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沙财林有点儿莫名其妙，鼻子里闻着对方桌上那四五碟菜肴的香味，肚子咕咕作响，于是赶紧回到服务台那里继续排队。刚排进队伍，忽然一个激灵：不对！连忙伸手去摸自己的裤袋，里面放着的七八张十元钞票已经不翼而飞了！

五、扒手逃遁

沙财林不禁一愣，下意识地指了指自己的鼻子：“叫我？”

对方点头。沙财林稍一迟疑，就走了过去。到了那副座头前，矮个儿男子一脸微笑地上下打量他，说一口北方话：“小子，你是哪里来的？”

沙财林用略带海南口音的粤语回答：“我是广州人，你们是哪里来的？”

对方说：“你是广东人吗？哦，我认错人了，远远看去还以为是我一位老朋友的儿子哩——嘿嘿，他可是湖南人。行了，你走吧。”

沙财林有点儿莫名其妙，鼻子里闻着对方桌上那四五碟菜肴的香味，肚子咕咕作响，于是赶紧回到服务台那里继续排队。刚排进队伍，忽然一个激灵：不对！连忙伸手去摸自己的裤袋，里面放着的七八张十元钞票已经不翼而飞了！

沙财林马上醒悟过来，刚才人家把我引过去，其实就是要冲我下手！他在江湖上混了这些年头，自然知道对方是什么意思：刚才自己在公交车上的扒窃行动已经被对方识破了，现在是要给他一个小小的警告。沙财林记得以前师傅曾经说过这一类事儿，碰到这种同行，得主动上去给人家赔个不是，否则，如果人家借警察之手对付你那可就麻烦了，除非你立马金盆洗手。沙财林是以扒窃为生的，哪有金盆洗手之说？于是就只有赔礼了。同时，他对对方如此迅疾隐蔽的手法十分佩服，暗叹已经超过了师傅，甚至还动了拜师之念。

于是，沙财林就上前去向那三人赔礼。对方倒也大度，哈哈一笑了之，然后就请他坐下一起喝酒。席间，他们问了问沙财林的情况，说他缺少严格的调教，否则可以成为这一行的一把好手。沙财林机灵，乘机提出拜师请求。对方都笑了，那个高个儿男子指着矮个头儿说：“这是我们的大哥，这事儿得大哥说了算。”

那位被称为大哥的就开口了，说孩子你的资质似还可以，胆子也大，但眼力不够。拜师这事儿，不是一句话就能说得定的。这样吧，我们还会在这边逗留数日，你住哪里，我们回头跟你联系。沙财林就说自己晚上是在公共浴室过夜的，先洗个澡，然后就在休息室睡觉。对方说那你这几天不要离开，省得我们去找你时多费周折。沙财林寻思，以对方的那份技艺和气派，绝对是久闯江湖的腕级人物，料想说话算话，不会敷衍自己，于是就点头答应。四人吃喝一阵，散席离开了饭馆。

沙财林一口气交代到这里，说口渴了，要求喝水，于是就给他倒了杯凉茶。这个少年扒手看来确实是经常跟警察打交道，颇有经验，喝完茶后，又要抽烟。沙财林抽烟的时候，王守磊、老车简单交换了意见，他们觉得总算摸到盗窃团伙的线索了。沙财林所说的红风饭店对面的斗殴事件和对那个高个儿男子的描述，跟专案组已经掌握的情况是一致的，这说明他交代的内容是真实可信的。

沙财林很快就抽完了一支烟，于是接着讯问。但这小扒手却说已经交代完了，没有什么再需要补充的了。

交代完了？可刑警还有问题需要了解哩。“后来那三个人找过你吗？一起喝酒时听他们说了些什么？”

沙财林于是又交代了以下内容——

那天在饭馆喝完啤酒临散席时，那个大哥开腔吩咐：“这家馆子的卤菜制作得还不错，柱子，去点烧鹅、熏鱼各两份，带回去给贞姐尝尝。”于是，那个年纪最轻的扒手就去买了菜肴，用干荷叶包了，外面再用旧报纸裹上，拿着出门了。

跟那三人相识后的次日，上午八点多，那个曾被沙财林跟踪过的主儿在沙财林下榻的公共浴室旁边的饮食店找到了他，跟他谈了两分钟话，说的是：大哥经过考虑，决定准备接纳沙财林，不过，还需要对他进行考查。考查的内容是：三天之内，必须扒窃到不少于十个钱包，每个钱包里的钱必须不少于五十元。扒得的钱包都留着，下次见面时要验收的。

这次谈话就成了沙财林这两天扒窃作案的动力。他看中了那个三人犯罪帮伙，很想加入进去。所以，必须拿下这份投名状。对于沙财林来说，三天里扒窃十个钱包不是一桩特别犯难的事儿，不过要求每个钱包里必须有不少于五十元钱这一点有点儿麻烦。1967年的五十元人民币算是一笔财富了，其购买力大概相当于如今的数千元。所以，沙财林得看准了目标才下手。于是，他就在百货公司、长途汽车站、火车站轮番转悠。到昨天晚上为止，沙财林共窃得六个钱包，合计赃款大约在四百元左右。今天，他一大早就去了火车站。刚进入站前广场，就觉得眼皮直跳，担心不是好兆头。果然，整个上午竟然没有任何收获。好不容易盯上了那个中年妇女要下手时，却被警察给逮住了。

对沙财林的讯问结束后，专案组随即举行了案情分析会。从沙财林的交代内容判断，目前已经可以认定柱子等三个扒手就是对李名申等四位广交会客商下手的家伙。这一点，跟之前专案组关于窃贼可能是一个至少三人的犯罪团伙的判断是相符的。从语言判断，这三个扒手应该是从外地潜来广州作案的犯罪分子。

从那个被称为“大哥”的扒手让柱子买两份卤菜“带回去给贞姐尝尝”这个情节来看，这三个外地扒手在广州的落脚点可能是那个被称为“贞姐”的女人的住处。如果他们在本地有固定落脚点，那么全市各分局、派出所连续三天对宾馆、饭店、旅馆进行拉网式排查却没查出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广交会开始至今，广州全市除了针对李名申等四位外宾客商的系列扒窃案之外，没有发现其他案值很大的扒窃案，这说明这个扒窃团伙是专门冲着广交会外宾客商而来的。他们在对广交会客商进行闪电式的连续作案之后，没有逃离羊城，而是在“贞姐”处住了下来，还跟沙财林有收徒之约，因此专案组判断他们还有继续作案的打算。

