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天刚擦亮，窗户纸上那条用旧布条糊上的裂缝，就开始往里头钻冷风。
天刚擦亮，窗户纸上那条用旧布条糊上的裂缝，就开始往里头钻冷风。
像是刀子。
刮在脸上，刮在心里。
我叫陈凤霞，六十八了。
这屋子，是我和我那死鬼男人结婚时盖的。算算年头，快五十年了。
土坯墙，一下大雨就掉渣。
屋里没什么值钱东西，最显眼的，是墙上那三张并排贴着的奖状。
“优秀大学毕业生”。
鲜红的章，烫金的字。
一张是我大儿子陈国强的，人民大学的。
一张是我二儿子陈建社的，省城财经大学的。
一张是我小儿子陈亮生的，师范大学的。
三个大学生。
我们这穷山沟里，飞出去的三只金凤凰。
是我，陈凤霞，一个字不识的农村婆子，亲手把他们一个个供出去的。
我坐在床沿上，摸了摸自己那双满是硬茧的手。
这双手，挖过野菜，插过秧，割过麦子，掰过苞米。
还卖过血。
电话响了，是那种最老式的座机，铃声又尖又长，跟催命似的。
我心里一哆嗦，赶紧过去接。
这个点，会是谁？
是亮生吗？他说过这周可能回来的。
“喂？”我的声音有点抖。
“你好，请问是陈凤霞女士吗？这里是社区关爱中心，我们了解到您是独居老人，想问一下您最近身体怎么样？”
一个很甜，但很陌生的女声。
不是我儿子。
我的心，一下子就从半空中掉下来，摔在地上，碎了。
“哦……挺好，我身体挺好的。”我干巴巴地回道。
“那您吃饭什么的方便吗？需不需要我们安排志愿者……”
“不用，不用，我儿子……他们都孝顺着呢，经常回来看我。”
我几乎是抢着说完了这句话。
我也不知道是说给电话那头的人听，还是说给我自己听。
挂了电话，屋里又只剩下死一样的寂静。
墙上的钟“滴答，滴答”地走，像是在嘲笑我刚才的谎话。
孝顺？
我自嘲地扯了扯嘴角，比哭还难看。
上次见到他们三个人凑齐，还是三年前，给他们死鬼老爹办葬礼。
办完事，一个个脚底抹油，溜得比兔子还快。
桌上还剩半碗冷掉的粥。
我不想吃，胃里堵得慌。
腰又开始疼了，一阵阵地发酸，像是有人在拿锥子扎我的骨头缝。
老毛病了。
年轻时在水田里泡出来的病根。
那时候，国强刚考上大学，家里一分钱都拿不出来。
我男人愁得一宿一宿地抽烟，蹲在门槛上唉声叹气。
我说，砸锅卖铁，也得让娃上！
我们陈家祖坟要是能冒出个大学生，我死了都值了。
我把家里唯一一头准备过年吃的猪，牵到镇上卖了。
不够。
我把陪嫁的银镯子，也当了。
还是不够。
开学前一天晚上，国强躲在屋里哭，说他不上了，他要去打工。
我冲进去，给了他一巴掌。
那是我第一次打他。
“没出息的东西！你说不上就不上？我跟你爹的脸往哪儿搁！”
我骂他，眼泪却不争气地往下掉。
第二天，天不亮，我揣着家里仅剩的几个鸡蛋，去了县城的医院。
血站。
我跟抽血的护士说，姑娘，你多抽点，我身子骨结实。
护士看着我，叹了口气。
四百毫升血，换了三百块钱。
我把那三百块钱，连带着卖猪卖镯子的钱，一沓子毛票，塞到国强手里。
我说：“儿啊，到了北京，给妈争口气。”
国强跪在地上，抱着我的腿，哭得像个孩子。
他说：“妈，等我毕业了，我一定把您接到北京去享福。”
享福。
我看着这四面漏风的破屋子，笑了。
这就是我的福气。
我摸索着拿起电话，按下了那个我背得滚瓜烂熟的号码。
是大儿子国强的。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
“喂，妈。”国强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带着一股子不耐烦。
“国强啊，你……你最近忙不忙？”我小心翼翼地问。
“忙，快过年了，学校一堆事，评职称，写论文，焦头烂额的。”
他一口气说了一长串。
我一句也插不上。
