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3年的夏天，热得像个巨大的蒸笼，把整个县城都焖在里面，黏糊糊的，让人喘不过气。

1993年的夏天，热得像个巨大的蒸笼，把整个县城都焖在里面，黏糊糊的，让人喘不过气。

知了在老槐树上声嘶力竭地叫，叫得人心烦意乱。

我叫林澜，那年十九岁。

我妹叫林薇，那年十八。

我们俩在同一个夏天，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一张是师范学院的，一张是省城的重点大学。

我的是师范，林薇的是重点。

邮递员骑着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在巷子口扯着嗓子喊：“林家，有两封大学的信！”

那一嗓子，像是往滚油里泼了一瓢冷水，整个巷子都炸了。

邻居们从各自的门里探出头，脸上挂着惊奇、羡慕，还有一丝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嫉妒。

“老林家真是祖坟冒青烟了！”

“两个闺女都考上了，还是大学生！”

我妈激动得手都在抖，几乎是从邮递员手里抢过那两封信。

信封是牛皮纸的，上面烫金的大学名字，在太阳底下晃得人睁不开眼。

我一封，林薇一封。

我看着信封上的名字，心里说不出的滋味。像是喝了一口温吞的糖水，甜味还没尝到，就腻在了喉咙里。

全家人的喜悦，只持续了不到一个小时。

晚饭的时候，桌上摆着我妈轻易不舍得做的红烧肉，油汪汪的，香气扑鼻。

但谁都没动筷子。

空气比中午的太阳还要压抑。

我爸蹲在门槛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着两块钱一包的劣质香烟，烟雾缭绕，看不清他的脸。

地上，已经落了一地的烟屁股。

我妈坐在桌边，眼圈红红的，嘴唇嗫嚅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林薇低着头，两只手死死地绞着衣角，指节都发白了。

我知道为什么。

钱。

我们家太穷了。

穷到连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墙壁是斑驳的石灰，露出里面黄色的泥土。

我爸是踩三轮车的，我妈在街道工厂糊纸盒，两个人一个月的收入加起来，将将够一家人糊口。

供一个大学生，就得扒掉一层皮。

供两个？

那不是扒皮，那是抽筋剔骨，是要把这个家给拆了卖了。

沉默。

死一样的沉默。

只有我爸时不时传来的、压抑的咳嗽声，和我妈极力忍住的抽泣声。

我看着我爸佝偻的背影，他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岁，那双常年蹬三轮而异常粗壮的腿，此刻显得那么无力。

我看着我妈，她的头发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冒出了那么多白头发，像冬天没化干净的雪。

然后，我看了看林薇。

她比我小一岁，从小就比我聪明，比我漂亮，嘴也比我甜。

她是爸妈的心尖肉。

爸妈看我的眼神，是责任。看她的眼神，是疼爱。

我心里清楚，如果只能有一个人去上学，那个人，不应该是我。

我爸终于掐灭了最后一根烟，站起身，走进屋里。

他没看我，也没看林薇，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家里……只能供一个。”

我妈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一滴一滴，砸在油腻的桌面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印记。

林薇的头埋得更低了，肩膀微微地颤抖。

我爸看着林薇，眼神里全是挣扎和不舍。

然后，他抬起头，目光终于落在了我身上。

那眼神很复杂，有愧疚，有恳求，还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命令。

我是姐姐。

就因为我比林薇早出生一年，我就得是那个懂事的，那个谦让的，那个做出牺牲的。

凭什么？

我心里有个声音在尖叫。

凭什么！我的通知书也是我一个字一个字啃书本，一个晚上一个晚上熬夜换来的！

我的未来，就因为我早出生了一年，就要被这样轻飘飘地牺牲掉吗？

那张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就放在我手边。

红色的印章，像一滴血，刺痛了我的眼睛。

我甚至能想象到，四年后，我站在三尺讲台上，下面是一群叽叽喳喳的孩子，我教他们读书，写字。

那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

平静，安稳，受人尊敬。

可现在，这个梦，像个肥皂泡，一戳就要破。

我看着林薇。

她终于抬起头，泪眼婆娑地看着我，嘴里小声地喊：“姐……”

她的眼神里，有害怕，有渴望，还有一丝……理所当然。

那一刻，我心里的那点不甘和愤怒，突然就泄了气。

我还能怎么样呢？

跟她争？跟她抢？

让爸妈跪下来求我吗？

让这个本就风雨飘摇的家，彻底散架吗？

我做不到。

我深吸了一口气，胸口闷得发疼。

我拿起桌上那份属于我的通知书，站了起来。

在全家人惊愕的目光中，我走到门口的垃圾桶旁。

“姐，你干什么！”林薇叫了起来。

我没理她。

我看着手里的通知书，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像刀子一样刻在我心上。

林澜同学，你已被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录取……

我闭上眼睛。

“刺啦——”

一声脆响。

我把它撕成了两半。

再一撕，四半。

我松开手，那些承载着我所有梦想的碎片，轻飘飘地落进了那个黑乎乎的垃圾桶里。

世界安静了。

我妈的哭声停了。

我爸的叹气声也停了。

林薇呆呆地看着我，嘴巴张着，说不出话。

我转过身，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我不喜欢当老师，没意思。”

“我早就想好了，去城东的纺织厂上班，当工人，一个月还能拿几十块钱工资呢。”

“正好，给家里减轻点负担，还能攒钱给林薇当学费。”

