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直到今天，我依然能清晰地记起王医生摘下老花镜，用一种混杂着震惊、惋惜和深思的复杂眼神看着我们时，整个诊室里那死一般的寂静。他说，姥姥的病，根子不在头皮上，在心里。那句话像一根冰冷的针，瞬间刺破了我们全家维持了数月之久的、充满焦躁与麻木的脓包。

直到今天，我依然能清晰地记起王医生摘下老花镜，用一种混杂着震惊、惋惜和深思的复杂眼神看着我们时，整个诊室里那死一般的寂静。他说，姥姥的病，根子不在头皮上，在心里。那句话像一根冰冷的针，瞬间刺破了我们全家维持了数月之久的、充满焦躁与麻木的脓包。

我们曾以为，那只是七十三岁老人常见的固执和幻觉，是岁月在她身上刻下的又一道无伤大雅的玩笑。我们陪着她、哄着她、也暗地里烦躁过、争吵过，用自以为是的孝顺和耐心，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布满“异物”的日夜。

直到那一刻，在那间被消毒水气味浸透的白色房间里，我才真正明白，姥姥头皮下那些从未存在过的“异物”，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亲人，在她孤寂的世界里，日渐稀疏和淡漠的倒影。

这一切，都得从去年那个格外漫长而潮湿的夏天说起。

第1章 头皮下的秘密

“阳阳，又来了，又来了……就在这块儿，你摸摸，是不是有个东西在爬？一拱一拱的，跟个小肉虫似的。”

姥姥坐在院子里的那把旧藤椅上，阳光透过葡萄藤的缝隙，在她花白的头发上洒下斑驳的光点。她微微佝偻着背，右手食指和中指并拢，小心翼翼地、又带着几分急切地，在自己的左侧头顶上画着圈。她的眼神里有一种孩子般的焦灼和信赖，仿佛我是唯一能帮她捉住那个“坏东西”的人。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大概从初夏开始，姥姥就时常念叨起她头皮下的“异物”。起初，我们都没当回事。我妈刘敏总是一边在厨房里忙活，一边大着嗓门回应：“妈，您就是天太热，头皮发痒，别自己吓自己。待会儿我给您用硫磺皂好好洗洗。”

我老婆林蔚则更理性一些，她会从手机上搜出一些老年人常见皮肤病的资料，然后温言细语地劝慰：“姥姥，可能是毛囊炎或者皮脂腺分泌旺盛，要不我们去社区医院开点药膏擦擦？”

而我，陈阳，作为家里唯一的男人，又是姥姥从小一手带大的外孙，总是最有耐心的那一个。我会走过去，装模作样地拨开她稀疏的头发，仔細“检查”一番，然后用一种非常肯定的语气告诉她：“姥姥，我看了，什么都没有。就是出了点汗，有点痒。您别总想着它，一会儿就忘了。”

说完，我还会顺势给她轻轻按摩几下头皮。姥姥会在我的安抚下暂时平静下来，闭上眼睛，嘴里嘟囔着：“可能是我感觉错了吧……阳阳一按，它好像就老实了。”

那段时间，我们家就像一个分工明确的团队，我妈负责“粗暴打断”，我老婆负责“科学解释”，而我，则扮演着“最终安抚者”的角色。我们都以为，这不过是老年人生活中一个无伤大雅的小插曲，就像她会把遥控器藏在米缸里，或者坚持认为天气预报没有她窗外的麻雀准一样。我们习惯了，甚至有些麻木了。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超出了我们的预料。姥姥对“异物”的描述越来越具体，越来越频繁。从最初的“有东西在爬”，演变成了“有好几个，排着队在头皮下面钻隧道”，甚至有一次，她半夜敲开我和林蔚的房门，一脸惊恐地说，那东西“咬”她了，疼得她睡不着。

我打开灯，看到姥姥额头上被她自己抓出了几道深深的血痕，触目惊心。林蔚倒吸一口凉气，赶紧翻出医药箱给她消毒、上药。我妈闻声也从自己房间里出来，看到这副情景，她的不耐烦终于压过了担忧，语气也重了起来：“妈！你这是干什么呀！跟你说了八百遍了，什么都没有！你再这么自己折腾自己，真要折腾出病来了！”

姥姥被我妈吼得一愣，浑浊的眼睛里迅速蒙上了一层水汽。她没再争辩，只是用手捂着额头，嘴唇哆嗦着，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那一刻，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我把妈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说：“妈，您小点声，姥姥年纪大了，您别这么跟她说话。”

“我怎么说话了？”我妈的火气也上来了，“你看看她把自己弄成什么样了？我说她两句还不是为她好？天天神神叨叨的，家里这点事还不够我烦的吗？”

那晚，家里第一次因为姥姥的“异物”爆发了争吵。我和我妈在客厅里互不相让，林蔚在卧室里一边给姥姥处理伤口一边小声劝慰。最后，争吵以我妈的一声叹息和摔门声告终。我疲惫地坐在沙发上，听着卧室里传来姥姥压抑的抽泣声，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力感笼罩了我。

从那天起，家里的气氛变得微妙起来。姥姥不再轻易跟我们提起头皮下的事，但她的动作却出卖了她。吃饭的时候，她的手会不自觉地抬起来，在头皮上轻轻摩挲；看电视的时候，看着看着，眼神就涣散了，手指又开始在头发里摸索。她像一个怀揣着巨大秘密的特工，时刻提防着我们发现她的“小动作”。

为了不让她再抓伤自己，林蔚给她买了一顶柔软的棉布帽子，让她在家里也戴着。姥姥很听话，几乎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戴着，只有洗头时才摘下来。那顶灰色的帽子，像一个无声的封印，将她的秘密和我们的焦虑一同罩在了下面。

我开始偷偷观察她。好几次，我看到她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戴着那顶帽子，对着窗外的天空发呆，手指在帽子上反复地、机械地画着圈。阳光照在她瘦削的肩膀上，显得那么孤独。我忽然意识到，我们可能都错了。这或许不是一个简单的皮肤问题，也不是老年人的胡思乱想。那顶帽子下面，藏着的可能是一个我们谁也无法触及的、正在崩塌的世界。

我决定带姥姥去市里最好的医院做个全面检查。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家里人时，预料之中的分歧再次出现。

“去大医院？挂个专家号多难啊，还得排队做一堆检查，别折腾了。我看就是她自己想多了。”我妈第一个反对，她觉得这是小题大做，浪费钱和精力。

林蔚虽然也觉得可能没什么大问题，但她更担心我的状态。她犹豫着说：“老公，我不是不支持你。可是你看你最近，工作那么忙，回家还要操心姥姥的事，人都瘦了一圈。万一检查下来什么都没有，姥姥会不会更觉得自己有病，反而加重了？”

