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看理想App七周年，我们开启了一系列以“继续下去，就是可能”为主题的人物专访，邀请一些在各自领域中“继续下去”的行动者，分享这些年的故事、思考与信念。
《在公交车站直到黎明》
看理想App七周年，我们开启了一系列以“继续下去，就是可能”为主题的人物专访，邀请一些在各自领域中“继续下去”的行动者，分享这些年的故事、思考与信念。
第二期的嘉宾是景军，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从艾滋病、自杀、水库移民、老龄化与死亡，他的研究始终围绕着人的苦难与尊严展开。
在学术道路上，他拒绝被贴上“苦难代言人”的标签，更愿意说：“我其实更愿意让人教育我、改造我。”
我们与景军进行了一场对谈，聊了聊他如何看待研究、生命，以及这个复杂的世界。
讲述丨景军
来源丨播客《看理想时刻》对谈
01.
媒介让我们的情感无限放大，也包括仇恨8月1号，河南一位姓邵的女大夫，在刚做完两台手术后，录了一段视频，从医院的六楼跳了下来。因为在这之前她在网络上被围攻了。
她之前有一台手术是羊水栓塞，这种情况非常危险，她问产妇和她的老公说，我们要切除子宫，你才能够保命，也才能把这孩子保下来。但切除子宫之后，这位产妇回家了之后，她公公不干了。
因为生的是女孩，她公公说，我们家这儿媳妇完了，不能给我们生儿子了，你得给我赔偿。然后在抖音上另外两个账号也开始炒作，等于是谩骂。
我看了一下报道，75万人参加了围观或者骂人。如果有75人骂我，我都受不了，更不要说75万了。就是说，有数十万人认为你是个坏人，这是非常可怕的，而且太冤枉了。
我做过五年的报社记者，主要写文艺界的特稿，但在新的历史情境下，我看到了新媒体对人类感情的边界无限度地放大，这其中包括仇恨，也包括爱——为了完全不认识的一个人。
02.
“我不是代言人，我是在被我的研究对象教育”我最早做的系统性研究是关于“水库移民”的。当时水库移民的安置无非是两种，一种叫后靠，一种叫插花。
后靠就是被水一步一步地推到山上，插花是把人安置到别的村子里。前面一种是自然（缺水、缺电）造成的贫困，后面一种是社会孤立带来的贫困。在这个过程中，我对人的苦难，感触就比较深了。
我长期认为苦难是结构化的，但是随着岁数更成熟了一些，我觉得苦难跟人格也有关系。
比如说摆脱苦难，我特别注意到农村“能人”的作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甘肃农村里有一帮人专门做孔庙庙宇的恢复。不做别的，就一座一座地修庙。然而这几个人没有一个没受过大罪。
我觉得他们在用自己的行动讨回一个公道。也就是说，我过去被你们都斗得一塌糊涂了，有的人还得罪我了，但我不找你清算，我还继续做好事。因为我如果做任何个人的清算，这绝对又是一次苦难。
所以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他们没有把这种苦难转化成一种个人恩怨，继续搞残酷的斗争，他们投入一种集体的建设，做传统文化的修复。
苦难可以摧毁一个人，但是也会让一个人发生非常奇妙的转变。比如这些人全是受了罪的人，但你要问ta为什么没有反过来去报复过去对ta不公的人，我觉得这是ta超出境界了。如果都要追究的话，那这个小社会会永远动乱下去。
《宇宙探索编辑部》
在民间是有能人、有智慧的人的，他们都是普通的老百姓，但是走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参与了整个社区摆脱苦难的建设。
人可能因为苦难感觉自己很委屈，但是实际上苦难也许可以把你变成一个圣人，一个哲人。因为通过苦难你才知道，小心眼和自私才使人特别残酷。一个人能够到豁达的境地，跟性格、人格有关系。
通过这个研究，我从民间的能人身上看到“礼失而求之野”。官体制和民体制，或者说神圣体制和庸俗体制其实可以相互学习一下。
03.