“哦，哦，那……那你注意身体。”我顿了顿，还是没忍住，“我这腰，最近疼得厉害，晚上睡不着觉。”
电话那头沉默了。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听到他说：“妈，你不是有膏药吗？我上次回去给你买的那个。”
“用了，不管用。”
“那……那你去村里卫生所看看，让张医生给你打一针。”
“去了，张医生说我这是老毛病，得去大医院好好查查。”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
这次更长。
我甚至能听到他那边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应该是我的大儿媳，一个北京本地的女人。
声音很小，但我听清了。
她说：“又来事了，没完没了了。”
我的心，像被针狠狠扎了一下。
国强的声音立刻提了上来，带着点恼羞成怒：“妈，我这边忙着呢！我给你打点钱过去，你自己去县医院看看，啊？”
“我不要钱。”我的声音也冷了下来，“我一个人去不了县城，车都坐不了。”
“那您想怎么样？”他的语气里全是烦躁，“我总不能现在就扔下工作跑回去吧？我这一摊子事怎么办？我们家莉莉怎么办？她明年就要小升初了！”
莉莉，我的亲孙女。
我只在照片上见过。
“我没让你回来。”我咬着牙说，“我就是……就是想跟你说一声。”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我先给您打五千块钱，您先找个邻居陪您去看看。等我忙完这阵子，我……我再想办法。”
没等我再说话，电话“啪”地一声挂了。
听着听筒里的忙音，我举着电话，半天没动。
五千块钱。
在他眼里，我这个妈，就值五千块钱。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大颗大颗地砸在地上，没有声音。
我没给老二建社打电话。
我知道，打了也是白打。
建社在省城开了个公司，当了大老板。
比他哥有钱。
也比他哥，更没良心。
他上大学那会儿，国强刚毕业，工资没多少，家里更穷了。
我白天在队里干活，晚上就去砖窑厂帮人脱坯。
一块砖坯一分钱。
我一晚上能脱一千多块。
夏天，砖窑里热得像蒸笼，蚊子成群地咬。
冬天，和泥的水冰得刺骨，我的手没几天就裂开了口子，一道一道的，往外渗血。
建社每个月的生活费，就是我这么一块砖一块砖给他挣出来的。
他毕业后，说要创业。
我把准备盖新房的钱，全都给了他。
他爹气得跟我吵，说我疯了。
我说，娃有出息，比啥都强。
现在，他出息了。
开着大奔，住着别墅。
他老婆，那个我只见过两面的女人，浑身上下都是珠光宝气。
前年过年，他们一家三口回来了一趟。
车停在村口，没开进来，嫌路太窄，怕刮了车漆。
给我带的礼物，是两箱蛋白粉。
他老婆捏着鼻子走进我的破屋子，转了一圈，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
“妈，您这地方也太……太不卫生了。建社，要不我们还是去镇上住酒店吧？”
建社一脸尴尬，打着哈哈：“妈习惯了，习惯了。”
我没说话，就在厨房里给他们烧水。
我那个金贵的孙子，八岁了，连“奶奶”都懒得叫一声。
捧着个平板电脑，头都不抬。
吃饭的时候，儿媳妇从自己包里拿出双银筷子，给孩子用。
她说：“外面的东西不干净，我们家小宝肠胃弱。”
我做的红烧肉，她一筷子都没动。
临走的时候，建社塞给我一个红包。
“妈，过年好。”
我捏了捏，挺厚。
等他们走了，我打开一看，一万块钱。
我拿着那一万块钱，坐在门槛上，哭了一晚上。
我养的不是儿子。
是账本。
我给他钱，他给我钱。
算得清清楚楚。
至于老三亮生，他是个老师。
在县城最好的中学教书。
他是三个儿子里，离我最近的。
也是回来最少的。
他总说，忙。
