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资治通鉴》这部宏伟的历史长卷中，无数英雄豪杰、帝王将相登场又落幕，他们面临着各种复杂的局势和难题，其中一些困境看似毫无生机，犹如死局一般。但总有那么一些人，能以非凡的智慧和独特的眼光，在绝境中找到出路，而这其中的关键，便是 “略” 的智慧。

在《资治通鉴》这部宏伟的历史长卷中，无数英雄豪杰、帝王将相登场又落幕，他们面临着各种复杂的局势和难题，其中一些困境看似毫无生机，犹如死局一般。但总有那么一些人，能以非凡的智慧和独特的眼光，在绝境中找到出路，而这其中的关键，便是 “略” 的智慧。

战国时期，秦国凭借商鞅变法后积累的强大实力，逐渐成为七国中的霸主，对其他六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六国在秦国的不断蚕食下，国土日蹙，生存岌岌可危。此时，各国若只是单纯地割地求和，这不过是权宜之计，是 “术” 的层面。割地虽能暂时缓解秦国的进攻，但从长远来看，只会让秦国愈发强大，六国愈发弱小，最终难逃被吞并的命运。真正的破局之道是合纵连横。苏秦倡导合纵，他凭借出色的口才和谋略，游说山东六国（齐、楚、燕、赵、韩、魏），使他们认识到只有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联盟，才能共同对抗秦国的威胁。这种联合不是简单的军事合作，而是涉及政治、外交、经济等多方面的战略联盟，是站在整个天下格局的高度来谋划的。与之相对，张仪则为秦国推行连横策略，他利用六国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分歧，采用分化瓦解的手段，破坏合纵联盟，使各国纷纷与秦国交好，从而实现秦国各个击破的战略目标。合纵连横，这两种针锋相对的策略，都是 “略” 的体现，它们深刻地影响了战国时期的政治格局，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再看三国时期，诸葛亮未出茅庐时，就对天下局势有着清晰的认识和深刻的洞察。他在隆中与刘备的一番对话，史称 “隆中对”，为刘备集团制定了 “跨有荆益、联吴抗曹” 的战略蓝图。当时的刘备，寄人篱下，实力弱小，四处奔波却始终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诸葛亮指出，曹操已经统一了北方，拥有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势力，不可与之正面抗衡；孙权占据江东，历经三世，根基稳固，民众归附，贤能之士为其所用，可以将其作为盟友，而不能图谋夺取他的地盘。刘备应先夺取荆州，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是用武之地，而其主刘表不能守，此乃天赐良机；再谋取益州，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刘备可在此建立稳固的根据地。然后，对内修明政治，发展经济，训练军队，等待天下局势发生变化。一旦时机成熟，就派一员上将率领荆州的军队向宛、洛方向进攻，刘备则亲自率领益州的大军出兵秦川，如此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隆中对” 为刘备指明了方向，让他从一个四处漂泊的军阀，逐渐发展成为与曹操、孙权三分天下的一方霸主。诸葛亮的这一战略规划，并非基于一时的战术考量，而是综合了各方势力的实力对比、地理环境、人心向背等多种因素，从长远的角度出发，为刘备集团构建了一个宏大的发展框架。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呈现的 “略”，绝非是简单的 “省略”，而是有着深刻内涵的 “经略”，它是一种站在时间与空间的宏大坐标系上，对事物发展的底层逻辑进行深入洞察和把握的智慧。真正的 “略”，是对 “势” 的长期经营，是一种高瞻远瞩的战略布局。

刘邦在攻入咸阳后，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抉择。当时，秦都咸阳历经数百年的积累，财富无数，美女如云，他的部下们纷纷建议他尽情享受这些胜利果实，将财宝和美女收入囊中。但刘邦却听从了张良和樊哙的建议，做出了一个看似放弃眼前利益的决定 —— 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这一举措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深远的战略考量。在秦朝末年，百姓长期遭受苛法暴政的压迫，生活苦不堪言。刘邦的约法三章，以极其简洁明了的方式，向关中百姓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他将废除秦朝的严刑峻法，建立一个公正、宽松的法治环境。这一举措犹如一股春风，吹散了百姓心中的恐惧和疑虑，让他们感受到了刘邦的仁慈和宽厚。刘邦放弃了劫掠财富的短期利益，却收获了关中百姓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民心在无形之中被他收揽。这种对民心的重视和经营，为他日后与项羽争夺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古人云：“得民心者得天下。” 刘邦的约法三章，是他从战略高度出发，为实现统一天下的目标而做出的明智决策，是对 “势” 的一种巧妙引导和塑造。

