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曾经的“宣统皇帝”，此刻成了编号981的战犯。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囚服，连自己系鞋带都要从头学起，夜里躺在硬板床上，总忍不住摸向棉衣内侧——那里藏着他最后的念想。

1950年10月的抚顺，寒意已浸透战犯管理所的铁窗。广播里“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消息刚落，监舍里突然响起撕布的刺啦声。

前清末代皇帝溥仪，正徒手扯开自己棉衣的内层缝线，棉絮纷飞中，他颤抖着掏出一个绸布包裹，眼神里藏着半生从未有过的决绝。

“这东西，我得交给国家。”他对着错愕的狱友喃喃自语，手里的包裹虽小，却藏着一件辗转26年、躲过十几次搜身的稀世国宝。

一、抚顺狱中：末代皇帝的囚徒生涯

1950年8月1日，一列闷罐火车将溥仪从苏联引渡回国，直接送进抚顺战犯管理所。

曾经的“宣统皇帝”，此刻成了编号981的战犯。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囚服，连自己系鞋带都要从头学起，夜里躺在硬板床上，总忍不住摸向棉衣内侧——那里藏着他最后的念想。

“溥仪，你又在摸什么？”同屋的伪满官员好奇追问，换来的却是他慌忙遮掩的沉默。

管理所里的日子平静却煎熬。每天的劳动改造、思想学习，让这位一辈子养尊处优的皇帝备受冲击。他亲眼见曾经的伪满大臣学着扫地洗碗，听看守员讲“人民当家作主”的道理，内心满是惶恐与茫然。

“我这样的人，新中国会怎么处置？”他在日记里反复写这句话。从紫禁城的龙椅，到伪满洲国的傀儡，再到苏联的俘虏营，半生漂泊让他早已习惯用珍宝换取安全感，而棉衣里的那件东西，就是他最后的“救命稻草”。

二、珍宝奇缘：田黄三联玺的26年亡命路

溥仪藏在棉衣里的，是乾隆皇帝最珍爱的“田黄三联玺”——整块罕见田黄石雕刻而成，三枚印章由天然石链相连，无一丝黏合痕迹，印文“惟精惟一”“乐天”“乾隆宸翰”是乾隆治国理念的写照。

1924年冯玉祥逼宫时，18岁的溥仪仓皇出逃。宫女们将这枚仅掌心大小的玺印缝进他的棉衣夹层，躲过了卫兵的严密搜查。“别的珍宝能丢，这枚玺不能，它是爱新觉罗的根。”溥仪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

此后26年，这枚玺印成了他的贴身之物。在天津租界挥霍时，他变卖无数字画古董，唯独对它视若性命；在伪满洲国当傀儡皇帝时，每晚睡前都要摸一摸石链的温润；被苏联红军俘虏后，5年里经历十几次搜身，哪怕洗澡都不敢摘下，硬是靠藏在裤腰夹层蒙混过关。

“这不是石头，是我的皇帝身份。”在苏联俘虏营里，他曾对着玺印落泪。那时的他以为，只要保住这件皇家信物，总有一天能恢复“皇权”，却没料到，这枚象征封建帝制的宝物，终将在抗美援朝的战鼓声中，迎来截然不同的命运。

三、战鼓惊雷：抗美援朝点燃觉醒之火

1950年10月下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传遍全国，也传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

每天的读报时间，成了最让人震撼的时刻。听着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冰天雪地里的英勇事迹，看着报纸上“全国捐款购机”的新闻，溥仪的内心被从未有过的情绪冲击着。

“上海学生背着行李参军，校长题字‘和平砥柱’；河南农民捐出留着换盐的粮食，说‘多打一粒粮，前线少流血’；常香玉剧社半年演出178场，捐出15亿旧币买战斗机。”看守员念新闻时，监舍里鸦雀无声。

最让他震动的是一组数字：全国人民短短一年捐款5万多亿元旧币，能买3000多架战斗机。“这是我当皇帝时想都不敢想的场面。”溥仪后来对所长孙明斋说。他突然意识到，真正的国家，不是帝王的私产，而是老百姓愿意拼命守护的家园；真正的力量，不是龙袍玉玺，而是亿万人民拧成一股绳的凝聚力。

夜里，他摸着棉衣里的田黄三联玺，第一次觉得这石头烫手。“我拿着乾隆爷的玺印，却做了卖国求荣的事，对得起谁？”对比那些捐出嫁妆、积蓄的普通百姓，他的愧疚感如潮水般涌来。

四、撕衣献宝：放下皇权的救赎时刻

“我要见所长！”10月28日清晨，溥仪突然举起手，眼神异常坚定。

在孙明斋所长的办公室里，他没多余的寒暄，直接转过身，双手抓住棉衣内侧的缝线用力一撕。随着刺啦一声响，棉絮散落，他小心翼翼地掏出那个绸布包裹，层层打开。

当三枚田黄石印带着石链的温润光泽出现在眼前时，孙明斋愣住了。“这是乾隆帝田黄三联玺，故宫的镇宫之宝。”溥仪的声音带着颤抖，却异常清晰，“26年来我走到哪带到哪，现在，我自愿上交国家，给前线做点贡献！”