要带毕业班，要评职称，要照顾家里。
他的家，在县城。
他老婆，也是个老师。
他们有个儿子，今年上小学。
我给他带过两年。
从他儿子一岁，带到三岁。
那时候，我身体还行。
每天给他洗衣做饭，带孩子，半夜孩子哭了，也是我起来哄。
儿媳妇月子里，我伺候得尽心尽力。
她想吃什么，我跑几里地去镇上给她买。
后来，孩子要上幼儿园了。
儿媳妇跟我说：“妈，亮生评高级教师，需要写很多材料，家里地方小，您在这儿……不太方便。”
我听懂了。
我是个多余的农村老太婆。
碍着他们进步了。
我什么都没说，第二天就自己收拾了包袱，回了村里。
从那以后，亮生就很少回来了。
偶尔打个电话，也是匆匆几句。
“妈，你钱够不够花？”
“妈，你身体还好吧？”
“妈，我们忙，等放了假就回去看你。”
这个“假”，我等了一年又一年。
我有时候在想，我是不是做错了？
当初，我是不是不该逼着他们去上大学？
要是他们都留在村里，当个普普通通的农民。
娶个本本分分的农村媳-妇。
现在，我是不是就能有口热饭吃，有人在跟前递杯热水？
可这世上，哪有“要是”。
我靠在墙上，喘着气。
腰疼得更厉害了。
我得想个办法。
我不能就这么死在这破屋子里，臭了都没人知道。
我想到了村长。
老王头，跟我男人是发小，人正直，在村里有威望。
我拄着拐杖，一步一步挪到村委会。
老王头正在看报纸。
看到我，他赶紧站起来扶我。
“嫂子，你咋来了？有事打个电话，我过去就行了。”
我看着他，眼泪又下来了。
“王……王兄弟，我……我活不下去了……”
我把三个儿子的事，一五一十地跟他说了。
我没添油加醋。
因为事实本身，就已经足够让人寒心了。
老王头听着，脸色越来越沉。
他手里的报纸，被他捏得不成样子。
听到最后，他“啪”的一声，把报纸拍在桌子上。
“混账东西！一群白眼狼！”
他气得在屋里来回踱步。
“嫂子，你别哭。这事，我给你做主！”
“他们不是有钱吗？不是当大官，当大老板，当大学教授吗？”
“我倒要看看，他们的脸皮，是不是比城墙还厚！”
老王头的眼睛里，冒着火。
他说：“嫂子，你先回去。明天，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我不知道老王头要干什么。
但我心里，燃起了一点希望。
第二天，天刚亮，村里的大喇叭就响了。
是老王头的声音。
他的声音，通过喇叭，传遍了村子的每个角落。
“喂喂！各位村民注意了！各位村民注意了！”
“今天，我要说一件我们村的大事，也是我们村的丑事！”
我心里一惊，他要干什么？
“我们村的陈凤霞嫂子，大家伙都知道吧？一辈子没享过福，辛辛苦苦拉扯大三个儿子！”
“这三个儿子，不得了啊！一个比一个有出息！老大陈国强，北京的大学教授！老二陈建社，省城的大老板！老三陈亮生，县城的中学老师！”
“啧啧，三个大学生啊！我们清水村飞出去的三只金凤凰！”
老王头的语气，充满了讽刺。
“可是，你们知道吗？就是这三只金凤凰，现在，连自己的亲妈都不管了！”
“陈嫂子一个人，住在快塌了的老屋里，病了没人管，饿了没人问！打电话过去，一个个都说忙！忙着挣大钱，忙着当大官！”
“我昨天去看她，六十多岁的人了，瘦得就剩一把骨头！锅里就是半碗冷粥！”
“我问她，你儿子呢？她说，儿子在北京，在省城，在县城！就是不在跟前！”
“我今天就把话撂在这！我们清水村，不养这种忘了根的白眼狼！”
“我现在，就给这三个大孝子打电话！我让他们马上滚回来！给全村人一个交代！”
“要是他们不回来，我就带人去北京，去省城，去县城找他们！我就去他们单位门口，去他们学校门口，敲锣打鼓地问问，这是谁家养的好儿子！”
大喇叭里，老王头的声音因为愤怒而有些嘶哑。
整个村子，都静悄悄的。
我能想象到，家家户户的人，都竖着耳朵在听。
我的脸，火辣辣地烧。
我知道，从今天起，我们家的事，就成了全村的笑话。
可我顾不上了。
