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火车哐当哐当，像个得了哮喘的老头，拖着一肚子疲惫又亢奋的人，一头扎进了南方的热浪里。

火车哐当哐当，像个得了哮喘的老头，拖着一肚子疲惫又亢奋的人，一头扎进了南方的热浪里。

1995年的广州，就是一锅滚开的粥。

黏糊糊的风，裹着听不懂的鸟语，还有一股子海鲜混着机油的腥甜味儿，劈头盖脸地砸过来。

我叫陈进，十九岁，口袋里揣着爹妈凑的四百块钱，还有我姐偷偷塞给我的一张崭新大团结。

我从湖南乡下的山沟沟里出来，脑子里就一个念头：挣钱。

挣大钱。

回家盖三层楼的大房子，娶我们村最好看的姑娘。

火车南站的人潮，像黑色的蚂蚁，要把我这点可怜的梦想给活活踩死。

我被一个老乡骗去了城中村的黑中介，交了一百块钱介绍费，给我找了个建筑工地的活。

搬砖。

每天从天亮搬到天黑，太阳像个挂在头顶的烙铁，把脊背上的皮都快烫熟了。

汗水流进眼睛里，又涩又疼，看什么都隔着一层水汽。

工头是个本地人，瘦得像根竹竿，骂起人来唾沫星子能喷三尺远。

他管我们这些外地来的叫“北佬”，那个音调，跟看一条赖皮狗没什么区别。

我干了半个月，手上的茧子磨破了又长，长了又磨破，拿到手的工资，扣掉伙食费住宿费，只剩下薄薄的一百多块。

这点钱，别说盖楼，连买块好点的砖都不够。

我心里那团火，被现实的冷水浇得只剩下一点不甘心的火星子。

我辞了工。

我不能把命耗死在砖头堆里。

没了活干，日子更难。住在十块钱一晚的通铺里，空气中全是汗味、脚臭味和廉价烟草的味道。

每天就着白开水啃两个馒头，眼睛饿得发绿，盯着街上每一个看起来像老板的人。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遇到了福叔。

他也是我们县的，比我爹大不了几岁，但看起来像个小老头。

头发花白，乱糟糟的，背佝偻着，常年穿着一件洗得发黄的旧汗衫，脚上一双解放鞋，鞋面都裂开了。

他在我们住的这片城中村捡破烂。

一个巨大的、鼓鼓囊囊的蛇皮袋，就是他的全部家当。

第一次见他，是我饿得实在受不了，花一块钱买了碗最便宜的白粥，蹲在路边喝。

他拖着那个比他还高的袋子，从我面前经过，一股子酸臭味。

他停下来，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很奇怪，不像同情，也不像鄙夷，就是很平静地看了一下。

然后，他从自己腰上挂着的一个小布袋里，摸出一个黑乎乎的茶叶蛋，递给我。

“后生仔，光喝粥不顶饿。”他说，乡音很重。

我愣住了。

来广州这么久，除了被骗被骂，这是第一次有人主动给我东西。

我没接。我还有我那点可怜的自尊。

“叔，我不要。”

他笑了笑，露出几颗黄牙，把茶叶蛋硬塞到我手里。

“拿着。出门在外，都不容易。”

说完，他就拖着他的蛇皮袋，一瘸一拐地走了。

我捏着那个还温热的茶叶蛋，眼眶突然就热了。

后来见得就多了。

他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天黑透了才回来，蛇皮袋总是满的。

有时候是压扁的纸箱，有时候是各种颜色的塑料瓶，有时候是一些我看不懂的废铁疙瘩。

我们这些没找到活的闲人，总在背后议论他。

“可惜了，听说以前还是个文化人。”

“屁的文化人，捡破烂的能有几个好出身。”

“听说他儿子在广州淹死了，老婆也跟人跑了，受了刺激。”

传言很多，没一个能证实的。

福叔从不跟人争辩，也从不跟我们扎堆聊天。他就像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孤魂野鬼。

那天晚上，我又没找到活。口袋里只剩下最后二十块钱。

我躺在咯吱作响的木板床上，闻着空气里绝望的味道，第一次想到了回家。

也许我根本就不是发财的料。

就在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时候，福叔回来了。

他把那个巨大的蛇皮袋靠在墙角，发出沉闷的声响。

他看了我一眼，我正睁着眼睛瞪着天花板。

“睡不着？”他问。

我“嗯”了一声。

他没再说话，走到自己床铺边，从床底下拖出一个小铁箱，打开，里面传来一阵叮叮当当的声音。

他点了一根劣质香烟，烟雾缭绕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过了很久，他突然开口。

“想不想挣钱？”

我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

“想！”

这两个月，我做梦都在想。

他吐出一口烟圈，烟雾在我眼前散开。

“我教你个发财的门道。”