替“受苦的人”发声？我其实更愿意让人改造我“替他人发声”“知识分子作为痛苦的代言人”，把这些标签安给我，我是坚决不会同意的，没有意思的。我所有记住的研究对象，全都是对我有改造作用的。
善良之心人人都有，我不是所谓的苦难代言人。我们可以了解这些苦难的历史，可以了解苦难的结构性和制度化原因，对历史真相有澄清，但是最终实际上我们通过苦难了解人性。
经历了苦难的人性和没有经历苦难的人性，是不一样的。
没有经过苦难的人性，谈论再多的宽容和多样性，都只能停留在概念化、理想化的地步。当你经过大灾大难之后，仍然能够宽容、理解，或者说原谅，这是不容易的。
经历了苦难的人，可能比一生平安的人更智慧一些，因为ta在谈一些事情的时候，不是轻谈，有时候是拿半个生命代价换来的。
《地母》
04.
死亡是不公平的，也是检视社会的我做医学社会学第一波做的是艾滋病研究，那时就看到了死亡，比如说农民卖血，有很多的艾滋病感染。第二个比较大的主题是自杀研究，然后是养老。
生老病死，总要处理根本性的死亡问题。
从2020年初一直到2023年底，长达三年的时间，我基本上就在网上上课，把我的“死亡社会学”课公开给全国的大学生。疫情让我和很多的中国年轻人认识到了死亡，而且这个死亡的面相是非常不一样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认识到了，为了不大批地死人，不得不采取所谓的隔离政策把大家隔离起来，而且这个时间非常长。它后边的一个假设是，假如不这么做，我们就会有大规模的人口死亡。
另一个是，在疫情期间，很多人的临终是没有得到陪伴的。在过去五六年，我们每年都是将近或超过一千万人死亡。疫情期间也大概是这个数，但这里有几百万人经历了很孤独的死亡。
所以在这期间，我们就开始收集中国人的死亡叙事，不光是疫情期间的死亡叙事，还有整个家庭的死亡叙事。
一个经典的社会学阐释，死亡是不公平的。有的人可以活下来，有的人却没有活下来；有的人会得到各种各样的帮助，有的人也许被认为是不值得维持的生命体。
我们可以通过死亡认识社会的不公正，而且这种情况是很多的。从死亡研究里，我觉得确实能够认识到我们社会中的很多东西。
05.
日本高龄社会的问题，
会不会在中国重演？
20年前人们就开始谈老龄化问题，因为2020年左右，中国开始进入老龄社会，总人口里有7%的人是65岁以上，10%是60岁以上，到2024年这个比例就翻番了。
这是亚洲速度，只有日本、韩国和中国，用了二十多年就让老年人口翻番，很多国家都是用半个世纪到一百年。
也就是说，人家用一百年或五十年的时间去建构一个老龄社会，但你只用二十五年，没有足够的准备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谈死亡就会有一种紧迫性。
比如日本已经出现了孤独死。孤独死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人去世的时候，等警方到ta家去之后，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ta已经和自己的家人失去了联系。
《无缘社会》
这是第一个无缘——没有亲缘，也有第二个无缘——没有朋友，第三个无缘——没有同事，第四个无缘——没有社区，所以日本人也把这种情况叫“无缘死”。
在中国社会的老年人死亡里，大部分还没有到日本社会“无缘死”的程度，这是我们感到庆幸的地方。我们的老年人要么跟自己的亲属保持了很好的联系，要么跟自己的朋友、同事、社区保持了联系。
但我想讲的是，老龄社会的死亡越来越多了，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出现“孤独死”的问题，但以后呢？
未来二十年可能看不到，因为日本的老龄化社会整整比我们早出1/4世纪，但我觉得在日本发生的很多的社会问题，也有亚洲社会的共性，值得我们拿过来看。
06.
将来或许会有一本书，叫《2020》每一代人的精神状态确实很难说，我自己认为这可能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是这个时代对我们的规训，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疫情把你关上三年，对这一代人的身心的影响是难以想象的。
你想想，如果是2000年出生的人，疫情那几年正是ta风华正茂的时候。心理学教授彭凯平就说，2000年出生的年轻人太不幸了。
ta本来应该上大学，三年没有在大学待过；ta本来应该谈恋爱，三年找不着男女朋友，全是网恋了；ta本来应该得到老师的亲自指导，但三年见不着老师；ta本来应该和同学结成友谊，最后ta没有友谊……这是不幸的一代。
别小看这三年，以后应该会有人写一本书，就叫《2020》，这是划时代的。今天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太近了，等00后这一代人长大，再看这三年对他们的影响，对整个中国和世界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以上内容节选自“继续下去，就是可能”看理想App七周年特别专访，完整内容请移步播客《看理想时刻》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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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看理想vistopia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