他们的担忧都有道理，但我心里的那个念头却异常坚定。我看着阳台上姥姥那个小小的、孤独的背影，对他们说：“不管结果怎么样，至少我们努力了，能求个心安。万一……万一真有什么问题呢？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姥姥这么难受下去。”

我的坚持，最终让她们妥协了。那个周末，我通过朋友的关系，挂上了一位神经内科和一位皮肤科的专家号。出发前一晚，我给姥姥收拾东西，她像个要去远足的孩子，既紧张又期待。她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医保卡、身份证放在一个小布包里，反复确认了好几遍。

临睡前，她拉着我的手，小声问：“阳阳，你说……医生能不能用个什么东西，把它们都吸出来？”

我握紧她冰凉而干枯的手，郑重地点了点头：“能，肯定能。姥姥，您放心，明天去了医院，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看着她终于安心睡去，我却一夜无眠。窗外月光如水，我心里却乱成一团麻。我不知道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样的结果，但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这次医院之行，将会彻底改变我们对这件事，甚至对姥姥的全部认知。

第2章 一碗炖烂的黄豆

去医院的前一天，家里发生了一件小事，却像一根导火索，点燃了积压已久的矛盾。

那天是周六，我特意起了个大早，想给姥姥做点她爱吃的。姥姥牙口不好，年轻时最爱吃的红烧肉、排骨现在都啃不动了，唯独对一道菜情有独钟——用高压锅炖得烂烂的黄豆烧猪蹄。黄豆入口即化，猪蹄软糯脱骨，是她为数不多能享受的“硬菜”。

我在厨房里忙活了快两个小时，从猪蹄焯水去腥，到炒糖色，再到配上各种香料和黄豆一起放进高压锅。当“呲呲”的排气声在厨房里响起时，浓郁的肉香也随之弥漫了整个屋子。林蔚还在补觉，我妈已经晨练回来，在客厅里跟着电视做养生操。

“哟，今天这么勤快，做什么好吃的呢？”我妈伸着胳膊，笑着问我。

“给姥姥炖了点黄豆猪蹄，她念叨好几天了。一会儿炖烂点，她正好吃。”我一边说，一边准备着其他配菜。

我妈脸上的笑容淡了些，撇了撇嘴：“就她那牙，还吃肉呢。你炖再烂，她嚼几下也就咽了，尝得出什么味儿来？白费功夫。”

我没接话。我知道我妈就是这样，刀子嘴豆腐心。她嘴上抱怨，但每次家里做了什么好吃的，第一个想到的还是姥姥。

上午十点，猪蹄炖好了。我盛了满满一碗，用筷子轻轻一拨，肉皮就和骨头分开了，黄豆也颗颗饱满，吸足了汤汁。我小心地把里面的骨头都剔掉，只留下最精华的肉和豆，端到姥姥面前。

“姥姥，快尝尝，我给您做的黄豆猪蹄，炖了两个小时呢。”我把碗和勺子放在她面前的小桌上，满心期待地看着她。

姥姥当时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那顶灰色的帽子依旧戴在头上。她闻到香味，眼睛亮了一下，拿起勺子舀了一勺放进嘴里。她满足地眯起眼睛，含糊不清地说：“嗯……好吃，还是阳阳做的东西对姥姥胃口。”

我心里一阵满足。然而，这温馨的场面并没有持续多久。姥姥吃了没几口，动作就慢了下来。她的左手不自觉地抬起来，开始在帽子上轻轻地挠。先是几下，然后越来越频繁，眉头也跟着皱了起来。

“又来了……它闻到肉香，也跟着嘴馋了，在我头皮里开会呢。”她放下勺子，喃喃自语。

我心头一沉，劝道：“姥姥，您先吃饭，别理它。您越想它，它越来劲。”

“不行啊，阳阳。”姥姥的表情变得痛苦起来，“它在里面钻，钻得我心慌……我吃不下了。”

说着，她就把那碗几乎没怎么动的猪蹄推到了一边，双手捂住了头。

这一幕，正好被从厨房出来的我妈看到了。她手里的抹布“啪”地一声摔在桌上，积压了几天的火气终于爆发了。

“妈！你到底想怎么样？”她的声音又尖又响，“阳阳一大早起来给你炖的，费了多少功夫！你就吃两口，又开始犯魔怔了？这日子还过不过了？一大家子人天天围着你头皮里的虫子转，你不烦我们都烦了！”

姥姥被这突如其来的呵斥吓得浑身一颤，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女儿。她的嘴唇翕动着，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眼圈瞬间就红了。

我赶紧站起来，挡在她们中间：“妈！您有话好好说，吼什么！”

“我不好好说？我好话说尽了有用吗？”我妈指着那碗猪蹄，手都在发抖，“你看这肉，炖得多好！她说不吃就不吃了！家里的东西是天上掉下来的？你辛辛苦苦挣钱，就让她这么糟蹋？”

“一碗肉而已，至于吗？姥姥不舒服，吃不下就算了。”我的火气也上来了。

“一碗肉？这是肉的事吗？这是态度问题！她就是故意的！看我们都关心她，她就变着法儿地折腾人！”我妈的话越来越难听。

林蔚被争吵声惊醒，穿着睡衣从卧室里走出来，看到这剑拔弩张的场面，一时也不知所措。她走过来，拉了拉我的胳膊，小声说：“老公，别吵了，妈也是着急。”然后又去劝我妈，“妈，您消消气，姥姥年纪大了，咱们多担待点。”

“担待？我怎么没担待了？我伺候她吃，伺候她喝，她还想怎么样？非要把这个家搅得鸡犬不宁才算完吗？”

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姥姥突然站了起来。她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走到桌边，端起那碗已经有些凉了的猪蹄，然后用一种近乎是赌气的姿态，一勺一勺地往嘴里塞。她吃得很快，很急，仿佛在完成一项任务。汤汁顺着她的嘴角流下来，滴在衣服上，她也毫不在意。

我们三个人都愣住了，谁也没想到她会这样。客厅里只剩下她咀嚼和吞咽的声音，那声音在死寂的空气里显得格外刺耳。

一碗猪蹄，很快就见了底。姥姥放下碗，用手背抹了抹嘴，然后抬起头，看着我们。她的眼神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心慌。她一字一句地说：“我吃完了。你们别吵了。是我不好，给你们添麻烦了。”

说完，她就转身，迈着蹒跚的步子，走回了自己的房间，轻轻地关上了门。

客厅里，一片狼藉。那只空碗孤零零地摆在桌上，残留的油渍在灯光下泛着冷光。我妈呆呆地站着，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林蔚叹了口气，默默地开始收拾桌子。