我说得那么轻松，那么云淡风轻，好像那份通知书，真的就是一张废纸。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心在滴血。

那天晚上，我爸喝了很多酒，抱着我的肩膀，翻来覆去就说一句话：“澜澜，是爸对不起你……”

我妈给我做了一碗荷包蛋，两个蛋，她说：“多吃点，明天……明天妈托人去厂里给你问问。”

林薇躲在房间里，一晚上没出来。

我知道，她也难受。

但她的难受，和我的，不一样。

她的难受，是带着解脱和庆幸的。

我的难受，是绝望。

一个星期后，林薇坐上了去省城的火车。

全家人都去送她。

我给她提着那个崭新的帆布行李包，是我妈用给我准备的嫁妆布料连夜缝的。

站台上，人山人海。

汽笛声，告别声，哭声，混杂在一起。

我妈拉着林薇的手，一遍遍地嘱咐：“到了学校要好好学习，别跟人吵架，钱不够了就给家里写信……”

我爸站在一边，默默地抽着烟，眼圈也是红的。

林薇哭得像个泪人。

她抱着我，在我耳边说：“姐，等我毕业了，赚了钱，我一定好好报答你。”

我拍了拍她的背，什么也没说。

报答？

你怎么报答？

你把我被撕碎的人生，再重新粘起来吗？

火车开动了。

林薇的脸贴在车窗上，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变成一个看不清的点。

我妈哭倒在我爸怀里。

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直到那列绿皮火车彻底消失在视野的尽头。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和她的命运，就像两条岔开的铁轨，将驶向完全不同的方向。

她去往的是光明的未来。

而我，将一头扎进这片灰蒙蒙的市井生活里，永无出头之日。

纺织厂的生活，比我想象的还要枯燥和辛苦。

巨大的车间里，上百台织布机同时轰鸣，那噪音像是要掀开头盖骨，震得人耳膜生疼。

空气里永远飘着棉絮和灰尘，还有一股机油和汗水混合的怪味。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站在一台机器前，重复着接线、换梭、检查布料的动作，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

下班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像散了架，耳朵里还是嗡嗡的机器声，鼻子里全是棉絮的味道。

第一个月发工资，我拿到了八十三块五毛钱。

我把八十块钱都交给了我妈。

我妈拿着那几张被汗水浸得有些发软的钞票，眼圈又红了。

我只留了三块五毛钱，给自己买了一支廉价的雪花膏，因为厂里的空气太干燥，我的手已经裂开了好几个口子。

林薇会定期给我们写信。

信里，她描述着大学里的一切。

宽敞明亮的教室，绿草如茵的操场，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还有那些来自天南海北、说着各种口音的同学。

她说她参加了文学社，在校报上发表了诗歌。

她说她去听了一场交响乐，被那种恢弘的音乐震撼得热泪盈眶。

她说她和同学去爬了黄山，看到了壮丽的日出和云海。

每一封信，都像一把小刀，在我心里不轻不重地划一下。

那些本该属于我的生活，现在，我只能通过她的文字来想象。

我给她回信，说的都是厂里的事。

今天我们车间谁谁谁操作失误，被主任骂了。

食堂的白菜炖粉条又没放几片肉。

我学会了开新的机器，这个月能拿奖金了。

我从不提我的辛苦，也不提我的失落。

我是姐姐，我得让她在外面安心。

时间就在这“嗡嗡”的机器声和一封封信件的往来中，不紧不慢地滑过去。

几年后，我经人介绍，认识了老王。

他叫王建国，是隔壁机修车间的工人，比我大五岁，人长得一般，个子不高，但老实，本分，会修各种机器。

我们没什么轰轰烈烈的爱情，就是觉得人还行，能搭伙过日子。

谈了半年，我们就结婚了。

婚礼很简单，就在家里摆了两桌，请了些亲戚和要好的工友。

我爸妈很高兴，觉得给我找了个依靠。

老王对我很好，很疼我。

他会记得我的生日，给我买我爱吃的烤红薯。

我下夜班，不管多晚，他都会骑着自行车去接我。

冬天，他会把我的手揣进他的大衣口袋里暖着。

有了老王，我觉得日子好像也没那么苦了。

又过了两年，我们的儿子豆豆出生了。

有了孩子，家里开销更大了。

我跟老王比着赛地加班，想多挣点奶粉钱。

生活就像一台上紧了发条的机器，每天都在重复。

上班，下班，回家，做饭，带孩子。

我渐渐习惯了这种生活，也渐渐忘记了那个曾经有过的大学梦。

那张被我撕碎的通知书，就像沉入湖底的石头，再也没有泛起过一丝涟yī。

直到林薇大学毕业。

她没有回我们这个小县城。

她留在了省城，进了一家外企，听说工资很高。

她第一次用自己挣的钱回家，给我们每个人都买了礼物。

给我爸买了一条好烟，给我妈买了一件羊毛衫，给老王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给豆豆买了一大堆我见都没见过的进口零食和玩具。

给我的，是一个很漂亮的真皮手提包。

那个包，是深棕色的，皮质柔软，泛着高级的光泽，还有一个亮闪闪的金属搭扣。

她把包递给我，笑着说：“姐，你看你现在用的还是那个布袋子，都洗得发白了。换个新包吧，这个牌子很好的。”