专案组根据上述分析，决定同时采取两条措施：一、以沙财林为诱饵，放其出去，让他返回那家过夜的公共浴室，佯装生病，由刑警日夜监视着守株待兔，以捕拿来跟其联系的目标；二、立刻通过全市各派出所等渠道着手调查“贞姐”其人。

案情分析会结束后，专案组当即开始行动。任穷章等六名刑警负责沙财林那一路。他们化装成市民，两人进入那家公共浴室监视沙财林，另外四人分成两拨分别在这家浴室的外围蹲守。沙财林虽然不过十五岁，但他那丰富的经历已经相当于一个老江湖，知道以自己未成年人的优势，以及在火车站被老车拿下时那个扒窃的钱包的案值，专政机关是判不了他徒刑的，而那时中国已经由于“文革”的原因暂时取消了少年教养，所以，广州这边的警察对他最严厉的处分不过是遣送回海南岛原籍。而原籍地他的老爸肯定不会欢迎他回家，因此过不了多久他又会重出江湖。所以，他的心态还是比较平静的，甚至还觉得有点儿好玩。这种平静使监视他的刑警很高兴，因为这样才有可能诱使柱子等三个扒手上钩。

当晚无事。尽管浴客不少，但没有柱子等三个扒手那种模样的人前来。刑警寻思那个“大哥”给沙财林规定的三天期限还没到，所以还不急着前来联系，那就耐心等待吧。期限是第二天上午十时许，如果对方确实讲究江湖规矩，那估计他们是会准时前来对沙财林的“工作”进行验收的。

这样，六名刑警就在岗位上守了一夜，中间轮流打个盹，不敢有一丝松懈。终于到了次日上午，十点，柱子三人没来，十一点，还没来。一直等到下午三点，目标依然没有出现。连沙财林都感到奇怪了，嘴里自言自语地嘟哝着：“不守信用，没劲！”

专案组另一路五名刑警的使命是查摸“贞姐”的下落。他们分头给全市各派出所打了电话，要求派出所连夜下到居委会去查摸一个被称为“贞姐”的对象，这个对象很有可能是一个单身女人，因为她的家里是可供几个男子借宿的。

全市各派出所连夜调查下来，次日上午不管是否查摸到线索，都把结果报到了专案组。莲花路派出所报来的一条线索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该所管段内有一个乳名“贞姐”的妇女与目标相似。

于是，刘大风指派王守磊率刑警小钱前往莲花路派出所实地了解情况。据派出所介绍，“贞姐”名叫朱维贞，今年三十一岁，系东风食品商店营业员。其夫姓鲁，原是铁路工人，比朱维贞大六岁，已于三年前因工伤而殁，遗有一对子女。据群众反映，朱维贞在丈夫在世时生活作风就有问题，丈夫去世后，这方面的情况更为突出。这个情况经居委会反映到派出所后，派出所按照当时的治安管理规定是要过问的，但是，考虑到朱维贞的丈夫是因公去世，一个年轻寡妇拖着一对学龄前儿童过日子颇不容易，对此也就不大积极。朱维贞家有两处住房，一处是她带着子女住的莲花支路36号，另一处是其夫的遗产，位于离莲花支路不远的永仙巷，属于另一个派出所的管段。永仙巷那里的房子据说是出租给别人的，至于具体情况，因为不在同一个管段，就不清楚了。

刑警于是立刻去永仙巷管段派出所了解，证实确有朱维贞的一处房产。那是两间简陋的平房，“文革”以前是出租给一对在广州经营糕点生意的江门夫妇的，“文革”开始后，江门那边来人称这对夫妇是地主，就把两人揪回乡下监督劳动了。之后，这处房产出租给谁了，派出所就不清楚了。派出所不清楚，区房管所也不清楚，因为该处房产是朱维贞的私房，房管所是不管老百姓的私房的。派出所本来应该可以掌握是否有房客的情况，因为公安部以前有规定，房客的个人情况要在派出所登记备案，就是偶尔从外地来探亲访友的人，只要在本市居民家里过夜的，也要向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可是，现在由于搞“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公安部的这条规定已经没有人执行了。

不过，派出所方面说可以通过居委会了解这处房产是否出租。最后了解的结果是：该处房产自那对经营糕点生意的夫妇被揪回江门后，将近半年一直空着，直到大约5月11日左右才有人入住，房主把房子出租给了三个外地男子。

刑警闻之大喜，决定立刻传讯朱维贞，同时请派出所出动民警协助，前往永仙巷拘拿那三个男子。

王守磊和派出所的四名民警前往永仙巷，却扑了个空。那处平房上着锁，里面没人。王守磊想了想，请派出所民警就地蹲守，他返回派出所给坐镇越秀分局指挥专案组全面工作的组长刘大风打电话汇报情况。刘大风说我马上派人过来接替派出所同志蹲守，你在派出所待着，等小钱把朱维贞传讯到后就地讯问。

刑警小钱和派出所的一名民警一起去了朱维贞工作的食品商店，将在该店附设的冷饮铺子里收拾碗碟的朱维贞叫了出来。那时也没有什么手续，出示一下工作证后就把她带回了派出所。

王守磊和小钱对朱维贞进行了讯问。朱维贞自听小钱宣布传讯后，始终是一脸的不解和无辜，一路上不时询问“你们叫我到派出所去干吗”。这时听刑警问起永仙巷那边的房子租给谁了，这才恍然大悟，一脸轻松地说：“我租给三个外地人了。”

刑警问：“他们是什么人？现在在哪里？”

朱维贞的回答令刑警大吃一惊：“哦，他们已经退租离开了。”

六、查到了盗窃团伙的下落

离开了？王、钱两人对视了一眼，眼神中饱含着失望和沮丧。王守磊想了想，随即让朱维贞说说从租房到退房的全过程。

据朱维贞交代，她是在其所供职的食品商店上班时跟对方三人相识的。那是5月12日下午，那天的气温有点儿高，到食品店冷饮铺来吃绿豆汤、冰淇淋之类冷饮的顾客比较多。那三人初时并未引起她的注意，只记得他们占了靠店堂里侧的那副座头，每人要了一碗绿豆汤。朱维贞用一个托盘把绿豆汤端到他们桌上，他们露出大吃一惊的神情，说广州的绿豆汤怎么装在这么小的碗里，这么一小碗吃着不是等于没吃吗？于是，其中一个就掏出钞票往桌上一拍，说服务员麻烦你一下，再给我们每人送三碗来，另外，你们店里其他的冷饮，什么冰淇淋、冰砖、酸梅汤之类的，凡是有的，都给我们每人上一份！

