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人说,人生若觉不如意,劝君多读刘禹锡;也有人戏言,“天塌下来有刘禹锡的嘴顶着”。这位被称作 “诗豪” 的文人,用一生书写了一段跌宕起伏却始终向阳的传奇,更见证了大唐由盛转衰的沧桑岁月。
有人说,人生若觉不如意,劝君多读刘禹锡;也有人戏言,“天塌下来有刘禹锡的嘴顶着”。这位被称作 “诗豪” 的文人,用一生书写了一段跌宕起伏却始终向阳的传奇,更见证了大唐由盛转衰的沧桑岁月。
刘禹锡,字梦得,祖籍洛阳,生于苏州嘉兴,自称为中山靖王之后,友人多称其“中山刘梦德” 或 “彭城刘禹锡”。他自幼聪慧过人,饱读诗书,于贞元九年(793 年)年仅 21 岁时进士及第,同年登博学宏词科,两年后再登吏部取士科,三科皆一考即中 —— 这样的壮举,在大唐历史上绝无仅有。中进士后,刘禹锡历任太子校书、监察御史等职,仕途起步便尽显锋芒。
贞元二十一年(805 年),唐顺宗即位,王叔文、王伾主导 “永贞革新”,试图打击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大唐顽疾。刘禹锡因主张激进、能力突出,被任命为屯田员外郎,掌管国家财政与粮食事务,成为革新集团的核心成员之一。然而,这场改革触动了宦官与藩镇的核心利益,仅持续 100 余天便宣告失败。唐顺宗被迫退位,王叔文遭赐死,33 岁的刘禹锡刚摸到仕途巅峰,就被狠狠拽入谷底:先贬连州刺史,途中又被追加贬为朗州司马,这一贬便是整整 10 年。
多数贬官会陷入怀才不遇的悲愤与孤独,正如同期被贬的柳宗元在永州写下“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满是孤寂苍凉。但刘禹锡却走出了 “反内耗” 的新路:他主动融入当地生活,学习民间歌谣,将悲愤与感慨熔铸成诗章。“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这首《秋词》,便是他逆境中昂扬心境的最佳写照,称他为 “大唐反内耗第一人”,实至名归。
元和十年(815 年),唐宪宗下诏将刘禹锡等人召回长安,本以为仕途能有转机,他却因一首诗 “自毁前程”。回京后,刘禹锡与友人同游玄都观,见观内桃树盛开,联想到当年打压革新的宦官与新贵,提笔写下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诗句中辛辣的讽刺传开后,唐宪宗震怒,刘禹锡再度被贬,任连州刺史。
此后数年,他的贬谪之路仍在延续:长庆元年(821 年)任夔州刺史,在此创作了《竹枝词》系列,其中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是郎意,水流无限是侬愁”,以民歌笔触道尽儿女情长;长庆四年(824 年)转任和州刺史,地方官故意刁难,将他安置在城西一间仅能容一床、一桌、一椅的小屋,他却写下了流传千古的《陋室铭》,以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彰显豁达风骨。
大和元年(827 年),刘禹锡任东都尚书,次年回朝任主客郎中。他故地重游玄都观,见当年的桃树已枯死,只剩满地青苔,又写下《再游玄都观》:“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当年打压他的权贵早已身死或失势,而他刘禹锡,却依旧傲骨铮铮地回来了。此后,他历官集贤殿学士、礼部郎中,又任苏州、汝州、同州刺史,在地方任上兢兢业业,留下不少政绩。
晚年的刘禹锡闲居洛阳,常与好友饮酒赋诗,其中与白居易的“唱和” 尤为知名。二人常互赠诗篇,调侃岁月、共勉心境,在暮年时光里彼此慰藉。会昌二年(842 年),71 岁的刘禹锡病逝于洛阳,临终前仍在整理自己的诗文 —— 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仍是那个爱诗、爱生活的 “刘郎”。