我心里堵得像塞了一团浸了水的棉花，又沉又冷。我没有再跟我妈说一句话，径直走到姥姥的房门口，轻轻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回应。我把耳朵贴在门上，隐约能听到里面传来压抑的、细微的哭声。

那一刻，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明天必须去医院。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检查，而是一次“求救”。我必须要搞清楚，姥姥的世界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那碗被强行咽下的黄豆猪蹄，像一块石头，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上，也压在了这个看似和睦，实则早已裂痕丛生的家里。

第3章 褪色的全家福

周日的清晨，天还没亮透，我就醒了。身边的林蔚还在熟睡，呼吸均匀。我悄悄地起床，走到客厅，想给姥姥准备点简单的早餐。

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张巨大的全家福。那是三年前，我结婚的时候照的。照片上，姥姥和姥爷并肩坐在最中间，我和林蔚、我爸妈、还有舅舅一家，围在他们身边，每个人都笑得灿烂。照片里的姥姥，穿着一件暗红色的唐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虽然脸上布满了皱纹，但精神矍铄，眼神明亮，腰板挺得笔直。她微笑着，一手挽着姥爷，一手搭在我的肩膀上，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满足的幸福。

我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那张照片上。记忆的闸门，像是被这清晨微弱的光线悄然打开了。

我清楚地记得，这张照片拍完后不到半年，姥爷就因为突发心梗，没来得及说一句话就走了。那是我第一次直面至亲的死亡，整个家都乱成了一锅粥。我妈和舅舅哭得死去活来，我爸和舅妈忙着联系殡仪馆，处理后事。所有人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和慌乱中，只有一个人，从头到尾都保持着惊人的冷静。

那个人，就是姥姥。

从医院接到噩耗，到操办完整个葬礼，姥姥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她像一棵突然被抽走了所有枝叶，却依然顽强挺立的老树。她有条不紊地指挥着一切，告诉舅舅要通知哪些亲戚，提醒我妈别忘了姥爷的医保卡放在哪个抽屉，甚至在我爸因为悲伤而吃不下饭时，她还会端一碗热汤过去，平静地说：“人是铁饭是钢，你不吃，谁来扛事？”

出殡那天，天上下着小雨。所有人都穿着黑色的衣服，撑着黑色的伞，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我妈在告别仪式上几度哭到昏厥。而姥姥，就那么静静地站着，手里捧着姥爷的遗像，雨水打湿了她的头发，顺着她深刻的皱纹流下来，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她就那么看着，目光像是穿透了眼前的棺木，望向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我当时只有二十五岁，无法理解姥姥的这种平静。我甚至在心里偷偷觉得她有些冷漠，觉得她和姥爷几十年的夫妻感情，难道就这么淡薄吗？

葬礼结束后，亲戚们都劝姥姥，让她轮流到我妈和舅舅家住，怕她一个人守着空房子触景生情。可姥姥拒绝了。她说：“这是我的家，你们姥爷还在这里。我哪儿也不去。”

之后的好几年，姥姥真的就一个人生活在那栋老房子里。她把姥爷所有的东西都原封不动地放着，每天擦拭姥爷用过的躺椅，给姥爷爱养的那盆君子兰浇水。她活得比以前更规律，更硬朗。每天清晨去公园打太极，上午去菜市场买菜，下午就在院子里侍弄她的花草。我们去看她，她总是笑呵呵的，给我们做上一大桌子菜，还总叮嘱我们工作别太累，要注意身体。

她从未在我们面前表现出丝毫的脆弱。她就像我们这个家的定海神针，只要她在，无论外面有多大的风浪，我们心里都是踏实的。我妈常说：“我妈这人，一辈子要强，什么苦都自己扛，从不跟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开口。”

这种印象，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当姥姥开始念叨头皮下的“异物”时，我妈的第一反应就是不相信，是觉得她在“无理取闹”。因为在她的认知里，她那个坚强了一辈子的母亲，是绝不会被这种“小事”打倒的。她无法接受母亲的“示弱”，因为那等于是在宣告，我们这个家的顶梁柱，开始松动了。

我小时候，父母工作忙，是姥姥一手把我带大的。我的童年记忆里，充满了姥姥的味道。是夏天院子里切好的冰镇西瓜的甜味，是冬天她亲手缝制的小棉袄上阳光的暖味，也是我每次闯了祸，她把我护在身后，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轻轻拍着我后背时，那股让人安心的、淡淡的皂角香味。

姥爷走后，我去看她的次数最勤。每次去，我都会陪她聊很久。但我们的聊天内容，总是围绕着我。她会问我工作顺不顺利，和林蔚感情好不好，什么时候打算要孩子。她把所有的关心都倾注在了我的身上，却很少提及她自己。我问她一个人住孤不孤单，她总是摆摆手说：“不孤单，忙着呢，哪有时间孤单。”

现在回想起来，她的那份“不孤单”，或许只是不想让我们担心的伪装。一栋空荡荡的老房子，一个人的三餐四季，怎么可能不孤单呢？那些被压抑的、无处诉说的孤寂和思念，年复一年地在她心里堆积，最终，会不会就以一种我们谁也无法理解的方式，从她身体最脆弱的地方，冒了出来？

比如，头皮。

一个荒诞的念头在我脑海中闪过：那些所谓的“异物”，会不会就是姥姥幻想出来的“伴儿”？因为现实世界里，回应她的人越来越少，陪伴她的时间越来越短，所以她只能在自己的身体里，创造出一些“东西”，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来吸引我们的注意。

这个想法让我不寒而栗，也让我心痛如绞。我看着照片上那个笑得一脸慈祥的姥姥，再想想现在那个戴着灰色帽子，眼神惶恐，蜷缩在自己世界里的老人，强烈的愧疚感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我们总以为，给她提供好的物质生活，让她吃饱穿暖，就是尽了孝道。可我们谁又真正关心过，在那副坚强的躯壳之下，她的灵魂，是不是早已在日复一日的孤寂中，慢慢枯萎了？

“想什么呢？这么出神。”

林蔚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我身后，把一件外套披在了我身上。

我回过神来，摇了摇头，指着照片说：“我在看姥姥。你看她那时候，多精神。”

林蔚顺着我的手指看过去，也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轻声说：“老公，或许……我们都错了。我们总觉得姥姥很坚强，什么都能自己扛。可我们忘了，她也快八十岁了，她也是个需要人疼的老太太啊。”

她的话，说到了我的心坎里。我转过身，抱住她，把头埋在她的肩膀上。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个迷路的孩子，终于找到了可以倾诉的港湾。

“老婆，我怕。我怕检查结果出来，是我们无法承受的。我也怕检查不出来任何问题，那我们该怎么办？眼睁睁看着她就这么一直难受下去吗？”

