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冲我招了招手，那动作，慢得像电影里的慢镜头，每动一下都耗尽了他全身的力气。

医院里那股消毒水味儿，冲得我太阳穴一跳一跳的。

我爸躺在床上。

就剩一把骨头了。

他冲我招了招手，那动作，慢得像电影里的慢镜头，每动一下都耗尽了他全身的力气。

我赶紧凑过去，把耳朵贴在他嘴边。

一股混杂着药味和衰败气息的味道钻进我鼻子里。

“小驰……”

他的声音，像被砂纸打磨过一百遍，又干又哑。

“爸，我在。”我握住他那只比鸡爪子还瘦的手，冰凉，没有一丝温度。

“我走了……你别怨我……”

我鼻子一酸，说不出话。

怨什么？怨他一辈子窝囊，没让我过上好日子？还是怨他病了，非要拖着，拖到山穷水尽，拖到医生都劝我们放弃？

这些年，我心里确实有过怨气。

但现在，看着他这副样子，什么怨气都烟消云散了。

只剩下铺天盖地的难过。

“爸，我不怨你，你好好歇着。”

他好像笑了笑，嘴角扯出一个极其微小的弧度。

“我床头柜……最底下那个夹层……有个地址……”

他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像个破了洞的风箱。

“你……拿着……去找个人……”

“找谁？爸，你慢点说。”我急了。

“别问……见了他就知道了……把东西……给他……”

他眼睛里的光，在一点点熄灭。

“一定……要去……”

这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心电监护仪上那条绿色的线，猛地一跳，然后，变成了一条冰冷的直线。

发出“嘀——”的一声长鸣。

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我爸走了。

葬礼办得很简单。

我没什么亲戚，我爸那边也早就断了联系。来的都是些老街坊，还有他以前工厂的几个老同事。

大家看着我，眼神里都是同情。

“小驰啊，节哀。”

“你爸这辈子，苦啊。”

“以后就剩你一个人了，要好好过。”

我麻木地点头，收下那些带着体温的份子钱。

脑子里浑浑噩噩，全是那声刺耳的长鸣。

送走最后一个客人，我一个人回到那个空荡荡的家。

五十平米的老破小，我爸住了大半辈子。

空气里还残留着他的味道。

我走到他床前，蹲下身，拉开那个掉漆的床头柜。

最底下的抽屉拉出来，果然，后面还有一个用木板隔开的夹层。

我伸手进去摸索。

摸到一个硬硬的、方方的东西。

拿出来一看，是一个用牛皮纸包得严严实实的小包。

很沉。

我拆开牛皮纸，里面是一个更小的、用塑料袋裹了三层的铁盒子。

是那种最老式的饼干盒，上面印着牡丹花的图案，边角都生了锈。

我打开盒子。

里面没有钱，没有金条，只有一本巴掌大的，深蓝色封皮的笔记本。

还有一张折叠起来的信纸。

我先拿起那张信纸。

上面是我爸的字，歪歪扭扭，像小学生的笔迹。

只有一个地址，和一个名字。

“青藤路1号，赵立言。”

赵立言？

这个名字，我好像在哪听过。

我掏出手机，在搜索框里输入这三个字。

页面跳转。

一张标准的证件照弹了出来。

照片下面是一行醒目的黑体字：本市市长，赵立言。

我脑子“嗡”的一声。

市长？

我爸，一个退休的、不，一个下岗的、穷困潦倒的工厂维修工，临死前让我去找市长？

这叫什么事儿？

我盯着手机屏幕上那张脸，国字脸，浓眉，眼神锐利，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和我爸那张被生活磋磨得看不出原样的脸，没有半点相似之处。

