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纽伦堡，德国记者们肩负着一项特殊的使命。彼时，德国新闻业正百废待兴：盟军占领德国后，纳粹政权掌控下的新闻机构被悉数取缔。在放弃了对新闻进行事先审查的计划后，军管政府发布的“时事简报”暂时承担了新闻报道的职能。

[德]乌韦·诺伊玛尔 著

柳雨薇 译

新星出版社

2025年9月

文│乌韦·诺伊玛尔

在纽伦堡，德国记者们肩负着一项特殊的使命。彼时，德国新闻业正百废待兴：盟军占领德国后，纳粹政权掌控下的新闻机构被悉数取缔。在放弃了对新闻进行事先审查的计划后，军管政府发布的“时事简报”暂时承担了新闻报道的职能。

直到1945年夏天，第一批德国报纸才获准出版。为满足公众的新闻需求，加强盟军与当地居民之间的沟通，建立一支新的德国媒体队伍迫在眉睫。

第一份获批的报纸《亚琛新闻》于1945年6月20日开始出版，不久后的8月1日，《法兰克福评论报》也随之发行。到纽伦堡审判开始时，美国已为20家德国报纸颁发了出版许可。由于纸张短缺，这些报纸通常每周只发行两到三期，每期仅有几个版面。随后，四份跨区域的“模范报纸”相继创立，它们分别是英占区的《世界报》、法占区的《法国新闻》、美占区的《新报》，以及苏占区的《每日评论报》。

在盟军的占领政策中，去军事化、非纳粹化和民主化被视为三大核心任务。盟军特别强调，新闻界必须与纳粹时期的媒体从业者保持距离。在纽伦堡，最初，为得到许可的报纸进行报道的记者几乎全部来自战胜国。这些记者的文章被视为德国新闻工作者的典范，承担着教育德国民众的责任。然而，盟军最终还是接受了“由德国人为德国人报道”的理念，允许德国记者进入纽伦堡司法宫。在法庭约250个记者席位中，德国记者被分配到了7个席位，因此只能轮流出席审判。

此外，苏联代表团也将其配额中的5个席位让给了来自苏占区的德国记者，其中包括当时年仅22岁的马库斯·沃尔夫——后来的东德情报部门负责人。

德国人坚持要求自行报道审判、形成独立判断的权利。1945年9月5日，时任《莱茵—内卡河报》主编的特奥多尔·豪斯，也就是后来联邦德国的首任总统，在一篇题为《德国新闻界》的社论中自信地写道：“现在有一个能让德国人自发承担起对军管政府和德国人民的责任，诠释德国的命运，并按自己的理解参与到这场漫长而艰难的复苏中的机会。我们在充分权衡了心理层面的障碍和种种实际困难之后抓住了它……我们欢迎参与和协助，我们不畏讥笑与嘲讽。”

然而，美国人在委派记者时并非总能做出明智的选择，这一点从冒名顶替者瓦尔特·乌尔曼（Walter Ullmann）的故事中可见一斑。战争接近尾声时，美国人在解放摩斯堡战俘营时救出了这位出生于维也纳的乌尔曼先生，他当即声称自己是纳粹政权的受害者。

早在20世纪20年代，此人就以“乔·勒尔曼博士”（Dr. Jo Lherman）的名义在柏林经营过一个实验剧场，甚至还接受过埃里希·凯斯特纳的采访。在屡次因欺诈入狱后，如今他摇身一变，以“加斯顿·乌尔曼博士”（Dr. Gaston Oulman）的身份重新亮相，自称是古巴一家新闻社的负责人，而他也确实为几家奥地利报纸报道过西班牙内战。

身穿自己设计的、左肩饰有古巴国旗的制服，当然，主要是因为乌尔曼流利的德语，成功赢得了美国驻巴伐利亚广播电台代表的信任，成为慕尼黑广播电台的正式雇员，专门负责纽伦堡审判的报道。

每周一至周六，乌尔曼的《纽伦堡评论》都会在电台的黄金时段播出，节目从20时15分开始，持续15分钟。截至纽伦堡审判结束，他共撰写了近300篇评论。这些评论风格犀利、语气夸张，听众的评价也褒贬不一。他经常用刻薄的语言讽刺出席的证人，纳粹抵抗运动的拉豪森将军就因外貌被他戏称为“驿站长”。他的最后一篇对最终判决的评论更是吸引了数百万听众。

然而，由于在评论中对被告流露出些许同情，并对判决结果提出了质疑，他失去了同盟国的支持。在评论戈林的判决时，他说道：“或许这次判决唯一不合理之处在于，它声称整个审判过程中没有发现任何有利于戈林的证据，连一丁点减刑的理由都没有，也就是说，他犯下了史无前例的滔天大罪。”

慕尼黑广播电台没有与乌尔曼续约。在美国驻慕尼黑领事馆致信古巴，要求补办乌尔曼声称丢失的证件时，这场骗局终于彻底暴露，因为哈瓦那方面完全没有听说过这号人物。“我们很遗憾无法为您签发所需的证件，”美国领事如此回复乌尔曼，“因为您无法为您的古巴国籍提供证明。”