林蔚轻轻拍着我的背，像是在安抚一个孩子。“别怕，有我呢。不管结果是什么，我们一起面对。我们是一家人，不是吗？最坏的情况，无非就是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去陪她。以前我们做得不够，现在开始，还来得及。”

“还来得及吗？”我在心里问自己。

厨房里传来了轻微的响动，是我妈起床了。她看到我们站在客厅，愣了一下，眼神有些躲闪，显然还在为昨天的争吵而感到尴尬。她没说什么，径直走进厨房，开始烧水。

我深吸一口气，走过去，从背后叫了她一声：“妈。”

她身子一僵，没有回头。“干嘛？”语气还是硬邦邦的。

“昨天……对不起，我不该跟您吵架。”我低声说。

厨房里安静了几秒钟，只听得见水壶“嗡嗡”作响的声音。然后，我听到了我妈带着浓重鼻音的声音：“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我是她女儿，我怎么能……怎么能那么跟她说话……”

我走上前，看到我妈的肩膀在微微耸动。我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背。我们母子俩，第一次因为姥姥的问题，达成了某种无言的和解。

窗外的天色渐渐亮了。新的一天开始了，充满了未知。但至少，在出发前，我们家那根紧绷了许久的弦，稍微松动了一些。我们开始意识到，问题的关键，或许并不在于姥姥头皮下的那个秘密，而在于我们每个人心里，那张早已褪色的“全家福”。

第4章 无人接听的电话

去医院的路上，姥姥显得异常安静。

她坐在后排靠窗的位置，穿着我妈特意给她找出来的一件深蓝色外套，头发也重新梳理过，显得比平时整洁了不少。但那顶灰色的棉布帽子，她依旧固执地戴着，帽檐压得很低，几乎遮住了她的眉毛。

一路上，她都侧着头，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一言不发。我从后视镜里偷偷观察她，她的眼神空洞而茫然，仿佛那些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都与她无关。她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偶尔会神经质地抽动一下，我知道，那个“东西”又在“打扰”她了。

林蔚坐在副驾，不时地回头跟姥姥说几句话，试图缓和气氛。“姥姥，您看外面那栋楼，盖得真漂亮。”“姥姥，您渴不渴？我给您准备了温水。”

姥姥的回应总是很简短，通常只是一个“嗯”或者“哦”，然后又重新陷入沉默。车里的气氛有些压抑，只有导航的语音提示在单调地回响。

我心里很乱，一边要集中精力开车，一边脑子里还在反复盘算着待会儿见到医生该怎么说。我该如何向一个严谨的、信奉科学的医生，描述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只存在于姥G姥感觉里的“异物”？他们会不会觉得我们是来无理取闹的？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我的发小，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周涛打来的。我接起蓝牙耳机。

“喂，阿阳，干嘛呢？今天不是周末吗，出来聚聚？”周涛爽朗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

“聚不了了，哥们儿。”我苦笑了一下，“我带我姥姥去医院呢。”

“姥姥怎么了？严重吗？”周涛的语气立刻变得关切起来。

我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如何开口。这件事，跟外人说起来，总觉得有些荒诞。但积压在心里的情绪实在需要一个出口，而周涛，正是我唯一可以毫无顾忌倾诉的对象。

我把车开到路边的临时停车位，对林蔚说：“你们等我一下，我接个电话。”

我下了车，走到一棵大树下，把姥姥的情况原原本本地跟周涛说了一遍。从最初的念叨，到后来的抓挠，再到昨天那碗被强行吃下的猪蹄。我说得很慢，很详细，仿佛要把这段时间所有的委屈、焦虑和无助都倒出来。

电话那头，周涛一直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我。等我说完，他沉默了很久，然后长长地叹了口气。

“阿阳，”他缓缓开口，“你记不记得我奶奶走之前那两年？”

我当然记得。周涛的奶奶，也是一位非常慈祥的老人，但在生命的最后两年，性情大变。她开始变得多疑，总觉得有人要偷她的钱，把几百块的退休金用塑料袋包了一层又一层，藏在床底下、衣柜顶上，甚至米缸里。家里人谁都不能碰，谁碰她就跟谁急。

周涛继续说：“那时候，我们也都觉得她老糊涂了，不可理喻。我爸妈为这事没少跟她生气。后来她走了，我们收拾她遗物的时候，在她枕头底下发现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的不是账，也不是日记，而是我们每个人去看她的日期。”

我的心猛地一紧。

“本子上，记得清清楚楚。比如，‘涛涛，五月三号来，坐了半小时’；‘儿子，五月十号来，送了油和米’。有些日期后面，她还画了个小小的哭脸。我们翻到最后一页，看到她用颤抖的笔迹写了一句话：‘他们都忙，家里太空了，只有钱陪着我。’”

周涛的声音有些哽咽：“那一刻，我爸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蹲在地上哭得像个孩子。我们才明白，她不是爱钱，她是怕。她怕被我们忘了，怕她辛辛苦苦攒下的那点钱，是我们唯一还能记起她、回来看她的理由。”

我靠在树干上，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周涛奶奶的故事，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家的影子。何其相似的场景，何其相似的被误解的老人。

“阿阳，我跟你说这个，不是想让你更难受。”周涛调整了一下情绪，“我是想告诉你，老人到了这个年纪，他们的世界会变得很小很小，小到只能装下我们这些亲人。他们的很多行为，在我们看来可能很奇怪，但那其实是他们在用自己唯一的方式，向我们发出信号。就像一个溺水的人，会胡乱抓住身边任何一根稻草一样。”

“信号……”我喃喃地重复着这个词。

“对，信号。我奶奶的信号是‘钱’，你姥姥的信号，可能就是她头皮下的‘虫子’。她不是真的觉得有虫子，她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告诉你们：‘我很难受，我很孤独，你们快来看看我，快来关心我。’”

周涛的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心中所有的迷雾。一直以来，我们都把焦点放在了“如何消灭虫子”上，却从来没有想过，“虫子”为什么会出现。我们带她去看皮肤科，给她买药膏，给她戴帽子，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只是在处理一个“症状”，却完全忽略了背后的“病因”。

“谢谢你，涛子。”我的声音有些沙哑，“我……我好像明白了。”

“明白就好。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也别去责怪。我们这个年纪，上有老下有小，都不容易。尽力去做，不留遗憾就行了。”

挂了电话，我在树下站了很久。初秋的风吹过，卷起几片落叶，带着一丝凉意。我回头看向车里，林蔚正侧着身子，拿着一个小风扇给姥姥吹风，姥姥闭着眼睛，似乎是睡着了。那画面很安静，也很脆弱。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姥爷去世后，姥姥一个人住，为了方便联系，我们给她买了一个老人手机，按键很大，声音也很大。我妈和舅舅约定好，每天早晚各给她打一个电话，确认她的安全。这个习惯，坚持了好几年。