我看着他。

昏暗的灯光下，他那张布满皱纹的脸，显得有些神秘。一个捡破烂的，能有什么发财的门道？

我心里一半是火热的期盼，一半是冰冷的怀疑。

“叔，你别开我玩笑。”

“你看我像开玩笑的样子吗？”他把烟头在地上摁灭，“明天晚上，你跟我走一趟，就知道了。”

那一晚，我几乎没睡。

第二天，我跟着福叔，天刚擦黑就出了门。

他没带他那个标志性的蛇皮袋，而是让我背上一个空的大帆布包，他自己也背了一个。

我们没去那些居民区，而是七拐八绕，走进了一片工厂区。

夜晚的工厂区，像一头头沉睡的钢铁巨兽，只有零星的保安亭还亮着灯。

福叔走在前面，脚步很轻，像一只熟悉地形的夜猫子。

他带着我绕开大路，专门走那些墙角、阴沟和废料堆旁边的小路。

“福叔，我们这是要去哪？”我压低声音问。

“嘘。”他回头做了个手势，“跟着就行。”

最后，我们停在了一家大型电子厂的后墙外。

墙很高，上面还有铁丝网。

墙根下，堆着山一样高的黑色垃圾袋，散发着一股烧焦塑料的刺鼻气味。

“就是这了。”福叔指着那堆垃圾山。

我懵了。

“福叔，你说的发财门道，就是来这……翻垃圾？”

这跟捡破烂有什么区别？

“蠢货！”他第一次骂我，声音不大，但很有力，“你以为捡破烂就是捡瓶子纸皮？那是饿不死的门道。发财的门道，得用眼睛，用脑子！”

他从口袋里掏出两副线手套，扔给我一副。

又掏出一个小手电，自己含在嘴里，光柱随着他的头晃动。

他手脚麻利地爬上垃圾堆，撕开一个黑色的垃圾袋。

“过来，学着点。”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戴上手套，跟着爬了上去。

垃圾袋一撕开，里面全是些电子厂的废料。

碎裂的塑料外壳，纠缠在一起的电线，还有一些绿色的、上面布满各种小方块和金属线条的板子。

“看到没？”福叔用手电照着一块巴掌大的绿色板子，“这叫电路板。”

我点点头，这玩意我见过，收音机里就有。

“我们要找的，就是这个。”

他拿起那块电路板，用手指着上面的一些细小的金色触点。

“这上面，有金子。”

我心头一震。

金子？

“还有这些。”他又指着一些密密麻麻的金属针脚，“这是铜。”

“还有这些黑色的方块，叫芯片，有些里面也有好东西。”

他像个经验丰富的老师，在给学生上课。

“这些东西，工厂当垃圾扔了，但在有些人眼里，就是宝贝。”

他把那块电路板扔进自己的帆布包里，又撕开另一个袋子。

“别愣着，找！就找这种绿色的、黄色的板子，越大越好，上面的零件越复杂越好。”

我将信将疑，学着他的样子，开始在垃圾堆里翻找。

那味道实在太冲了，熏得我阵阵作呕。

手套很快就变得又黑又黏。

但一想到“金子”那两个字，我就什么都顾不上了。

我们就像两只在黑夜里觅食的土拨鼠，在垃圾山里疯狂地刨着。

偶尔有保安巡逻的手电光扫过来，我们就立刻趴下，一动不动，心跳得像打鼓。

那一晚，我们装满了两个大帆布包。

回到住处时，天都快亮了。

我累得像条死狗，浑身都散发着一股洗不掉的酸臭味。

福叔却精神很好。

他把两个包里的电路板全都倒在地上，屋里顿时堆起了一座小山。

他让我去打盆水，然后他拿出一把小刷子，一块布，开始小心翼翼地清理那些电路板。

“这东西得弄干净，品相好，才卖得上价。”

他一边清理，一边教我辨认。

“这种，CPU板，最值钱。”

“这种，内存条，上面一排金手指，都是好东西。”

“这种，上面有大电容的，不值钱，还占地方，下次看到就别捡了。”

我听得一愣一愣的。

我从来不知道，这些被当成垃圾扔掉的东西，里面还有这么多门道。

第二天下午，福叔带着一小袋清理好的电路板，让我跟他去一个地方。

我们坐着颠簸的公交车，到了一个我从没来过的地方，叫“陶街”。

这里像个巨大的露天集市，到处都是卖旧电器、旧零件的摊位。

空气里弥漫着焊锡和灰尘的味道。

福叔轻车熟路地领我走进一条小巷子，巷子尽头是一家不起眼的铺子，门口挂着“电子回收”的牌子。

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瘦高男人坐在里面喝茶。

“阿福，又来好东西了？”男人看到福叔，笑着打招呼。

“陈老板，看货。”福叔把袋子放在柜台上。

陈老板放下茶杯，戴上老花镜，把里面的电路板倒出来，一块一块地仔细看。

他拿出一个小小的手持秤，称了称。

又拿出计算器，噼里啪啦地按了一通。

“成色不错。这批……给你三百八。”