他们能有什么关系？

开什么国际玩笑。

我把信纸扔在桌上，拿起那本深蓝色的笔记本。

封皮已经磨损得很厉害，边缘都起了毛。

我翻开第一页。

里面不是日记，也不是账本。

而是一页页密密麻麻的，像是某种工作记录。

记录着日期、零件型号、损耗情况、维修方案……全是些我看不懂的专业术语和图纸。

字迹和我爸留在信纸上的完全不同。

这个字迹，苍劲有力，笔锋锐利，透着一股子知识分子的严谨和清高。

这根本不是我爸的笔记本。

我一页页往后翻。

翻到最后几页，记录中断了。

后面是几页空白。

在最后一页的右下角，用钢笔写着三个小字。

“李崇明”。

这又是谁？

我把笔记本合上，心里一团乱麻。

一个市长，一个陌生的名字，一本不属于我爸的笔记本。

我爸临死前，到底想让我干什么？

把这个笔记本交给市长？

为什么？

我坐在冰冷的地板上，从天亮坐到天黑。

窗外的霓虹灯亮了，映得屋里忽明忽暗。

我忽然想起小时候。

那会儿我爸还没下岗，在红星机械厂当维修工，是厂里的技术骨干。

他经常带我回他的单身宿舍。

宿舍里总有一个高高瘦瘦的叔叔，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

他会摸着我的头，笑呵呵地给我糖吃。

我爸管他叫“老赵”。

他们俩关系特别好，好得跟一个人似的。

一起吃饭，一起喝酒，一起窝在宿舍里研究那些我看不懂的图纸。

后来呢？

后来工厂改制，我爸下岗了。

我们就搬出了宿舍区，住进了这个老破小。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那个“老赵”叔叔。

我问过我爸，老赵叔叔去哪了？

我爸当时正在喝闷酒，听到我问，把酒杯重重往桌上一磕。

“死了！”

他眼睛通红，冲我吼。

那是我第一次见他发那么大的火。

从那以后，我们家再也没人提过“老赵”这个名字。

难道……

一个荒唐的念头从我脑子里冒出来。

难道那个“老赵”，就是现在的市长赵立言？

我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

怎么可能。

一个是高高在上的市长，一个是我爸嘴里“死了”的人。

我烦躁地抓了抓头发。

去，还是不去？

理智告诉我，这事儿太离谱了，一个普通老百姓，想见市长？比登天还难。

说不定还会被当成疯子或者上访的给抓起来。

但情感上，这是我爸的遗言。

他死前最挂念的事。

我做儿子的，能不管吗？

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灰缸很快就满了。

天快亮的时候，我做了决定。

去。

不管结果怎么样，我得去试试。

就算是为了让我爸在天之灵能闭上眼。

青藤路1号。

我特意在网上查了，是市委大院的地址。

门口有武警站岗，别说进了，靠近都难。

我不能这么愣头愣脑地冲过去。

我是一个自由摄影师，靠给一些杂志和网站拍图为生。

这个身份，也许能派上用场。

我翻出我的记者证（假的，花钱办的，专门用来混进一些活动现场），背上我最专业的摄影包，里面装着我吃饭的家伙。

然后，我给本市最有名的一家都市报打了个电话。

电话是报社的公开热线。

“喂，你好，我是《城市前沿》杂志的摄影记者陈驰。”我压低声音，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尽可能专业。

“我们最近在做一个关于城市变迁的深度报道，想采访一下赵立言市长，从他的视角聊一聊我们这座城市的发展历程。不知道可不可以帮忙预约一下？”

接电话的小姑娘语气很客气：“您好陈记者，市长的行程都排得很满，专访需要提前向市委宣传部申请，我们这边没法直接预约的。”

果然。

我早就料到会是这个结果。

“没关系，”我话锋一转，“我知道市长忙。我听说，赵市长有个习惯，每天早上会去青藤公园晨练。我想去碰碰运气，拍几张市长晨练的素材照片，比较生活化，不涉及任何敏感问题，你看可以吗？”

这纯粹是我在瞎掰。

我赌的就是，他们不敢随便替领导否认一个听起来很“亲民”的习惯。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这个……我不太清楚。陈记者，要不您还是通过正规渠道吧。”

“行，我知道了，谢谢你。”

我挂了电话。

虽然被拒了，但我得到了一个关键信息。

对方没有直接否认市长去公园晨练这件事。

那就说明，有这个可能。

或者，至少他们不确定。

第二天早上五点半，天还没亮透。

我背着相机，来到了青藤公园。

这是市中心最大的一个公园，树木葱郁，环境清幽。

很多老头老太太已经在这里打太极、跳广场舞了。

我找了个长椅坐下，眼睛像雷达一样扫视着每一个进入公园的人。

一个小时过去了。

两个小时过去了。

公园里的人越来越多，太阳也越升越高。

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

我是不是太想当然了？一个市长，怎么可能天天来这种公共场合晨练？

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

一个身影从公园门口走了进来。

中等身材，穿着一身深蓝色的运动服，步子迈得不快，但很稳。

他身边没有跟着秘书，也没有保镖，就一个人。

但那种气场，和周围晨练的大爷大妈们截然不同。

是赵立言。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虽然比照片上看起来多了些白发，但那张脸，那种眼神，错不了。