如果丢脸能换来活路，那就丢吧。
我的脸，早就被那三个儿子，扔在地上踩了千百遍了。
没过多久，我的电话就响了。
是老大国强。
他的声音，又急又怒。
“妈！你到底要干什么！你让村长在广播里胡说八道什么！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我还没说话，电话就被一只粗糙的大手抢了过去。
是老王头。
他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到了我身边。
“陈国强！你还有脸说丢脸？你妈快病死了你不管，你还有脸了？”
老王头的声音，吼得电话都嗡嗡响。
“你个大学教授，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孝’字怎么写，要不要我教你？”
“我告诉你，今天下午五点之前，你们三兄弟，必须都给我出现在你妈面前！少一个，后果自负！”
说完，老王头“啪”地挂了电话。
接着，他又拨了老二建社的号码。
“陈建社！你个大老板！你妈给你垫的砖坯钱，你还记得吗？你现在出息了，开上大奔了，就把你妈扔在土坯房里等死？”
“我告诉你，下午五点！滚回来！”
然后是老三亮生。
“陈亮生！你个当老师的！为人师表！你就是这么给你学生做榜样的？你妈给你带了两年孩子，现在她老了，你就嫌她碍事了？”
“你还有脸站在讲台上教书育人？我呸！”
“下午五点！见不到你人，我就去你们学校找校长！”
老王头打完三个电话，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他转过头，看着我。
“嫂子，你放心。他们会回来的。”
我看着他，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下午四点多。
村口，开来了三辆车。
一辆奥迪，一辆奔驰，还有一辆丰田。
在村里那条窄窄的土路上，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车上下来三家人。
我的三个儿子，三个儿媳，还有我的两个孙子，一个孙女。
他们一个个西装革履，衣着光鲜。
跟这个破败的村子，跟我这个一身补丁的老婆子，像是两个世界的人。
他们走到我家门口，停住了。
院子里，站满了人。
都是村里的乡亲。
老王头就站在院子中间，抱着胳膊，冷冷地看着他们。
国强、建社、亮生，三兄弟的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
像是吃了苍蝇。
大儿媳妇，那个北京女人，更是满脸的鄙夷和厌恶。
她拉了拉国强的袖子，小声说：“这是干什么？搞批斗大会吗？太野蛮了！”
二儿媳妇，老板娘，戴着个大墨镜，看不清表情。但她紧紧挽着建社的胳膊，浑身都写着抗拒。
三儿媳妇，那个中学老师，低着头，不敢看周围的人。
“王叔，你这是什么意思？”
还是老大国强先开了口。
他试图保持镇定，但声音里的怒气，藏都藏不住。
“什么意思？”老王头冷笑一声，“我替你妈问问你们，你们还记不记得，自己姓什么！”
他指着我，对他们三兄弟吼道：“看看你们的妈！你们睁大眼睛好好看看！”
“你们穿着上万的西装，开着几十万的车，住着几百万的房子！你们的妈，就住在这漏雨的破屋里！你们的心，是肉长的吗？”
三兄弟的头，都低了下去。
周围的村民，开始指指点点。
“就是，太不像话了。”
“养儿子有什么用？还不如养条狗，都知道摇摇尾巴。”
“读了那么多书，都读傻了。”
那些议论声，像针一样，扎在他们身上。
“王叔，我们不是不管。”建社站了出来，摘下墨镜，露出一张精明而疲惫的脸，“我们都忙，公司一大堆事，实在是抽不开身。”
“是啊，王叔。”亮生也赶紧附和，“我们都说了，给妈打钱，让她自己去看病。”