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习惯被打破了呢？

我想起来了。大概是去年，我舅舅的孙子出生了，舅舅舅妈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小孙子身上，电话渐渐从一天两次，变成了一天一次，再到后来，想起来才打一个。而我妈这边，前段时间厂里效益不好，她心情烦躁，加上姥姥开始念叨“虫子”的事，她也变得越来越没耐心，有时候打电话过去，姥姥一说头皮的事，她就匆匆挂断了。

至于我，工作忙，压力大，总觉得有我妈和舅舅在，姥姥那边不会有什么问题。我去看她的次数，也从每周一次，变成了两周一次，甚至一个月一次。每次去，也是匆匆忙忙，放下东西，说几句话就走。

那部被我们寄予了“关爱”和“安全”厚望的老人手机，在大多数时间里，或许都只是静静地躺在桌子上，等待着一个永远不会响起的电话。

我走回车上，林蔚问我：“怎么了？跟谁打这么久电话？”

我摇了摇头，发动了汽车。“没什么，一个朋友。我们走吧，快到医院了。”

车子重新汇入车流。我的心情却比来时更加沉重。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今天的检查结果，可能真的会像周涛说的那样，与皮肤无关，与神经无关，只与一颗被长久忽略的、孤独的心有关。而我们这些所谓的“孝顺”的亲人，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就是催生那些“异物”的罪魁祸首。

第5章 挂号单上的远行

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门诊大楼，永远像一个巨大的、高速运转的蜂巢。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中药和各种食物混合在一起的复杂气味。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护士步履匆匆，操着各种口音的病人和家属挤满了走廊的每一个角落，焦虑、期盼、痛苦、麻木，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鲜活的人间浮世绘。

我一手搀着姥姥，一手紧紧攥着两张挂号单，感觉自己像一叶扁舟，被卷入了这汹涌的人潮。林蔚在前面开路，不时地回头叮嘱：“姥姥，小心脚下。”“老公，这边。”

姥姥显然是被眼前的阵仗吓到了。她紧紧地抓着我的胳膊，身体微微发抖，好奇又胆怯地打量着四周。这是她自姥爷去世后，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来到这么一个陌生而嘈杂的地方。对她而言，这不仅仅是一次就医，更像是一场“远行”。

我们先去了三楼的皮肤科。专家门诊的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我们找到一个空位，让姥姥坐下，我和林蔚则站在一旁等候。

等待的时间是漫长的，也是煎熬的。我看着周围的人，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故事。一个年轻的妈妈抱着身上起满红疹的孩子，焦急地哄着；一个中年男人拿着一沓厚厚的化验单，眉头紧锁；还有一对老夫妻，老爷爷的腿上缠着纱布，老奶奶在一旁絮絮叨叨地埋怨他不小心。

姥姥坐在那里，显得格格不入。她不哭不闹，也不与人交谈，只是安静地坐着，像一尊沉默的雕像。那顶灰色的帽子，让她在人群中显得有些突兀。偶尔有人投来好奇的目光，她便会把帽檐拉得更低一些。

一个多小时后，终于轮到了我们。

皮肤科的专家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医生，戴着金边眼镜，看起来很干练。她简单地问了情况，我便把姥姥的症状，以及我们这几个月的经历，尽可能客观地描述了一遍。

女医生听完，表情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她让我把姥姥的帽子摘下来，然后拿起一个带放大镜的探照灯，开始仔细地检查姥姥的头皮。

我把姥姥的帽子轻轻摘下，她花白的头发有些凌乱地贴在头皮上。在强光的照射下，她的头皮显得异常苍白，上面有几道已经结痂的抓痕，除此之外，确实看不出任何异常。没有红肿，没有皮屑，更没有什么所谓的“异物”。

“您自己感觉，它在哪个位置？”女医生温和地问姥D姥。

姥姥有些紧张，她抬起手，颤颤巍巍地指向自己的左侧头顶：“就……就在这儿，有时候会跑到那边去……它会动。”

女医生又在那片区域仔细地检查了一遍，然后关掉了探照灯，对我们说：“从皮肤科的角度看，没有任何器质性的病变。头皮很健康，除了几处表皮抓伤，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结果，在我的意料之中，却又让我感到一阵失落。我追问道：“医生，那有没有可能是什么寄生虫？或者皮下有什么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东西？”

女医生摇了摇头，语气很肯定：“不可能。如果是寄生虫，一定会有相应的皮肤症状，比如红斑、丘疹、隧道，甚至虫卵。您母亲的头皮非常干净。至于皮下的问题，那就不是我们皮肤科的范畴了。”

她顿了顿，看着姥姥那副紧张又茫然的样子，眼神里流露出一丝同情。她压低声音，对我建议道：“你们是不是挂了神经内科的号？”

我点了点头。

“去那边看看吧。”她说，“有时候，一些感觉上的异常，可能和神经系统有关。另外……”她犹豫了一下，还是补充了一句，“也要考虑一下老人的精神心理状态。你们做子女的，平时多陪陪她，多跟她聊聊天。”

从皮肤科诊室出来，我的心情更加沉重了。女医生最后那句话，像一根针，又在我心上扎了一下。

姥姥显得很失望。她小声地问我：“阳阳，那个医生是不是没看仔细？她那个灯一照，那东西就吓得不动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只能含糊地安慰道：“姥姥，别急，我们这不是还要去看另一个专家吗？那个医生肯定更有办法。”

神经内科在七楼。相比于皮肤科，这里的气氛更加凝重。走廊里坐着的大多是行动不便或者表情呆滞的病人，家属们的脸上也普遍笼罩着一层愁云。

神经内科的专家是一位年近七十的老教授，姓王。他头发花白，戴着一副厚厚的老花镜，说话慢条斯理，但眼神却异常锐利，仿佛能看透人心。

我们走进去，王医生指了指对面的椅子，示意我们坐下。他没有急着问病情，而是先拿起姥姥的病历本，仔細地翻看着。

“陈秀英，七十三岁。”他缓缓地念出姥姥的名字。

姥姥听到自己的名字，身体下意识地坐直了一些。

王医生抬起头，透过老花镜看着姥姥，问道：“老人家，跟我们说说，哪里不舒服啊？”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温和，有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

或许是王医生的态度让姥姥放松了下来，她的话匣子，竟然比在家里时更容易打开。她把头皮下“异物”的感觉，从大小、形状，到爬行的路线、活动的时间规律，都描述得一清二楚，条理清晰得让我都感到惊讶。

“它有时候像个小黄豆，硬硬的。有时候又像条小蚯蚓，软软的。天快黑的时候，它就最活跃，在我脑袋里开运动会呢。”姥姥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着。