我接过那个包，很沉。

我看着自己因为常年干活而粗糙变形的手，上面还有几个没愈合的口子和厚厚的老茧。

再看看林薇那双纤细、白皙，涂着淡粉色指甲油的手。

我突然觉得，我这双手，配不上这么好的包。

我说：“太贵重了，我上班用不着这么好的。”

林薇说：“姐，你跟我还客气什么？我现在挣钱了，就想让你和爸妈过得好一点。”

她的语气很真诚。

但我听着，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闷得难受。

那个包，我一次也没用过。

我把它用塑料袋套好，放在了衣柜的最顶层，和我的嫁妆放在一起。

我还是每天提着我那个洗得发白的布袋子去上班。

老王问我：“林薇给你买的包呢？怎么不用？”

我说：“上班到处是油污，弄脏了可惜。”

老王憨厚地笑了笑，没再多问。

他不懂我心里的那点别扭。

林薇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从一年一次，到两年一次。

她太忙了。

电话里，她说的都是我听不懂的词：KPI，PPT，case，deadline……

她说她升职了，成了部门主管，手下管着十几个人。

她说她在省城贷款买了房子，两室一厅，装修得很漂亮。

她说她交了个男朋友，是她公司的同事，也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家里条件很好。

每一次通话，都像是在提醒我，我们之间的距离，已经有多么遥远。

她活在窗明几净的写字楼里，喝着星巴克，讨论着上百万的项目。

我活在充满油污和噪音的车间里，喝着大碗茶，盘算着下个月的水电煤气费。

我们是亲姐妹，却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有一年过年，她带着那个男朋友回来了。

那个男人，高高大大的，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斯斯文文的。

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高级的礼品，有洋酒，有进口保健品。

他说话很客气，但那种客气里，带着一种掩饰不住的疏离和优越感。

他叫我“大姐”，叫老王“王哥”。

老王在他面前，显得有些手足无措，搓着手，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给他倒茶，他不小心看到了我手上的裂口，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arc的惊讶。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个怪物一样被参观。

那顿年夜饭，吃得无比尴尬。

林薇和她男朋友聊着股票、基金和出国旅行的计划。

我和老王，只能在一旁默默地听着，插不上一句话。

我爸妈努力地想找些话题，问那个男人家里是做什么的，一个月挣多少钱。

那男人只是笑了笑，含糊地带过。

后来，林薇把他拉到一边，小声说：“爸妈，你们别问这些，不礼貌。”

我爸妈的表情，一下子就僵住了。

吃完饭，我躲在厨房里洗碗。

老王走进来，从后面抱住我。

“心里不舒服了？”他问。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

我把头埋在他宽厚的后背上，小声地哭。

“老王，我是不是特别没用？”

“瞎说。”老王拍着我的背，“你怎么没用了？你会开织布机，你会做那么好吃的红烧肉，你把豆豆养得那么好。你是我媳妇，是豆豆妈，你是我们家的大功臣。”

我哭得更凶了。

我知道老王说的是真心话。

但在那个光鲜亮丽的妹夫面前，我的这些“有用”，显得那么微不足道，甚至有些可笑。

后来，林薇和那个男人分手了。

再后来，她又换了几个男朋友，但都没有长久。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职位越做越高，钱越挣越多。

她从省城调到了上海，那个更远、更繁华的“魔都”。

她给我们家换了新房子，从那个破旧的巷子里，搬进了宽敞的电梯公寓。

她每个月都给我爸妈打一大笔生活费。

她想把豆豆接到上海去上学，说那里的教育资源好。

她为这个家做了很多。

所有人都说，老林家有福气，养了个这么有出息的闺女。

只有我知道，我和她之间，那道看不见的墙，越来越高，越来越厚。

我们之间，除了血缘，好像只剩下了金钱关系。

她用钱来弥补她心中的愧疚。

而我，接受她的钱，心里五味杂陈。

时间一晃，二十年过去了。

2013年。

我四十岁了。

豆豆上了初中，正是花钱的时候。

老王还是那个老实本分的机修工，工资涨得还没物价快。

而我，失业了。

我们那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国营纺织厂，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终于没能撑下去，倒闭了。

我拿到了一笔微薄的遣散费，成了一名下岗女工。

四十岁的年纪，没有学历，没有技术，只有一身在车间里熬出来的毛病。

我找工作找了整整三个月，处处碰壁。

人家要么嫌我年纪大，要么嫌我没文化。

我去应聘过超市理货员，人家要年轻的小姑娘。

我去应聘过餐厅服务员，人家嫌我手脚慢。

我第一次感觉到了什么叫绝望。

家里的房贷，豆豆的补习班费用，日常的开销，像三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

老王安慰我：“别急，慢慢找。实在不行，我晚上再去开会儿黑车，总能撑过去。”

我看着他日益憔管悴的脸，和眼角新增的皱纹，心疼得不行。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把求职的要求一降再降。

最后，我在报纸的缝隙里，看到了一则招聘启事。

一家新成立的科技公司，招聘行政保洁人员。

要求不高，初中以上学历，身体健康，吃苦耐劳就行。

工资不高，但好歹有五险一金。

公司名字很洋气，叫“维科创联”。

地址在市里新开发的CBD，一栋亮闪闪的玻璃幕墙大楼里。

我犹豫了很久。

行政保洁，说白了，就是打扫卫生的。

我以前好歹也是个正式工人，现在要去给人扫厕所……

心里那点可怜的自尊心在作祟。

但现实的压力，最终还是战胜了自尊。

我对着镜子，把头发梳理整齐，换上了一件最干净的衣服，去了那栋大楼。

面试我的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看起来比豆豆大不了几岁，化着精致的妆。

她问了我几个简单的问题，看了看我粗糙但干净的手，就说：“阿姨，你明天可以来上班了。试用期一个月，工资两千二。”