当时，广州的饮食服务行业已经取消了代客购买，一律实行先买后吃，自己买自己吃。所以，这三个顾客不管要吃什么冷饮，不管他们掏得出多少钞票，按照新规矩都得自己去账台窗口购买。朱维贞当时是可以拒绝他们这个要求的，但是，朱维贞看他们是外地人，可能还是第一次来广州，也就没有计较，接过钞票去账台按照他们的要求买了所有的冷饮，又一样样端上来，摆了满满一桌子。然后，她就去为其他顾客服务了。

这三人要了这么多冷饮，在店堂里待的时间自然要比寻常顾客长得多。将近一小时过去了，朱维贞发现他们还在那边坐着，没有吃完的冷饮都已经融化了。她过去收空碗碟时，三人中年龄最长的那个瘦小男子表示感谢，然后问道：“大嫂，打听一下，这边是否有空房子出租？”

朱维贞听着心里一动，寻思自己在永仙巷的那两间平房自从那对卖糕点的夫妇回到江门乡下以后，一直没有再租出去。这三人要租房，那倒是一个机会。不过，他们是外地人，不知是来广州干什么的。于是，她就小心翼翼地问道：“你们是……”

另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说：“我们是陕西省宝鸡市的采购员，前来广东这边采购中药材的，打算在广州待一段时间，住旅馆开销太大，也不方便，所以想租房子住。”

朱维贞于是就说了自己的情况，说永仙巷那里的房子正好空着，独门独户。对方很高兴，说那太好了。哎！今天到你们店里吃冷饮还真是来对了。请问你怎么称呼？朱维贞便说了自己的名字，说人家都唤我“贞姐”。对方说那好，我们也跟着喊你“贞姐”好了。贞姐你几点下班？我们跟你去看房子，行的话明天就住进去。你看好不好？

朱维贞说这当然好，不过有两点要事先说清楚：一是你们说是宝鸡市来出差的，我要看一下你们的出差证明；二是房租每月四元钱，不满一个月按一个月计算，提前退房不退房租。这两点你们如果同意，那就去看房。对方说这两点都是小事，当然没问题。然后，其中一人就拿出陕西省宝鸡市商业局的介绍信给朱维贞过目，上面写着“本局采购员周文明等三人前往广东出差”之类的内容。那个年代，老百姓还没有听说过公函造假之类的故事，对于大红公章都是非常信任的，朱维贞当下一看就相信了。

这时已是将近下班时分，她就跟店里说了一声，提前离开了。朱维贞领着那三人去永仙巷看了房子，对方表示满意。那个年岁大的矮个儿男子说我们先租一个月吧，说着拿出一张五元人民币递给朱维贞，说一元钱就不用找了，给孩子买点儿零食吧。

三人租房后，没有再跟朱维贞见过面。直到昨天下午，三人中那个年纪最小的到食品商店来找朱维贞，说我们接到单位的紧急通知，让立刻赶回宝鸡去参加“文化大革命”，所以要退房了，请你去看一下房子。朱维贞暗吃一惊，寻思他们付了一个月的房租，还多给了一元钱，才住了几天就要退房，会不会提出让她退还部分房租？尽管事先说好了的，但如果人家不认账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只怕到派出所也说不明白。但事到如今也没有办法，只好去永仙巷。

当时出租房子，房东不像现今那样向房客提供家具什么的，那两间平房里空无一物，门窗、电灯完好无损。朱维贞收下了对方交还的钥匙，想想总是不大稳妥，于是主动提出要把多收的那一元钱还给对方，可是对方说不必了。朱维贞很感动，说以后你们如果再来广州出差，要租房子的话，可以来找我，也可以事先给我写信，然后就把她工作的食品商店的地址写给了对方。

刑警听了朱维贞的这番话，说那就麻烦你带我们去那处房产看看吧。朱维贞便把王守磊、小钱两人领往永仙巷。进了那两间平房一看，外间是厨房兼客堂，除了原房客那对江门夫妇留下的用砖头砌的灶头和一个自来水龙头外，没有其他东西了；里间地上铺着地板，门口和里侧墙边各放着一个空罐头盒，里面放着燃蚊香的金属架子，盒子里和旁边的地板上，有蚊香燃烧后的灰烬。

刑警向邻居了解，得知那三个房客是在朱维贞把他们领来看房子后的第二天中午入住的，来的时候，拿了草席、毛巾被、脸盆等物品，看上去全是新的。昨天下午三点左右，三人还是带着这些物品离开了，还客气地同在门口碰到的几个邻居打招呼：“单位有事让赶紧回去，走了走了，再见！再见！”

刑警想起小扒手沙财林所说的那三个扒手给“贞姐”带卤菜之事，问了问，朱维贞一脸茫然，说她从来没有收过那三人给的任何东西。小钱说你是不是忘记了，那是5月17日的事儿。朱维贞说那天我正好轮休，没去店里，在家里打扫卫生。那三人是不知道我家住址的，不可能到我家来送东西。刑警寻思这个情节似乎也不是那么重要，所以也就没再问下去。

王守磊随即让小钱去附近找个有电话的单位给组长刘大风打电话报告上述情况，请求立刻调派刑技人员勘查现场。

现场勘查的结果是：这三人确实在该处住过，是把草席铺在地上当床铺睡觉的，为抵御蚊子的叮咬，就点了蚊香；他们还使用过外间的那个水龙头，不过没在那里开伙。技术人员随即提取了指纹。

专案组举行了案情分析会，对三个窃贼忽然退房之举进行了分析，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窃贼在头天对李名申等四位外宾客商下手后，原打算继续作案的，可是他们很快就发现由于这四起案件的发生，警方加大了防范力度，向广交会展馆、外商下榻的宾馆增派了大批警员，广交会组委会还动员了许多地方人员(从各大专院校造反派组织抽调的红卫兵)。这些措施是明摆着的，造成的震慑后果是不言而喻的。窃贼纵然胆子再大，技艺再高，面对着如此阵势，肯定会做贼心虚，所以就决定逃离广州了。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伙扒手就是冲着广交会来的，从他们已经作的那四起案子和小扒手沙财林交代的情况来看，其扒窃水平已经可以列入江湖上“一流扒手”的等级，这样的扒手，还应具备丰富的江湖经验和非同一般的狡猾(其中包括对付警方的反侦查能力等等)，所以，他们的胃口也是相当大的，不会因为警方加强防范就轻易收手，此为一；其二，这三个扒手租住永仙巷的那处平房时，带来了崭新的草席、毛巾被、脸盆等日用品，这显然是在羊城就地购买的。

