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正从“谈判规则”迈向“交付成果”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规划与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NDC）的制定与实施，对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提出了更系统、更深入的要求。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卢陶然、李德尚玉 北京报道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正从“谈判规则”迈向“交付成果”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规划与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NDC）的制定与实施，对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提出了更系统、更深入的要求。

在此背景下，企业的ESG实践正成为衡量其长期韧性、创新能力和价值创造潜力的标尺。企业碳披露怎样支持我国全面绿色转型工作？企业可借助哪些工具精准量化供应链碳排放？未来最关键的减碳技术或制度突破有哪些？

围绕这些问题，罗兰贝格全球高级合伙人、亚洲区工业平台负责人许季刚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专访。许季刚长期深耕可持续发展与能源转型领域，为国内外企业在制定低碳战略、优化ESG治理体系及供应链脱碳方面提供洞察。

许季刚对记者表示，当前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已进入系统攻坚期，ESG需从合规披露转向价值创造，供应链降碳要破解标准与协同难题。CCUS技术作为净零目标的关键支撑，其市场化突破需政策、技术与产业生态联动发力，这三大领域的进展将直接影响我国NDC目标落地与绿色转型质效。

《21世纪》：我国过去十年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哪些经验有助于理解“十五五”时期的重点任务？

许季刚：在绿色能源领域，一方面中国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持续提升；另一方面以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等为代表的“新三样”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形成强大竞争力，为十五五”期间我国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点任务提供了强大的产业基础。从绿色循环视角来看，政策顶层设计已渐趋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循环经济已被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相应的省部级循环经济规划也逾40部。

“十五五”时期，绿色循环发展需实现绿色要求与企业盈利需求的拉通一致，而非将二者对立，这是绿色发展迈上新台阶的必经之路。从核心差距来看，中国企业首要补强的是商业模式的创新性，其次才是与商业模式适配的技术创新能力。

以中国大宗商品销售企业为例，其核心逻辑多为“坐商”，依赖廉价资源与成本控制形成竞争力，在此模式下，绿色转型与循环利用常被视为负担而非动能。因此，商业模式创新需将绿色转型提前纳入产品开发体系，主动接洽有绿色产品需求的下游客户，开展下游市场与企业教育，并定制化开发绿色产品，如不同再生纤维含量的绿色纺织产品、不同绿电消纳/循环回收比重的绿色化工产品。

《21世纪》：面对煤电退出与电力安全的平衡难题，我国能源领域需通过哪些技术创新与制度设计支撑NDC、2030年目标的落地？

许季刚：能源安全始终是绿色转型的首要保障，平衡安全和发展不能依靠单一技术或政策，而需要一个系统性方案。在技术端要逐步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技术支撑，我们曾帮助多家电力企业前瞻布局电力系统中灵活性资源（例如储能，灵活性改造后的火电，需求侧响应等）的业务，构建“源网荷储”的智能互动的解决方案。

此外，技术突破需要先进的制度与市场设计来保障其商业化应用和合理回报，尤其是建立能及时、准确反映电力供需时空价值和灵活调节价值的价格信号机制，是引导灵活性资源高效配置的关键。2024年以来包括现货市场，容量市场和辅助服务市场在内的电力市场的高速发展，是我国支撑碳达峰目标和2035年NDC实现的重要实践，也为电力全链条玩家带来众多新兴的机遇。

《21世纪》：企业碳披露怎样支持我国全面绿色转型工作？应建立怎样的机制来保障供应链碳披露的准确性与完整性？

许季刚：一方面，供应商的碳披露需要基于明确的标准或规则，对于国内已有碳排放核查方法论的行业（火电、钢铁、水泥、铝等），建议以国标为准，没有国标的可以参考部分地方标准或行业团体标准，最基础的要求是对于同样产品的碳排放因子需要保持统一，这项工作可由链主企业确定并制定相关模板供供应商填写。

另一方面，为保障真实性和公信力，链主企业需要适当引入具备明确方法论或认证能力的第三方机构或者具备丰富经验的咨询机构，来开展三方盘查工作。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链主企业可以联合同行和上游供应商，共同推动暂未有碳排放盘查/核查国标的行业开展标准制定工作，这将对于我国各行业、各企业的“碳透明”进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21世纪》：当前不少企业希望供应商ESG提升，但中小供应商常因ESG表现不足难以获得支持。链主企业应如何激励供应商改善ESG绩效，又兼顾不同成熟度供应商的实际能力差异？

