓虹灯闪烁,路边的店铺里放着震耳欲聋的流行音乐。
我一路走,一路问,手里的照片已经被汗浸得有些模糊了。
天渐渐黑了,我准备往回走。
路过一条小巷子的时候,我被一阵粉红色的灯光吸引了。
那是一家发廊,玻璃门上贴着几个烫金大字:“梦娜发廊”。
门口坐着几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抽着烟,对着路过的男人嬉笑。
我下意识地皱了皱眉,准备绕开走。
就在我转头的一瞬间,我的目光,凝固了。
透过那扇玻璃门,我看到了一个身影。
她穿着一件紧身的红色连衣裙,正低着头给一个男人洗头,长长的卷发遮住了她的半张脸。
我的心,在那一刻,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了。
像。
太像了。
哪怕她化了浓妆,哪怕她烫了俗气的卷发,可那个侧脸的轮廓,那个低头的弧度,跟我记忆里的晓梅,一模一样。
我的腿像灌了铅一样,挪不动了。
血液冲上大脑,耳朵里嗡嗡作响。
我一步一步,朝那扇玻璃门走过去。
门口一个女人拦住我,媚笑着说:“帅哥,进来玩玩啊?洗头按摩,服务包你满意。”
我推开她,眼睛死死地盯着里面的那个红色身影。
我推门进去。
叮铃——
门上的风铃响了。
那个红色的身影抬起了头。
一张浓妆艳抹的脸。
眼影是夸张的蓝色,口红是俗气的正红色,脸上扑了厚厚的粉,几乎看不出本来的肤色。
可那双眼睛……
那双眼睛,就算被劣质的眼线笔画得变了形,我也认得。
那是李晓梅的眼睛。
我的妹妹。
她看到我,先是愣了一下,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 જગ的慌乱。
但那慌乱只持续了一秒钟。
随即,她的脸上堆起一种职业化的、我从未见过的笑容。
“先生,洗头吗?”
她的声音,也变了。
不再是山里清脆的嗓音,而是一种刻意压低的、带着点沙哑的、黏糊糊的腔调。
我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只是看着她,浑身的血都在倒流。
这就是我找了这么久,想了这么久的妹妹?
在这样一家粉红色灯光的发廊里,穿着暴露的衣服,对着一个陌生的男人笑?
那个躺在椅子上的男人不耐烦地催促:“Rose,干嘛呢,快点啊!”
Rose?
她叫Rose?
她转过头,声音更甜了:“好的,老板,马上就好。”
我的拳头,在身体两侧,悄悄地握紧了。
我从口袋里,颤抖着,掏出了那张已经被我捏得皱巴巴的照片。
我走到她面前,把照片递过去。
“李晓梅。”
我喊出了她的名字。
我的声音不大,但在嘈杂的音乐声里,却像一声炸雷。
她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她的目光落在照片上,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
那个躺着的男人坐了起来,不爽地看着我:“干嘛的你?没看到正忙着吗?”
我没理他。
我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她。
“晓梅,是我,哥。”
她飞快地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然后迅速地移开目光。
她把头别过去,声音冷得像冰。
“先生,你认错人了。”
认错人了?
这四个字,像四把刀子,齐齐插进我的心脏。
我怎么可能认错?
我看着她长大的!她手腕内侧有一块小小的烫伤疤,是小时候偷我们家地瓜,被灶膛里的火星子烫的!
我一把抓住她的手腕。
她的手腕很凉。
我撸起她的袖子。
那个熟悉的、月牙形的疤痕,清清楚楚地烙在那里。
“这也是认错了吗?!”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她像是被电击了一样,猛地把手抽了回去,眼神里全是惊恐和羞愤。
“你干什么!啊!”她尖叫起来。
发廊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们身上。
那个躺着的男人站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骂:“操你妈的,哪来的乡巴佬,敢在这里闹事?”