对于这种“一流扒手”来说，获取用于购买此类日用品的钞票、布票、针织品专用券是一桩非常容易的事，说得夸张一点儿，简直是举手之劳，所以他们退房时不必带走，通常会做个顺水人情赠送给房东。而且，如果他们真的打算离开广州，那些东西带着也是累赘，在车站或者火车上还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这种小小的冒险动作，具有一流水平的扒手是不愿意做的。可是，他们却做了。为什么？不是他们小气，而是为了使警方产生错觉，以为他们真的离开了。所谓退房，不过是虚晃一枪的伎俩，为的是麻痹警方。他们随时都会突然冒出来，再次对既定目标——广交会外商下手，干一票再离开羊城。

众刑警各抒己见，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两个组长正好是两种观点的代表。最后王守磊对刘大风说，这样争论下去恐怕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们不如把各自的意见暂时搁置，看看往下该怎么做吧。刑警老车提议：去火车站调查一下，看是否有人留意到有这么三个带着崭新的草席、毛巾被的男子检票进站。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在公共场合携带三套崭新的夏令卧具和日用品的人，绝对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如果三个扒手果真是带着上述物品检票进站的话，检票员是会留下印象的。这个建议得到了两个组长的支持，于是就指派老车和小陈两人前往火车站调查。

车、陈两人这一去，竟然查摸到一个重要情况——那三套崭新的物品，就放在车站派出所里！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派出所的一位民警老朱同志昨天下午四点多在车站广场巡查时，发现一个榜上有名的票贩子“刘哈儿”肩搭手拎着这些物品往站前马路方向而去。老朱心想，这小子难道改行做起了窃贼？于是就上去盘查。“刘哈儿”说，三个操北方口音的男子向其购买前往武昌的车票，打算用这些物品折抵现钞，因为觉得便宜划算，又不用付针织品专用券什么的，所以他就答应了。

老朱当然不信，于是就把“刘哈儿”请至派出所说话。到了所里，“刘哈儿”还是那副理直气壮的样子，并且声称那趟车现在还没开，他还记得三张车票是3号车厢的，可以立刻去向那三人调查。

这倒是一个不错的法子，老朱于是就带上“刘哈儿”进了车站。那趟开往西安的车刚刚上客，两人站在3号车厢门口，果然等到了那三位旅客。“刘哈儿”见三人走近，大喜：“朱同志你不信？问他们吧！”

问下来，“刘哈儿”所言属实。但事情还没有完，老朱对这三个旅客产生了兴趣，问他们是哪里来的、干什么工作、有没有证件、来广州干什么。那三人脸上露出不屑的神色，其中那个年纪最小的旅客二话不说掏出一纸介绍信让老朱过目，语气很凶地责问：“我们来干什么跟你这个铁路警察有关系吗？”

老朱一看，就不敢吭声了。因为那是一纸铅印的“陕西省红色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的介绍信，下面盖着鲜红的印章。1967年夏季，正是全国各地造反派声势最大、影响最盛、脾气最暴的当儿，也是文斗往武斗升级的时候，尤其是那些省级造反派组织，都已经到了只认“中央文革”的程度，对解放军都爱理不理的，还动着抢夺部队武器的脑筋，民警那当然就更不在他们眼里了。所以，像老朱这样一个小民警，碰上这种角色只有闭嘴的份儿。

老朱往下自然不敢问对方是否有个人证件(造反派组织通常是不需要个人证件的，一个袖章一纸介绍信就可以走遍全国了)以及为什么用崭新的草席、毛巾被折抵票款的理由了。但对方中那位年岁最长的矮个儿男子倒是向掏介绍信的那主儿做了个手势，后者于是掏出了一沓发票，看了看，挑出两张递给老朱，那是购买毛巾被、草席、脸盆的发票。老朱看了自然无话，点了点头把发票还给对方。那三人就上车了。

老朱把一脸无辜的“刘哈儿”带回派出所，向所长汇报后，所长说凡是倒卖车票被查获的，车票、票款一律没收，这些物品是人家旅客折抵票款的，自然也得没收。至于这个“刘哈儿”嘛，教育一下，让他写份检查，放了吧。

当下，老车、小陈听了，惋惜不迭，说那三人正是我们专案组要捉拿的要犯啊！老朱听了暗吃一惊，他不知这三人犯了什么大罪，因为老车没有介绍，按照公安纪律，他也不好询问，眼珠子一转，说那趟车不知中间是否遇上过临时停车，如果遇上的话，现在可能还没到武昌，要不你们赶紧跟处里联系，让处里用铁路专线电话跟那趟列车上的乘警联系，同时通知武昌车站派出所，该趟列车到站后立刻上车扣留那三人。你们看如何？

车、陈寻思也只有这样了，于是就用车站派出所的电话跟广州铁路公安处联系，一说情况，公安处自然一口答应。专案组两名刑警就在电话机旁抽着香烟等候消息，心里盼着该趟列车晚点，好把那三人拿下。大约十分钟后，铁路公安处打来电话，说跟路局调度室联系后，得知该趟列车不但没有晚点，反而还提前二十分钟抵达终点站。车、陈两人只好悻悻而归。

老车、小陈的这趟车站之行带回的情况，使专案组原先的两种观点合而为一了。三个扒手用草席、毛巾被等物跟票贩子“刘哈儿”所做的交易，也解答了警方对于扒手们带着这些物品离开广州的可能性所产生的疑问。这样，众刑警就感到非常郁闷：扒手们作案后又在羊城待了数日，见不大可能再有下手机会了，就采用了一种简直可以说是非常从容的方式逃离了广州。

专案组长刘大风更是无话可说。这四起案件虽说是刑案，但因为涉外，还牵涉到广交会，其重要性已经相当于政治性案件了。领导把这个重要使命交给他，是对他政治上的信任和业务能力的肯定。可是，没想到眼见得线索到手只等逮人了，扒手们却脚底下抹油跑了。这一跑，专案组该到哪里去抓人呢？眼下正是“文化大革命”打响“全面内战”的时候，各地都很混乱，要想追捕三个连姓名都不清楚的扒手，夸张一点儿说，那就像大海捞针一样。刘大风在部队担任过侦察连连长，转业后当了刑警。当时对于部队转业军官都是要安排相应级别的职务的，但刘大风还没有安排上“文革”就开始了，一切停止。不过，事实上局里已经把刘大风作为刑侦队领导使用了，他也确实具备这份能力。现在，刘大风面临着犯罪分子的挑战，只有奋力一搏。

刘大风拉上副组长王守磊，两人一起去向军管会汇报侦查情况。军管会领导一听就着急了，说本届广交会中央是专门下了文件的，国外新闻媒体纷纷进行了报道，期间发生了外商失窃案已经很是丢面子了，如若破不了案件，那我们怎么向中央交代？你们务必要把那三个扒手抓回广州，赃物必须悉数追回——时间是有限制的，必须得在广交会结束之前！需要什么尽管开口，要车给车，要人给人，要钱给钱！