司马懿的故事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在曹魏政权中，司马懿历经曹操、曹丕、曹叡、曹芳四代君主，逐渐成为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然而，随着曹爽的专权，司马懿的权力被逐渐架空，他面临着被曹爽集团排挤甚至诛杀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司马懿并没有选择与曹爽正面冲突，而是采取了韬光养晦的策略，称病十年。表面上，他是一个卧床不起、气息奄奄的老人，对朝政毫无威胁；但实际上，他在暗中精心布局。他让儿子司马师担任中护军，控制了洛阳城内的部分兵力，并暗中豢养三千死士，这些死士成为他日后发动政变的重要力量。同时，司马懿利用自己的威望和影响力，联络了曹魏的元老重臣，如太尉蒋济、司徒高柔等，这些人对曹爽的专权和胡作非为早已不满，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反对曹爽的联盟。司马懿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时机，一个能够让他以最小的代价、最合法的姿态发动政变的时机。终于，在公元 249 年，曹爽陪同魏帝曹芳祭扫高平陵，都城洛阳兵力空虚，司马懿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发动高平陵之变，迅速控制了都城，诛灭了曹爽集团，重新掌握了曹魏的军政大权。司马懿的这十年隐忍，并非是消极的等待，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战略布局。他通过示弱的方式，麻痹了曹爽，让其放松了警惕；同时，他积极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一旦时机成熟，便果断出手，一击即中。他的这种对局势的精准把握和对时机的耐心等待，充分体现了 “略” 的智慧。

“略” 作为一种宏大的战略思维，贯穿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它在不同的情境下展现出了谋势、布局、破局这三层境界。这三层境界层层递进，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 “略” 的丰富内涵。

谋势，是 “略” 的第一层境界，它要求人们具备超越当下的视野，从宏观的角度去洞察局势，把握事物发展的趋势。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谋势者能够敏锐地捕捉到结构性机会，从而为自己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秦末农民起义的浪潮中，项羽和刘邦无疑是最为耀眼的两颗明星。他们都有着推翻秦朝、称霸天下的雄心壮志，但在面对胜利果实和未来发展方向时，两人却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格局和眼光。

项羽在巨鹿之战中以破釜沉舟的勇气和决心，大败秦军主力，威震天下。随后，他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进入咸阳。咸阳，这座秦朝的都城，历经数百年的经营，积聚了无数的珍宝和财富。项羽进入咸阳后，被眼前的繁华和奢靡所迷惑，他心中所想的，只是如何将这些珍宝和财富据为己有，如何让自己的功绩得到彰显。于是，他做出了一系列短视的行为：他下令屠杀咸阳城的百姓，火烧秦宫，大火持续了三个月之久，将这座宏伟的都城化为一片废墟；他掳掠了大量的珍宝和美女，一心只想 “衣锦还乡”，回到他的江东老家，向乡亲们炫耀他的胜利。项羽的这些行为，充分暴露了他的短视和狭隘。他将个人的荣耀和财富置于首位，而忽视了天下的大势和民心的向背。他以个人荣耀为终局，没有看到更大的政治舞台和历史责任，最终失去了争夺天下的机会。

与项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邦。刘邦在进入咸阳后，并没有被眼前的财富和美女所迷惑。他深知，要想成就大业，就必须赢得民心，建立起自己的政治根基。于是，他听从了张良的谏言，做出了一系列明智的决策。他与关中父老 “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这一举措看似简单，却有着深远的意义。它以简洁明了的方式，向关中百姓传达了刘邦的施政理念和法治精神，让百姓们感受到了刘邦的公正和仁慈。同时，刘邦还下令 “还军霸上”，将军队撤出咸阳城，避免了对百姓的骚扰和掠夺。刘邦的这些行为，赢得了关中百姓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他以 “天下共主” 的定位收编民心，从战略的高度出发，为自己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资治通鉴》中所写，项羽 “沐猴而冠”，这一评价恰如其分地揭示了项羽缺乏战略格局的本质，也成为了对后世缺乏远见者的警世恒言。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诸侯割据，汉室衰微。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曹操能够在众多诸侯中脱颖而出，逐渐崛起并统一北方，荀彧的 “迎天子以令诸侯” 这一谋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时，汉献帝在董卓之乱后，颠沛流离，四处逃亡，处境十分艰难。袁绍、袁术等诸侯虽然实力强大，但他们都没有意识到汉献帝的政治价值，对迎接汉献帝一事犹豫不决。袁绍的谋士沮授曾建议他 “西迎大驾，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但袁绍却担心迎接汉献帝后会受到束缚，无法自由行事，最终错失了这一良机。