三百八！

我脑子“嗡”的一声。

就这么一小袋东西，三百八？

比我辛辛苦苦搬一个月砖挣的都多！

福叔却摇了摇头。

“陈老板，这批货里有两块服务器主板，上面的奔腾Pro芯片都还在。不止这个价。”

陈老板扶了扶眼镜，又拿起那两块最大的板子看了看，笑了。

“你这老狐狸，眼睛还是这么尖。”

他重新按了计算器。

“行，四百五。不能再多了。”

“成交。”

福叔收了钱，是四张大团结和一张五十的。

走出铺子，我的腿还是软的。

一夜之间，四百五十块。

这钱来得太快，太不真实了。

福叔把钱塞给我。

“干什么，福叔？”我连忙推回去。

“拿着。这是你应得的。没有你，我一个人也背不回这么多。”

“不行，门道是你想的，地方是你带我去的，我就是出了点力气。”我把钱又推了回去。

他看了我一眼，眼神很深邃。

“小子，讲义气是好事。但干我们这行，钱要分清。”

他从里面抽出两张一百的，塞进我上衣口袋。

“这是你的。剩下的，是本钱。我们要买工具，还要……打点。”

“打点？”

“你以为那工厂的垃圾是随便捡的？保安不找你麻烦？”福叔冷笑一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我这才明白，福叔每次卖完货，都会去买两条好烟，悄悄塞给工厂那个看后门的保安。

这世界，远比我想象的复杂。

从那天起，我正式跟着福叔，入了他的“门道”。

我们白天睡觉，晚上行动。

为了提高效率，我们买了辆二手的三轮车，还买了更大的袋子，更亮的手电，还有结实的撬棍。

我们不再只盯着一家工厂，福叔像个活地图，知道广州周边哪个区、哪家厂是生产什么的，什么时候会集中处理废料。

有时候是电子厂，有时候是玩具厂，有时候是废旧家电拆解场。

每一次，都是一场在黑夜里的冒险。

我渐渐习惯了那种刺鼻的气味，习惯了在垃圾堆里爬行，习惯了被蚊子咬得满身是包，也习惯了看到保安手电光时的心跳加速。

我的手变得粗糙，指甲缝里永远是洗不干净的黑色污垢。

但我口袋里的钱，在一点点变多。

第一个月，我分到了一千二百块。

第二个月，两千五。

第三个月，我们搞到了一批从海关退回来的次品电脑，那一票，我分了五千块。

我把钱一遍遍地数，晚上抱着钱睡觉。

我给家里寄回去了三千块钱，告诉他们我在广州做生意，很好。

我爹在电话那头激动得说不出话，一个劲地说“好，好，好”。

我能想象到，他在村里跟人说起我时，腰杆都能挺直几分。

我开始觉得，广州也不是那么面目可憎了。

这里的夜晚，虽然肮脏，但藏着黄金。

福叔教我的，不仅仅是分辨电路板。

他教我怎么跟人打交道。

跟陶街那些精明的回收老板，怎么讨价还价，怎么分辨谁是真心想买货，谁是想套你的话。

“心要细，话要少。让他们觉得你是个不懂行的新手，但关键时候，要能拿出他们压不住的货。”

他也教我怎么看人。

“那个陈老板，看起来斯文，心最黑，但有一样好，给钱痛快，不拖欠。”

“巷口那个胖子，喜欢占小便宜，但胆子小，不敢黑你的货。”

我还认识了我们这行的“同行”。

捡破烂的，也分三六九等。

最底层的是捡瓶子纸皮的，挣个辛苦钱。

往上一层，是像我们一样，专门掏“电子垃圾”的，这叫“淘金”。

再往上，就是有门路，能直接跟工厂内部的人勾结，把那些还没被当成垃圾扔出来的“好料”提前弄出来的。

我们属于中间这层，风险和收益并存。

我们的地盘，也开始有人眼红。

那天晚上，我们刚从一家通讯设备厂的后墙翻出来，三轮车上装了半车的好东西，主要是些交换机上的板卡。

刚拐进一条黑漆漆的小巷，前面就被几个人堵住了。

为首的是个壮汉，脖子上戴着大金链子，胳膊上纹着一条过肩龙，嘴里叼着烟。

他身后跟着四个小年轻，手里都拎着钢管。

“站住。”壮汉吐掉烟头，用脚碾了碾。

我心里一咯噔，手下意识地握紧了三轮车的车把。

福叔却很镇定，他从三轮车上跳下来，往前走了两步。

“是彪哥吧？久仰大名。”福叔递上一根烟。

那个叫彪哥的没接，斜着眼打量我们。

“你们两个，最近很跳啊。这片地方的规矩，懂不懂？”