军管会为表示对侦查工作的重视，特地指派了一名姓袁的副营级军代表下到专案组。这样也好，有事儿需要向军管会汇报请示的，刘大风就不必跑了，直接跟袁代表一说就是。王守磊起初有点儿担心军代表充任“钦差大臣”，来个“外行指导内行”，影响侦查工作。但接着一开案情分析会王守磊就放心了，袁代表很谦虚，说自己在部队是搞政治思想工作的，不懂刑侦业务，所以刑侦方面的具体工作得靠同志们的努力，我在这边是给大家做做后勤协调工作，以便大家能够尽快完成任务。这位军代表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所以之后的侦查工作进行得没有半点儿疙疙瘩瘩。

这次案情分析会主要讨论如何开展对三个扒手的追捕。追捕需要线索，线索的收集，有以下两条渠道：其一，向之前跟三个扒手有过接触的沙财林、朱维贞以及三个扒手曾用过餐的那家饭馆的服务员、永仙巷跟三个扒手做过短时邻居的居民收集。众刑警相信，扒手既然跟这么多人有过接触，就有可能在无意间留下线索。其二，扒手使用过宝鸡市商业局、“陕西省红色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的介绍信，可向这两处进行调查。

时间紧迫，大家也就长话短说了。刘大风说全组人员分分工吧，谁去哪里，谁调查什么，都一一定下来，然后就行动。

市局刑警老夏分到的任务是带上越秀分局刑警小钱前往陕西省，到宝鸡市商业局和位于西安市的“陕西省红色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这两处查明扒手曾经使用过的介绍信的情况，指望从其获得介绍信的过程中发现线索。当时出差不像现在这样容易，接到任务后说走就可以上路。在那个年代去外地出差，得准备好介绍信、钱款、全国粮票，这三样缺一不可。老夏于是就让小钱去军管会领取介绍信并批了条子好向财务处借领钱款，再去后勤行政处批条子，拿上本省粮票和食油票去粮食部门调换全国粮票。这个过程没有三个小时是拿不下来的。

这三个小时，老夏也没闲着，他得给宝鸡和西安方面拨打长途电话，先通过电话对此事有个了解，过去后也好知道找这两处的哪个部门进行调查。当时的长途电话极为难打，一个电话有时要接一天。老夏只有等候，在等候的时候，来了一个人。这个人的到来，对于广交会系列扒窃案的扩大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同时对于扒手的落网也给予了一份间接的助力.

七、再度作案

这个人姓马，也是市局刑警，当年和老夏同时从四野部队转业到公安系统。在部队时，老马是老夏的班长，两人是战火中出生入死的战友，关系自然非同一般。老马的脑子比老夏活络，同样当刑警，老夏虽然干得不错，但不过捞到科室先进之类的荣誉，老马就不同了，五十年代参加过全省群英会，还曾去北京进修。不过，到了“文革”时代，老马就不行了。尽管他不是当权派，但老家的家族里解放前出过一个匪首，按辈分应该是老马的族叔。“文革”开始后，老家公安局忽然寄来一份材料，说有人揭发老马以前是过继给这个匪首当儿子的，应该算是“杀管关直系亲属”，按照规定他是不能待在公安队伍里的。于是，就让老马停职接受审查。审查了几个月，又说是子虚乌有之事，于是恢复工作。可是，老马给这么一折腾，原先已经治愈了的肝炎复发了，索性请了长病假在家休息。

这天老马到局里来是为补办公费医疗证。他原先的那张看过病后放在口袋里，老婆洗衣服时忘了掏出来，一泡一搓，烂了。这张证是不能少的，所以他找出了一张照片来局里补办。既然来了，当然要到老夏的办公室里坐坐，聊上几句。

老夏在老班长面前就忘了纪律，开口说到了正在承办的案子，说老班长你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你看我这回到陕西去出差应该怎样才能做到花最少的精力获得最大的效果。

老马听得很专心，听完后点了支烟一边抽着一边沉思。老夏连问了三遍，他才像是被惊醒似的回答：“什么？嗯，这个……我看你是不必出这趟差了。”

“啊！为什么？”

“我觉得那三个扒手根本没有离开广州。”

“可是，人家车站民警是亲眼看到他们上车的。”

老马淡淡地说：“上了车也可以下来嘛，就是车开了，到下一站也能够下车，搭上回头车去而复归。”

老马接着分析，说这件事里头有几个反常点：一是小扒手沙财林跟三个扒手在那家饭馆遭遇之后，沙财林提出要拜师，对方同意，却又提出类似投名状那样的条件，这不合江湖规矩；二是既然已经答应要收沙财林为徒，后来却又把他扔在一边不答理了，这也不是江湖人士的做法；三是在饭馆三个扒手当着沙财林的面去买了卤菜，故意让他听见是带给“贞姐”的，可是，事后调查证实这是一句空话；四是退房时并没有什么可以跟房东交割的，不必当面交还钥匙，把钥匙留在屋里出门上锁也可以，反正房东自己是留着钥匙的，另外还可以把钥匙交给邻居代转，可他们偏偏要去食品商店把房东找来当面退房；五是扒手把草席什么的带到火车站去，折抵票款给了票贩子，按说这种江湖上一流的扒手，哪里会在乎这几个小钱？可是他们却在乎了，这不是反常吗？

如果将这五个反常点串连起来，可以得出结论：这是扒手们故意设置的一个圈套，是想巧妙地把他们已经离开广州的信息传递给警方。这种传递既要有效地使警方相信，又要保证他们自己的安全，所以，事先需要进行周密的策划。在这个棋盘上，沙财林是一枚重要的棋子，只有让他在作案时当场被拿下，才能使警方相信他所供出的三个扒手的情况是真实可信的。那个“贞姐”，扒手们相信警方肯定找得到——这似乎也可以说明三人中至少有一个是经常跟警察打交道的累犯，他熟悉刑警的侦查思路和侦查手段，知道沙财林被捕后肯定会招供，而他招供后刑警肯定找得到“贞姐”。只要刑警找到了“贞姐”，那么他们的信息也就传递到了。

时间上他们也拿捏得很准。他们是在沙财林被捕后三小时内通知“贞姐”退房的，这个时段肯定是安全的，因为刑警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查摸到“贞姐”的下落。扒手们为什么能够把时间拿捏得这么准？只有一个解释——他们知道沙财林是何时被捕的，也就是说，他们其实一直悄悄监视着沙财林。信息传递到了，刑警是否相信呢？他们还没有把握。于是，就有了在火车站跟票贩子打交道这个情节。