一个看起来像是老板娘的女人也走了过来,她四十多岁,烫着一头大波浪,脸上堆着笑,但眼神很冷。
“这位先生,你是不是搞错了?我们Rose是从四川来的,不叫什么晓梅。”
她管她叫Rose。
她也说她不是晓梅。
我看着晓梅,她躲在老板娘身后,不敢看我,浑身都在发抖。
我的心,一点一点地沉了下去。
不是因为他们不承认,而是因为她的眼神。
那是一种急于撇清关系的、混合着羞耻和恐惧的眼神。
她不想认我。
她不想承认她有我这样一个穿着廉价工服、满身机油味的哥哥。
“好。”
我点点头,笑了。
笑得比哭还难看。
“是我认错了。”
我转过身,一步一步地往外走。
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
背后传来老板娘安抚客人的声音,还有晓梅刻意放低的、带着歉意的声音。
“对不起啊老板,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
我没有回头。
我怕我一回头,眼泪就会掉下来。
我走出发廊,走进东莞潮湿的夜色里。
街上的霓虹灯,红的、绿的、蓝的,在我眼里糊成了一片。
我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也不知道走到了哪里。
最后,我蹲在一个垃圾桶旁边,像一条被主人抛弃的狗。
我把头埋在膝盖里,肩膀控制不住地抖动。
我没哭出声。
一个大男人,不能哭。
可眼泪,就是不争气地往下掉,一滴一滴,砸在满是灰尘的地面上。
我找到了她。
我又失去了她。
不。
不对。
这不对。
一个念头,像疯长的野草,在我脑子里蔓延开来。
晓梅不是不想认我。
她是不能。
是害怕。
她在怕什么?
怕那个老板娘?怕那个骂我的客人?还是怕别的什么?
我猛地抬起头,擦干眼泪。
我不能就这么算了。
她是我的妹妹。
不管她变成了什么样子,她都是我的妹妹。
我得把她带走。
我站起来,辨认了一下方向,朝着工厂走去。
我的步子,越来越快,越来越稳。
回到宿舍,老王已经睡了,鼾声如雷。
我没开灯,摸黑爬上床。
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一夜没睡。
脑子里,全是晓梅那张浓妆艳抹的脸,和她眼神里的惊恐。
第二天,我照常去上班。
工头看我脸色不好,骂骂咧咧地让我精神点。
我没理他,只是机械地重复着手里的动作。
焊接,下一个。
焊接,再下一个。
我的脑子,在飞速地转动。
我不能硬闯。
那个发廊,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地方。
我一个人,斗不过他们。
我需要钱。
很多钱。
只有钱,才能把晓梅从那个地方“赎”出来。
这个念头一旦产生,就再也压不下去了。
从那天起,我疯了一样地工作。
我主动跟工头申请加班,别人一天干十二个小时,我干十四个,十五个。
下了班,别人去打牌,去录像厅,我捡起别人不要的废品,拿去废品站卖。
一块,两块,也是钱。
宿舍里的人都说我疯了,说我钻钱眼里去了。
老王劝我:“卫东,钱是挣不完的,身体是自己的,你这样会把自己搞垮的。”
我只是笑笑,不说话。
你们不懂。
我每多挣一块钱,晓梅就能早一天脱离那个火坑。
我开始不去那个发廊了。
我怕我看到她,会控制不住自己。
我只是在每个发薪日的晚上,一个人跑到那条街的街口,远远地看着那个粉红色的招牌。
看着它亮起,又看着它熄灭。
就像在进行一种沉默的仪式。
晓梅,等着我。
哥很快就来带你回家。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又是三个月。
我瘦了十几斤,眼窝深陷,看起来比老王还老。
但我攒下了一笔钱。
三千二百块。
是我不吃不喝,不眠不休,用命换来的。
我觉得,应该够了。
那天晚上,我把所有的钱都装在一个信封里,揣在怀里,又一次走向了那家发廊。
我的心跳得很快,手心全是汗。
这一次,我不能失败。
我走到发廊门口,深吸了一口气。
门口的女人看到我,愣了一下,大概是想起了我上次闹事的样子。
我没理她们,径直推门进去。
叮铃——
风铃声依然清脆。
发廊里还是那个样子,音乐暧、、昧,空气里混杂着廉价香水和烟草的味道。
晓梅不在。
我的心一沉。
老板娘看到我,脸色立刻就变了。
“又是你?你还来干什么?”
我走到她面前,从怀里掏出那个厚厚的信封,拍在吧台上。
“我找Rose。”
老板娘愣住了,她看看信封,又看看我,眼神里充满了审视和怀疑。
“你找她干什么?”