王医生一直非常耐心地听着，没有打断她，只是时不时地点点头。等姥姥说完，他才转向我，开始询问一些细节问题：比如这个症状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有没有什么诱因，姥姥的睡眠、饮食情况，以及她平时的生活状态。

我把所有情况都详细地说了一遍，包括姥爷的去世，姥姥的独居，以及我们最近因为这件事产生的家庭矛盾。我毫无保留，因为我隐隐觉得，眼前这位老医生，或许真的能找到问题的根源。

王医生听完我的叙述，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他摘下眼镜，用手指揉了揉眉心，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他沉思了许久，然后对我说：“这样吧，先去做几个检查。脑部CT，看看有没有器质性的病变。再查个血常规和电解质，排除一下内分泌或者代谢方面的问题。”

他开了几张检查单递给我。我看着上面那些陌生的医学名词，心里七上八下的。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带着姥姥穿梭在医院的各个楼层。缴费、排队、做CT、抽血……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漫长的等待。姥姥很配合，虽然她对这些冰冷的仪器感到恐惧，但只要我跟她说“这是为了把虫子赶出来”，她就会鼓起勇气，听从医护人员的安排。

做脑部CT的时候，姥姥一个人被推进了那个巨大的环形机器里。隔着玻璃，我看到她瘦小的身体躺在检查床上，显得那么无助。我的心揪得紧紧的，那一刻，我多希望她头皮下真的有一个“异物”，一个可以通过手术或者药物就能轻易拿掉的东西。因为相比于一个可以被切除的肿瘤，一颗无法被治愈的、孤独的心，要可怕得多。

所有的检查做完，已经快到中午了。我们拿着一沓报告单，再次回到了王医生的诊室。这一次，我的手心全是汗。我知道，最后的审判，即将到来。

第6章 诊室里的寂静

再次走进王医生的诊室，我的心跳得像擂鼓。我将一沓检查报告单小心翼翼地放在他的桌上，每一张纸都仿佛有千斤重。

王医生拿起报告，一张一张地仔细看着。CT影像、血液分析、电解质水平……他看得非常慢，眉头时而舒展，时而紧锁。诊室里安静得可怕，我甚至能听到自己和林蔚紧张的呼吸声。姥姥坐在我们旁边，双手紧紧地攥着衣角，像一个等待宣判的被告。

终于，王医生放下了最后一张报告单。他抬起头，目光在我们三人脸上一一扫过，最后落在了我的身上。

“检查结果都出来了。”他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在寂静的诊室里产生了回响，“从所有的检查报告来看，老人家的大脑、血液、身体各项机能，都没有任何问题。CT显示大脑没有萎缩，没有占位性病变。血常规和电解质也都在正常范围内。可以说，从生理层面来看，她非常健康。”

听到“非常健康”四个字，我心里非但没有松一口气，反而沉得更厉害了。这意味着，我们所有的猜测，都指向了那个最不愿面对，也最难解决的方向。

林蔚忍不住开口问道：“王医生，那……那我姥姥她头皮的感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总不能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吧？”

王医生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摘下了老花镜，用一种截然不同的、仿佛在与朋友聊天的语气，转向了姥姥。

“老人家，”他温和地问，“您老伴儿，走了几年了？”

姥姥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医生会问这个。她掰着手指算了算，轻声回答：“快四年了。”

“他走了以后，您一个人住？”

“嗯，一个人住。”

“孩子们……经常回来看您吗？”王医生的声音更轻了。

姥姥的眼神黯淡了下来。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尖，沉默了许久，才用几不可闻的声音说：“他们……都忙。”

这三个字，像三把小锤子，轻轻地，却又无比沉重地敲在了我的心上。

王医生点了点头，似乎早已料到这个答案。他转回头，重新看向我和林蔚，眼神里带着一种复杂的悲悯。

“医学上，有一种病症，叫做‘寄生虫妄想症’。”他一字一顿地说，“这是一种精神心理障碍。患者会坚信自己的身体，通常是皮肤或者皮下，被寄生虫、蠕虫或者其他小生物感染。他们能非常具体地描述这些‘生物’的形态、活动，甚至能‘感觉’到它们在移动、在啃咬。但所有客观检查，都无法证实这种感染的存在。”

“寄生虫妄想症……”我喃喃地重复着这个陌生的名词，感觉舌头都有些僵硬。

“这种病症，尤其好发于独居、高龄、缺乏社会交往和情感支持的老年人群体中。”王医生继续解释道，“你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求救信号’。当一个老人，长期处于极度的孤独、焦虑或者被忽视的状态中，她的内心痛苦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表达和疏解时，大脑就可能会创造出一种具体的、生理上的‘痛苦’，来替代那种模糊的、心理上的‘痛苦’。”

他的话，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精准地剖开了我们一直逃避的真相。

“一个看不见的‘虫子’，比一句说不出口的‘我好孤独’，更容易引起子女的注意和关心，不是吗？”王医生看着我，眼神锐利得让我无处遁形，“她不断地跟你们说头皮痒、有东西在爬，其实是在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你们：‘我需要你们，我需要你们的陪伴，我需要你们的关注。’可你们呢？你们给她买药膏，带她看皮肤科，你们想尽办法要‘杀死’那个虫子，却从来没有人想过，要去‘拥抱’那个创造出虫子的人。”

诊室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王医生的话，每一个字都像一颗子弹，击中了我的心脏。我感觉自己的脸颊在发烫，一种巨大的羞愧和悔恨淹没了我。我不敢去看姥姥，甚至不敢去想她此刻的表情。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孝顺的外孙，我给她买最好的营养品，我带她去高级餐厅，我定期给她生活费。我以为我做到了我能做的一切。可我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陪伴。我把她当成一个需要被供养的“长辈”，却忘了她也是一个需要情感慰生的“人”。

林蔚的眼圈红了，她悄悄地伸出手，在桌下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心，也是一片冰凉。

就在这时，王医生拿起桌上姥姥的病历本，翻到了其中一页，指着上面的一个记录，对我说：“你们看这里。”

我凑过去，那是我在描述病情时，护士做的记录。其中有一句：“患者自述，傍晚时分症状加重。”

王医生说：“我从医四十年，见过很多这样的老人。为什么是傍晚？因为傍晚，是黄昏，是黑夜即将来临的时刻。对于独居老人来说，那是一天中最难熬的时间。家人下班了，情侣约会了，整个世界都开始变得热闹和温馨，而他们的屋子，却要开始变得越来越冷清，越来越寂寞。那种巨大的失落和恐惧，就会以生理症状的方式，在那个时间点，集中爆发出来。”