凭他们的江湖经验，那个叫什么“刘哈儿”的票贩子，只要在火车站出现，即使什么都不做，他们也能看出这是一个票贩子。而这个票贩子如果拎着他们手里的那三套夏令卧具在车站广场上招摇而过，那肯定是会被铁警便衣拦下询问的。这样，票贩子就会供出他们，而铁警也肯定会到那趟还没发出的列车上查询。如此，他们已经离开广州的信息就能通过铁警之口告知专案组刑警，这个可信度就高得多了。

老夏听老马如此这般说了一番，觉得不无道理。往下，老马就不必说了，扒手这样做的意图是很清楚的：让刑警以为他们果真已经逃往外地，从而把侦查工作的重点转向如何查摸线索和赴外地追捕上，这样，原先对广交会大大加强的防范措施就会松懈下来，他们就可以乘机再次向广交会外商伸手行窃了。

老夏说老班长你这个思路很好啊，去对我们两个组长说说吧。老马摇头，这可不行，按照纪律规定，像这种案子，你是不应该向我透露案情的，所以，要说还是你自己去说，记住千万不要把我牵进去。说完，老马笑笑，告辞而去。

老夏于是就去找两个组长。副组长王守磊去看守所向沙财林调查了，刘大风在办公室和袁代表聊天。老夏于是把老马的思路贴上自己的标签向那二位汇报了，刘、袁两人听着，觉得不无道理。侦察兵出身的刘大风反应特快，当下对袁代表说不管怎样，我们应该跟广交会保卫办联系，建议他们继续加强防盗工作，丝毫不能松懈。袁代表说对，你马上打电话，然后通知王守磊回来，我们商量一下。

刘大风立刻给广交会保卫办打电话。这个措施的效果应该一分为二地评价：有点儿晚了——因为已经发生盗窃案了；可是又不算太晚——因为有效地阻止了案件的连续发生。事后据三个扒手交代，他们原本是准备在十来分钟的时间里接二连三进行龙卷风式作案的，但是由于广播里的一个紧急提示，他们只有赶紧逃离现场了。

广交会的展馆，从1959年的第六届交易会(即1959年秋季广交会)开始，启用位于海珠广场的起义路新馆。起义路陈列馆是周恩来亲自批准建造的，1958年11月开工，一年后竣工落成投入使用。该陈列馆使用面积三万五千平方米，楼高十层。馆内除陈列主要出口商品外，并设有交易洽谈室七十多间，开幕期间在七楼还设有银行、邮电、保险、航运等服务台和样品零售处、酒吧间等，这在当时的中国已经算是相当豪华和现代化的贸易专用场馆了。由于交易规模不断扩大，仅仅过了四年，起义路陈列馆的摊位供给又显得紧张起来了，于是，从1963年秋季交易会开始，侨光路陈列馆与起义路陈列馆一并使用，一直延续到第三十四届。

三个扒手的作案地点选择在起义路陈列馆，作案时间选择在中午时分。事后据扒手们交代，这是他们反复考虑后作出的决定。这个决定基于两个因素：第一，起义路陈列馆距外商下榻的羊城新华饭店很近，就在对面，下榻于该饭店的外商不必动用任何交通工具，想去就去，想回就回，这个地理位置的特点给扒手提供了可乘之机。第二，该届交易会考虑到外商的特殊情况，采取全天开放的方式，陈列馆从上午九时开门接待客商到下午五时闭馆，中午不休息。这样，中午时分成了外商进出陈列馆最频繁的时段。

前面曾经说过，“文革”开始后，外商为顺利完成采购使命，尽可能顺应当时中国大陆的那一套政治性的行事方式，海外甚至还专门出版了一本指导性小册子。据资料记载，在1967年的春季广交会上，这方面做得最为到位的是日本客商。日本人做事认真，他们中的有些人还没来广州时，就已经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工作。这些准备工作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不少日本客商在广交会上一露面，不仅仅是佩戴像章、手拿“红宝书”那样的在外商中已经“大众化”的举止了，而是跟中国人民一样玩真的——跳起了“忠字舞”。这使中国方面的贸易团成员甚为感动，感动之后就是激动，一激动，双方谈买卖就好办了，自然是日本客商占了便宜。

日本客商的经验很快就传开了，其他客商于是纷纷跟进。不过，“忠字舞”不是迪斯科，想怎么跳就怎么跳，而是必须事先学习演练。会跳“忠字舞”的日本客商这时已经完成了采购任务回国去了，其他外商要学习，就只好另外寻觅师傅。他们很快就把拜师的主意打到了在陈列馆外面，协助执行安保任务的红卫兵身上，语言不通没关系，像章一佩，“红宝书”一拿，做个姿势一比画人家小将就明白了。于是，每天中午陈列馆前就不时有人三五成群地围聚着教学“忠字舞”。三个扒手把下手的时机定在这个地点这个时段，不得不使人叹服：高！

自从5月17日发生系列扒窃案之后，本届广交会的两处陈列馆对于防盗工作都非常重视。广交会保卫办除了安排好原来负责安保的警察做好防范工作外，还临时从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抽调了数百名政治可靠、工作热情高涨的骨干红卫兵前来协助。当然，这些红卫兵是没有资格进入陈列馆内部的，只是担任外围巡逻和固定岗位预检使命。所谓固定岗位预检，就是在陈列馆外面一定距离处设立卡子，凡是准备入馆的外商内商，都须出示进馆证。

那时还没有如今的高科技手段，进馆证不像现在那样有激光防伪。那时的进馆证是一块三四寸长、寸半宽的黄色绸布，下方正中剪出一个小三角豁口，绸布右侧竖印着“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黑色小字，正中印着“交易团”三个大字，也是黑色的，“团”字的上面用紫色印泥盖了一个椭圆形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组委会”印戳，下面印着“第×号”的黑色小字，中间空着的那个位置，用蓝色印油盖上阿拉伯数字号码。这个进馆证，使用时是用别针佩在胸前左侧的。在固定岗位上执行预检任务的红卫兵，要检查每个进馆者是否佩戴了进馆证，还要特别留意号码，因为5月17日遭窃的李名申等外商的进馆证已经落到了扒手手里，很有可能被他们冒用。

这样的预检卡子一共有两个，由红卫兵和警察联合检查。进馆者在通过这两个预检卡子后，还要经过设在大门口的由警察和组委会保卫办人员组成的正式门岗的检查，这才得以进入陈列馆。