我激动得差点掉下眼泪。

“谢谢，谢谢你！”

第二天，我穿上公司发的灰色工作服，领了一套清洁工具，正式上岗了。

我的工作，就是负责公司18楼一整层的清洁。

包括办公室、会议室、茶水间，还有……厕所。

这家公司真气派。

地上铺着能照出人影的地板，头顶是明亮的水晶灯，每个人的办公桌上都摆着一台苹果电脑。

在这里上班的人，个个都穿着讲究，男的西装革履，女的妆容精致，走路带风。

他们从我身边经过，目不斜视，好像我就是一团空气。

我小心翼翼地拖着地，生怕弄脏了他们昂贵的皮鞋。

我尽量在他们上班前和下班后做主要的清洁工作，上班时间只负责倒倒垃圾，保持一下公共区域的卫生。

我把自己缩得很小很小，像一颗微不足道的尘埃。

同事们都是和我差不多的下岗阿姨，大家凑在一起，聊的都是家长里短，菜市场的菜价。

虽然工作辛苦，地位也低，但总算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

我挺知足的。

我没告诉林薇我在这里上班。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

难道要我在电话里，对着那个在上海当大公司总监的妹妹说：嘿，我现在在一家公司当保洁阿姨，每天负责扫厕所。

我做不到。

我宁愿她以为，我还在那个半死不活的纺织厂里耗着。

就这样，我在这家公司干了快一个月。

每天，我都看着那些年轻的面孔在我面前来来去去，听着他们嘴里冒出我听不懂的英文单词。

我感觉自己和他们，像是活在两个次元。

直到那天。

那天下午，我正在女厕所里，用抹布擦洗手台。

外面传来一阵高跟鞋敲击地面的清脆声音，由远及近。

“Linda总，这边请。”是人事部那个小姑娘的声音。

“嗯。”一个清冷、干脆，又无比熟悉的女声。

我的手，一下子就僵住了。

这个声音……

不会的。

怎么可能。

我心里拼命地否定，但身体却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

我听着她们走进了旁边的VIP休息室。

“Linda总，您看，这是我们特地为您准备的办公室，朝向和视野都是最好的。”

“还行。”

“您刚从上海总部调过来，舟车劳顿，要不要先休息一下？我已经让行政给您泡了您最喜欢的蓝山咖啡。”

“不用，把下个季度的市场规划方案放到我桌上，半小时后，召集所有部门经理开会。”

“好的，Linda总。”

高跟鞋的声音再次响起，然后是关门声。

我扶着冰冷的洗手台，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Linda总。

上海总部调过来的。

喜欢喝蓝山咖啡。

那个声音……

我不会听错的。

那是林薇的声音。

二十年来，无论她怎么变，她的声音，我刻在骨子里的。

我的妹妹，林薇。

她成了我的……顶头上司？

这个认知，像一道惊雷，在我脑子里炸开。

我感觉一阵天旋地转，几乎站不稳。

荒谬。

太荒谬了！

我的人生，还能比这更像一个笑话吗？

我躲在厕所里，很久很久都不敢出去。

我听着外面办公室里的动静。

我听到有人在小声议"lun：“新来的市场总监气场好强啊，不愧是总部空降下来的。”

“是啊，听说才三十二岁，就已经是集团最年轻的总监了。太厉害了。”

“她叫Linda Lin，英文名叫Linda，中文名叫林……林什么来着？”

“好像叫林薇。”

轰的一声。

我脑子里最后一根弦，也断了。

就是她。

真的是她。

我该怎么办？

冲出去和她相认？

告诉所有人，这个你们眼中神一样存在的新总监，是我妹妹？那个穿着保洁服、正在厕所里擦马桶的阿姨，是她亲姐？

不。

我不能。

那不是在认亲，那是在把她的脸，也是我的脸，一起扔在地上，让所有人踩。

那我该怎么办？

辞职？

我刚刚才找到一份工作，家里的经济状况根本不允许我辞职。

我像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焦躁，恐慌，却找不到任何出口。

那天下午，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去的。

我擦地的时候，手在抖。

我倒垃圾的时候，差点把垃圾桶打翻。

我能感觉到，一道道或好奇，或探究的目光，从那间最里面的、玻璃全透明的总监办公室里射出来。

我不敢抬头。

我把头埋得很低，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

好不容易熬到下班。

我第一个冲出公司大楼，像逃命一样。

我不敢坐电梯，我怕和她碰上。

我从18楼，一层一层地走楼梯下去。

等我走到一楼的时候，腿都软了。

我回到家，老王已经做好了饭。

“回来了？今天怎么这么晚？脸色也不太好。”他关切地问。

我摇摇头，说：“没事，就是有点累。”

我吃不下饭，随便扒拉了两口，就说我困了，回房间躺下了。

我用被子蒙住头，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

委屈，羞耻，不甘，愤怒……

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把我紧紧地包裹住。

凭什么？

又是那句“凭什么”。

二十年前，我把上大学的机会让给她，我以为，我们只是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我从没想过，二十年后，我们的道路会以这样一种堪称羞辱的方式，再次交汇。