“彪哥，我们就是混口饭吃，没想过坏了您的规矩。”福叔的腰微微弯着，脸上堆着笑。

“混饭吃？”彪哥冷笑一声，一脚踹在我们的三轮车上，半车电路板哗啦一下洒了一地。

“我的人跟我说，你们两个老鼠，一晚上能掏出几千块的货。这饭，混得比我还好啊！”

我气得血往上涌，就要冲上去。

福叔一把拉住了我，对我摇了摇头。

“彪哥，您看这样行不行。”福叔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递了过去，“一点小意思，孝敬您和兄弟们喝茶。”

彪哥掂了掂信封，脸上露出一点笑容。

“算你识相。”

他打开信封，抽出里面的钱数了数。

“两千？”他的脸又沉了下来，“打发叫花子呢？”

“彪哥，我们这行也是看天吃饭，有时候一晚上白忙活。这真是我们这个月的……”

“少他妈废话！”彪哥把钱摔在福叔脸上，“要么，以后每个月交五千块保护费。要么，把你们的腿打断，滚出这片！”

五千块！

这简直是抢劫！

我再也忍不住了。

“你们凭什么！垃圾是我们自己捡的！”

彪哥身边的一个黄毛小子，抡起钢管就朝我砸过来。

“小子，找死！”

我急忙往后一躲，钢管砸在三轮车上，发出一声刺耳的闷响。

福叔脸色也变了。

他把我护在身后，对彪哥说：“彪哥，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我们是求财，不是来结仇的。”

“我今天就把话放这了！”彪哥指着福叔的鼻子，“要么给钱，要么断腿！自己选！”

气氛僵持到了极点。

就在这时，福叔突然笑了。

他笑得很平静，甚至有点……轻蔑。

“彪哥，你知道我们这三轮车上，装的是什么吗？”

彪哥愣了一下。

“不就是一堆破烂？”

“是。”福叔点点头，“但有些破烂，沾不得。”

他弯腰，从地上捡起一块洒出来的电路板。

那块板子很特殊，黄色的，上面有很多被撬掉零件的痕迹。

“这家通讯设备厂，是军工单位的合作方。他们处理废料，有严格规定。特别是这种，保密板。”

福叔把那块板子在手里抛了抛。

“这上面的东西，按规定是要销毁的。我们也就是捡点他们销毁后剩下的渣。但要是有人把这事捅出去，说有人在这里倒卖军工废料……”

福叔没再说下去，只是看着彪哥。

彪哥的脸色，一点点变了。

从嚣张，到疑惑，再到一丝忌惮。

他混社会的，知道什么能碰，什么不能碰。跟“军工”两个字沾上边，就是天大的麻烦。

“你他妈吓唬我？”彪哥色厉内荏地吼道。

“是不是吓唬你，彪哥可以自己去打听打听。”福叔的腰杆挺直了，“我们烂命一条，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但彪哥家大业大，应该不想因为这点小事，惹上不该惹的麻烦吧？”

巷子里一片死寂。

只剩下我们几个人的呼吸声。

彪哥死死地盯着福叔，眼睛里凶光闪烁。

过了足足一分钟，他突然一摆手。

“我们走！”

那几个小年轻还想说什么，被他一瞪，都乖乖地跟着他，消失在巷子深处。

我腿都软了，一屁股坐在地上。

刚才那一瞬间，我以为我们死定了。

福叔长长地出了一口气，额头上也全是汗。

他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起来，把东西收拾好。快走。”

我手忙脚乱地把地上的电路板捡回车里。

“福叔，你刚才说的……是真的？”我问。

“一半真，一半假。”福叔发动了三轮车，“那家厂确实有军工背景，但那块板子，就是个普通的民用板，我故意撬了几个零件，吓唬他的。”

我目瞪口呆。

“这……这也行？”

“出来混，靠力气，也得靠脑子。”福叔开着车，飞快地消失在夜色里，“记住，永远要给自己留一张底牌。”

那晚之后，我对福叔，是彻彻底底的服了。

他不仅懂技术，懂行情，还懂人心。

他在这个城市的底层，活得像一棵坚韧的野草，有自己的生存法则。

我们换了个地方，暂时避开了彪哥的风头。

日子又回到了正轨。

白天睡觉，晚上“上班”。

钱越挣越多，我甚至在城中村租了个单间，虽然小，但总算有了自己的空间。

我开始给一个叫小兰的女孩子写信。

她是我老乡，在附近一家大排档当服务员。

她长得不算顶漂亮，但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很甜。

我每次去吃饭，都故意多点一个菜。

她会红着脸跟我说：“你一个人吃不了这么多的。”

我就说：“没事，我能吃。”