“打钱？”老王头气笑了，“你们以为，钱就是万能的？你们妈缺的是钱吗？”
“她缺的是人！是端一碗热水的人！是半夜能搭把手的人！”
“你们小时候，半夜发烧，你妈是怎么抱着你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到镇上卫生院的？她跟你们要钱了吗？”
“你们上大学，交不起学费，你妈是怎么卖血供你们的？她跟你们算过账吗？”
老王头越说越激动，指着国强的鼻子骂：“陈国强！你最有出息！你是大学教授！你来说说，这个‘孝’，在你那本大书里，是怎么解释的？”
国强的脸，一阵红一阵白。
他张了张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还有你，陈建社！”老王头又转向老二，“你现在是大老板了，威风了！你忘了你创业的时候，你妈把给你盖房子的钱，一分不剩都给了你？没有你妈，有你的今天吗？”
建社的嘴唇紧紧抿着，拳头攥得死死的。
“陈亮生！你最不是东西！”老王头最后指着小儿子，“你妈给你当牛做马带了两年孩子，你倒好，用完了就把人一脚踹回老家！你还配当老师吗？你教出来的学生，将来是不是也跟你一样，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亮生的头，埋得更低了。
我看到他的肩膀，在微微发抖。
“我们……”大儿媳妇终于忍不住了，尖着嗓子喊道，“我们也不是圣人！我们也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孩子要管！我们怎么可能天天围着一个老太太转？”
“再说了，赡养老人是义务，但也不是这么个赡养法吧？动不动就让村长把我们叫回来批斗，这是绑架！道德绑架！”
她的话，像是一块石头，扔进了平静的湖面。
“就是！”二儿媳妇也帮腔，“我们每个月都给钱了，仁至义尽了！现在这社会，不都是这样吗？谁家孩子还能天天守在父母身边？”
“你们这是农村的陈规陋习！思想太落后了！”
她们的话，让原本有些愧疚的三兄弟，又挺直了腰杆。
是啊，我们给钱了。
我们没错。
错的是这个不讲理的农村，是这个多事的老太太。
我看着他们，心，一点一点地凉透了。
我原以为，他们只是忙。
现在我才明白，在他们心里，我早就成了一个包袱。
一个用钱就可以打发的，麻烦的包袱。
老王头看着那两个巧舌如簧的城里媳妇，气得浑身发抖。
他没有跟她们争辩。
他只是转过头，看着我，用一种近乎悲凉的语气，缓缓地，但一字一顿地说道。
这句话，他是对着我说的，也是对着院子里所有的人，对着那三个儿子说的。
“凤霞啊，你这辈子，最大的功劳，是凭着一己之力，供出了三个大学生。”
他顿了顿，声音里充满了无尽的叹息和讽刺。
“可你这辈子，最大的失败，也是供出了这三个大学生。”
“你看看，你养了三个多有出息的儿子啊。”
老王头的目光，像刀子一样，从国强、建社、亮生三人的脸上一一扫过。
“结果，一个在北京，一个在省城，一个在县城。”
他的声音陡然拔高，充满了痛心疾首的质问。
“到头来，你身边，连一个给你养老送终的人都没有！”
“你告诉我，你养的这到底是三个大学生，还是三个讨债鬼？！”
老王头的话，像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了每个人的心上。
整个院子，鸦雀无声。
风吹过，卷起地上的落叶，发出“沙沙”的声响。
国强、建社、亮生，三个人都僵住了。
他们的脸上，血色尽褪。
羞愧，难堪，无地自容。
这些情绪，像潮水一样，将他们淹没。
老王头的话，没有一个脏字，却比任何一句辱骂都来得更狠，更重。
它剥开了他们光鲜的外衣，露出了里面最不堪的内核。
他们是村里飞出去的金凤凰，是父母的骄傲，是乡亲们羡慕的对象。
可现在，这个最大的荣耀，变成了最大的耻辱。
