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4年的南京，委员长官邸里正办着一场庆功酒会，气氛好得不得了。

1934年的南京，委员长官邸里正办着一场庆功酒会，气氛好得不得了。

蒋介石春风得意，端着酒杯，跟手底下最得力的将军们碰杯，庆祝第五次“围剿”把红军打得稀里哗啦。

在他看来，那帮盘踞在江西山沟里的“赤匪”，主力都快打光了，剩下的正没命地往西边跑，这革命的小火苗，眼看就要被他一脚踩灭了。

“毛泽东这个人，”蒋介石喝了口酒，语气里带着胜利者特有的腔调，既有不屑，又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重视，“跟他过招，确实要动点脑筋。

不过现在嘛，没这个机会了。”

他心里笃定，那个湖南师范出来的泥腿子，终究不是他这个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高材生的对手。

可就在一片叫好声中，一个清冷的声音响了起来，不大，却让整个屋子都静了一下。

是宋美龄。

她看着自己的丈夫，慢悠悠地说：“达令，你先别把话说满了。

万一，他又回来了呢？”

蒋介石的笑僵在了脸上。

在他那套正统的观念里，自己手握全国的军队、飞机、大炮，代表着“正统”，而毛泽东，不过是个占山为王的草莽英雄，怎么比？

宋美龄没理会丈夫的不快，继续补了一句，这句话，后来被人反复琢磨：“共产党这次之所以会输，不是你打得有多好，是他们自己办了件蠢事，把真正会打仗的毛泽东给撤了。

你这次能赢，全靠他坐了冷板凳。”

这话当时听着特别扫兴，像是一盆冷水。

可谁也没想到，这句看似随口的评语，竟然成了后来十几年中国大变局的一个精准预言。

宋美龄嘴里那件“蠢事”，说的就是1934年红军内部的真实情况，那会儿，毛泽东的日子过得比谁都憋屈。

当时给红军当家做主的是两个人，一个是从苏联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军事顾问，叫李德；另一个是年轻的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叫博古。

这两人是铁了心要跟国民党军打正规战，搞什么“御敌于国门之外”。

毛泽东那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的游击战法，被他们嘲笑是“山沟里的土办法”，上不了台面。

结果，毛泽东的兵权被拿掉了，只能在后方干些没实权的闲差。

他眼睁睁看着自己一手拉扯大的红军，在李德和博古的瞎指挥下，一次次往枪口上撞。

他急得不行，私下里跟人抱怨：“这么打下去，红军的老本都要拼光了！

这帮人根本不懂中国战场！”

他的话很快就应验了。

蒋介石那边集结了上百万大军，天上还有两百多架飞机盯着，稳扎稳打，修碉堡、拉铁丝网，一点点地往前拱。

红军呢，就被逼着跟人家打阵地战、消耗战，拿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撞人家的钢筋水泥。

1934年春天，广昌保卫战，那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

李德下了死命令，寸土不让。

结果呢？

红军拼光了好几个师，广昌还是丢了。

这一仗，把红军的锐气彻底打没了，苏区的地盘被压缩得只剩下那么一小块，所有人都觉得天要塌了。

更要命的是，就在这节骨眼上，毛泽东得了恶性疟疾，高烧四十度，人烧得都快脱了相，昏迷了好几天。

傅连暲医生想尽办法，才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病床上，他听着前线一个接一个的败仗消息，想到自己点燃的革命火种可能就要这么灭了，这个一向硬气的汉子，也忍不住叹了口气，说了句“天亡我也”。

这不是怕死，是心疼自己奋斗这么多年的事业要毁于一旦。

病刚好一点，他就拖着虚弱的身子，又去找中央的领导，苦口婆心地劝：“别死守了，赶紧跳出去，往敌人兵力空的湖南中部去，把敌人调动起来，我们才有活路！”

