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的选择，当下看是救了你的命，把你从泥潭里拉了出来；可回头再瞅，也正是这个选择，把你送上了回不了头的绝路。

一辈子那么长，人总会做几个关键选择。

有的选择，当下看是救了你的命，把你从泥潭里拉了出来；可回头再瞅，也正是这个选择，把你送上了回不了头的绝路。

1948年冬天的淮海平原上，天寒地冻，雪花混着北风刮得人生疼。

一个病得脱了相的国军将领，借着马灯的微光，哆哆嗦嗦地打开一张从飞机上扔下来的纸条。

上面是南京那位最高领袖熟悉的字迹，这几行字，直接否定了他给麾下三十万弟兄找的活路，也给他这跌宕起伏的一辈子，画上了一个让人五味杂陈的句号。

这个将军，就是杜聿明。

此时此刻，他是徐州“剿总”的副司令，是蒋家王朝最信赖的“救火队员”。

可谁能想到，二十多年前，他不过是黄埔军校里一个管后勤的上士，眼巴巴看着同学们一个个升官发财，自己却还在为柴米油盐发愁。

从一文不名到手握重兵，再到兵败被俘，杜聿明这条路，充满了各种巧合、挣扎和性格里的必然。

而这一切的起点，都来自一个当时看来纯属“犯错”的决定。

黄埔一期毕业那会儿，是1924年，校门口出来的个个都是宝贝。

胡宗南、关麟征这些同学，一毕业就挂上了尉官军衔，准备上战场建功立业。

轮到杜聿明，任命下来，他傻眼了——上士军需。

说白了，就是个管仓库、发粮食的。

一腔热血报国，结果成了“伙夫头”，这心里头的落差，比从山顶掉到山谷还大。

但这只是他倒霉路的开始。

离开黄埔这个圈子，他因为是陕西人，被派到北边的国民二军。

本想着凭黄埔的牌子能混出点名堂，结果他投靠的胡景翼突然病死了。

他这个外来的“南方人”，立马成了没娘的孩子，处处受排挤，最后只能卷铺盖回了老家。

这是他第一次尝到人走茶凉的滋味。

第二次更邪乎。

北伐开始了，他又燃起希望跑去归队。

路过南京，稀里糊涂就被孙传芳的兵当成奸细给抓进了大牢。

要不是他脑子活、身手好，趁乱翻墙跑了，他这辈子可能就交代在牢里了。

第三次是在武汉。

好不容易托关系在军校分校当上了中校连长，官阶总算追上了同学们，结果赶上宁汉分裂。

他因为不愿意跟着喊“打倒蒋介石”的口号，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又给抓了。

这次差点就没命，还是靠着黄埔同学偷偷帮忙，才捡回一条命。

第四次，几乎把他彻底拍死在沙滩上。

他九死一生跑到南京投奔蒋介石，可他履历太难看了，除了在学校待过，一点带兵打仗的实在经验都没有。

人家给了他一个闲差，还没坐热乎，蒋介石下野了，他的后台老板也跑到了国外。

这下彻底成了“社会青年”，在南京城里瞎晃，每个月就靠同学会救济的十二块大洋过活。

这短短几年，四次大起大落，把他这个热血青年的锐气磨得差不多了，但也把他锤炼得异常坚韧、能忍，而且干什么都小心翼翼。

他算是看透了，这世道，光有本事不行，还得有靠山，得站稳脚跟。

这段经历在他心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让他往后做任何决定，都首先考虑一个“稳”字。