我的心“咚咚”狂跳起来。

机会来了。

我深吸一口气，站起身，快步朝他走过去。

“赵市长？”

我试探着喊了一声。

他停下脚步，转过头看我。

眼神很平静，带着一丝询问。

“你是？”

“赵市长您好，我叫陈驰，是一名摄影师。”我赶紧递上我的名片（也是假的）。

他没接，只是看着我。

“有事吗？”

他的声音很沉稳，听不出喜怒。

“是这样的，”我组织了一下语言，“我父亲，叫陈卫国，是原红星机械厂的维修工。他……前几天去世了。”

我说出“陈卫国”三个字的时候，清楚地看到，赵立言的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

虽然只有一瞬间，快得几乎无法捕捉。

但他眼神里那份一闪而过的震惊，没有逃过我的眼睛。

他认识我爸。

我心里那块大石头，落了一半。

“他临终前，给了我一个地址，让我来找您。”我继续说。

赵立言的脸色恢复了平静。

他看着我，眼神变得复杂起来，像是在审视，又像是在回忆。

过了足足有半分钟，他才缓缓开口。

“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我摇摇头，“他只让我把一样东西交给您。”

我一边说，一边从摄影包的夹层里，拿出那个用塑料袋裹着的小铁盒。

当我把铁盒递过去的时候。

赵立言的目光，死死地钉在那个锈迹斑斑的牡丹花图案上。

他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

他没有立刻接过去。

而是抬头看了看四周。

公园里人来人往，但没人注意到我们这边。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他压低声音，对我说。

“你下午三点，到市委大院西边的那个茶馆等我。就说，你姓陈，找赵先生。”

说完，他没有再看我一眼，转身，继续沿着公园的小路往前走。

他的背影，看起来有些仓皇。

我站在原地，心脏还在狂跳。

他认出了这个铁盒。

这里面，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下午两点五十，我准时到了那家叫“静心阁”的茶馆。

环境很雅致，人不多。

我报了姓名，服务员直接把我领进了一个包间。

我等了大概十分钟。

包间的门被推开了。

进来的不是赵立言，而是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看起来很精明的年轻人。

他冲我笑了笑，很客气。

“陈先生是吧？你好，我是赵市长的秘书，我姓王。”

他递过来一张名片。

我没接。

“赵市长呢？”我问。

“赵市长临时有个重要的会，实在抽不开身。他让我来处理一下您的事。”

王秘书说着，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放在桌上，推到我面前。

“陈先生，我们了解了一下您家里的情况。您父亲的事，我们深表同情。这是市里的一点慰问金，您拿好。以后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随时可以找我。”

他的语气，官方，客套，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意味。

我看着那个信封。

不用打开，我也知道里面是什么。

钱。

他们想用钱来打发我。

我忽然觉得有点好笑。

我爸尸骨未寒，他临终前最郑重的一个托付，在他们眼里，就值这么一个信封？

“我不是来要钱的。”

我把信封推了回去。

“我只是想完成我爸的遗愿，把东西亲手交到赵市长手上。”

王秘书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

“陈先生，东西给我，也是一样的。我会转交给市长。”

他伸出手。

我摇了摇头。

“我爸说了，要亲手交给他。”

我不知道自己哪来的这股执拗。

或许是王秘书那副公事公办的态度刺激了我。

或许是我觉得，如果我就这么把东西交出去，拿钱走人，那我爸就真的白死了。

王秘书的脸色沉了下来。

“陈先生，做人不要太固执。”

他的语气里，带上了一丝警告的意味。

“赵市长日理万机，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的。你父亲和市长是很多年前的老同事了，那点情分，这么多年也该淡了。你今天能坐在这里，已经是市长念旧情了。希望你不要不识抬举。”

不识抬举。

这四个字，像一根针，狠狠扎在我心上。

我爸一辈子的情义，到头来，就换来一句“不识抬举”。

我心里的火，“噌”一下就冒了上来。

“我今天还就非要见到他不可了。”

我站起身，盯着他。

“你回去告诉赵立言，他要是不见我，我就把这盒子里的东西，交给纪委。”