他们所有的成就，所有的光环，在“不孝”这两个字面前，都变得一文不值，甚至可笑。
“我……”国强嘴唇颤抖着，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
他这个人民大学的教授，第一次发现，语言是如此的苍白无力。
建社的眼睛红了。
他想起了小时候，自己调皮，掉进河里，是妈妈不顾一切地跳下去把他捞上来的。那时候，妈妈的怀抱，是那么温暖。
亮生，终于抬起了头。
他的脸上，已经满是泪水。
他看着我，看着我那张苍老、布满皱纹的脸，看着我那双干枯、变形的手。
他想起了自己上师范的时候，每个月，妈妈寄来的生活费里，总会夹着一张小纸条。
上面是请村里识字的人代写的歪歪扭扭的字：儿，钱够不够花？别不舍得吃。
他那时候，还嫌妈妈啰嗦。
“妈……”
亮生“扑通”一声，跪在了我面前。
他抱着我的腿，像小时候一样，嚎啕大哭。
“妈，我错了……我不是人……我对不起你……”
他的哭声，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另外两个人心里的闸门。
国强和建社，也跟着跪了下来。
两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在全村人的注视下，跪在自己的老母亲面前，哭得泣不成声。
他们的媳妇，都愣住了。
她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村长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会有这么大的威力。
她们不懂，对于从这片土地走出去的人来说，“根”意味着什么，“脸面”意味着什么。
老王头没有再说话。
他只是默默地看着，叹了口气，转身走出了院子。
乡亲们也陆陆续续地散了。
院子里，只剩下我们一家人。
还有那三个此起彼伏的，压抑了太久的哭声。
那天晚上，他们三兄弟，谁都没走。
大儿媳和二儿媳，带着孩子，黑着脸，自己开车去镇上住了酒店。
只有三儿媳留了下来。
她默默地帮我烧了热水，给我洗了脚，然后一声不吭地在厨房里忙活。
晚饭，是三儿媳做的。
四菜一汤。
很丰盛。
饭桌上，谁也不说话。
三兄弟的眼睛都是红肿的。
他们不停地给我夹菜，把我的碗堆得像小山一样高。
“妈，吃块肉。”
“妈，喝点汤。”
我默默地吃着。
饭菜的味道很好。
但我吃在嘴里，却品不出任何滋味。
我的心，麻木了。
吃完饭，三兄弟在院子里抽烟，一根接一根。
他们在商量。
商量我的“养老问题”。
声音很低，但我还是听到了。
国强说：“要不，把妈接到北京去。我那边房子大一点。”
建社立刻反对：“不行。大嫂那个脾气，妈过去能受得了吗？再说了，北京空气不好，妈有气管炎，去了更严重。”
亮生说：“那……那来我这儿？县城近一点。”
建社又摇头：“你那房子才多大？嫂子还要备课，孩子还要学习，妈过去，一家人都挤着，时间长了，肯定有矛盾。”
他们讨论了半天。
最后，还是建社拍了板。
“这样吧。”他说，“大哥和三弟，你们俩每人出五万。我出十万。一共二十万，先把咱家这老房子，推倒了重新盖。”
“盖个二层小楼，装修好，家电都买新的。”
“然后，我们三家，每家每个月出三千块钱，给妈当生活费。”
“再花钱，在村里请个保姆，专门照顾妈的饮食起居。身体不舒服了，就让保姆陪着去医院。”
“我们呢，以后保证，每个季度，三个人里必须有一个人回来住一个星期。过年，必须一起回来。”
这个方案，听起来很完美。
有钱，有人照顾，还有定期的探望。
国强和亮生都点头同意了。
他们觉得，这是目前最好的解决办法。
既解决了我的养老问题，又不影响他们各自的生活。
他们走进屋，把这个决定告诉了我。
建社说：“妈，您看这样行吗？您要是不想请外人，就让三嫂辞了工作，专门回来照顾您，工资我来开。”