真正的转机，要到1936年才来。

这时候的杜聿明，总算熬出头了。

在他的恩师徐庭瑶的关照下，靠着打红军和长城抗战的表现，当上了第25师的少将副师长。

眼看着前途一片光明，新的麻烦又来了。

他的顶头上司，是黄埔同学关麟征。

关麟征是员猛将，打仗不要命，但性格也霸道，什么事都得他说了算。

杜聿明是前任师长徐庭瑶留下的人，在师里威信不低，这让关麟征很不舒服，处处给他穿小鞋。

办公室里的那种气氛，又一次笼罩在杜聿明头上。

就在他觉得憋屈的时候，一个机会来了。

他的恩师徐庭瑶要去南京办一所新学校——陆军交辎学校，专门研究战车、汽车这些新玩意儿，想调他过去当个学员队队长。

这选择题摆在面前：一边是战功赫赫的王牌师副师长，实权在握；另一边是去一个没人听过的新学校当个校官，管一群学员和一堆没人看好的“铁疙瘩”。

在当时，大家都觉得陆军就得靠步兵和炮兵，搞这些铁壳子是旁门左道。

放弃野战部队的前程，去干这个，在很多人看来，就是自寻死路。

后来很多人都夸杜聿明有眼光，提前看到了未来战争的样子。

但往深里想，可能没那么玄乎。

更大的原因，是他被那几年颠沛流离、受人白眼的日子给搞怕了。

在关麟征手下干，明摆着是无休止的内耗和压抑。

而投奔老上司徐庭瑶，虽然官降了，但那是一块没人管、可以自己说了算的新地盘。

与其在别人的屋檐下憋屈，不如自己找个没人要的院子，自己当家做主。

这更像是一次为了躲避麻烦的无奈之举，而不是什么深谋远虑。

可命运就是这么奇妙。

正是这次看似退缩的“躲清静”，反而把他推进了快车道。

1937年，中国第一个装甲兵团成立，杜聿明是团长。

从这个团开始，他的部队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第200师、新11军，最后是响当当的第5军。

他成了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的开山祖师爷，牢牢占据了核心位置。

他一手带出来的邱清泉、廖耀湘这些人，也成了他最核心的班底。

他巧妙地绕开了传统步兵论资排辈的激烈竞争，在一个全新的跑道上实现了超越。

手里有了王牌，杜聿明自然成了蒋介石眼里的心腹爱将。

可是，他早年那些磨难塑造出来的性格，也像一道道裂缝，藏在了他闪亮的铠甲之下。

一个问题是，他擅长练兵，但临场指挥差点意思。

他的大部分军旅生涯，不是在机关就是在军校，缺少那种从班长、排长一路打上来的血火历练。

这就导致他纸上谈兵很厉害，一套一套的，但真到了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就缺了点顶级战将那种“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果断和狠劲。

昆仑关大捷，名义上是他指挥的，打得也很惨烈。

但细看过程，他指挥的第5军作为中国第一支机械化军，打起来却是乱糟糟的，坦克和步兵各打各的，炮兵也不知道该帮谁。

战后论功行赏，作为主力的第5军军部，竟然没一个人立功。

反倒是负责两翼的邱清泉和廖耀湘，打得风生水起。

这说明他对指挥大兵团协同作战，还是嫩了点。

另一个问题，就是他那深入骨髓的小心谨慎。

1942年，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打败了，撤退的时候，杜聿明面临一个要命的选择。

孙立人主张违抗命令，把部队拉到印度去，保存实力。

而杜聿明，脑子里全是“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信条，加上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死活不愿让部队被英国人缴械，坚持要带部队回国。

这个想法本身没错，但在选路上，他的谨慎又犯了错。

他远远看到日军的旗帜，就下意识地认为那是日军主力，不敢从密支那那条近路打回去，而是选择带着几万精锐一头扎进了没人敢走的野人山。

他怕的，是硬碰硬的失败。

结果，这几万国军精锐，没死在敌人的炮火下，却在原始森林里因为疾病、饥饿和瘴气，倒下了一大半。

第5军的元气，就这么耗死在了这片“绿色魔窟”里。

他的稳妥，在这种关键时刻，变成了要命的犹豫。

镜头再拉回到1948年的淮海战场。

这时候的杜聿明，刚在东北输了个精光，灰头土脸地被派到徐州，给指挥一塌糊涂的刘峙收拾烂摊子。

他一开始的计划，非常实在：放弃徐州，带着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沿着津浦路西边往南撤，先退到淮河边上稳住，然后再想办法去救被围的黄维兵团。

这个方案，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非常“杜聿明”。

可是，蒋介石从南京空投下来的一封亲笔信，把这一切都毁了。

蒋介石命令他，立刻掉头，向东北方向进攻，去解黄维的围。

这是杜聿明这辈子最痛苦的一个决定。

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一去，三十万人就是往火坑里跳。

但他早年形成的对领袖的绝对服从，以及对再次被抛弃、当替罪羊的恐惧，让他最后还是低了头。

他可能想起了多年前在南京街头领救济金的日子，那种无依无靠、任人摆布的滋味，他这辈子都不想再尝第二次了。

为了这份“知遇之恩”，他宁可带着大家去送死。

最后，当三十万大军被死死围在陈官庄的时候，他又下达了一个命令：“分散突围”。

这是他指挥生涯里最不像他的一个命令，也是最大的败笔。

他一生都在追求建立一支令行禁止、协同作战的现代化军队，最后却用一个最混乱、最无序的命令，亲手把它解散了。

突围令一下，部队瞬间散了架，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各自奔命。

杜聿明躺在担架上，最终被俘，他亲手缔造的王牌军，也随之烟消云散。

参考资料：

杜聿明，《杜聿明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

王树增，《解放战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中华书局。

韩信夫、姜克夫，《民国高级将领列传》，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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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七七爱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