我说这话，纯粹是诈他。

我根本不知道笔记本里写的到底是什么。

但从他们的反应来看，这里面的东西，一定很重要。

王秘书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

“你……你威胁我？”

“我只是想见他一面，把话说清楚。”

“你！”

王秘书气得指着我，半天说不出话来。

最后，他拿起桌上的公文包，冷笑一声。

“好，很好。陈先生，你会为今天的所作所为，后悔的。”

他摔门而去。

包间里又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瘫坐在椅子上，手心全是冷汗。

我把事情搞砸了。

我竟然去威胁一个市长。

我真是疯了。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他们会找人把我抓起来吗？

会给我安一个敲诈勒索的罪名吗？

我越想越怕。

我拿起桌上的铁盒，几乎想立刻冲出去，把它交给那个王秘书，然后拿钱走人，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

可是，我爸那张布满皱纹、充满期盼的脸，又浮现在我眼前。

“一定……要去……”

我不能退。

我退了，就等于承认我爸是个可以随便打发的叫花子。

承认他一辈子的坚持，是个笑话。

我在茶馆里枯坐了一个多... 一个小时。

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

就在我快要崩溃的时候，包间的门，又开了。

这次，进来的是赵立言。

他换下了早上的运动服，穿了一身深色的夹克，脸上带着明显的疲惫。

他走进来，关上门，没有看我，而是径直走到我对面坐下。

“东西呢？”

他的声音，比早上更沙哑。

我把铁盒推了过去。

他拿起来，摩挲着上面生锈的牡丹花图案，眼神里是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

他打开盒子，拿出那本深蓝色的笔记本。

他翻开，一页一页，看得极其缓慢。

包间里安静得可怕，只听得到纸张翻动的声音，和他越来越沉重的呼吸声。

我看到他的手，在抖。

一个在公众面前永远沉稳从容的市长，此刻，手抖得像风中的落叶。

他终于翻到了最后一页。

当他看到右下角“李崇明”那三个字时，他猛地合上了笔记本。

然后，他把脸埋在手掌里，肩膀剧烈地耸动起来。

他在哭。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一个位高权重的市长，在我面前，无声地痛哭。

我完全懵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过了很久，他才慢慢抬起头。

眼睛红得吓人。

“你爸……他还好吗？”

他问出这句话的时候，声音都在颤。

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可能还不知道我爸已经……

“他走了。”我低声说，“上个星期。”

赵立言的身体，重重地晃了一下。

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脸上满是痛苦。

“走了……”

他喃喃自语。

“到底……还是没等到……”

又是一阵漫长的沉默。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等着。

“小驰，是吧？”他重新睁开眼，看着我，“你长得，很像你妈妈。”

“您认识我妈？”

“认识。我们以前，都住在红星厂的宿舍大院里。”

他的思绪，仿佛飘回了很久很久以前。

“你爸，我，还有这笔记本的主人李崇明，我们三个，是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兄弟。”

“我们一起进厂，一起当学徒，一起考技术等级。你爸是最好的钳工，我是车工，崇明是技术员，他是我们当中最有文化的，大学生。”

“那个时候，我们都觉得，未来有无限可能。我们发誓，要一起干出一番大事业，把红星厂建成全国第一的机械厂。”

他的嘴角，泛起一丝苦涩的笑。

“后来，厂里要研发一种新的高精度机床，这是崇明牵头的项目。你爸和我，都是项目组的核心成员。”

“项目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候，出事了。”

他的声音，一下子沉了下去。

“一次深夜调试，因为一个进口零件存在设计缺陷，机床主轴突然爆裂。崇明为了抢救实验数据，被飞出来的碎片击中了头部……”

赵立言闭上眼睛，似乎不忍心再说下去。

但我已经明白了。

李崇明，死了。

“当时厂里的领导，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也为了不得罪提供零件的外国公司，决定把事故压下去。”

“他们把责任，全部推到了崇明身上，说他是违规操作。”

“我和你爸，是唯一的目击证人。我们知道真相不是那样的。”

“我们想把真相捅出去，为崇明讨个公道。”

“但是，我们太天真了。”

“厂领导找我们谈话，威胁我们，如果敢乱说，就把我们俩都开除，让我们在这座城市里永无宁日。”

“那个年代，一份国营工厂的工作，就是一个家，是天。”