而曹操在荀彧的建议下，却敏锐地看到了汉献帝背后所蕴含的巨大政治潜力。荀彧认为，“奉主上以从人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曹操迎汉献帝至许昌，表面上看，他承担了 “奉天子” 的风险和责任，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供养汉献帝及其朝廷；但实际上，他却以 “正统” 为旗，在诸侯割据的混乱局面中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制高点。曹操通过控制汉献帝，获得了 “挟天子以令诸侯” 的政治优势，他可以以天子的名义号令天下，对其他诸侯进行征讨和打压，从而为自己的扩张和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谋略的高明之处，在于荀彧看透了东汉末年 “天命未改” 的社会心理。尽管汉室已经衰微，但在当时的人们心中，汉朝仍然是正统，天子仍然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当袁绍等人还在纠结 “挟天子是否累赘” 时，曹操已通过 “略” 的布局，将汉献帝转化为统合资源的战略工具。曹操利用汉献帝的名义，招揽了大量的人才，这些人才为他出谋划策，征战四方，成为了他成就大业的重要力量。同时，曹操还通过汉献帝的诏书，对其他诸侯进行分化瓦解，削弱了他们的实力，逐渐实现了对北方的统一。

布局，是 “略” 的第二层境界。它是在谋势的基础上，对资源和力量进行合理的配置和安排，在关键点上预埋胜负手，为最终的胜利创造条件。布局需要考虑到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制定出全面而周密的战略计划。

在三国时期那个英雄辈出、战火纷飞的年代，诸葛亮宛如一颗璀璨的星辰，以其卓越非凡的智慧和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照亮了蜀汉的天空。他在隆中时，未出茅庐便已知天下三分，为刘备精心谋划的 “隆中对”，犹如一幅宏伟壮丽的画卷，展开了蜀汉未来发展的蓝图。

当时的刘备，虽然心怀壮志，渴望在乱世中成就一番霸业，但却一直处于四处漂泊、寄人篱下的困境之中。他先后依附于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刘表等诸侯，却始终未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也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诸葛亮在隆中与刘备的一番对话，如同一盏明灯，为刘备指明了前行的道路。

诸葛亮对天下局势有着深刻而精准的洞察，他认为，曹操已经统一了北方，拥有百万之众，并且 “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和军事上都占据着巨大的优势，此时不可与之正面抗衡；孙权占据江东，历经三世，根基稳固，民众归附，贤能之士为其所用，其凭借长江天险，易守难攻，可以将其作为盟友，而不能图谋夺取他的地盘。基于这样的分析，诸葛亮为刘备提出了 “跨有荆益、东联孙吴” 的战略布局。

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是用武之地，其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它不仅是连接南北的交通要道，也是兵家必争之地。而当时的荆州之主刘表，性格懦弱，缺乏进取之心，难以守住这片战略要地。诸葛亮敏锐地察觉到这是刘备的一个绝佳机会，他建议刘备先夺取荆州，以此作为自己的根据地，进而谋求更大的发展。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一个天然的战略大后方。刘璋暗弱，张鲁在北，益州内部矛盾重重，百姓渴望有一位贤明的君主来治理。诸葛亮认为，刘备可以谋取益州，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与荆州相互呼应，形成一个强大的战略联盟。同时，诸葛亮还提出要 “外结好孙权”，与东吴建立起稳固的联盟关系。孙权占据江东，实力强大，与东吴结盟，可以共同对抗曹操，避免两面受敌。在内部，刘备要 “内修政理”，发展经济，训练军队，改善民生，赢得百姓的支持和拥护。

这一战略布局从地理空间的维度出发，充分考虑了各方势力的分布和地理环境的特点。通过占据荆州和益州这两个关键的地理位置，刘备集团可以构建起一个稳固的战略防线，进可攻，退可守。荆州可以作为北伐中原的前沿阵地，益州则可以为荆州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资和兵力支持。同时，与东吴的联盟可以确保刘备集团在江东方向的安全，避免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诸葛亮的 “隆中对”，为刘备集团争取到了与曹魏、孙吴长期对峙的资本，使刘备从一个四处漂泊的军阀，逐渐发展成为三分天下的一方霸主。它是真正的战略布局，是在地图上画出的决定命运的 “生存线”。

