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刘备三顾茅庐时，蜀汉尚未成型，诸葛亮以《隆中对》为蓝图，为刘备规划出 “跨有荆益，三分天下” 的路径。赤壁之战中，他联合孙权击败曹操，奠定蜀汉基业；刘备入蜀后，他镇守成都，治理后方，“足食足兵” 保障前线征战。

公元 265 年，洛阳宫城的书房里，晋武帝司马炎翻阅着刚编纂完成的《诸葛亮集》，长叹一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

此时，距离蜀汉灭亡不过五年，距离诸葛亮病逝五丈原已过去四十年。一个篡夺曹魏江山、覆灭季汉的王朝，为何会对敌国的丞相推崇备至？

答案藏在晋朝的立国隐痛里 —— 司马家靠权臣篡位起家，最缺的就是 “忠臣”；而诸葛亮，恰好是封建时代忠臣的完美模板。

一、季汉的诸葛亮：精神支柱与治国核心

在季汉，诸葛亮的认可无需多言，他是维系政权的精神与物质双重支柱。

刘备三顾茅庐时，蜀汉尚未成型，诸葛亮以《隆中对》为蓝图，为刘备规划出 “跨有荆益，三分天下” 的路径。赤壁之战中，他联合孙权击败曹操，奠定蜀汉基业；刘备入蜀后，他镇守成都，治理后方，“足食足兵” 保障前线征战。

刘备白帝城托孤时，直言 “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份极致的信任，换来了诸葛亮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的承诺。后主刘禅懦弱无能，诸葛亮独揽朝政，却从未有过篡权之心。

他五次北伐，明知蜀汉国力衰弱，仍为 “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的理想拼尽全力；他严明法度，“科教严明，赏罚必信”，让益州从战乱中迅速恢复；他清廉自守，“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去世后家无余财。

对季汉而言，诸葛亮是 “相父”，是 “擎天柱”。他死后，刘禅为他立庙祭祀，蜀中百姓自发哀悼，甚至私祭不断。西晋史学家陈寿，作为蜀汉旧臣，在《三国志》中盛赞他 “管萧之亚匹也”，这份评价，代表了季汉上下对诸葛亮的一致认可。

二、晋朝的立国隐痛：得位不正的焦虑

与季汉对诸葛亮的情感认同不同，晋朝对诸葛亮的认可，始于自身的政治焦虑。

司马家的天下，是靠三代人精心策划的篡位得来的，过程充满阴谋与血腥，与诸葛亮的 “忠诚” 形成鲜明反差。

司马懿是始作俑者。公元 249 年，他发动高平陵之变，以 “洛水之誓” 骗取曹爽信任，承诺 “保你富贵”，转头就诛灭曹爽全族，牵连者达数千人。这场政变，开启了司马家夺权的序幕，也留下了 “言而无信” 的污点。

司马懿之子司马师，比父亲更狠。他废黜魏帝曹芳，诛杀反对者李丰、夏侯玄全族，朝堂之上人人自危。到了司马昭时期，更是做出 “当街弑君” 的惊天之举 —— 公元 260 年，魏帝曹髦不堪压迫，率宫人讨伐司马昭，却被司马昭的部下成济当众杀死。

司马昭弑君后，为掩盖罪行，杀成济灭口，还逼迫太后追贬曹髦为庶人。这种践踏皇权、无视伦理的行为，让司马家的 “不忠” 之名传遍天下。公元 265 年，司马炎篡魏建晋，接受魏元帝曹奂禅让时，朝野上下早已看透这套 “禅让” 把戏。

晋朝建立后，司马炎面临一个致命问题：如何让天下人信服自己的统治？满朝文武多是曹魏旧臣，不少人对司马家的篡位心存不满；更可怕的是，他担心自己的臣子效仿司马家，将来也发动政变夺权。

他需要一个忠臣标杆，一个能让所有臣子学习的榜样。遍观古今，诸葛亮成了最佳人选 —— 一个有权却不贪权、有才却不篡权、对主君绝对忠诚的完美臣子。

三、诸葛亮的完美特质：晋朝急需的道德模板

诸葛亮的身上，集中了晋朝最需要的所有美德，每一点都戳中司马炎的痛点。

首先是 “忠诚无贰”。诸葛亮手握蜀汉军政大权十余年，后主刘禅形同傀儡，他却始终恪守臣节，从未有过半点私心。对比司马懿父子 “挟天子以令诸侯”，最终篡夺皇位，诸葛亮的忠诚显得尤为珍贵。司马炎渴望满朝文武都能像诸葛亮一样，对自己和后代绝对忠诚，而非心怀异心。