“你爸当时刚和你妈结婚，你还没出生。他不能失去这份工作。”

“我呢？”赵立言自嘲地笑了笑，“我比你爸更胆小，我怕了。”

“最后，我们选择了沉默。”

“厂里给了我们一笔封口费。还承诺，会把崇明那份，一起给我们。”

“他们伪造了事故报告。崇明，一个因公殉职的英雄，变成了一个违规操作的技术员，连烈士都评不上。”

“他的家人，只拿到了一笔微不足道的抚恤金，就被打发回了老家。”

“这本笔记本，是崇明的工作笔记，里面详细记录了整个研发过程，包括他对那个进口零件缺陷的分析和预警。这是最直接的证据。”

“事发后，我偷偷把这本笔记藏了起来。”

“我和你爸，拿着那笔不光彩的钱，心里都像压着一块石头。”

“我们约定，这笔钱，我们一分都不能动。等将来有机会，一定要连本带利，还给崇明的家人，还要把真相公之于众。”

“可是，没过几年，工厂就改制了。我们都下了岗。”

“生活一下子变得艰难起来。我为了生存，拿着那笔钱，下海做了点小生意。没想到，竟然做起来了。”

“生意越做越大，后来，我走了仕途。”

“我一步步往上爬，位置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

“我曾经以为，等我有了足够的能力，我就能兑现当年的承诺。”

“但是，我错了。”

“我站得越高，顾虑就越多。当年那件事，牵扯的人和事太多了。一旦翻出来，不知道会引起多大的震动，甚至会影响到我的政治前途。”

“我开始变得犹豫，退缩。我安慰自己，时机还不成熟，再等等，再等等。”

“你爸呢？他比我有骨气。”

“他下了岗，宁愿去蹬三轮，去捡破烂，也从来没动过那笔钱。他守着那个承诺，守了一辈子。”

“我们后来，渐渐断了联系。不是不想联系，是不敢。”

“我怕见到他，怕看到他那双质问的眼睛。他一定，很看不起我吧。”

赵立言的声音，充满了无尽的悔恨和疲惫。

我终于明白了。

我爸不是窝囊。

他是在用自己的一生，守着一个承诺，守着一份兄弟情义，守着一个公道。

而眼前这个位高权重的市长，才是那个真正的懦夫。

我看着他，心里五味杂陈。

有愤怒，有鄙夷，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出的悲哀。

“我爸……没看不起你。”

我开口了，声音有些干涩。

“他只是，在等。”

“等？”

“是。他在等你兑现承诺。”

“我这些年，从来没听他提过你。但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有你这个兄弟。不然，他不会到死，都还惦念着这件事。”

“他让我来找你，不是为了揭发你，也不是为了要挟你。”

“他只是想在临死前，把这个接力棒，交到你手上。”

“他相信你。”

我说出最后四个字的时候，赵立言的身体，又一次剧烈地颤抖起来。

他抬起头，通红的眼睛死死地看着我。

“他……真的这么想？”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是。

我爸就是这样的人。

他嘴上说着“死了”，心里却永远给兄弟留着位置。

他固执，倔强，一根筋。

但他信守承诺，重情重义。

他才是我心里真正的英雄。

赵立言的眼泪，再一次夺眶而出。

这一次，他没有掩饰，任由泪水划过他那张写满沧桑的脸。

“卫国……卫国啊……”

他一遍遍地念着我爸的名字，声音哽咽，充满了无尽的愧疚。

“我对不起你……更对不起崇明……”

那天，我们在茶馆里坐了很久。

赵立言给我讲了很多他们年轻时候的事。

讲他们三个人如何在工厂挥洒汗水，如何畅想未来。

讲李崇明是如何一个天才般的技术员，善良，正直，对技术有着近乎痴迷的热爱。

也讲了李崇明的老家，在一个偏远的山村，家里只有一个年迈的母亲和一个刚上小学的妹妹。

事故发生后，他的家人拿了抚恤金就回了老家，从此杳无音信。

“我这些年，不是没想过去找。”赵立言说，“但我不敢。我不知道该用什么面目去见他们。”

“那笔钱呢？”我问。

“还在。连本带息，一分没动。”

他说着，从包里拿出另一张卡。

“这张卡里，是当年那笔钱，还有这些年产生的利息，再加上我自己的一部分积蓄，凑了个整数。密码是崇明牺牲的那天。”