可他的建议，就像石沉大海，李德和博-古根本听不进去。

最后，路越走越窄，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

1934年10月，江西于都河边，冷风嗖嗖。

八万多中央红军默默集结，告别了老人和孩子，踏上了一条谁也不知道终点在哪儿的逃亡之路。

这就是长征的开始。

蒋介石可不会让到嘴的鸭子飞了。

他调兵遣将，在红军前进的路线上，撒下了一张天罗地网，下令“务必全歼”。

长征刚开始那会儿，指挥权还在李德和博古手里。

他们把红军当成了一个搬家公司，瓶瓶罐罐、机器设备，什么都舍不得丢，整个队伍拖得又长又慢。

蒋介石一看地图，乐了，这不就是一条直线往我口袋里钻吗？

他早就在湖南和广西交界的湘江边上，布下了重兵，挖好了陷阱。

1934年11月底，湘江战役打响。

那几天，湘江两岸炮火连天，喊杀声震天。

红军为了过江，跟数倍于己的敌人死磕。

江水被染得通红，战士们的尸体一层叠一层，堵住了河道。

等好不容易过了江，回头一点人数，出发时的八万多人，只剩下三万出头了。

这场惨败，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打醒了很多人。

队伍里怨声载道，绝望的情绪像瘟疫一样蔓延。

大家都在问：跟着这“洋顾问”走，到底有没有活路？

就在这快要散伙的节骨眼上，1934年12月12日，红军打下了湖南通道县。

当天晚上，中央几个主要领导人开了个紧急短会，这就是“通道会议”。

会上，李德还梗着脖子，坚持要去湘西，跟贺龙的红二、六军团会合。

这时候，一直憋着没怎么说话的毛泽东站了出来。

他摊开地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去湘西，就是自投罗网！

蒋介石的主力全在那儿等着我们呢！”

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新方案：别往北了，立刻掉头，往西走，去敌人防守力量最弱的贵州！

这个提议，在当时就像黑夜里的一道闪电。

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这些亲眼目睹了湘江惨败的领导人，最先反应过来。

血的教训摆在眼前，谁对谁错，一目了然。

在保命和坚持错误路线之间，他们选择了前者。

会议最后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

这个“通道转兵”的决定，虽然只是一个临时的改变，但它第一次让红军挣脱了李德的错误指挥，躲过了全军覆没的危险。

宋美龄的那句“预言”，在这一刻，悄悄地开始应验了。

那个被扔在角落里的人，开始动了。

一进入贵州，红军就像被放出笼子的老虎。

贵州军阀“双枪兵”战斗力不行，红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就拿下了黎平，接着又智取了遵义这座黔北重镇。

部队总算有了个喘口气、休整一下的机会。

吃的、穿的、药品都有了补给，更重要的是，脑子开始“松绑”了。

1935年1月，就在遵义城里的一栋二层小楼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遵义会议。

这会与其说是军事会议，不如说是一场“秋后算账”和“纠错大会”。

博古先发言，还是老一套，为自己的失败找各种客观理由。

轮到毛泽东发言时，他准备得非常充分，一开口就直奔主题，把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李德和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一条条、一件件，摆事实、讲道理，批得体无完肤。

他的话，说到了每个与会者的心坎里，因为大家都是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都知道他说的是对的。

王稼祥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毛泽东。

接着，周恩来也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并且全力推荐毛泽东来领导军事。

在生死存亡面前，所谓的“国际指示”和“洋顾问”的权威，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活下去，才是硬道理。

会议开了三天，最终通过了历史性的决议：撤销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确立了他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让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外来干预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解决了自己的路线问题。

它在最危险的时候，救了红军，救了党。

而这一切的转折点，就是毛泽东的回归。

宋美龄说得没错，共产党人是犯了天大的错误，但他们有一个蒋介石不具备的能力——超强的自我纠错能力。

当他们意识到谁才是那个能带领他们走出绝境的人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把方向盘交给他。

而蒋介石，他赢了之前的所有战斗，却输在了对局势最根本的判断上。

他以为自己只是消灭了一支军队，却没料到，他的胜利反而催生了一个更可怕、更聪明的对手。

此后的故事，就是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的个人秀。

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

…

红军在他的指挥下，变得神出鬼没，把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耍得团团转。

很多年后，蒋介石败退到台湾，在日记里反思自己为什么会输掉大陆。

他写道：“能将我逼至此岛者，唯毛泽东一人。”

朝鲜战争，当美军被志愿军打得灰头土脸时，他甚至有点幸灾乐祸地在日记里写，你们美国人不是笑我无能吗？

碰上毛泽东，你们不也一样？

据说，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时，蒋介石曾在不同的场合六次当众高呼“毛主席万岁”。

这其中固然有政治表演的成分，但未尝没有一丝被对手的气魄和胆识震住的真心实意。

在南京，蒋介石庆祝的是一场战役的胜利。

而在贵州的山路上，毛泽东抓住的，是党内路线的失败。

此后，红军再也没有回头，蒋介石也再没能抓住他。

参考文献：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 《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 1937.

金冲及. 《毛泽东传（1893-1949）》.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美）陶涵（Jay Taylor）. 《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哈佛大学出版社.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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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西风瘦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