“你们知道，今天最让我震惊的是什么吗？”王医生看着我们，语气沉重，“不是老人的病情，这种病例我见过很多。让我震惊的，是她的检查报告。一个七十三岁的老人，身体机能维持得这么好，说明她非常自律，非常努力地在生活，她不想给你们添麻烦。可就是这样一个努力生活的老人，却被孤独逼到了这个地步。她的病，不是她一个人的病，是你们整个家庭的病。”

“家庭的病……”我感觉自己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终于鼓起勇气，慢慢地转过头，看向姥姥。

她依然静静地坐在那里，低着头。我看不清她的表情，只能看到她花白的头发，和那顶被她攥在手心、已经有些变形的灰色帽子。她似乎并没有听懂我们和医生之间那些复杂的对话，又似乎什么都懂了。她就像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默默地看着自己的“病情”被一层层揭开，而那个最核心的秘密，却是一个无人敢于触碰的、关于爱的空洞。

王医生叹了口气，把桌上的报告单整理好，递还给我。

“这病，没有特效药。”他说，“药物可以辅助，缓解她的焦虑情绪，但治标不治本。真正的药方，在你们手里。”

他站起身，走到姥姥面前，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用一种非常慈祥的语气说：“老人家，您头皮里什么都没有。您就是……想孩子们了。以后让他们多陪陪您，陪您说说话，您这‘毛病’，慢慢就好了。”

姥姥缓缓地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第一次，有了一丝光亮。她看着王医生，嘴唇动了动，最终，只是用力地点了点头。

那一刻，诊室里的寂静，仿佛有了重量，沉甸甸地压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上。所谓的“震惊”，并不是发现了一种多么罕见的疾病，而是发现了一个我们早已知晓，却刻意忽视的、最简单也最残酷的真相。

第7章 没有药方的回家路

从医院出来，已经是下午一点多了。秋日的阳光透过稀疏的云层照下来，不再那么灼热，反而带着一丝萧瑟的暖意。然而，这阳光却驱散不了我心头的寒冷。

回去的路上，车里的气氛比来时更加压抑。王医生那句“真正的药方，在你们手里”，像一个复读机，在我脑海里无限循环。那是一张没有具体成分、没有用法用量，却比任何药物都更难“配齐”的药方。

姥姥坐在后排，手里依然紧紧攥着那顶灰色的帽子。她没有再看窗外，而是闭着眼睛，靠在椅背上，像是在睡觉，又像是在思考。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我也不敢问。我们之间，仿佛隔了一层看不见的、厚厚的玻璃。

林蔚几次想开口说些什么，但看看我，又看看后视镜里的姥姥，最终都化作了一声无声的叹息。

车子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两旁的风景飞速掠过。我握着方向盘的手，指节因为用力而有些发白。我的脑子里一团乱麻，悔恨、自责、迷茫、无力……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让我几乎无法呼吸。

我给妈打了个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那头传来我妈急切的声音：“怎么样了？阳阳，检查结果出来了吗？医生怎么说？”

我把车停在紧急停车带，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用一种尽量平静的语气，将王医生的话，原原本本地复述了一遍。我没有添加任何个人的情绪，只是像一个机器一样，转述着那个残酷的诊断，和那个更残酷的病因。

电话那头，长久地沉默了。我只能听到我妈越来越粗重的呼吸声。

过了不知道多久，电话里传来了一声压抑的、撕心裂肺的哭声。那不是嚎啕大哭，而是一种从胸腔深处挤出来的、带着巨大痛苦和悔恨的呜咽。

“是我……都是我的错……”我妈的声音断断续续，泣不成声，“我这个做女儿的……我怎么能……我怎么能这么对她……她是我妈啊……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她那么难受……”

听着母亲的哭声，我的眼泪也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我把头靠在方向盘上，任由泪水肆意地流淌。坐在副驾的林蔚，也别过头去，用手捂住了嘴，肩膀一抽一抽的。

后排的姥姥，似乎被我们的情绪感染了。她睁开眼睛，身体微微前倾，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我们。“阳阳……怎么了？……怎么哭了？”

我抬起头，从后视镜里看着她那张布满担忧和困惑的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该怎么告诉她？告诉她，她头皮下那些折磨了她数月的“异物”，其实是我们亲手种下的？告诉她，我们所有人都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我妈在电话那头哭了好一会儿，情绪才稍微平复了一些。她带着浓重的鼻音对我说：“阳阳，你们……你们先回来吧。路上开车慢点。妈知道该怎么做了。”

挂了电话，我擦干眼泪，重新发动了汽车。回家的路，还有很长一段。我知道，等待我们的，将是一个彻底被改变的家庭格局。那个诊断，像一块巨石，投入了我们这个看似平静的池塘，激起的涟漪，将波及到每一个人。

回到家时，已经是傍晚了。夕阳的余晖将天空染成了橘红色，很美，却也带着一种落幕的凄凉。

一进门，我就闻到了一股熟悉的饭菜香味。我妈正系着围裙在厨房里忙碌，餐桌上已经摆好了几样菜，其中一碗，正是我早上做的那道黄豆烧猪蹄，被重新加热过，还冒着热气。

看到我们回来，我妈赶紧从厨房里出来，她眼睛红肿，显然是刚刚哭过。她没有像往常一样先问我累不累，而是径直走到姥姥面前，一把抓住了姥姥的手。

“妈……”她刚开口，声音就又哽咽了，“对不起……”

姥姥被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有些不知所 "措，她想把手抽回来，却被我妈攥得紧紧的。

“妈，都是我不好，我不该冲你发火，不该那么跟你说话……我混蛋！”我妈说着，竟然“啪”地一声，给了自己一个耳光。

这一下，把我们所有人都惊呆了。

“你这是干什么呀！”姥姥急了，赶紧用另一只手去拉我妈，“好好的，你打自己干嘛！”

“我该打！”我妈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我让你受委屈了，我不是个好女儿……”

母女俩就这么在玄关处拉扯着，哭成了一团。我和林蔚站在一旁，心里五味杂陈。我知道，我妈这一巴掌，打掉的是她多年的固执和自以为是，也打掉了我们这个家一直以来维持的虚假和平。

那顿晚饭，吃得异常沉默。没有人再提医院的事，也没有人再提“虫子”。我妈不停地给姥姥夹菜，把鱼肚子上最嫩的肉夹到她碗里，把虾壳剥好了送到她嘴边，殷勤得甚至有些笨拙。

姥姥默默地吃着，没有拒绝，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开心。她只是吃，很慢，很安静。吃到一半，她忽然抬起头，对我说：“阳阳，我那顶帽子呢？”

我愣了一下，才想起那顶帽子被我放在了车上。我赶紧说：“在车里，我忘了拿上来。您还要戴吗？”

姥姥摇了摇头，轻声说：“不用了。戴着……有点热。”