“我带她走。”
我的声音不大,但很坚定。
老板娘突然笑了,笑得花枝乱颤。
“带她走?哈,你以为你是谁啊?你说带走就带走?”
她拿起那个信封,掂了掂,脸上的嘲讽更浓了。
“就凭这点钱?”
她把信封扔回给我,“小子,我劝你别在这里白日做梦,赶紧滚。”
我的心,凉了半截。
“她到底欠你们多少钱?”我咬着牙问。
“这不关你的事。”老板娘冷冷地说。
“我是她哥!”我终于忍不住吼了出来。
老板娘的表情变了变,但随即又恢复了那种冷漠。
“你哥又怎么样?她当初自愿签的合同,白纸黑字写着呢。想走可以,拿五万块来。”
五万?
这个数字像一个晴天霹雳,把我整个人都劈傻了。
五万块!
我拼死拼活干十年都挣不到这么多钱!
这根本就不是合同,这是卖身契!
“你们这是敲诈!”我气得浑身发抖。
“说话小心点,小子。”一个阴冷的声音从里屋传来。
一个男人走了出来。
他个子不高,但很壮实,穿着一件黑色的背心,手臂上纹着一条过肩龙。头发抹得油光锃亮,嘴里叼着一根烟,眼神像毒蛇一样。
他就是那天那个骂我的客人。
不,他不是客人。
他走到老板娘身边,很自然地搂住她的腰,然后用那双毒蛇一样的眼睛盯着我。
“你就是Rose那个乡巴佬哥哥?”
我攥紧了拳头。
“我再说一遍,她叫李晓梅。”
男人笑了,吐出一口烟圈,正好喷在我脸上。
“在这里,她就叫Rose。我说的。”
他指了指自己,“我叫豹哥。这条街,我说了算。”
我的怒火,在胸中熊熊燃烧。
但我知道,我不能动手。
我打不过他,而且打了他,事情只会更糟。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豹哥是吧?我妹妹不懂事,要是有什么得罪的地方,我替她赔不是。这三千块,您先拿着,剩下的钱,我会想办法尽快还给您。求您高抬贵贵手,放过她。”
我几乎是在乞求。
我这辈子,没这么低声下气过。
豹哥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和老板娘对视一眼,哈哈大笑起来。
“想办法?你怎么想办法?再去流水线上拧一年螺丝吗?”
他的话,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上。
“小子,我告诉你,Rose是我的人。她每天给我挣的钱,都不止你这几个子儿。”
他拍了拍我的脸,力道很重。
“想让她走,可以。五万块,一分不能少。拿不出钱,就给老子滚远点。再让我在这里看到你,我打断你的腿。”
他说完,搂着老板娘,转身进了里屋。
我一个人站在发廊中央,像个被全世界抛弃的小丑。
信封掉在地上,红色的钞票散落一地。
我一张一张地捡起来,手指都在抖。
绝望。
前所未有的绝望,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
我该怎么办?
报警?
我连他们敲诈的证据都没有。晓梅那份所谓的“合同”,我更是见都没见过。
警察会管我们这种外地人的闲事吗?
我失魂落魄地走出梦娜发廊。
夜风吹在脸上,很凉。
我走回宿舍,把自己蒙在被子里。
我第一次开始怀疑,我来东莞,到底是对是错。
我不仅没能救出晓梅,反而把我自己也逼上了绝路。
第二天,我没去上班。
这是我进厂以来第一次旷工。
工头打电话到宿舍,是老王接的。我听到老王在那边不停地陪着好话,说我病了,发高烧。
我躺在床上,像一具尸体。
老王挂了电话,走到我床边,叹了口气。
“卫东,你到底怎么了?是不是找到你妹妹了?”
我没说话。
“她……出事了?”