我不敢告诉她我是做什么的。

我只说，我跟一个老板做电子生意。

她信了。

她看我的眼神里，有一种崇拜和向往。

那种眼神，让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也让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我渴望能真正地“做生意”，而不是在黑夜里当一只见不得光的老鼠。

我把这个想法跟福叔说了。

他抽着烟，沉默了很久。

“小陈，你想过没有，我们现在做的，其实就是生意的雏形。”

“这怎么能算生意？”我不服气，“这叫偷鸡摸狗。”

“不。”福叔摇摇头，“我们发现别人看不到的价值，把它从垃圾里分离出来，再卖给需要它的人。这就是最原始的商业逻辑。”

“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正大光明地做？”

“因为我们没有本钱，没有执照，没有仓库，更没有关系。”福叔一针见血，“我们现在，是在用命，用时间，在换取我们的第一桶金。”

“等我们有了足够的钱，”福叔的眼睛在烟雾中闪着光，“我们就可以租个铺面，挂上‘电子回收’的牌子，像陶街的陈老板一样，坐在店里，等着别人把货送上门。”

他的话，像一盏灯，照亮了我混沌的脑子。

原来，他想的，比我远得多。

他不是安于现状，他是在蛰伏。

“福叔，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攒够钱？”

“快了。”福叔看着窗外，“就差一个机会。一个……能让我们一步登天的机会。”

机会很快就来了。

但它来的时候，带着血腥味。

给我们带来消息的，是陶街的陈老板。

那天，福叔带我去他店里出货，陈老板把我们拉到里屋，神神秘秘地说：“阿福，有个大买卖，敢不敢做？”

“什么买卖？”

“香港那边来了一批货，在海上被扣了。”陈老板压低声音，“是最新款的电脑配件，几千套。因为手续不全，海关那边要当‘洋垃圾’集中销毁。”

我心头一跳。

“销毁？”福叔的眼睛亮了。

“对。就在南沙一个指定的销毁场。”陈老板说，“我打听到消息，他们是找了家回收公司处理，说是粉碎填埋，但其实……你知道的，总有办法。”

福叔明白了。

所谓的销毁，很多时候就是走个过场。只要打通关系，就能在粉碎之前，把里面的好东西捞出来。

“你的意思是？”

“我跟那家回收公司的负责人有点交情。他答应，可以留一个晚上，让我们进去‘捡’。但是，一个晚上，能拿多少，看我们自己的本事。”

陈老板伸出五根手指。

“进去的‘门票’，五万。”

五万！

我倒吸一口凉气。

这简直是赌博。

“而且，捞出来的货，我要七成。”陈老板又说。

福叔沉默了。

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我心里像有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五万块钱，几乎是我们俩当时所有的积蓄了。

万一进去，发现东西都被销毁了，或者捞出来的东西不值钱，那我们就血本无归。

“干不干？”陈老板问。

福叔把烟头摁灭。

“干！”

他转头看着我。

“小陈，你怕不怕？”

我看着他布满血丝的眼睛，那里面有一种豁出去的疯狂。

我咬了咬牙。

“不怕！”

从陈老板那里出来，福-叔显得很亢奋。

“小陈，这就是我说的机会！”他抓着我的胳膊，力气大得惊人，“这一票干成了，我们就能在陶街开个比陈老板还大的铺子！”

我也被他的情绪感染了，感觉全身的血都在燃烧。

我们取出了所有的钱，凑了五万块，交给了陈老板。

剩下的几天，我们没再去“上班”。

我们在做准备。

福叔花大价钱，又买了一辆半旧的五十铃货车。

他还找了几个以前在工地上认识的、靠得住的老乡，许诺给他们高额的回报，让他们到时候跟我们一起去。

行动定在周五的晚上。

那一天，广州下起了瓢泼大雨。

豆大的雨点砸在铁皮屋顶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也砸在我的心上。

我心里很慌。

我给小兰写了封信，告诉她我要出一趟远门，做一笔大生意，如果成功了，我就回来娶她。

我把信和一千块钱，悄悄放在了她宿舍的窗台上。

晚上十点，我们开着五十铃，带着五个老乡，在雨幕中出发了。

销毁场在南沙，离市区很远，非常偏僻。

我们在一个约好的路口，见到了回收公司的那个负责人，一个胖子。

福叔把一个装了酒和烟的礼盒递过去，胖子接过去，指了指远处一个黑漆漆的大门。

“就给你们到明天早上五点。五点一到，推土机就要进场。到时候出了什么事，别说认识我。”