她是高高在上的总监。

我是卑微到尘埃里的保洁。

她一句话，就能决定我的去留。

我甚至，连和她平等对话的资格都没有。

第二天，我挣扎了很久，还是去上班了。

我不能不去。

我需要这份工作。

我给自己做了一晚上的心理建设。

就当不认识她。

对，就当她只是一个和我妹妹长得很像的陌生人。

我是保洁阿姨，她是Linda总。

我们之间，只有工作关系。

我换上工作服，深吸一口气，走进了18楼。

办公室里很安静，大部分人还没来。

我像往常一样，开始做清洁工作。

我刻意避开总监办公室的方向。

可越是想躲，就越是躲不过。

“阿姨。”

那个清冷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

我浑身一僵，手里的抹布掉在了地上。

我慢慢地，慢慢地转过身。

林薇就站在我身后，不到三步远。

她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黑色职业套装，化着精致的淡妆，头发盘在脑后，一丝不苟。

她的眼神，冷静，锐利，带着一丝审视。

她就那样看着我，好像在看一个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

“你是新来的？”她问。

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

新来的？

我们是二十年的亲姐妹，她问我是不是新来的？

我张了张嘴，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发不出任何声音。

我的沉默，似乎让她有些不耐烦。

她皱了皱眉。

“我办公室的垃圾桶满了，去倒一下。”

她的语气，是命令。

是不容置疑的，上级对下级的命令。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

我们对视了足足有十几秒。

那十几秒，比一个世纪还要漫长。

她的眼神里，没有一丝一毫的亲情，只有冷漠和疏离。

我终于明白了。

她不是在装不认识我。

她是真的，希望我不认识她。

在这里，在她的地盘上，我这个当保洁的姐姐，是她的耻辱。

一股巨大的悲凉和屈辱感，瞬间淹没了我。

我弯下腰，捡起地上的抹布，低着头，声音嘶哑地说：“好的，林总。”

我没有叫她Linda总。

我叫她，林总。

我刻意加重了那个“林”字。

我看到她的身体，几不可察地僵硬了一下。

我转身，走进她的办公室。

那是我第一次走进这间象征着权力和地位的房间。

巨大的落地窗，可以俯瞰半个城市的风景。

真皮的老板椅，宽大的红木办公桌。

桌上，放着一台最新的苹果笔记本电脑，一叠叠整齐的文件，还有一个精致的相框。

相框里，是她和一个陌生男人的合影。

男人很英俊，笑得很灿烂。

他们看起来很亲密。

我没有多看。

我提起她脚边的垃圾桶，快步走了出去。

从那天起，我的工作，多了一项内容。

“阿姨，咖啡凉了，帮我换一杯。”

“阿姨，这份文件碎掉。”

“阿姨，窗户有点脏，擦一下。”

她总能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

然后，用那种公事公办的、冰冷的语气，吩咐我做这做那。

她从不叫我的名字。

她只叫我，“阿姨”。

每一次，她叫我“阿姨”，我的心，就被凌迟一次。

同事们也看出了不对劲。

她们开始在我背后窃窃私语。

“哎，你们发现没，林总好像特别喜欢使唤那个林澜。”

“是啊，明明有行政助理，干嘛老叫一个保洁阿姨干这些？”

“我看啊，是那个林阿姨哪里得罪林总了，林总在给她穿小鞋呢。”

“有可能，你看林总看她的眼神，冷冰冰的，跟看别人不一样。”

这些话，像一根根针，扎进我的耳朵里。

我成了整个楼层的笑话。

大家看我的眼神，都带着同情和幸灾乐祸。

我每天都活在煎熬里。

白天，我要忍受她的冷漠和同事们的指指点点。

晚上，我要在老王和豆豆面前，装作什么事都没有。

我瘦了很多，精神也越来越差。

老王看出了我的不对劲。

“你是不是在公司受欺负了？”他问我，“要不，咱不干了。我多拉点活，也能养活你们娘俩。”

我抱着他，眼泪又一次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我该怎么跟他说？

说那个欺负我的人，是我亲妹妹？

是那个我为了她，放弃了自己一生的亲妹妹？

我怕我说出来，老王会冲到公司去，找林薇拼命。

他就是那样的脾气。

我只能摇头：“没有，就是工作累。我再坚持坚持。”

我心里憋着一股劲。

我不能辞职。

我辞职，就等于认输了。

就等于承认，我被她打败了。

我偏不。

你不是想用这种方式逼我走吗？

我偏不走。

我就要在这里待着，我就要每天出现在你面前。

我要让你每天都看着我，记起二十年前，是谁，让你有了今天。

这是一种近乎自虐的报复。

我知道。

但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转折点，发生在一个周五的下午。

那天，公司要接待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

林薇带着她的团队，准备了好几个星期。

会议室布置得焕然一新，水果、点心、咖啡，都准备得妥妥当当。

我负责最后的清洁工作。

我刚把会议室的地板拖干净，林薇就踩着高跟鞋进来了。

她环视了一圈，最后，目光落在了会议桌正中央的那盆蝴蝶兰上。

“这花谁放的？”她眉头紧锁。

一个叫小张的行政助理赶紧跑过来说：“林总，是我放的。我觉得放盆花，显得有生气。”

林薇冷冷地看了她一眼。

“你知道今天来的客户，对花粉过敏吗？”

小张的脸，“刷”的一下就白了。

“我……我不知道……对不起林总，我马上把它搬走！”