还没等我说话，旁边的亮生和三儿媳脸色都变了。
“二哥，你说什么呢！”亮生急了。
三儿媳也低声说：“我……我教书教得好好的……”
我看着他们。
看着我这三个“孝顺”的儿子。
他们还在算计。
算计着谁付出得多，谁付出得少。
算计着怎么样，才能让自己最省心，最方便。
他们的眼泪，是真的。
他们的愧疚，也是真的。
但他们的自私，更是刻在骨子里的。
我累了。
真的累了。
我不想去北京，也不想去县城。
我不想看任何一个儿媳妇的脸色。
我也不想让他们为了谁来照顾我，争得面红耳赤。
“行了。”我开口了，声音很平静。
“就按建社说的办吧。”
“房子，盖吧。”
“钱，你们愿意给就给。”
“保姆，也请吧。”
我顿了顿，看着他们三个。
“我只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妈您说。”他们三个异口同声。
“以后，你们不用回来了。”
我说。
“一个都不用回来。”
三个人都愣住了。
“妈，您……您这是什么意思？您还在生我们的气？”国强急道。
我摇了摇头。
“不是生气。”
“是想通了。”
我指了指墙上那三张奖状。
“我这辈子，最骄傲的，就是把你们三个供出来了。”
“你们有出息，有自己的生活，我高兴。”
“以前，我总想着，养儿防老。我总盼着你们回来，盼着你们能在我跟前。”
“是我自己想不开，给你们添了麻烦，也让我自己活得不像人。”
“现在，我想明白了。”
“你们的家，在北京，在省城，在县城。”
“而我的家，就在这里。”
“你们有你们的日子要过，我也有我的日子要过。”
“以后，你们就把我当成个出远门的亲戚。逢年过节，打个电话问候一声，就行了。”
“别回来了。”
“我看着你们，心里堵得慌。”
我说完这些话，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但心里，却前所未有地轻松。
就像一个背了一辈子债的人，终于把债务还清了。
三兄弟，呆呆地看着我。
他们不明白。
他们明明已经给出了他们能给出的，最好的补偿方案。
为什么，我却不要了。
他们不懂。
有些东西，一旦碎了，就再也拼不回来了。
比如，信任。
比如，亲情。
比如，我那颗被他们伤透了的心。
他们最终还是走了。
第二天一早，三辆车，又悄无声息地驶出了村子。
建社的二十万，很快就打到了老王头的账上。
老王头找了施工队。
推土机开进院子那天，“轰隆”一声，我那住了五十年的土坯房，就塌了。
尘土飞扬。
我站在不远处，看着。
一滴眼泪都没掉。
新房子盖得很快。
两个月后，一栋漂亮的二层小楼，就立在了原来的地基上。
白墙，红瓦，铝合金窗户。
屋里，冰箱、电视、洗衣机，一应俱全。
床是新的，被子是新的。
老王头帮我请了一个保姆。
是邻村的一个寡妇，姓李，人很勤快，手脚也麻利。
每个月三千块钱的工资，是建社出的。
国强和亮生，也每个月准时把钱打过来。
我的生活，一下子变得无比“幸福”。
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腰疼了，李嫂子会给我按摩。
想吃什么了，李嫂子会骑着电动车去镇上买。
村里的人，都羡慕我。
说我苦尽甘-来，后福无穷。
说我的儿子，到底还是孝顺的。
我只是笑笑，不说话。
我的儿子们，也严格遵守着他们的“承诺”。
每个季度，都会有一个人回来。
第一个回来的是亮生。
他提着大包小包的营养品，在我这住了五天。
他每天陪我说话，给我读报纸。
但我看得出来，他很不自在。
他坐在这崭新的，却毫无生活气息的房子里，像个客人。
我们之间，客气，疏离。
不再有争吵，也没有了亲昵。
他走的时候，我把他送到门口。
他说：“妈，那我走了。您照顾好自己。”
我说：“好。”
没有拥抱，没有不舍。
就像送一个普通亲戚。
第二个回来的是国强。