说完，他就开车走了。

销毁场的铁门虚掩着。

我们推开门，一股浓烈的、混杂着各种化学品和金属的味道扑面而来。

眼前的一幕，让我们所有人都惊呆了。

在几盏昏暗的工矿灯下，是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的露天场地。

场地上，堆满了小山一样的电子垃圾。

大部分是电脑机箱，还有显示器、打印机，密密麻麻，一眼望不到头。

很多机箱已经被压扁了，但还有很多是完好的。

“发了……发了……”一个老乡喃喃自语。

“别废话！动手！”福叔一声令下。

我们七个人像饿狼一样扑了上去。

我们根本不用像以前那样费劲地翻找。

我们直接用撬棍、锤子，暴力拆解那些机箱。

打开机箱，里面就是崭新的主板、CPU、内存条、硬盘……

很多配件上，连保护膜都还没撕掉。

“妈的，这哪是垃圾，这都是钱啊！”一个老乡激动地大喊。

我们什么都顾不上了。

雨水、汗水混在一起，从脸上往下淌。

每个人的眼睛都是红的。

我们把拆下来的主板、硬盘、内存条，像收白菜一样，一堆一堆地扔进货车车厢。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车厢很快就装满了。

福叔当机立断：“小陈，你带两个人，先把这车货开走，藏到我们租的那个临时仓库去！我带人在这里继续拆，等你们回来！”

“好！”

我发动了货车，带着两个老乡，冒着大雨往回赶。

我的心跳得飞快，握着方向盘的手全是汗。

这一车货，至少值几十万。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

我们顺利地把货卸在了提前租好的小仓库里，又马不停蹄地赶回销毁场。

等我们回去的时候，福-叔他们已经又拆了小山一样高的一堆零件。

我们再次装车。

就在我们准备装第三车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十几束刺眼的手电光，突然从销毁场的大门口射了进来。

“不许动！都他妈给我站住！”

一声暴喝，在雨夜里格外刺耳。

我心里“咯噔”一下，完了。

是彪哥。

他带着二十多个人，手里都拿着家伙，把大门堵得死死的。

他怎么会知道这里？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们这边的几个老乡，看到这阵仗，腿都软了。

福叔的脸色也变得惨白。

但他的眼神，却死死地盯着彪哥身边的一个人。

那个回收公司的胖子。

是他！是他告的密！

这个胖子，收了我们的“门票”，又把我们卖给了彪哥！

“福叔是吧？”彪哥撑着一把黑伞，慢悠悠地走过来，皮笑肉不笑，“听说你发大财了，也不叫上兄弟我？”

福叔死死地捏着手里的撬棍。

“彪哥，这批货，是陈老板的。”他想拿陈老板的名头压他。

“陈老板？”彪哥哈哈大笑，“他现在，估计也在哪个茶楼里，等着我的消息呢！”

福叔的心沉了下去。

陈老板也参与了！

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他们先是用这批货做诱饵，骗我们拿出所有的本钱，然后等我们辛辛苦苦把货捞出来，他们再来个“黑吃黑”！

“福叔，念你也是个人才。”彪哥用钢管指着我们装满货的卡车，“把这两车货留下，你们几个，自己断一只手，滚。今天这事，就算了了。”

“你做梦！”我红着眼吼道。

这两车货，是我们的命！是我们拿所有身家赌来的！

彪哥脸色一沉。

“给脸不要脸！”

他一挥手，“给我上！打断他们的腿，把货抢过来！”

二十多个人，像疯狗一样冲了上来。

我们这边只有七个人，几个老乡早就吓破了胆，扔下工具就想跑。

“跟他们拼了！”福叔怒吼一声，抡起撬棍，迎了上去。

我也抄起一根铁棍，跟在他身后。

场面瞬间乱成一团。

雨声，喊杀声，铁器碰撞声，惨叫声，混杂在一起。

我们的人数太少了，根本不是对手。

一个老乡刚跑出没两步，就被一棍子打在腿上，惨叫着倒地。

我也被人一脚踹在肚子上，摔倒在泥水里。

一根钢管，带着风声，朝我的头砸来。

我闭上了眼睛。

就在这时，福叔一把推开了我。

那根钢管，结结实实地砸在了他的后背上。

“噗！”

我听到一声沉闷的响声。

福叔闷哼一声，身体晃了晃，但没有倒下。

他回身一棍，狠狠地抽在那个偷袭者的脸上。

“小陈！快！上车！开车走！”福叔对我嘶吼着，眼睛通红。

“福叔！”我哭喊着。

“走！快走！别让这些货落在他们手里！这是我们翻身的本钱！”