“马上？客户五分钟后就到！你现在搬走，桌子中间空一块，你觉得好看吗？”

林薇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冰锥一样。

小张吓得快哭了，站在那里，手足无措。

办公室里所有人都噤若寒蝉，大气都不敢出。

林薇的目光扫过众人，最后，定格在我身上。

“阿姨，你，过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知道，她又要拿我当靶子了。

我硬着头皮走过去。

“林总。”

她指着那盆花，看着我，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

“你觉得，现在该怎么办？”

她竟然在问我。

一个保洁阿姨。

在所有下属面前，问我这个专业问题。

羞辱。

这是赤裸裸的羞辱。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有同情，有看好戏。

我感觉自己的脸在发烧。

我真想转身就走，把这份破工作扔在她脸上。

但是，我不能。

我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我看着那盆花，脑子飞快地转动。

我们老家有个说法，兰花娇贵，但兰花的叶子，泡水喝，能清热解毒。

小时候，我跟邻居家的赤脚医生学过一点草药知识。

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林总，”我开口了，声音有些干涩，“蝴蝶兰本身，花粉很少，一般不会引起过敏。引起过敏的，通常是花蕊里散发出来的挥发性物质。”

所有人都愣住了。

包括林薇。

她大概没想到，一个保洁阿姨，会说出这样的话。

我没管他们的反应，继续说下去。

“只要把花蕊处理一下，问题应该不大。”

我说着，走到那盆花前。

我小心翼翼地，用指甲掐掉了每一朵花中间那根黄色的花蕊。

然后，我转身对吓傻了的小张说：“小张，麻烦你，去茶水间拿一个喷壶，装点清水来。”

小张如梦初醒，赶紧跑了出去。

很快，她拿着喷壶回来了。

我接过喷壶，对着整盆花，细细地喷了一层水雾。

“水可以吸附空气中残留的挥发物和可能有的少量花粉。而且，带水的花瓣，看起来会更娇艳。”

我做完这一切，抬起头，看着林薇。

“林总，您看，这样可以吗？”

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

仿佛我是个外星人。

林薇的表情，是我从未见过的复杂。

有震惊，有疑惑，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情绪。

她盯着我看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她要发火。

最后，她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知道了。你出去吧。”

我点点头，默默地退出了会议室。

我刚走出去，就听到里面传来客户到达的声音，和林薇热情而专业的欢迎声。

我靠在走廊的墙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手心，全是汗。

那天晚上，我快下班的时候，小张特地跑来找我。

“林阿姨，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了！你救了我一命！”她一脸感激。

“没什么。”我说。

“阿姨，你太厉害了！你怎么懂那么多啊？”她满眼崇拜。

我笑了笑，没说话。

我懂的，都是些不值钱的生活常识。

而她们懂的，是能让她们在这个社会上立足的专业知识。

我们不一样。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没想到，下班的时候，我接到了林薇的电话。

是她用私人号码打来的。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道她要干什么。

我走进她的办公室，她正坐在椅子上，揉着太阳穴。

桌上的咖啡，已经凉了。

她没有像往常一样，叫我“阿姨”。

她沉默了很久，才开口。

“坐吧。”

我没动。

我不想坐。

我不想和她以这种姿态相处。

她见我没动，也没再坚持。

她抬起头，看着我。

“今天的事，谢谢你。”

我愣住了。

她竟然，在跟我道谢。

“不用。”我硬邦邦地回了两个字。

又是一阵沉默。

“你……”她似乎想说什么，但又不知道从何说起，“你……这些年，过得好吗？”

过得好吗？

她问我过得好吗？

二十年来，她第一次问我，过得好吗？

一股压抑了二十年的委屈和愤怒，瞬间冲上了我的头顶。

我再也控制不住了。

“好，我过得好得很！”我几乎是吼出来的，“我每天在充满棉絮和噪音的车间里站十几个小时，好得很！我为了几块钱的奖金跟人争得头破血流，好得很！我四十岁了被工厂一脚踢出来，像条狗一样到处找工作，好得很！”

“现在，我每天在这里给你擦桌子扫地倒垃圾，听你叫我‘阿姨’，看你给我脸色，我过得真是太好了！”

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滚滚而下。

我指着她，指着这间豪华的办公室。

“林薇，你满意了吗？你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你是不是特别有成就感？你是不是觉得，二十年前我撕掉那张通知书，撕得特别值？”

“你用我的前途，换来了你的今天！你住着大房子，开着好车，当着人上人！而我呢？我就是你成功路上的一块垫脚石！现在你功成名就了，还要回头，再踩我一脚，是吗？”

我把二十年来，所有不敢说，不能说的话，全都吼了出来。

我感觉自己像个疯子。

林薇被我吼得愣住了。

她脸色苍白，嘴唇颤抖着。

等我吼完，她才慢慢地，慢慢地站起来。

她走到我面前。

我以为她要打我，或者骂我。

但她没有。

她只是看着我，眼圈，一点一点地红了。

然后，两行清泪，从她那双总是那么冷静、那么锐利的眼睛里，流了下来。

她哭了。

那个在我面前永远高高在上的Linda总，哭了。

“姐。”

她开口，声音沙哑得不成样子。

“对不起。”

“姐，对不起。”

她一遍一遍地重复着这三个字。

然后，她做了一个我完全没想到的动作。

她“噗通”一声，跪在了我面前。

我吓了一大跳。

“你干什么！你起来！”