他带回来一堆他写的学术著作，非要念给我听。
我一个字也听不懂。
我看着他，这个我曾经引以为傲的儿子。
他变得那么陌生。
他的世界，离我太远了。
远到，我连仰望的力气都没有了。
建社是最后一个回来的。
他最忙。
只住了三天。
他给了我一张银行卡，说里面有十万块钱，让我随便花。
我收下了。
我跟他说：“谢谢。”
他愣了一下，眼神很复杂。
我知道，他宁愿我像以前一样，骂他一顿。
可我骂不出来了。
心死了，嘴巴也就懒得动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
新房子很暖和，饭菜很可口，李嫂子把我照顾得很好。
我的腰不怎么疼了，人也胖了些。
可我总觉得，这屋子，比以前的土坯房，还要空。
还要冷。
有时候，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晒太阳。
看着蓝天白云，看着远处连绵的青山。
我会想起很多年前。
想起我背着国强，在田埂上走。
他搂着我的脖子，在我耳边唱着刚学会的儿歌。
想起建社为了一个糖人，在地上打滚。
我没办法，只好把准备买盐的钱，给他买了糖人。
他吃得满脸都是，冲我傻笑。
想起亮生小时候，最喜欢跟在我屁股后面。
我去哪儿，他跟到哪儿。
像个小尾巴。
那时候，我们很穷。
穷得叮当响。
但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现在，我们有钱了。
什么都有了。
却把最重要的东西，弄丢了。
去年冬天，我病了一场。
很重。
肺炎。
在县医院住了半个月。
李嫂子全程陪着我。
我的三个儿子，也“回来”了。
他们没有回来。
是他们的钱回来了。
建社直接给医院打了二十万。
国强和亮生，也各自打了五万。
他们请了最好的护工，给我用了最好的药。
主治医生说，老太太，你真有福气，有这么孝顺的儿子。
我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
福气？
这福气，是用尊严和亲情换来的。
太贵了。
出院那天，我跟老王头说，我想立个遗嘱。
老王头很惊讶。
“嫂子，你身体刚好，立什么遗嘱？”
我说：“早晚的事。”
在老王头的见证下，我请人代笔，立了遗嘱。
我的遗嘱很简单。
我死后，这栋房子，还有我卡里所有的钱，全都捐给村里。
给村里办个养老堂，让那些没儿没女的孤寡老人，老了有个去处。
至于我的三个儿子。
我什么都不留给他们。
老王头看着遗嘱，半天没说话。
最后，他长叹一声：“嫂子，你想好了？”
我点点头。
“想好了。”
“他们什么都不缺。”
“就让他们，什么都得不到吧。”
我不知道，等我死了，我的儿子们看到这份遗嘱，会是什么表情。
是愤怒？是不解？还是会有一丝丝的悔恨？
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了。
这个冬天，雪下得特别大。
院子里，白茫茫的一片。
李嫂子在厨房里给我炖鸡汤。
很香。
我坐在窗前，看着外面。
墙上，那三张“优秀大学毕业生”的奖状，已经被我摘下来，烧掉了。
连同那些发黄的记忆，一起烧掉了。
电话又响了。
是亮生打来的。
他说，他们学校放寒假了，他准备带孩子回来住几天。
我拿着电话，沉默了很久。
然后，我说：“别回来了。路滑，不安全。”
说完，我挂了电话。
我不想再看到他们了。
不想再看到他们那张写满愧疚和客气的脸。
就这样吧。
各自安好。
互不打扰。
也许，这就是我们母子之间，最好的结局。
我端起桌上的热茶，喝了一口。
很暖。
从嘴里，一直暖到胃里。
但，暖不到心里。
我的心，早就在那个被全村人围观的下午，彻底凉透了。
来源：温柔花为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