他像一头被激怒的狮子，一个人挡在我们和彪哥那群人中间，手里的撬棍舞得虎虎生风。

彪哥的人一时竟然近不了他的身。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

他要用命，给我创造一个逃跑的机会。

我的眼泪和雨水混在一起。

我爬起来，连滚带爬地冲向那辆装满货的五十铃。

“拦住他！别让他跑了！”彪哥也发现不对，大声吼道。

几个人朝我冲过来。

福叔怒吼着，冲上去，用身体撞开了一个人，又一棍子打倒一个。

但他也被人从背后一脚踹倒。

几根钢管，同时砸在了他的腿上。

我听到骨头断裂的清脆声响。

“福叔——！”我撕心裂肺地大喊。

“走啊！”福叔趴在泥水里，用尽最后的力气对我喊道。

我发动了汽车。

油门踩到底。

五十铃像一头愤怒的野兽，发出一声咆哮，朝着大门冲了过去。

堵在门口的人吓得纷纷闪避。

我从后视镜里，看到福叔被几个人围着，用钢管狠狠地砸。

看到彪哥那张狰狞的脸。

也看到那辆我们开来的三轮车，被他们的人点燃了，火光冲天。

我的心，像被撕成了碎片。

我开着车，在雨夜里狂奔。

我不知道要去哪里。

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福叔白白牺牲。

我把车开到了一个绝对想不到的地方。

小兰打工的那个大排档后面的小巷里。

这里是我的“安全屋”。

我躲在车里，浑身都在发抖，不知道是因为冷，还是因为害怕。

天亮了。

雨停了。

我像个游魂一样，下了车。

我不敢回我们租的房子，不敢去仓库，更不敢去找陈老板。

这个城市，在一夜之间，对我露出了它最狰狞的面目。

我找到了一个公用电话亭，拨通了110。

我用沙哑的声音，匿名举报，南沙有个非法的电子垃圾销毁场，昨晚发生了大规模的持械斗殴。

我不知道这有没有用。

但这是我唯一能为福叔做的事。

我在那条小巷里，躲了两天两夜。

靠着车上剩下的一点水和干粮。

第三天，我实在熬不住了，我悄悄地溜出去，买了一份报纸。

报纸的社会版，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有一条简讯。

“警方在南沙区查获一非法垃圾处理点，现场发生过斗殴，有多人受伤，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

多人受伤。

福叔……他还活着吗？

我的心揪成一团。

我必须要把这批货处理掉。

这是福叔用命换来的。

我不能再找陈老板，也不能去陶街任何一家熟悉的铺子。

我想起了福叔曾经跟我说过的一句话。

“真正的买家，不在广州，在深圳。那边，靠着香港，什么货都吃得下。”

我决定，去深圳。

我找了个长途司机，塞给他两千块钱，让他帮我把这车货，连夜运到深圳。

我坐在副驾驶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前方。

广深高速上，车灯连成一条光的河流。

而我，像一条逆流而上的鱼，前途未卜。

到了深圳，我把货车停在一个偏僻的工业区。

我按照福叔以前零星提过的线索，开始寻找传说中的“华强北”。

1995年的华强北，还没有后来那么夸张，但已经初具规模。

到处都是行色匆匆的人，空气中都是金钱的味道。

我像个无头苍蝇，转了好几天。

我不敢轻易亮出我的货。

我怕再遇到一个陈老板，或者彪哥。

最后，我把目标锁定在一个不起眼的档口。

老板是个潮汕人，四十多岁，很精瘦，一直在喝功夫茶。

我观察了他两天。

他话不多，跟人交易，都是看货，报价，行就行，不行就走，从不拖泥带水。

我觉得，这种人，或许可以信赖。

我走上前，学着福叔的样子，压低声音说：“老板，有批好货，敢不敢看？”

老板抬起眼皮，打量了我一下。

“什么货？”

“电脑板。全新的。”

他来了兴趣。

“哪里看？”

我带他去了我停车的地方。

当我拉开车厢门，让他看到那满满一车的电路板时，他那一直平静的眼睛里，终于闪过一丝震惊。

他跳上车，拿起一块主板，仔细地看了看。

又拿起一块硬盘。

“都是从海上扣下来的那批？”他问。

我心里一惊。他怎么知道？

他看出了我的紧张，笑了笑。

“整个珠三角做这行的，都在等这批货。没想到，被你这个后生仔拿到了。”

他没问我货是怎么来的。

这是规矩。

他盘算了一会，伸出三个手指。

“三十万。我全要了。”

三十万！

这个数字，像一颗炸弹，在我脑子里炸开。

我强压住狂喜，想起福叔教我的。

“心要细，话要少。”

我摇了摇头。

“老板，这批货里，光是奔腾的CPU就有上千片。不止这个价。”

他笑了。

“后生仔，懂行啊。那你说，多少？”

我伸出五个手指。

“五十万。”

他没还价。

他盯着我的眼睛看了很久。

“好。五十万。但要现金，我需要一天时间准备。”

“成交。”

第二天，在一家银行的贵宾室里，我见到了那五十万现金。

用几个大帆-布包装着。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

钱货两清。

我提着那几个沉甸甸的袋子，走出银行，感觉像在做梦。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找了个最贵的酒店，开了一间房。

