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家给谁办国葬？这事，说大也大，说小也小。大，是因为一纸命令，半个中国都得放下手头活，跟着低头默哀；小，是因为那躺在灵柩里的人，曾经不过也是脱掉鞋会打哈欠的“普通人”。可他们为什么能走进历史的正中央，让千万人泪目，让一座城市的钟表都仿佛慢了半拍？
国家给谁办国葬？这事，说大也大，说小也小。大，是因为一纸命令，半个中国都得放下手头活，跟着低头默哀；小，是因为那躺在灵柩里的人，曾经不过也是脱掉鞋会打哈欠的“普通人”。可他们为什么能走进历史的正中央，让千万人泪目，让一座城市的钟表都仿佛慢了半拍？
你看，每一场国葬，其实像极了中国人心里对“告别”的极致表达——既要悼念某个人物的离去，更像是在和一个时代说再见。哭也好，敬也好，无非是怕岁月把他们带走了，我们却只来得及抓住一点回忆的边角料。
那么，这些被历史高高举起——最后又隆重送走的人，到底历经过什么坎坷？他们又有没有过脆弱、犹疑、身不由己的时刻？
最让人难忘的，还是1976年那个冬天的清晨。北京天寒、北风硬，马路两边已经挤满了人：老头老太裹着军大衣、年轻人揣着泪水，只为送周恩来最后一程。有人小声说：“咱总理没了，以后可咋办？”你可以不信迷信，但那天的长安街，真是黑压压一片人头——哀乐一起，整个北京仿佛都跟着低了头。
说起周总理，他比照片里还瘦一点，笑起来眼角褶子都是真心实意。小时候听家里人讲起他，总带着点温情又敬重的腔调，好像他就是个日日操心的“家里长辈”。其实周恩来的“忙”，远不止于此。从法国到日本，再回国折腾，谁见过他年轻时穿着长衫，和同学争得面红耳赤，为了“中华之崛”没日没夜地蹲图书馆？可到了后来，他在外交场合一言一笑都是门面担当，帮中国撑住了面子；回头在病榻上，还要为下一个“建设计划”提批注，医生都劝不住。
有时候想，他那时候深夜伏案，心里会不会突然一慌，担心自己走了、锅就扣在孩子头上？他心里会不会也有“我尽力了”这样的自我安慰？
前头送走周总理，后脚还没缓过劲，又是一阵噩耗。一转眼，朱德元帅也走了。朱德，老家是四川的，说出来谁不佩服？老人家戎马一生，刀尖上走过、马背上睡过。小时候下乡扫墓，亲戚常说“朱总司令是能平天下、定乾坤的人”。可老头一辈子对吃喝没讲究，却和士兵打成一片，说白了没一点将军派头。年轻时带队南征北战，多少次子弹挨着脑门飞——人却总能从血与火里走出来，再拍拍尘土，继续行军。
大家只看到他叱咤风云的一面，很少知道，朱德晚年最惦记的其实是新兵。他嘴里不说，晚上给军委写条子，劝“不要浪费粮”，叫人看了都觉得这人“也太实诚了”。
那一年，国殇连着国殇。9月，还没从老总的白花花灵幡里走出来，全国又突然静下来——广播里一阵沉重的声音：毛主席，走了。
毛泽东这个名字，中国几乎没有人不认识。可熟的太熟，反而很难看清楚真容。我们只看到他站在天安门挥手、讲风云激荡的诗；可其实，细翻他年轻时旧信，还有点少年人的理想气、文人的清高，甚至还有点闷骚。那时候，湖南的冬天冷，毛家老屋更冷，家里人省吃俭用攒学费，毛泽东拿着书蜷在床角写诗，心里满满是“改天换地”的雄心。
几十年后，长征、抗战、建国……他身后是千万人推着往前走。可有没有夜深人静时，毛泽东也抬头望着灯泡，琢磨自己下一步该走哪条路，是否担心得罪这个、愧对那个？谁知道呢。他留下无数诗句，也留下了一种复杂得说不清的情感纠葛。
说是“最高领袖”，其实更多时候也是孤独者。
这三场国葬，是1976年中国最密集的“举国悼念”期。那种悲恸，时至今日，老一辈人提起来还会红眼圈。