就这么一句简单的话，却让我和林蔚、我妈三个人，同时红了眼眶。

我们知道，那个困扰了我们整个夏天的“异物”，在这一刻，似乎终于开始要离开姥姥的头皮了。它并没有被任何药物杀死，也没有被任何仪器吸走。它只是因为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和关爱，而选择悄悄地、和平地退场。

回家的路没有终点，治愈的路，也才刚刚开始。我们手里拿着那张没有药方的处方，前路漫漫，充满了未知。但至少，我们已经知道了正确的方向。

第8章 陽台上的陽光

生活并没有因为一次诊断而发生翻天覆地的戏剧性变化。日子依旧在柴米油盐和晨昏交替中，不紧不慢地流淌。但有些东西，确实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

姥姥头皮下那个“异物”，并没有立刻消失。它像一个执拗的、不肯轻易离去的旧友，偶尔还是会跳出来，刷一下存在感。

“阳阳，它今天好像又动了一下。”有时候，姥姥会在看电视时，冷不丁地冒出这么一句。

在过去，这样的话会立刻在家中引起一阵涟漪，我妈会不耐烦，林蔚会担忧，我会焦虑。而现在，我们的反应变得截然不同。

我妈会放下手里的遥控器，走过去，坐到姥姥身边，很自然地帮她按摩头皮，嘴里念叨着：“是吗？那肯定是您老长时间没活动，血液不循环了。来，我给您揉揉，把它揉跑了。”

林蔚则会笑着说：“姥姥，那肯定是它提醒您，该跟我们聊天了。您今天在小区里有没有碰到什么好玩的事儿啊？”

而我，会放下手机，给她递上一杯温水，说：“姥姥，王医生说了，您要多喝水，心情放轻松，它就没力气折腾了。”

我们不再去反驳“异物”的存在，也不再试图用科学道理去说服她。我们学会了接受它，甚至将它“收编”，变成了我们与姥姥之间一种独特的沟通暗号。当她说“它来了”，我们便知道，这是她需要陪伴和关注的信号。

我妈的变化是最大的。她像是要把前半辈子亏欠的耐心和温柔，一次性补偿给姥姥。她不再抱怨姥姥吃饭慢，不再嫌弃姥姥看过的电视剧老掉牙。她开始每天陪姥姥去楼下花园散步，听她讲那些自己听了不下百遍的、关于过去的陈年旧事。她甚至学会了用智能手机，给姥姥下载她喜欢的锡剧视频。

有一次我下班回家，看到我妈正戴着老花镜，一针一线地给姥姥织一顶新的毛线帽子。我笑着问她：“妈，姥姥不是不戴帽子了吗？”

我妈头也不抬地说：“天快冷了，给她织一顶备着。再说了，她戴不戴是她的事，我织不织是我的事。”

我看着她专注的侧脸，和那在灯光下飞舞的绒线，忽然觉得，她织的哪里是帽子，分明是在修补那些年里，母女之间因为疏忽而产生的裂痕。

我和林蔚也做了调整。我们推掉了很多不必要的应酬，尽可能地回家吃饭。周末的时候，我们会带着姥姥去近郊的公园逛逛，或者去茶楼听听评弹。我们不再只是给她物质上的满足，而是开始努力地，把她重新拉回到我们的生活里来。

舅舅那边，我也专门打了个电话，把所有情况都跟他说了。电话那头的舅舅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哥知道了，哥对不起你姥姥。”从那以后，舅舅和舅妈也开始每周都过来看望姥姥，有时候还会把他们的小孙子带来，咿咿呀呀的童声，给这个家带来了久违的生机。

姥姥的笑容，肉眼可见地多了起来。她的背好像没有以前那么佝偻了，眼神也重新有了光彩。她开始主动跟我们分享她在小区里的见闻，比如哪家的三角梅开得最好，哪个邻居又抱了孙子。她头皮下的“异物”，被提及的频率越来越低，从一天几次，到几天一次，再到后来，我们甚至需要刻意去想，才能记起它上一次“出现”是什么时候。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陪姥姥在阳台上晒太阳。秋日的阳光暖洋洋的，照在人身上说不出的舒服。姥姥眯着眼睛，靠在藤椅上，手里拿着一把蒲扇，有一搭没一搭地扇着。

她养的那盆君子兰，不知何时又抽出了一支新的花箭，翠绿的叶片在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泽。

“阳阳，”姥姥忽然开口，声音很轻，“其实……王医生说的那些话，我那天都听懂了。”

我心里一颤，转头看向她。

她没有看我，目光落在远方，悠悠地说：“我知道，我头皮里什么都没有。我就是……心里堵得慌。你们姥爷走了以后，这房子太空了，我一说话，都能听见回音。我怕，怕哪天我一个人在家里摔倒了，都没人知道。我也怕，你们都过得那么好，就把我这个老婆子给忘了。”

她顿了顿，叹了口气：“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脑袋里就感觉有东西了。一开始我也害怕，可后来……我发现，只要我说它来了，你们就都会围着我转。会骂我，你会哄我，蔚蔚会给我找药……虽然你们烦，但至少，你们都在我身边。有人跟我说话，这屋子里，就热闹了。”

我的眼泪，再一次不争气地流了下来。我走过去，蹲在她面前，握住她那双布满皱纹和老年斑的手。

“姥姥，”我哽咽着说，“对不起。是我们不好，是我们忽略了您。”

姥姥反手拍了拍我的手背，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像那张褪色全家福里一样慈祥的笑容。她说：“不怪你们，你们都忙，都有自己的日子要过。现在这样，就挺好。阳阳，你不用觉得对不起。其实，我还要谢谢我头皮里那个‘东西’呢。”

“谢它？”我不解地问。

“是啊。”姥姥笑着，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了，“要不是它，我怎么能把你们都‘骗’回来呢？”

阳光穿过玻璃，洒在她满头的银发上，闪着金色的光芒。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那所谓的“寄生虫妄想症”，或许根本不是一种病，而是一个老人，在用尽了所有力气之后，为自己找到的、最后一种与世界连接的方式。它荒诞，却又充满了最深沉的智慧和最无奈的爱。

如今，距离那次医院之行已经过去了一年多。姥姥的身体依旧硬朗，她头皮下的“异物”也再没有回来过。那顶灰色的棉布帽子，被我妈洗干净后，收在了衣柜的最深处。

生活还在继续，我们依然会忙碌，依然会有烦恼，但我们家的那张“药方”，却被我们每一个人，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它提醒着我们，在为生活奔波的同时，永远不要忘记回头看看那个站在原地、目送我们远行的亲人。

因为，家人的陪伴，才是对抗这世间所有孤独的，唯一良药。

来源：健康新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