上面说的外商向红卫兵学跳“忠字舞”的场地，位于第一道预检卡子和第二道预检卡子之间的陈列馆前的广场上。可以想象，人们在这个环境中的防范意识是比较弱的，因为凡是能在这里待着的人，要么是红卫兵等工作人员，要么是已经通过了第一道预检卡子的客商。况且，这里的情形有点儿像晨练者的活动场所，即使稍有防范意识的人也会不知不觉间松懈下来。

事后知道，专案组刑警老夏跟老班长老马在谈论案情时，那三个扒手已经化装成外商模样，佩戴着5月17日窃得的本届广交会的进馆证顺利通过了第一道预检卡子进入了广场。进馆证上是盖着编号的，一张一号，而在卡子上值守的红卫兵事先都被告知哪几个号码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可是，三个扒手还是混进来了。他们是如何办到的呢？说来也简单，他们只不过跑了趟文具商店。事先，他们已经注意到不论外商还是内商佩戴的进馆证都是有编号的。不过，他们同时也留意到这个编号是用阿拉伯数字橡皮号码图章蘸了蓝色印油盖上去的。而阿拉伯数字橡皮图章和蓝色印油在各个文具商店都能购买到，只要顺便再买一瓶“退色灵”，问题就解决了。三个扒手就是买了这三样东西后，擦掉了进馆证上的号码，又盖上了其他号码，于是就骗过了红卫兵，进入了陈列馆前的广场。

进入广场后，能不能顺利通过另外两道卡子混进陈列馆呢？据三个扒手事后交代，他们感到没有把握，也不想冒这份险，因为选中的这个时段陈列馆前外商多的是，笃定可以下手。于是，就行动吧！

按照事先的计划，他们准备充分发挥一流扒手的本领，如鱼儿入水似的在成群的外商中转上数分钟，每人作三四起案件后全身而退。可是，不巧的是，当他们刚刚开始下手时，陈列馆门口的高音喇叭里传来了播音员的声音，用中英文播报了保卫办让全体人员密切注意防范扒手行窃的紧急通知。外商通常都是比较认真的，一听广播，立刻注意起来。三个扒手见势不妙，立刻互相暗使眼色，急急离开了广场。

扒手刚走，就有三个外商发现自己已经遭窃，其中两个包包被割，一个钱包被窃，失窃的有人民币、外钞、首饰等，折合人民币八千多元。消息传到专案组，包括袁代表在内的大伙儿自然都大吃一惊，说老夏估料得倒还挺准的，可惜晚了一点儿，否则就可以蹲守在现场逮现行了。老夏寻思这是老马的念头，我不过是顶包而已。

八、新创意败于老刑警

扒手偷到了陈列馆大门口，这当然要惊动到方方面面了。往下专案组就不断接到电话，有广交会组委会的，有外贸部的，有市军管会的，也有省公安厅的，反正都是一个调：抓紧破案！

如此，专案组就取消了原先赴外地追逃的方案，准备将全部力量投入到案件侦缉上。不过，在正式作出这项决定前，他们还面临着一个问题：今天混入广交会起义路陈列馆的扒手是否就是之前在红风饭店那边作案的扒手呢？这需要证据支持。

刘大风、王守磊于是立刻带上全组刑警赶往起义路陈列馆了解情况。这件事如果放在四十多年后的现在，那就简单得几乎是举手之劳了——只要调出现场的摄像监控资料，让见过那三个扒手的沙财林、朱维贞和永仙巷的几位居民看一看就解决了。可是，当时没有摄像监控设备，专案组十一名刑警只能分散了去向受害人和在现场执勤的红卫兵以及其他外商一个个询问。在广场一角，刘大风正把部属集中起来准备安排查摸分工时，忽见几个男子肩扛手拎着外裹帆布套套的设备从陈列馆大门里走出来。他心里一动，立刻撇下部属三步并作两步朝门口奔去。

那几位，是从北京来的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的摄影师，就下榻在陈列馆对面的羊城新华饭店，每天拍摄一些广交会的场面。刘大风看到他们，倏地想起不知他们拍摄的片子里是否有扒手的影像，于是立刻过去询问。

询问下来的结果是，摄影师说他们先前曾在陈列馆门口和楼上拍摄了一些广场上外商向红卫兵学跳“忠字舞”的镜头，至于其中是否有警方的目标，那就不敢保证了。

刘大风说不管怎么样，你们配合我们一下吧，先把这部分胶片洗出来，让我们找认识那几个目标的人来辨认一下怎么样？摄影师倒是好说话，说都是革命工作，我们理应配合。于是午饭也不吃了，立马驱车前往珠江电影制片厂。专案组这边，则派车去把小扒手沙财林、营业员朱维贞和那几个邻居都接往珠影厂。

看片结果：沙财林、朱维贞等人都辨认出了混进第一道卡子的那三个扒手。这也是专案组刑警第一次看见三个扒手的模样。刑警发现，纪录片里甚至还有其中一名扒手作案的镜头。

下午四点多，众刑警刚刚返回越秀分局专案组驻地，广交会保卫办就打来了电话，通报了另一个使众刑警暗吃一惊的情况：扒手送来了一张条子，是跟广交会保卫办和专案组告别的！

中午发生扒手混进隔离区行窃的案件之后，广交会保卫办再次加强了防范措施，向两处陈列馆各增调了五十名红卫兵。这当儿广州的气温已经有点儿高了，先前在露天执勤的红卫兵在太阳下晒了许久，已经热得头晕脑涨，几乎就要中暑了。被新增的同伴换下后，有的到阴凉处休息，有的就去附近的食品商店买冷饮。中山大学的三个红卫兵结伴去买冷饮，每人买了块冰砖拿在手里吃着回到了陈列馆这边。其中一个名叫曾彬的女红卫兵伸手到口袋里掏手帕时，触摸到一样东西，惊讶之余掏出来一看，是一张折成梅花状的纸条，打开一看，上面写着：“广交会保卫办暨公安局专案组：你们的防范工作做得很好，我们表示钦佩。下手两次，获利尚可，已经达到了预期目标，决定告别羊城。下届广交会再见！知名不具。”

条子迅速送到了保卫办，保卫办于是立刻跟专案组联系。可以想象，专案组众刑警读到这张条子后会是怎样的心情。这张条子送交刑技人员提取了指纹，经比照分析，跟在永仙巷朱维贞出租房中提取的指纹一致。于是，刑警确认这张条子确实出自那三个扒手之手。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从条子的文字看来，这是一封告别函，无非是为了传递一个信息：你们防范得很紧，我们也偷够了，所以就离开广州了。至于“下届广交会再见”，那就不必当真了，专案组也不可能让他们逍遥法外到半年之后的秋季广交会。