我慌忙去扶她。

她却死死地跪在地上，抱着我的腿，放声大哭。

哭得像个孩子。

“姐，我知道我对不起你！我一直都知道！”

“我上大学的时候，每次拿到奖学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我想，我要努力学习，以后挣大钱，让你过上好日子。”

“我工作了，拼命地往上爬，不敢休息，不敢生病。别人都以为我爱钱，爱名利。可他们不知道，我只是想快一点，再快一点，快点挣到足够多的钱，来报答你。”

“我给你家换房子，我给你钱，我想把豆豆接到上海……我以为，我只要给你足够好的物质条件，就能弥补我心里的愧疚。”

“可是我错了……我越是这样，我们离得越远。”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我看到你，我就想到二十年前，你撕掉通知书的样子。我觉得自己是个罪人，是个小偷，偷了你的人生。”

“我调来这里，是我主动申请的。我知道你在这家公司。我来之前，就查到了你的资料。”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敢跟你相认。我怕你恨我，我怕你怨我。我更怕……我怕你看到我，会觉得更难过。”

“所以我只能装作不认识你。我想用这种冷漠的方式，把你逼走。我觉得，只要你离开这里，我们就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我还是你的妹妹，你还是我的姐姐。”

“可我还是错了……我每天看着你在我面前小心翼翼的样子，看着你被别人指指点点，我的心，比你还难受。姐，我真的，比你还难受……”

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整个人都在发抖。

我的眼泪，也止不住地往下流。

我抱着她的头，就像小时候，她受了委屈，我抱着她一样。

原来是这样。

原来，她不是冷漠，不是绝情。

她只是，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原来，这二十年来，受煎熬的，不只我一个。

那道横在我们之间的墙，不仅困住了我，也困住了她。

我们俩，都被那场二十年前的牺牲，判了无期徒刑。

那天晚上，我们姐妹俩，就在那间豪华的总监办公室里，抱头痛哭。

哭我们错过的二十年。

哭我们各自承受的苦。

哭我们那段再也回不去的青春。

哭完了，我们都平静了下来。

林薇从地上站起来，眼睛肿得像核桃。

她给我倒了一杯热水。

“姐，你明天别来上班了。”她说。

我的心一沉。

她还是要赶我走。

“我不是要开除你。”她看出了我的想法，赶紧解释，“我的意思是，你不能再干这个了。”

“我……”

“姐，你听我说。”她打断我，“我知道，你心里有气，有怨。你不想用我的钱。你想靠自己。我懂。”

“但是，你不能用这种方式。你在这里当保洁，我们俩，谁都不会好过。”

“你辞职吧。然后，去做点你自己想做的事。”

“你想做什么？开个小店？做点小生意？不管你想做什么，钱，我来出。这不是施舍，也不是补偿。这是……这是我这个做妹妹的，对我唯一的姐姐，应该尽的一份心意。”

我看着她，她眼里的真诚，不容置疑。

我沉默了。

我想做什么？

我还能做什么？

我这半辈子，都在围着工厂、家庭、孩子转。

我已经忘了，我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想做什么了。

“我不知道。”我茫然地摇头。

“那就慢慢想。”林薇说，“不着急。你先休息一段时间。把身体养好。”

她从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塞到我手里。

“这里面有二十万。密码是你的生日。你先拿着，想做什么，就去做。不够，再跟我说。”

我捏着那张冰冷的卡片，感觉有千斤重。

“我不能要。”我把它推回去。

“姐！”林薇急了，“你是不是还想让我再给你跪下？”

我看着她泛红的眼眶，心软了。

“那……就算我借你的。”我说。

林薇破涕为笑。

“好，算你借的。等你以后挣大钱了，连本带利还给我。”

那个周末，我没有去上班。

我跟老王说，公司裁员，我又失业了。

老王叹了口气，拍拍我的肩膀：“没事，天无绝人之路。别上火。”

我把林薇给我的那张卡，藏在了箱底。

我没打算用那笔钱。

我还是想靠自己。

我休息了几天，开始重新思考我的人生。

我还能做什么？

我回想起在公司的那段日子。

我虽然只是个保洁，但我喜欢那里的环境。

干净，明亮，有秩序。

我还想起，我帮林薇处理那盆蝴蝶兰的场景。

我好像……对花花草草，一直都挺有兴趣的。

小时候，我就喜欢在院子里的角落里，种些指甲花，太阳花。

纺织厂倒闭前，厂区里有一片荒地，也是我带着几个工友，开垦出来，种上了月季和菊花。

一个念头，在我心里，慢慢地冒了出来。

要不，开个花店？

这个想法一出来，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开店？我行吗？

我没本钱，没经验，什么都不懂。

我把这个想法，试探着跟老王说了。

我以为他会觉得我异想天开。

没想到，老王一拍大腿。

“行啊！这个好！你喜欢侍弄那些花花草草，正好。咱家楼下那个临街的铺子不是空着吗？我去给你问问！”

老王的干脆，给了我巨大的勇气。

他又说：“钱的事，你别愁。厂里那点遣散费，加上我们这些年攒的，凑一凑，应该够启动资金了。不够，我再去借点。”

我看着老王，眼眶又湿了。

这个男人，他可能给不了我大富大贵，但他永远是我最坚实的后盾。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全家都为了这个花店忙活起来。