其次是 “有才却不专权”。诸葛亮是治国奇才，“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让蜀汉在乱世中得以存续。但他始终尊重君主权威，重大决策必奏请刘禅，哪怕刘禅反对，也耐心劝谏，而非独断专行。这正是司马炎需要的臣子 —— 有能力治理国家，却不会威胁皇权。

再者是 “清廉自守”。诸葛亮一生节俭，不贪财、不恋权，去世后无任何私产。而司马家夺权过程中，大肆搜刮财富，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都积累了巨额家产。司马炎希望通过推崇诸葛亮的清廉，遏制朝堂的腐败之风，树立王朝的正面形象。

更重要的是，诸葛亮是 “敌国忠臣”。推崇他，不会引发本朝旧臣的抵触 —— 毕竟他不是曹魏或晋朝的臣子，不会触动既得利益者的神经。同时，还能向天下传递 “晋朝重视忠臣” 的信号，笼络人心，洗白司马家的篡位污点。

正如历史学家田余庆所说：“司马炎推崇诸葛亮，本质是一场政治公关。用一个敌国忠臣的完美形象，来掩盖自家得位不正的尴尬，教化臣子忠诚，稳固统治。”

四、晋朝对诸葛亮的实际推崇：从官方到民间

晋朝对诸葛亮的认可，并非只停留在司马炎的口头感慨，而是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中。

最具代表性的是陈寿编纂的《三国志》。陈寿曾是蜀汉官员，父亲因马谡失街亭被诸葛亮处罚，按说他对诸葛亮可能心存芥蒂。但在《三国志》中，他为诸葛亮单独列传（三国时期只有诸葛亮、陆逊等少数臣子享此待遇），评价极高：“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 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

司马炎不仅批准《三国志》刊行，还亲自下令整理《诸葛亮集》，将其作为臣子的 “教科书”。据《晋书・陈寿传》记载，司马炎读完《诸葛亮集》后，对身边大臣说：“诸葛孔明言教书奏，皆得其理，朕观之，奇才也。”

晋朝还对诸葛亮的后裔予以优待。诸葛亮之子诸葛瞻、之孙诸葛尚在绵竹之战中战死，幼子诸葛京幸存。晋朝建立后，司马炎任命诸葛京为郿县令，后来还提拔他为江州刺史。这种做法，既是对诸葛亮的缅怀，也是向天下传递 “善待忠臣后裔” 的信号。

民间层面，晋朝对诸葛亮的祭祀也持默许态度。蜀汉灭亡后，成都的诸葛亮祠并未被拆除，反而香火不断。甚至在晋朝统治的中原地区，也有百姓私下祭拜诸葛亮。晋朝官员不仅没有禁止，反而有时会亲自前往祭祀 —— 比如东晋名将恒温征蜀时，就曾专程祭拜诸葛亮祠，感慨 “武侯之才，古今无双”。

五、历史的回响：跨越朝代的忠臣标杆

晋朝推崇诸葛亮，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此后，诸葛亮逐渐从 “季汉丞相” 变成了封建时代 “忠臣” 的代名词，被历代王朝奉为典范。

晋朝之后，南北朝的帝王们纷纷效仿司马炎，推崇诸葛亮。北魏孝文帝曾说：“朕欲求如诸葛孔明之臣，以辅朕治天下。” 南朝梁武帝萧衍，更是将《诸葛亮集》列为皇子必读之书。

到了唐朝，诸葛亮被列入 “武庙十哲”，与姜子牙、孙武等兵家先贤并列；宋朝时，理学兴起，诸葛亮的 “忠君” 思想被进一步强化，成为儒家推崇的道德楷模。

而晋朝之所以成为这一转变的关键，正是因为它第一个跳出 “敌国” 的视角，看到了诸葛亮身上超越政权归属的 “忠臣价值”。司马炎的焦虑，让诸葛亮从一个区域性的历史人物，变成了全天下的道德标杆。

回望历史，诸葛亮的跨朝代认可，本质是时代需求的体现。季汉需要他来维系政权，晋朝需要他来教化忠臣，后世王朝需要他来巩固统治。而他之所以能被所有时代认可，核心在于他的 “完美”—— 忠诚而不愚忠，有权而不专权，有才而不恃才，清廉而不自守。

司马炎或许永远无法得到一个诸葛亮式的臣子，晋朝最终也因内乱而灭亡。但他对诸葛亮的推崇，却让这位三国丞相的形象愈发高大，成为融入中华文化血脉的精神符号。

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奇妙之处：一个王朝试图用他人的忠诚来掩盖自身的污点，最终却让这位忠臣的光芒，穿越千年，照亮了后世的每一个时代。

来源：小豫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