我还是没说话。
老王在我床边坐下,递给我一支烟。
“抽一根吧,心里能好受点。”
我接过来,点上,狠狠地吸了一口。
烟雾呛得我直咳嗽,眼泪都咳出来了。
我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跟老王说了。
老王听完,沉默了很久。
最后,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卫东,这事,你一个人扛不住。”
“那怎么办?我能怎么办?”我声音沙哑地问。
“那个豹哥,我知道他。”老王压低了声音,“这一带有名的地头蛇,手底下养着一帮小混混,专门干这种脏活。派出所那边,他也有人。”
我的心,又沉了一截。
“硬来,肯定不行。你那三千块,连给他塞牙缝都不够。”
“那我就去挣,我去借,我去偷,我去抢!五万块,我一定能凑够!”我激动地说。
“你疯了!”老王按住我,“等你凑够五万块,你妹妹早就被他们折磨得不成人样了!再说,就算你凑够了,他们就真能放人?这种人,不讲信用的。”
我愣住了。
是啊,他们是流氓,怎么会跟你讲信用?
到时候钱给了,人不放,我能怎么办?
“那你说怎么办?!”我绝望地看着老王。
老王皱着眉头,想了很久。
“卫셔,只有一个办法了。”
“什么办法?”
“闹大。”
“闹大?”
“对,闹大。闹得越大越好,闹到他豹哥压不住,闹到上面的人不得不下来查。只有这样,你妹妹才有一线生机。”
我看着老王,他的眼神,异常坚定。
我明白了。
鱼死网破。
“怎么闹?”
“你听我说……”
老王在我耳边,低声地说着他的计划。
我的心,越听越惊,但同时,也有一团火,重新燃烧了起来。
豁出去了。
为了晓梅,我这条命,算什么。
接下来的几天,我没有再去上班。
工头打电话来骂,我直接挂了。
我被厂里开除了。
我拿着我那点可怜的行李,搬出了宿舍。
老王塞给我二百块钱,说:“卫东,保重。”
我点点头:“王哥,谢谢你。”
我在工厂附近租了一个最便宜的单间,一个月八十块。
房间里除了一张木板床,什么都没有。
我把剩下的钱,都拿去买东西了。
一条长长的、白色的横幅。
一桶红色的油漆。
一个高音喇叭。
还有一个二手的录音机。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用红色的油漆,在白色的横tiao上,写下了十个触目惊心的大字:
“黑社会逼良为娼,还我妹妹!”
然后,我用我那口蹩脚的普通话,对着录音机,一遍又一遍地录着同样的话。
“我叫李卫东,来自湖南农村。我妹妹李晓梅,三年前离家出走,被梦娜发廊老板豹哥控制,逼良为娼!求求好心人,救救我妹妹!”
我把自己的身份证号,我家的地址,我爹娘的名字,全都录了进去。
我不怕他们报复。
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我李卫东,烂命一条,但敢跟你们拼命。
一切准备就绪。
我选了一个周末的下午。
那天人最多。
我把横幅绑在身上,一手拿着高音喇叭,一手提着录音机,走向了那条我既熟悉又痛恨的街道。
我站在梦娜发廊的门口。
这一次,我没有进去。
我按下了录音机的播放键。
“我叫李卫东,来自湖南农村……”
凄厉的、带着杂音的呼喊,通过高音喇叭,瞬间传遍了整条街。
所有人都停下了脚步,朝我看来。
我展开了身上的横幅。
“黑社会逼良为娼,还我妹妹!”
人群,一下子就炸了。
所有人都围了过来,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发廊门口那几个女人,吓得花容失色,跑了进去。
很快,豹哥带着七八个小混混冲了出来。
他看到我,看到我身上的横幅,脸都气绿了。
“操你妈的!找死!”
他一声令下,那几个小混混就朝我扑了过来。
我没有跑。
我只是站在那里,把高音喇叭的声音,开到了最大。
“打人了!黑社会打人了!”
我的喊声和录音机里的声音混在一起,更加凄厉。
拳头,像雨点一样落在我身上。
我的头,我的背,我的肚子。
很疼。
疼得我几乎要昏过去。
但我死死地护着怀里的录音机和喇叭。
我被打倒在地,他们还在用脚踹我。
我能感觉到,有温热的液体从我额头上流下来,糊住了我的眼睛。
世界,变成了一片血红色。
但我没有求饶。
我只是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喊着:
“救救我妹妹……李晓梅……”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把整条街都堵死了。
有人在喊:“别打了!要出人命了!”
有人在喊:“快报警啊!”