我把钱全倒在床上，在钱堆里打滚。

我哭了，又笑了。

福叔，我们成功了。

我们翻身了。

可是，你在哪里？

我在深圳待了一个星期。

我买了新衣服，新鞋子，把浑身上下都换了一遍。

我站在镜子前，看着那个穿着名牌，头发梳得油光锃亮的人。

很陌生。

我给广州的几个老乡打电话，想打听福叔的消息。

电话打不通。

他们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我心里越来越不安。

我决定回广州。

我没有直接回去，而是先在东莞下了车。

我找到了一个专门帮人“捞人”的江湖大哥。

我给了他两万块钱。

“帮我找个人。叫阿福，五十多岁，湖南人，以前在广州捡破烂。前段时间，在南沙的一个销毁场，跟人打架，被抓了。”

大哥收了钱，说：“一个星期，给你消息。”

等待的日子，是煎熬。

我回到了广州。

我没有去陶街，也没有回那个城中村。

我在市区租了一套高档公寓。

我去了小兰打工的那个大排档。

大排档还在，但小兰已经不在了。

老板说，她半年前就辞工回家了。

“有个男的，给她留了信和一千块钱。她等了那个人很久，那人一直没回来。她家里人就让她回去了。”

我站在原地，像个傻子。

窗台上的信，她看到了。

钱，她也拿了。

但是，我回来晚了。

一个星期后，东莞的大哥给我打了电话。

“人找到了。”

我心头一紧。

“他在哪里？”

“死了。”

电话那头，声音很平静。

“死了？”我感觉天旋地转。

“嗯。那天晚上，伤得太重。送到医院，没抢救过来。因为没身份信息，没家属，尸体在医院停尸房放了一个月，最后……火化了。”

大哥顿了顿，又说：“跟你打架的那伙人，头头叫彪哥是吧？他也被抓了。故意伤害致死，再加上别的案子，估计要吃花生米了。”

“那个回收公司的胖子，还有陶街的陈老板，作为同案犯，也进去了。判了十年。”

我握着电话，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眼泪，无声地往下掉。

福叔。

他用他的命，给我铺平了最后的路。

他不仅帮我拿到了那笔钱，还帮我清除了所有的敌人。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喝光了两瓶白酒。

我醉得一塌糊涂。

我仿佛又看到了福叔。

他佝偻着背，拖着一个巨大的蛇皮袋，对我笑着说：

“后生仔，光喝粥不顶饿。”

“小子，出门在外，都不容易。”

“出来混，靠力气，也得靠脑子。”

“小陈，这是我们翻身的本钱！”

……

第二天，我醒来，头痛欲裂。

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很刺眼。

我从床上爬起来，走到窗边。

楼下，是车水马龙的广州。

这个我曾经又爱又恨的城市。

我拿出剩下的钱。

四十多万。

我没有回老家盖楼。

我用这笔钱，在陶街，盘下了一家铺面。

就在陈老板那家店的对面。

我挂上了一个新的招牌。

“阿福电子”。

我的店，不卖假货，不坑人，价格公道。

我学着福叔的样子，教那些刚来广州、想入行的年轻人，怎么分辨电路板，怎么看行情。

我告诉他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生意慢慢做大了。

从一个铺面，到三个铺面。

从电子回收，到电脑组装，再到代理品牌。

几年后，我成了华南地区最大的电脑配件经销商之一。

我有了自己的公司，自己的仓库，自己的车队。

我成了别人口中的“陈总”。

我回过一次老家。

我没有盖三层的楼，而是捐钱，给村里修了一条路，建了一所小学。

小学也叫“阿福小学”。

我再也没有见过小兰。

我结了婚，有了孩子。

我的妻子，是我公司的会计，一个很温柔的广州本地姑娘。

她知道我所有的过去。

每年清明节，她都会陪我，去广州郊区的一个公墓。

我们在那里，给福叔立了一个衣冠冢。

墓碑上没有照片，因为我找不到他任何一张照片。

上面只刻着一行字：

“恩师阿福之墓”。

我常常会想起1995年的那个夏天。

那个黏糊糊的、充满了机油味和绝望气息的夏天。

如果没有遇到福叔，我可能还在某个工地上搬砖，或者早就灰溜溜地回了老家。

是他，那个在黑夜里捡破烂的老乡，拉了我一把。

他教我的，不是发财的门道。

他教我的，是在这个吃人的世界里，怎么活下去，怎么活出个人样。

他用他那在泥泞里打过滚的、粗糙的手，为我推开了一扇通往全新世界的大门。

而门的代价，是他的命。

如今，我站在自己公司的落地窗前，看着脚下这座繁华的城市。

我知道，在这片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在那些看不见的角落，依然有无数个像我当年一样的年轻人，在迷茫，在挣扎。

也依然有无数个像福叔一样的人，他们或许不起眼，或许活在底层，但他们的眼睛里，藏着生活的智慧和人性的光。

他们，才是这座城市真正的“门道”。

来源：小蔚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