他把卡推到我面前。

“小驰，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请求你原谅。”

“但是，我想拜托你一件事。”

“你比我年轻，也比我更自由。”

“帮我……把这个，送到崇明家人的手上。”

“告诉他们，我们……对不起他。”

我看着那张银行卡，又看了看他。

我看到了他眼里的恳求和赎罪。

我没有立刻答应。

“你呢？”我问，“你打算怎么做？”

“我？”他惨然一笑，“我这个市长，也该做到头了。”

“当年的事，我会亲自向组织递交一份详细的报告。该承担什么责任，我一概承担。”

“至于崇明的名誉……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为他恢复。”

“这是我欠他的。欠了三十年了。”

我沉默了。

我拿起那张卡。

“好。”我说，“我答应你。”

“我去替你，也替我爸，完成这个迟到了三十年的任务。”

我没有再多说什么，站起身，离开了茶馆。

走出茶馆的时候，外面的天已经黑了。

城市的霓虹灯璀璨夺目。

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包间的窗户，灯还亮着。

我知道，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青年，那个后来位高权重的市长，此刻正独自一人，面对着他迟来的审判。

我没有同情他。

这是他应得的。

我只是，为我爸感到一丝欣慰。

他等了一辈子，终于，等到了。

根据赵立言提供的信息，我查到了李崇明老家的具体地址。

在邻省一个非常偏僻的大山里。

我没有耽搁，第二天就买了火车票。

坐了一天一夜的绿皮火车，又转了半天的长途汽车，最后，搭了一辆当地老乡的拖拉机，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了三个多小时，才终于到了那个叫“李家坳”的小山村。

村子很小，也很穷。

稀稀拉拉的几十户人家，大多是土坯房。

我按照地址，找到了李崇明的家。

那是一座比周围邻居家更破败的土屋，院墙都塌了一半。

一个满头白发、腰弯得像虾米一样的老太太，正坐在门口的石头上，眯着眼晒太阳。

“阿婆，”我走上前，轻声问，“请问，这里是李崇明家吗？”

老太太抬起浑浊的眼睛，看了我半天。

“你……找崇明？”

她的声音，带着浓重的口音，很慢，很吃力。

“是。我是他以前的朋友。”我撒了个谎。

“朋友……”老太太浑浊的眼里，似乎亮了一下，“崇明……他都走了三十年了……”

“我知道。”我蹲下身，与她平视，“阿婆，您是他的母亲吧？”

她点了点头。

“我这次来，是受人之托，来完成他一个未了的心愿。”

我拿出那张银行卡，放进老太太那双布满老茧和皱纹的手里。

“阿婆，这是崇明哥生前留下的一笔钱。他的朋友，也就是我的父亲，替他保管了很多年。现在，物归原主。”

老太太捏着那张薄薄的卡片，愣住了。

“钱？”

“是。密码是六个零。里面的钱，足够您和您的家人，过上好日子了。”

老太太的手开始发抖。

她看着我，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

就在这时，屋里走出来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皮肤黝黑，手上沾着泥土，看样子是刚从地里回来。

“妈，这是谁啊？”

她警惕地看着我。

“这是你哥的朋友。”老太太说。

“我哥？”女人愣住了，“我哥都死了多少年了，哪来的朋友？”

“他叫陈驰。”我站起身，对她说，“你应该是李崇明的妹妹，李崇丽吧？”

她点了点头。

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隐去了赵立言的身份和那些不堪的内幕，只说是父亲和我受李崇明生前挚友所托，来归还一笔他留下的遗产。

李崇丽听完，半信半疑。

“我哥当年不是说……操作失误死的吗？厂里就给了几千块抚恤金，怎么会还有遗产？”

“当年的事，有些误会。”我斟酌着说，“你哥，他是个英雄。这笔钱，是他应得的。”

我把那本深蓝色的笔记本，递给了她。

“这是你哥的工作笔记。也许，你能从这里面，找到答案。”

李崇丽接过笔记本，翻开。

看着那熟悉的、苍劲有力的字迹，她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是我哥的字……”

她抚摸着纸页，像是在抚摸一件稀世珍宝。

那天中午，我留在了她们家吃饭。

饭菜很简单，就是红薯和咸菜。

李崇丽告诉我，她母亲这些年身体一直不好，常年吃药。她自己嫁到了邻村，丈夫前几年在工地上出事，也走了。她只好带着孩子回到娘家，一边照顾母亲，一边种几亩薄田，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她说，她一直不相信哥哥是那种会违规操作的人。