我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听到了警笛的声音。
由远及近。
豹哥他们停了手,骂骂咧咧地想跑。
但已经晚了。
警察挤开人群,冲了进来。
“都不许动!抱头蹲下!”
我看着那些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小混混,一个个抱头蹲在地上,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快意。
一个警察走到我身边,扶起我。
“你怎么样?”
“我没事……”我摇摇头,挣扎着想站起来。
我的目光,穿过人群,看到了发廊的门口。
晓梅站在那里。
她没有化妆,素着一张脸,脸色苍白得像纸。
她看着我,满脸是血的我。
她的眼睛里,蓄满了泪水。
她张了张嘴,似乎想喊什么,但没有发出声音。
老板娘从后面冲出来,想把她拉回去。
晓梅猛地甩开了她的手。
她哭了。
哭得撕心裂肺。
她一边哭,一边向我跑来。
“哥!”
这一声“哥”,我等了三年。
我再也撑不住了,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醒来的时候,是在医院里。
浑身都疼,头上缠着厚厚的纱布。
老王坐在我床边,正在给我削苹果。
看到我醒了,他咧嘴一笑:“醒了?命挺大啊你。”
我挣扎着想坐起来。
“晓梅呢?我妹妹呢?”
“别动别动。”老王按住我,“她在隔壁病房,警察在给她录口供。”
我松了一口气。
“事情……怎么样了?”
“还能怎么样?”老王把削好的苹果递给我,“你小子这一下,把天都捅了个窟窿。市里都来人了,成立了专案组,扫黑除恶。豹哥和他那帮人,一个都跑不了。那个发廊,也被封了。”
我看着老王,眼眶有点湿。
“王哥,谢谢你。”
“谢我干啥,这是你自己拼来的。”老王叹了口气,“不过你小子也真是个狠人。”
我笑了。
只要能救出晓梅,再狠一点,又何妨。
过了一会儿,一个警察走了进来。
他告诉我,晓梅已经把所有事情都交代了。
三年前,她跟家里吵架,负气离家。她听人说深圳好挣钱,就一个人跑了过去。结果在火车站被人骗走了身上所有的钱。
她流落街头,被一个老乡骗到了东莞,说给她介绍工作。
那个老乡,把她卖给了豹哥。
她被关起来,不听话就挨打,不给饭吃。
她想跑,被抓回来打得更惨。
后来,她屈服了。
她学会了抽烟,喝酒,化妆,穿暴露的衣服,对着男人笑。
她从李晓梅,变成了Rose。
她也想过联系家里,可她不敢。
她变成了这个样子,怎么有脸回去见爹娘?
她更不敢告诉我有这样一个哥哥在满世界找她。
她怕连累我。
第一次在发廊见到我的时候,她几乎要崩溃了。
她只能装作不认识我,用最冷漠的话把我赶走,她希望我能对她失望,然后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她没想到,我没走。
她更没想到,我会用这种方式,把她救出来。
警察说完,拍了拍我的肩膀。
“你妹妹说,她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这个傻丫头。
警察走后,晓梅走了进来。
她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虽然脸色还是很难看,但至少,是我记忆里那个妹妹的样子了。
她走到我床边,站着,不说话,就是哭。
我伸出手,想摸摸她的头,却牵动了身上的伤口,疼得我龇牙咧嘴。
她赶紧过来扶住我。
“哥……”
她一开口,眼泪掉得更凶了。
“别哭。”我用没受伤的手,擦掉她脸上的泪,“都过去了。”
她摇着头,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哥,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咱爹咱娘……”
“说什么傻话。”我看着她,“你是咱家的人,哥不带你回家,带谁回家?”
她扑在我怀里,放声大哭。
哭声里,有这三年的委屈,恐惧,和羞耻。
我轻轻地拍着她的背,就像小时候她被人欺负了,我安慰她一样。
“不哭了,晓梅,咱们回家。”
我在医院里躺了半个月。
晓梅每天都来照顾我。
她不怎么说话,就是默默地给我打水,喂饭,擦身子。
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层什么东西。
我知道,是她心里的那道坎。
出院那天,老王来送我们。
他给我俩买了两张回家的火车票。
“卫东,以后有什么打算?”