专案组分析，确有一些家伙喜欢跟警方玩这种写信告别之类的江湖把戏，以作为他们日后向人吹嘘的资本，借以抬高自己在黑道上的地位。但是，三个扒手写这封告别函的用意应该并非为此。因为如果是为了扬名立万，那就应该有落款留名——当然留的是江湖上的绰号之类，不大可能留真名。可是，该函件的落款却是“知名不具”，这不是那类想出名的家伙的正常思路。那么，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什么目的呢？看来只有一个：是为了使警方相信他们这次是真的离开广州了。

离开就离开，为什么偏偏要刻意通知警方，并且让警方相信他们真的离开了呢？答案是：他们并不是真的离开，而是故伎重演，虚晃一枪，以图再次作案。因此，专案组考虑采取守株待兔的方式捉拿窃贼；同时通知各分局、派出所对辖区内适宜过夜的宾馆、饭店、旅馆、浴室、车站等公共场所以及出租私房进行重点监控。如此双管齐下，应该是可以逮住他们的。

如果扒手再次作案，他们会选择在哪里呢？刑警考虑到三个扒手手头还保留着进馆证，所以他们会选择两处陈列馆，或者外商下榻的那三家饭店。于是，专案组决定在上述五处地点蹲守，请珠影厂从已经冲洗出来的那部分胶片中截取三个扒手的照片，冲印一百张发给参加蹲守的人员。

军管会批准了这个方案，于是立即开始实施。专案组分成五拨，每拨负责一个地点，并从各分局、派出所临时调来警员，采取三班制昼夜轮流蹲守。

三天过去了，五处蹲守地点没有任何消息，各分局也未有关于三个扒手的蛛丝马迹上报。军代表老袁首先沉不住气了，悄悄问专案组长刘大风这事儿究竟靠不靠谱啊。刘大风说应该有把握的，我们再等等。

又过了两天，各方还是没有消息，专案组有几位刑警也嘀咕了，说看来判断有误，那三个小子真的开溜了。这话让副组长王守磊听见了，说判断不可能有误，那三个小子肯定在哪个角落里躲着呢，等到我们松懈下来，他们就进行最后一次作案。这次作案后，他们也不会打招呼，直接就溜走了。

第六天，刘大风和王守磊两个组长碰了个头，对情况再次进行了分析，一致认为之前的判断和决策没有错。于是就去向袁代表汇报。刘大风见袁代表似有热锅上的蚂蚁那样的迹象，就安慰说我这些日子已经着手在做下一步的工作了，跟沙财林、朱维贞等人谈过话，还跟陕西方面取得了联系，收集了一些信息，正在进行分析。万一那三个扒手没有再次作案，我们就立刻实施原先的方案，赴外地开展追捕。这不是空口说白话，刘大风确实已经悄然在进行这一步的工作，初步分析出这三个扒手可能是从青海某个劳改农场越狱出来的逃犯。事后证明，刘大风的这一判断是准确的。

又过了一天，三个扒手终于露面了。刑警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创意，这次，他们竟然是化装成警察出场的！

那天下午两时许，在红风饭店大堂里化装成清洁工正在打扫卫生的刑警老车发现从外面进来了两个穿着警察制服的男子，也没跟服务台说什么就进了电梯上楼去了。他起初以为是辖区派出所的民警前来进行例行查摸，并未在意，继续擦拭玻璃窗。一会儿，老车看见电梯门开了，出来两个男子，身穿长袖衬衫，西装裤子，打着领带，手里各拎着一个旅行皮箱。那副模样，似是两个住店的外商。可是，老车觉得这两人的身影似乎有点儿眼熟——这不是刚才那两个警察吗？于是，他立刻离开原位置走向大门，移动中眼光一瞥，那两张已经在照片上看熟了的脸面跃入眼帘！

老车二话不说，扔下手里的抹布，飞快地拔出了手枪，对准那两人：“不许动！举起手来！”

外面化装成卖西瓜小贩蹲守着的两个分局便衣见状立刻冲进大堂，三人刚刚给两个扒手扣上手铐，忽然听见外面一片喧哗，定睛一看，饭店前面空地上停着的一辆出租车旁边，两个人正在扭打，周围有几个人在看热闹。老车便出去查看情况，结果一下子认出两个打架者中的一个就是三个扒手中年岁最长的那个“大哥”，于是立即出手制伏了对方。

三个扒手被押解到越秀分局后，当即对他们进行了讯问。先交代身份，果然如刘大风所分析的，是青海劳改农场的逃犯。三人中年岁最长的那位名叫宋兴海，四十五岁，沈阳人氏，曾当过伪满警察。解放后无业，干起了偷窃活儿，凭着以前当伪警跟扒手打交道时的所见所闻，自己试着练就了一手扒窃技艺，靠扒窃过起了富足日子。1956年于销赃时被捕，判处五年徒刑。刑满释放后，流窜在外，继续作案。于1964年再次被捕，判刑十二年，押解青海香日德劳改农场服刑。1966年10月，宋兴海与同监犯焦永、程富星越狱。三人都是技艺很精的扒手，正赶上社会处于秩序混乱的“文革”伊始阶段，于是四处流窜，如鱼得水。

半年里，三人的足迹涉及青海、宁夏、陕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西、湖北等地。5月初，他们在武汉得知本届广交会即将举行，于是决定去广州对赴会外商行窃。往下的情况，前已有述，只说最后那一周。诚如专案组所估料的，三人在起义路陈列馆作案侥幸逃脱后，还想来一回闪电式的系列作案，于是就立马写了张纸条想蒙蔽警方。然后，三人就离开广州前往桂林游玩，顺便在车站派出所偷窃了两套警服。三人于今天上午刚刚返回广州，因为有了警服，就决定放弃进馆证，搞一个创新，冒充警察进入红风饭店直接对外商住宿的房间下手行窃。

三人是坐一辆出租车过来的，因为只有两套警服，所以宋兴海就留在车上，反正焦、程两人手脚利索，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出来，仍是三人一车离开。两个假扮警察的扒手确实顺利混入了饭店，撬窃了三个房间，颇有收获。可是，他们逃离时碰上了老车，这就话该倒霉。外面出租车里等候着的宋兴海本来还不至于马上落网，甚至有可能逃脱。可是，他看见两个同伙被捕，就惊慌失措地推开车门意欲逃窜(可能因为担心惊动出租车司机而没有让他开车逃离现场)。这就引起了司机的怀疑，下车扯住他问个究竟，于是两人就扭打起来了。

专案组根据扒手的交代，从广州火车站行李寄存处起获了赃物、赃款。至此，案件侦查工作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三个扒手不久受到了严厉制裁：宋兴海作为首犯，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焦永被判死缓；程富星被判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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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米萝湾山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