哥哥从小就学习好，做事严谨，是全家人的骄傲。

他怎么可能会犯那种低级错误？

这么多年，这件事，一直是压在全家人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我听着，心里很不是滋味。

一个迟到了三十年的真相，一份迟到了三十年的补偿。

对于这个饱经风霜的家庭来说，还来得及吗？

吃完饭，我向她们告辞。

李崇丽把我送到村口。

“陈大哥，”她红着眼对我说，“谢谢你。谢谢你和你父亲。”

“替我谢谢那位……叔叔。告诉他，我们不怪他了。”

我知道，她口中的“叔叔”，指的是赵立言。

我点了点头。

“好好生活。”

我转身，沿着来时的山路，一步步往外走。

走了很远，回头望去。

那个小小的山村，在夕阳下，安静得像一幅画。

一个月后。

市里的新闻发布会上，赵立言以“身体原因”为由，宣布辞去市长职务。

同时，市政府牵头，成立了一个专项调查组，重新调查三十年前红星机械厂的那起安全事故。

又过了两个月。

调查结果公布。

事故被重新定性为因设备缺陷引发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李崇明被追授为“市劳动模范”，并补报烈士。

红星机械厂（已破产重组）的几名原领导，受到了党纪处分和法律追究。

那家提供缺陷零件的外国公司，也被列入了黑名单。

消息出来那天，我正在给我爸上坟。

我把刊登着这条新闻的报纸，在我爸的墓碑前，烧了。

青烟袅袅升起。

“爸，”我对着墓碑，轻声说，“你看到了吗？”

“你等的人，没有让你失望。”

“李叔叔的冤屈，也洗清了。”

“你可以……安心了。”

一阵风吹过，卷起地上的纸灰，飘向远方。

我仿佛看到，我爸那张饱经风桑的脸上，露出了一个久违的、欣慰的笑容。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赵立言。

我听说，他辞职后，就搬离了这座城市，不知所踪。

王秘书倒是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电话里，他的语气不再是当初的倨傲和轻蔑，而是带着一丝复杂的感慨。

“陈先生，谢谢你。”

他说。

我不知道他谢我什么。

谢我让他老板丢了官？还是谢我，让我老板找到了迟来的救赎？

我只回了一句：“这是我该做的。”

生活，又恢复了平静。

我依然做着我的自由摄影师，每天背着相机，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只是，我的镜头里，不再只有那些光鲜亮丽的风景。

我开始更多地去关注那些生活在城市角落里的人。

那些像我父亲一样，平凡，渺小，却用一生去坚守着某些东西的人。

他们的脸上，有皱纹，有疲惫，有挣扎。

但他们的眼睛里，有光。

那种光，叫作“希望”，也叫作“尊严”。

又是一年清明。

我再次来到我爸的墓前。

我给他带了一瓶他生前最爱喝的二锅头。

我把酒洒在地上，自己也喝了一口。

辛辣的液体划过喉咙，一直烧到胃里。

“爸，我最近，接了个活儿。”

我靠着墓碑，絮絮叨叨地跟他聊着天。

“去李叔叔的老家，拍一组关于山村变迁的专题照片。”

“我去看过李阿婆和崇丽姐了。她们用那笔钱，在镇上买了新房子，还开了个小超市，生意不错。”

“崇丽姐的孩子，也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

“她们让我，一定替她们谢谢你。”

我顿了顿，又喝了一口酒。

“爸，你知道吗？我以前，总觉得你活得很失败。”

“现在我明白了。”

“一个人活着的价值，不是看他拥有多少钱，有多大权力。”

“而是看他，有没有守住自己的心。”

“你守住了。”

“所以，你是我心里，最了不起的人。”

我把剩下的半瓶酒，都倒在了墓碑前。

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土。

阳光正好，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斑驳的光影。

我举起相机，对着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按下了快门。

我知道，我爸，还有那个叫李崇明的叔叔，还有那个叫赵立言的男人，他们三个人三十年的恩怨纠葛，都已经随着时间，尘埃落定。

而我，将带着我父亲留给我的这份精神遗产，继续走我的人生路。

这条路，也许平凡，也许漫长。

但我的心里，很踏实。

来源：雨落思起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