许季刚：链主企业对供应链的倒逼改革确实是一个长期过程，涉及到不同状态的供应商。有些供应商在ESG方面基础较好，而有些则相对薄弱；有些供应商合作意愿强，而有些则由于上下游强弱势关系的差异，合作意愿较弱。因此，需要因地制宜、分企分策地开展供应链可持续化改革。

总体来说，链主企业推动供应链绿色发展的行动不能仅限于对供应商的ESG评估以及从采购端偏向于ESG评分高的供应商，而更应注重评估前的培训教育和评估后的整改优化，起到引领、赋能的核心作用：

以某能源企业为例，其每年会在全球核心区域举办供应商日活动、线下讲座等，明确对于供应商ESG方面的要求，并赋予内部采购专家培训供应商ESG优化的职责。

而某化工客户则在供应商评估后的整改优化上更加系统，基于EcoVadis评估，对于45分以下的供应商，公司会提供针对性的整改建议，具体到环境影响、劳动力与人权、商业道德、可持续采购等维度，并结合供应商整改后的优化结果，适当提供更短的账期、更优的采购价格、ESG评估费用补贴等支持，将供应链金融支持不限于最头部的供应商。

《21世纪》：供应链碳排放核算存在标准不统一、数据碎片化等痛点。企业可借助哪些创新工具或方法精准量化供应链碳排放？

许季刚：目前已经有不少咨询机构可以基于GHG Protocol制定的温室气体核算标准等提供碳排放核算模型并协助企业内部数字化平台的搭建，一方面从方法论上与国际国内标准接轨、一方面从排放因子等参考值方面保持较高的统一性，从而让碳排放核查更简单、更真实。

我们在帮助企业进行供应链碳排放核算的时候，会将供应链碳排放分为15个大类、上百个小类，从而量化地看到核心的排放源是什么，同时基于丰富的因子数据库，定位到排放大、且的确有降碳可能性的部分，为下一步减碳举措的设计做铺垫。

举例来说，部分偏上游的制造企业（例如氧化铝环节），其供应链碳排放中的最大类往往是“已出售产品的加工”（即电解铝加工），但上游企业对于下游客户的影响有限、因此这项排放的实际降碳空间也有限；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一些技术和工艺路线的创新上。因此，除了企业本身的碳排放数据盘查以外，也要充分结合跨行业最佳实践，来明确具体的减碳方向，即有的可以通过常规手段推动减碳，有的需要以生态圈合作的方式促进合作伙伴降碳。

《21世纪》：未来最关键的减碳技术或制度突破有哪些？

许季刚：在全球实现“净零”的技术组合中，CCUS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最后一公里”所在。近年CCUS在中国的工程实践已取得了显著进展，国际工程市场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中国技术和解决方案的身影。

但CCUS的进一步发展仍需在关键政策、技术、产业等方面实现突破。政策端来看，应构建强有力的激励与约束政策体系，加快推进CCUS相关技术标准建设。一方面，建立系统性的补贴激励机制，通过财政补贴、绿色金融工具等多元化资金渠道提升对CCUS示范项目的支持力度，降低初期投资压力；另一方面，对CCUS各个细分领域的技术标准设置明确的发展日程表，并强化对CCUS项目的核查与监管，从而更好支撑CCUS产业有序健康发展。

《21世纪》：对CCUS技术的发展有何具体建议？

许季刚：碳价水平高低是决定CCUS是否拥有市场化运作条件的根本，全国碳交易市场应加快各行业纳入的节奏、推动交易规模和热度的提升。

技术端来看，碳捕集作为CCUS产业链中成本占比最高的环节，突破低能耗溶剂、膜分离、富氧燃烧、循环流化床捕集等高效技术的示范工程建设与规模化应用，以降低整体投运成本；同时，加强封存环节数字技术的部署，通过数字监测、压力传感、数字孪生等手段加强CCUS全过程的透明化、智能化管理，进一步减少运维成本。这一系列都需要产业生态共同合作才能实现较短时间内的突破。

产业端来看，罗兰贝格发现在CCUS工程建设领域尚没有专门的设计/工程单位以CCUS作为专业业务进行定位，更多是化工等行业的机构转行来参与。而在欧洲，CCUS是平行于电力、化工、油气等成熟行业，具备一系列行业规范、生态圈合作等范式。

我国亟需形成CCUS一体化产业链，打破不同环节的碎片化运营、提升产业链协同性，并在传统产业链的基础上，进行产业链拓展、跨产业联合、集群化发展，形成新的产业生态。相关部委及行业协会在此议题上，亦需发挥引导和促进产业发展的关键作用。

来源：投影手机新媒体事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