我们转个身，目光落到一个特别的名字——宋庆龄。
有人说她是孙中山先生的“国母”，也有人觉得她活得比大多数男人都要清醒洒脱。宋庆龄在中山先生身边多年，见过坎坷、懂过权谋；可直到晚年，她仍坚持什么是“正义”。抗战那几年，她曾冒着轰炸参加救助儿童的活动，亲手把孤儿送到安全地。
后来局势更复杂，朋友变敌人，亲人分东西。她却始终选择站在“穷孩子这边”，主持福利、奔走疾呼。在她病重那年，北京的医院里，多少人悄悄去探望，只为偷偷瞥一眼这位传奇女子。她走了后，国葬的队伍安静得能听见风吹过松树的声音——许多人都咬着牙忍住眼泪，不为别的，只为心里的敬意。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换了人间。这个时候，有一个名字不得不提——邓小平。
如果说以前几位开创了中国的模样，邓小平则像个“修路的”，让中国重新出发。他复出时头发花白、个头不高，但眉毛一皱、话音一落，谁都知道“这事，八成成了”。他最大的本事，不是拍桌子，而是“咬死一口气”。“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市井巷头都背得出的口号。可你知道吗？八十年代初，他其实最担心“会不会一夜回来，一切打回原形”。深夜，他经常在中南海里踱步，家人说有一次，一直转了两个多小时。
1997年，他走了。那年春天的北京，天灰灰的，站在医院门口的人一句话都没说，只默默替老人点了一支烟。
再往后，历史的风往商界吹来。
你大概没想到，第一个以“生意人”身份获得国葬的，是霍英东。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一生精明能干，却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把钱粮一车车开进内地。朝鲜战争时，各路人都怕事，霍英东扛起担子，带了满船医疗器械、布匹盐糖，绕过封锁线。后来改革开放，他又领着一帮港商来投资，说：“信国家一把。”旁人私下劝：“你傻啊，这钱真能收回来？”他笑着不吭气，其实，心里多少还是闹腾。
霍英东的告别仪式上，许多内地老企业家悄悄鞠了一躬。有人说：“如果不是他当初押了一把，咱们哪来这么多创业动静？”那些年风高浪急，霍英东选择和祖国站在一处。
再说庄世平，别人记得他是银行家，他偏不信邪，说“我是中国人，帮国家就是天经地义”。庄世平少年时颠沛流离，后来生意风生水起。国家缺钱，他就掏腰包，缺粮，他捐物资。晚年，几乎倾尽所有，留下的不是金山银山，而是镜头里一脸豁达的笑。他的丧事，简单、纯粹，却感动无数人。毕竟，在那个“商贾逐利”的时代，坚持信念的老人太少了。
写到这里，忍不住想：一个人的身后事，能引来世界注目，凭什么？名？利？都不是。真正把一块石头砌进历史长河的，是他们在风雨来时，每一步背后的挣扎与选择。他们有牺牲，也会力不从心，有时候也许只是咬咬牙，继续扛下去。
我们常说“国葬是给人的最高褒奖”，其实不如说，是一群人为“那个曾经相信的人和时代”做的最后一场隆重致敬。至于历史会怎么记住他们——或者，最终谁又会记住谁，也许只剩下十里长街一声哀乐，还有某个老百姓心里的低语。
故事讲完了。你问我，下一个获得国葬礼遇的人会是谁？谁又能保证，浩浩汤汤的队伍中，不有一个正在擦干眼泪的人，此刻正悄悄立下新的诺言——等我老了，也要像他们一样，不负此生。
来源：海上观望明月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