我摇摇头:“不知道,先回家再说。”
“也好。”老王点点头,“家里总比外面好。”
他看着晓梅,欲言又止。
最后,只是说了一句:“丫头,好好过日子。”
晓梅红着眼圈,点了点头。
我们踏上了回家的火车。
还是绿皮火车,还是那么拥挤,还是那种熟悉的味道。
但我的心情,跟来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来的时候,是迷茫和希望。
回去的时候,是疲惫和……新生。
火车上,晓梅一直靠着窗户,看着外面飞速倒退的风景,一言不发。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
快到家的时候,她突然转过头,对我说:
“哥,要不……我就不回去了吧。”
我的心一紧。
“为什么?”
“我没脸见爹娘。”她低着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晓梅。”我严肃地看着她,“你听着。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谁都有犯错的时候。你是咱家的人,家,永远是你的家。爹娘要是骂你,有哥给你顶着。”
她看着我,眼泪又开始在眼眶里打转。
“可是……村里人会说闲话的。”
“让他们说去!”我提高了声音,“嘴长在别人身上,日子是咱们自己过的!谁要是敢在你面前嚼舌根,你看我不撕烂他的嘴!”
晓梅看着我,愣住了。
然后,她笑了。
是那种,我记忆里,十六岁时的笑容。
虽然带着泪,但很干净。
火车到站。
我们下了车,踏上了那条熟悉的、通往村里的土路。
远远地,我看到了村口那棵大槐树。
也看到了树下,站着的两个佝偻的身影。
是爹,和娘。
他们肯定是接到了老王打来的电报,在这里等我们。
晓梅的脚步,停住了。
她不敢往前走了。
我拉起她的手。
她的手,冰凉。
“走,哥带你回家。”
我拉着她,一步一步,朝着那两个身影走去。
爹和娘也看到了我们。
他们朝我们跑过来,步子踉踉跄跄的。
我娘跑到我们面前,一把就抱住了晓梅,哭得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的儿啊……你可回来了……”
我爹站在旁边,嘴唇哆嗦着,想骂,又骂不出来,最后,只是抬起那粗糙的手,抹了一把老泪。
晓梅跪在地上,抱着我娘的腿,哭得像个孩子。
“娘……爹……我错了……”
那天,我们一家四口,在村口,哭成了一团。
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东莞的那段日子,像一场噩梦。
但现在,梦醒了。
回到家,生活又恢复了平静。
村里确实有人说闲话,但都被我爹拿着锄头给骂了回去。
晓梅变了,变得沉默寡言,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肯出门。
我知道,她心里的伤,没那么容易好。
我把我在东莞挣的,还剩下的那点钱,都给了她。
“晓梅,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哥支持你。”
她拿着那笔钱,想了很久。
有一天,她对我说:“哥,我想去学裁缝。”
我愣了一下。
“好。”
我用那笔钱,给她在镇上找了个最好的裁缝师傅。
她学得很用心,每天天不亮就去,天黑了才回来。
手被针扎得全是眼,但她从来不叫苦。
一年后,她出师了。
她在镇上,开了一家小小的裁缝店。
店名很简单,就叫“晓梅裁缝店”。
手艺好,人实在,生意慢慢地好了起来。
她脸上的笑容,也渐渐多了起来。
有时候,我看着她在缝纫机前忙碌的背影,会想起在梦娜发廊里,她给那个男人洗头的样子。
两个身影,慢慢重叠。
我知道,我的妹妹,真的回来了。
而我,没有再出去打工。
我留在了家里,跟着我爹,种地,养猪。
日子过得不富裕,但很踏实。
1999年的冬天,老王给我寄来一封信。
信里说,豹哥被判了二十年,老板娘判了十年。
他还说,他准备回河南老家了,不想在外面漂了。
信的最后,他写道:
“卫东,祝你们一切都好。”
我看着信,笑了。
那天晚上,下雪了。
我们一家人围在火炉边,晓梅给我们每个人都做了一件新棉袄。
很暖和。
我看着窗外飘飞的雪花,想起了东莞那个没有冬天的城市。
那里的热浪,霓虹,汗水,和眼泪。
那是我逝去的青春,也是我找回的亲情。
一切,都过去了。
真好。
来源:心动月为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