纵观刘禹锡的一生,可用“大起大落” 四字精准概括。他创造了唐朝官员最长贬谪记录:一生遭贬 27 次,流放长达 23 年,即便以贬谪著称的苏轼,也要甘拜下风。延续 289 年的大唐历经 21 位皇帝,而刘禹锡的一生,便见证了其中 8 位 ——“流水的皇帝,铁打的刘郎”,这句戏言背后,是他永不屈服的生命韧性。
对多数人而言,这样的境遇或许比“终身不遇” 更令人煎熬:从未抵达过高处,便不会体会从云端跌落的剧痛;未曾拥有过荣光,便不必承受失去时的怅惘。但刘禹锡却用一生证明:人生没有永远的 “凄凉地”,只有不肯抬头看晴空的人;没有跨不过的坎,只有不肯迈开脚的人。我们或许不会像他那样被贬 23 年,却难免遇到工作的挫折、生活的压力,此时不妨想想那个写 “秋胜春朝”“陋室德馨” 的刘禹锡 —— 他教会我们,改变不了环境,便改变看待环境的方式。
而刘禹锡的故事里,还藏着一段令人动容的知己情,这也让我们不禁思考:历史的遗憾到底是什么?是“自古逢秋悲寂寥” 的刘禹锡,与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的柳宗元 —— 他们年纪轻轻便站在权力顶端,指点河山,却转瞬跌入深渊,半生飘零未得翻身;但幸运的是,他们有文学为友,更成了彼此的知己。
公元 793 年,刘禹锡 21 岁,柳宗元 20 岁,二人在长安科举应试中同科及第。同为少年天才,又志同道合、渴望中兴大唐,他们很快结为好友,先是同在京兆府任职,后又一同在御史台为官,交情日益深厚。公元 805 年 “永贞革新” 中,二人并肩作战,踌躇满志地想要挽救大唐颓势,却最终与其他六位革新派官员一同被贬为司马,史称 “二王八司马事件”—— 曾经光耀门楣的青年才俊,一夜之间沦为天涯沦落人。
柳宗元被贬永州后,连容身之所都没有,只能依靠龙兴寺遮风避雨。贬谪的异域、旅程的颠簸、生活习惯的差异,再加上恶劣的居住条件,他的母亲在永州生活半年后便病逝。政治理想破灭、亲人离世、无妻无子,天地间竟无一人可倾诉,这种彻骨的孤寂让柳宗元几乎丧失了生活的信心。就在这时,刘禹锡的书信递到了他手中—— 信中满是关怀与鼓励,即便二人境遇同样艰难,仍愿 “风雨同舟,彼此慰藉”。正是这份情谊,让柳宗元重新敞开心扉,接受命运的馈赠:在被贬永州的 10 年里,他写下《小石潭记》《永州八记》等传世佳作,成为文学史上的瑰宝。
作为“政治犯”,刘禹锡与柳宗元曾一度 “遇赦不赦”,他们甚至做好了在贬谪地孤独终老的准备。直到贬谪 10 年后,朝廷一纸诏令将他们召回长安,本以为人生迎来转机,却因刘禹锡那首《玄都观桃花》再度生变 —— 他因诗遭权贵围剿,二人在回京一个月后再次被贬:柳宗元被贬柳州,而刘禹锡作为 “重点打击对象”,被贬往更为遥远艰苦的播州。
柳宗元本可埋怨刘禹锡,却选择主动上书,请求与刘禹锡调换贬所。虽未获皇帝批准,但在朝中正直大臣的斡旋下,刘禹锡的贬所最终改为连州。贬谪路上,二人搭伴同行一程,此后便天各一方,终生未见。
柳宗元到柳州四年后,唐宪宗大赦天下,在丞相裴度的劝说下,他也得到重返京城的诏书—— 只是太迟了。彼时的柳宗元已病体垂危,根本无力踏上归程,最终于元和十四年(819 年)在柳州病逝,年仅 47 岁。临终前,他将自己的家人与全部诗文文稿都托付给了刘禹锡。而刘禹锡也不负所托:即便自己生活窘迫,仍悉心照料柳宗元的家人,将其儿子培养成进士,更将柳宗元的诗文整理成册,使其流传后世。
他们用一生时光,演绎了“知己” 一词的真正含义。人生漫漫,得一知己足矣 —— 这或许是历史对两位诗人的补偿,却也让 “壮志未酬” 的遗憾更显深沉。但正如刘禹锡所写,“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纵使人生有遗憾,岁月有沧桑,总有一种精神能穿越时空,成为后世心中的光。愿我们都能做自己的 “刘郎”,纵经半生风雪,归来仍有少年意气。
来源:老谢语文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