孙明斋接过玺印，指尖能感受到石链的顺滑。这枚国宝没有华丽的包装，却在岁月打磨下泛着温润的光，就像溥仪此刻复杂的心境——有不舍，有愧疚，更有解脱。

“你想清楚了？这可是无价之宝。”孙明斋追问。溥仪重重点头：“以前我把它当皇权的念想，现在才明白，它该属于国家，属于人民。全国人民都在为国家拼命，我不能再抱着这封建遗物自欺欺人了。”

这句话，成了溥仪人生的分水岭。那个一辈子把“皇帝身份”刻在骨子里的人，终于在这一刻，主动放下了最后的执念。

五、国宝归位：从帝王私产到人民财富

溥仪献宝的消息很快上报到北京。上级专门派文物专家赶来抚顺，经鉴定，这枚田黄三联玺确实是乾隆御制真品，采用整块田黄石镂空雕刻，石链活动自如，堪称“国宝中的国宝”。

“这样的工艺，现在的工匠都很难复刻。”专家抚摸着石链感叹。田黄石本身就有“一两田黄三两金”的说法，而这枚三联玺更是独一无二，如今估值早已过亿，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之一。

1951年初，这枚漂泊26年的国宝被送往北京故宫，重新回到了它曾经存放的地方。只是这一次，它不再是帝王的私产，而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文化财富。

如今，如果你走进故宫博物院，还能在珍宝馆的橱窗里看到它。阳光透过玻璃洒在温润的田黄石上，石链依旧完好，印文清晰可辨，既刻着乾隆盛世的荣光，也记着溥仪半生的浮沉，更见证了一个时代的更迭。

而溥仪在献宝后，收到了上级的肯定：“主动上交国宝，是真心悔改的表现。”那一刻，这个半辈子都活在恐惧和迷茫中的人，第一次流下了释然的泪水——他终于觉得，自己“有用”了。

六、涅槃重生：从战犯到公民的蜕变

献宝之后，溥仪像变了一个人，以前连袜子都不会补的他，主动抢着扫地、洗碗、糊纸盒；以前别人叫他“溥仪”他充耳不闻，如今听到“老溥”还会笑着答应；学习讨论时，他不再沉默，而是主动剖析自己当伪满皇帝时的罪行。

“我以前总想着保命，想着恢复皇权，却从来没为国家做过一件事。”在思想汇报里，他这样写道。抗美援朝的胜利，让他彻底看清了新中国的力量；而献宝的举动，让他迈出了从“战犯”到“公民”的关键一步。

1956年，溥仪在沈阳特别军事法庭上，穿着囚服出庭作证。他戴着黑框眼镜，一五一十地揭发日本侵略者操纵伪满洲国、迫害中国百姓的罪行，言辞恳切，毫无保留。

“我现在是个中国人，就要说真话，赎罪。”他在法庭上说的这句话，打动了在场所有人。曾经的“末代皇帝”，终于彻底告别了过去，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

1959年12月4日，溥仪获得特赦。走出抚顺战犯管理所时，他手里只拎着一个小包袱，里面没有珍宝，只有一本《毛泽东选集》和几件旧衣服。

“最珍贵的东西，早就交给国家了。”他回头望了一眼管理所的方向，脸上露出了释然的笑容。

七、结语：国宝见证的时代变迁

这枚田黄三联玺的命运，恰似一部浓缩的中国近代史，它曾是乾隆皇帝的御玩之物，象征着封建王朝的巅峰；它曾被溥仪视为皇权信物，跟着他经历颠沛流离的逃亡之路；它最终在抗美援朝的战鼓声中，回归人民的怀抱，成为民族文化的瑰宝。

而溥仪的转变，更是那个时代最生动的注脚。从把国家当私产的皇帝，到沦为汉奸傀儡的战犯，再到主动献宝、真心悔改的公民，他的一生，见证了封建帝制的崩塌和人民共和国的崛起。

1950年那个寒冷的秋日，溥仪撕开棉衣的那一刻，撕开的不仅是藏宝的夹层，更是束缚他半生的皇权执念。而那枚温润的田黄三联玺，也终于完成了它的使命——从帝王的私藏，变成了人民的财富，静静躺在故宫里，诉说着一个关于救赎、觉醒与时代变迁的故事。

如今，当我们隔着玻璃凝视这枚国宝时，看到的不仅是巧夺天工的工艺，更是一个民族从沉沦到崛起的力量，是无数人用热血和真心守护家国的信仰。而这份信仰，远比任何珍宝都更加珍贵，更加不朽。

来源：健康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