考虑到公开此事必然引起轩然大波，在审判结束之前，美方一直对乌尔曼的欺诈行为三缄其口。他在纽伦堡的记者同行最多也只是隐约感觉到，这位操着一口德语的“古巴人”有些古怪。

同样获得美国认证的还有《莱茵—内卡河报》的记者恩斯特·米歇尔（Ernst Michel），一位出生于曼海姆的犹太人。在特奥多尔·豪斯的支持下，米歇尔成了唯一一位获准在1946年春天报道纽伦堡审判的奥斯维辛幸存者。在一些私人文章中，他署名为：特派记者恩斯特·米歇尔，奥斯维辛编号104995。他从奥斯维辛生还的经历堪称奇迹：当有人在病房里询问囚犯中是否有人能写一手好字时，他在关键时刻举起了手，成为记录患病囚犯名单的书记员。他的父母都在奥斯维辛遇难。

在一次死亡行军中，米歇尔在萨克森州境内成功逃脱，随后返回曼海姆寻找幸存的家人。通过中间人的推荐，他与特奥多尔·豪斯结识，并被聘为其报社的记者。

很难想象，当恩斯特·米歇尔1946年3月第一次在法庭上看到昔日的纳粹高层时，是怎样的心情。当时出庭的有以煽动反犹情绪为职的小报《先锋报》的主编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帝国保安总局局长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和“元首的代言人”鲁道夫·赫斯。赫尔曼·戈林听说有一名奥斯维辛幸存者在报道审判，便通过律师邀请米歇尔到他的牢房，希望与他见面。

“安排这次会面的前提是不会留下任何记录。”米歇尔在自传中写道，“我很紧张。我该说些什么？我应该和他握手吗？该向他提问吗？既然我无法把这次会面报道出来，为什么还要让自己陷入如此痛苦的境地？当我和斯塔默尔博士走进他的牢房时，戈林站起身。他时刻处于士兵的看守下。‘这就是您问起的那个年轻记者。’斯塔默尔博士指着我介绍道。戈林看着我，似乎准备与我握手，但在看到我的反应后，他转过身去，背对着我。我就像被变成了盐柱一样站在那里……我僵硬地站着，斯塔默尔博士正在讨论第二天审判的安排。突然间，一阵冲动席卷了我，我冲向门口，请求军警放我离开。我再也忍受不了了。”

除了为德国报纸撰稿的大屠杀幸存者恩斯特·米歇尔，还有一些犹太记者在纽伦堡审判期间为巴勒斯坦的希伯来语媒体做报道，比如特拉维夫《国土报》的记者罗伯特·韦尔奇（Robert Weltsch）。他与另一位犹太记者罗伯特·容克同住，后者当时是《苏黎世周刊》的撰稿人之一，并在日后获得了“诺贝尔替代奖”。沙布塞·克鲁格曼（Shabse Klugman）则用意第绪语为巴伐利亚被解放犹太人中央委员会（Zentralkomitee der befreiten Juden）的报刊《我们的道路》（Undzer veg）撰写文章。

审判开庭时，许多犹太记者都对盟军抱有期望，他们满心以为这些解放者会为犹太人伸张正义。《我们的道路》在审判初期的报道也的确传递了这样的印象，即欧洲犹太人大屠杀将成为审判的核心议题。

然而，这种乐观情绪很快被深深的失望所取代。仅仅九天后，沙布塞·克鲁格曼写道：“我们的血海深仇被压缩在‘危害人类罪’这样一个狭小的框架内，甚至只占其中的一个条目，名为‘针对犹太人的罪行’。”

不久后，他更加绝望地写道：“我们的案件、我们巨大的悲剧在这个法庭中被置于何处？”

的确，在被传唤的139名证人中，仅有3位是犹太裔，立陶宛诗人阿夫罗姆·苏茨克维尔（Avrom Sutzkever）便是其中之一。他于1946年2月27日出庭作证，却被苏联检察官L.N.斯米尔诺夫粗暴介绍成了苏联公民。当苏茨克维尔希望用意第绪语做证时，却被告知由于没有翻译，他只能使用俄语，也就是审判的四种官方语言之一。

法国在审判中主要负责“危害人类罪”的起诉，他们本应将大屠杀作为起诉书的核心内容，然而，法国人更倾向于把重心放在非犹太裔法国平民和抵抗运动成员的证词上，这一点从他们对证人的选择中可以见得：他们传唤了非犹太裔奥斯维辛幸存者克劳德·瓦扬—库蒂里耶（Claude Vaillant-Couturier）。

心理因素可能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大屠杀的残酷程度超越了人类想象力的极限，人们倾向于逃避现实，不愿直面这些罪行的全貌。

英国助理法官诺曼·伯克特形容苏联证人的证词“过于夸张”。美国首席检察官罗伯特·H.杰克逊则认为，犹太证人可能带有更多的复仇情绪，不如其他证人可靠，这可能会对犯罪事实的确认产生负面影响。

德国记者经常抱怨他们在法庭上“二等公民”的处境，与其他国家的同行相比，他们要克服更多的障碍。他们的文章受到严格的管控和审查。

在苏联占领区，未经审查员批准的文章无法发表；盟军虽然鼓励对审判进行全方位的报道，但却并不欢迎批判性的分析。

来源：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