老王负责跑手续，谈租金，搞装修。

他一个粗手大脚的男人，学着看图纸，学着调油漆，把那个十几平米的小铺子，一点点弄成了我想要的样子。

豆豆放了学，也跑来帮忙，擦桌子，搬东西。

我则开始疯狂地学习。

我去市里的花卉市场，一家一家地看，一家一家地问。

我买了很多关于花艺和经营的书，每天晚上看到半夜。

我知道，我底子薄，起步晚，我必须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那段时间，很累，但心里，却是前所未有的踏实和充满希望。

我好像又找回了二十年前，备战高考时的那股劲头。

我没有动用林薇给我的那张卡。

我知道，这是我为自己，也是为她，守住的最后一点尊严。

我必须证明，没有她，我一样可以。

一个月后，我的花店，开业了。

名字很简单，就叫“林澜花坊”。

开业那天，林薇来了。

她没有开她那辆招摇的宝马，而是打车来的。

她穿得很普通，就是一件白T恤，一条牛仔裤，像个邻家女孩。

她给我送来一个巨大无比的开业花篮。

“姐，恭喜你。”她笑着说。

我也笑了。

“进来坐坐吧。”

她走进我的小店，四处看着。

“真好。”她说，“比我那个办公室好多了。”

我知道，她说的是真心话。

这里没有冰冷的玻璃和金属，只有鲜花的芬芳和温暖的阳光。

这里没有KPI和deadline，只有我自己的心血和热爱。

这里，是属于我林澜的，一方小天地。

从那以后，林薇每个周末都会来我店里。

她不谈工作，不谈生意。

她就帮我换换水，剪剪枝，或者干脆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陪我晒太阳。

有时候，她会跟我说起她公司里的烦心事。

说哪个下属不给力，哪个项目又遇到了难题。

我听着，偶尔给她出点主意。

当然，我的主意，都是些“庄稼人”的土办法。

比如，我说：“那个下属不听话，你别老骂他。你找个机会，请他吃顿饭，喝点酒，把话说开了，比什么都强。”

林薇听了，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姐，你这叫‘攻心为上’，高明。”

我们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剪一换，一言一语中，慢慢地，回到了它本该有的样子。

我们是姐妹。

会吵架，会置气，但心里，永远为对方留着最柔软的一块地方。

我的花店生意，渐渐走上了正规。

因为我用心，花养得好，价格也公道，回头客越来越多。

附近写字楼里的很多白领，都喜欢来我这里订花。

她们都夸我的花，有灵气。

一年后，我还清了当初跟亲戚朋友借的钱。

又过了一年，我把林薇给我的那张卡，还给了她。

连同我用自己的钱，存进去的两万块钱利息。

林薇拿着那张卡，看着我。

“姐，你这是干什么？”

“说好了是借你的，当然要还。”我笑着说，“亲姐妹，明算账。”

林薇没再坚持。

她收下了。

因为她知道，我需要的，从来不是她的钱。

我需要的，是和她平等站在一起的资格。

现在，我有了。

又过了几年，老王因为常年劳累，身体出了问题，提前办了内退。

他也不闲着，每天就在我店里，给我当“首席后勤官”，负责搬搬抬抬，送送货。

豆豆考上了大学，就在本市。

他很懂事，也很争气，拿了奖学金，还自己做家教，没再跟我们要过钱。

林薇后来还是结婚了。

不是那个照片里的男人。

是一个大学教授，温文尔雅，很会照顾人。

他们没有在上海办婚礼，而是回到了我们这个小县城。

婚礼很简单，只请了双方的至亲。

我作为娘家人，作为唯一的姐姐，亲手为她布置了整个婚礼现场。

用的，都是我花店里，最新鲜，最美丽的花。

婚礼上，她穿着洁白的婚纱，挽着她的丈夫，走到我面前。

她把手里的捧花，递给了我。

“姐，谢谢你。”她说。

我接过那束花，眼泪，又一次流了下来。

但这一次，是喜悦的，是释然的。

我看着她，仿佛看到了二十多年前，那个站在火车站台，哭着说要报答我的小姑娘。

我想，她做到了。

她用她的成功，照亮了我们整个家。

而我，也用我的方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

我们谁也没有辜负谁。

我们只是，用不同的人生轨迹，完成了对彼此的救赎。

如今，我已经五十多岁了。

我的花店，还在开着。

生意不大，但足够我安稳度日。

每天，和花草相伴，和老王斗斗嘴，等豆豆周末回家，等林薇偶尔打来的长途电话。

日子平淡，琐碎，但很安心。

我时常会想起1993年的那个夏天。

想起那两封滚烫的录取通知书。

想起我亲手撕碎的那个梦想。

我后悔过吗？

当然。

在无数个被机器噪音和生活压力折磨得夜不能寐的夜晚，我无数次地问过自己。

如果当初，去上大学的是我，现在会是什么样？

也许，我也会成为一个Linda，在某个大城市的写字楼里，指点江山。

也许，我会过上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

但人生没有如果。

那场牺牲，像一道深深的烙印，刻在了我的生命里。

它带给我痛苦，带给我不甘。

但也正是它，让我看清了生活的真相，让我懂得了亲情的可贵，让我最终，找到了与自己和解的方式。

有时候，老王会看着在阳光下摆弄花草的我，傻傻地笑。

他说：“林澜，我觉得你现在这个样子，比那些什么总监，好看多了。”

我听了，也笑了。

是啊。

我不是总监，我只是林澜。

一个开花店的，普通的女人。

这就够了。

真的，够了。

来源：新鞋踏暖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