战国末年，秦国在商鞅变法后，国力日益强盛，逐渐走上了统一六国的征程。在秦国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楚国是一个强大而顽固的对手。楚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军事力量。秦国要想消灭楚国，绝非易事。

秦将王翦在面对楚国这个强大的对手时，展现出了非凡的战略眼光和耐心。他深知，楚国虽然在秦国的不断打击下，实力有所削弱，但仍然具有相当强大的战争潜力。要想彻底消灭楚国，必须要有足够的兵力和耐心。因此，王翦坚持 “非六十万人不可”。他的这一主张，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年轻将领李信认为，楚国已经不堪一击，只需二十万大军就可以轻松击败楚国。秦始皇嬴政在听取了两人的意见后，最终选择相信李信，派他率领二十万大军攻打楚国。

李信率领秦军初战告捷，但他低估了楚国的实力和抵抗意志。楚国军队在项燕的率领下，利用秦军轻敌冒进的弱点，发起了猛烈的反击。楚军连续追击秦军三天三夜，大破秦军，李信大败而归。秦始皇嬴政在得知李信战败的消息后，大为震惊。他意识到，王翦的主张是正确的，要想消灭楚国，必须依靠王翦和他的六十万大军。

于是，秦始皇嬴政亲自前往王翦的家中，向他道歉，并恳请他出山。王翦再次挂帅出征，率领六十万大军攻打楚国。王翦深知楚国的实力和特点，他并没有急于进攻，而是采取了 “以时间换空间” 的战略。他率领秦军在楚国边境坚壁清野，构筑起坚固的防线，与楚军对峙。他命令秦军不得出战，每天只是让士兵们休息、训练，养精蓄锐。楚军多次挑战，秦军都坚守不出。

就这样，双方对峙了一年有余。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楚军的士气逐渐低落，士兵们开始懈怠。由于长期的对峙，楚国的物资消耗巨大，国内的经济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粮食供应出现了困难。而秦军则在王翦的精心部署下，士气高昂，物资充足。

王翦看到时机已经成熟，便果断下令出击。秦军如猛虎下山般，向楚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楚军由于士气低落、粮尽兵散，无法抵挡秦军的进攻，迅速溃败。王翦率领秦军乘胜追击，一举消灭了楚国的主力部队，楚国灭亡。

王翦的这一战略，本质是在对手的弱点处设置 “时间陷阱”。他利用楚国地域辽阔、兵力分散的特点，通过长期的对峙，消耗楚国的战争潜力，让楚国的难题在等待中自行瓦解。他的耐心和坚持，最终换来了战争的胜利，为秦国统一六国立下了赫赫战功。

破局，是 “略” 的第三层境界。当局势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了关键的临界点时，破局者能够果断出手，抓住时机，完成致命一击，从而打破僵局，实现战略目标。破局需要勇气、智慧和果断的决策能力，在关键时刻能够迅速做出正确的判断和行动。

唐朝初期，天下初定，但宫廷内部却暗流涌动。唐高祖李渊的几个儿子之间，为了争夺皇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其中，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的矛盾最为尖锐。

李建成作为太子，得到了李渊的支持和部分朝臣的拥护，在政治上占据着一定的优势。他试图巩固自己的太子地位，打压李世民的势力。李世民则在唐朝的建立过程中，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他的身边聚集了一大批能征善战的将领和足智多谋的谋士，在军事和政治上都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他不甘心屈居人下，对皇位也有着强烈的渴望。

随着矛盾的不断激化，李世民面临着 “兄弟相残” 的伦理压力与 “功高震主” 的现实危机。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联手，多次设计陷害李世民，甚至试图暗杀他。同时，李渊对李世民的态度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开始对他产生了猜忌和防范。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的处境十分危险，他面临着被李建成集团消灭的威胁。

房玄龄等谋士劝李世民 “临难不决，非智也”，他们深知，此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果李世民不果断采取行动，将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李世民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决定发动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之变前，李世民对局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周密的部署。他知道，要想成功发动政变，必须抓住一个关键的时机。这个时机就是当 “太子党” 尚未完全戒备，而自己又能够占据有利地形的时候。李世民精准地抓住了这个时间窗口，他在玄武门设下伏兵，等待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到来。

当李建成和李元吉进入玄武门后，李世民果断下令出击。他率领伏兵迅速将李建成和李元吉包围，并亲手射杀了李建成。随后，李世民的部下又杀死了李元吉。李建成和李元吉一死，“太子党” 群龙无首，迅速瓦解。李世民成功地控制了局势，迫使李渊立他为太子，并最终登上了皇位，成为了唐太宗。

李世民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够在复杂的局势中，准确地把握时机。他在面临巨大的压力和风险时，没有犹豫不决，而是果断地采取行动，将战略构想转化为决定性行动。玄武门之变不仅改变了唐朝的历史走向，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政治事件，展现了李世民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战略智慧。

战国时期，燕国在乐毅的率领下，联合韩、赵、魏、楚等国，共同攻打齐国。齐国在这场战争中遭受了重创，几乎全境沦陷，只剩下即墨和莒两座城池还在坚守。

即墨保卫战时，田单临危受命，担任即墨城的守将。他面对的是燕军的优势兵力，燕军在乐毅的指挥下，作战勇猛，纪律严明，对齐国的两座孤城形成了强大的包围之势。田单深知，如果正面硬拼，即墨城必将难以抵挡燕军的进攻。于是，他决定采用逆向思维，通过一系列巧妙的策略，制造不对称战场，将齐军的劣势转化为优势。

田单首先使用了反间计，他派人到燕国散布谣言，说乐毅之所以迟迟不攻打即墨和莒，是因为他想拥兵自重，在齐国自立为王。燕惠王本来就对乐毅心存猜忌，听到这些谣言后，果然中计，他派骑劫取代乐毅担任燕军统帅。骑劫是一个刚愎自用、缺乏谋略的人，他上任后，改变了乐毅的战略，对齐军采取了更加激进的进攻策略，这使得燕军的士气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接着，田单又纵反间言惑敌，他让即墨城的百姓在吃饭时，都要在庭院中祭祀祖先，引得飞鸟都聚集在城上盘旋觅食。燕军看到这种奇怪的现象，感到十分好奇。田单趁机散布谣言，说这是有神人下凡来帮助齐国，即墨城即将得到神灵的庇佑。燕军听后，心中开始产生恐惧和疑惑。

为了进一步削弱燕军的士气，田单还采取了一系列心理战策略。他让即墨城中的老弱妇孺都登上城墙，假装防守，而将精锐部队隐藏起来，让燕军误以为齐军已经没有战斗力。同时，田单还派人向燕军诈降，说即墨城的守军已经弹尽粮绝，即将投降。燕军信以为真，放松了警惕。

在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后，田单决定发动最后的反击。他收集了一千多头牛，在牛身上披上五彩龙纹的外衣，牛角上绑上锋利的刀刃，牛尾上系着浸满油脂的芦苇。在一个夜晚，田单下令点燃牛尾上的芦苇，牛群被火烧后，疯狂地向燕军阵地冲去。燕军在睡梦中被惊醒，看到一群身披龙纹、牛角上绑着利刃的怪物冲来，以为是神兵天降，吓得惊慌失措，四散奔逃。齐军则趁机发起攻击，跟随在牛群后面的齐军精锐部队，奋勇杀敌，一举突破了燕军的防线，取得了即墨保卫战的胜利。

田单的 “火牛阵破燕”，是一个典型的制造不对称战场的案例。他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没有与燕军正面硬拼，而是通过一系列的策略，从心理上、战术上制造了与燕军的不对称。他利用反间计让骑劫代乐毅，削弱了燕军的指挥能力；通过纵反间言惑敌和心理战策略，动摇了燕军的军心；最后，用火牛阵制造恐慌，让燕军的强大在特定场景下失效。田单的这一战略，充分展现了他的智慧和勇气，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军事经验。

在现代社会，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和难题，从职场中的竞争压力、创业过程中的瓶颈困境，到人生道路上的重大选择，每一个问题都可能让我们陷入迷茫和困惑。在这些复杂的情境中，普通人往往容易陷入具体问题的漩涡，纠结于 “怎么做” 的细节，而忽略了对问题本质的深入思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高手们则会先停下脚步，冷静地思考 “为什么”，他们试图穿透问题的表象，找到背后隐藏的本质和关键变量，通过重构问题边界来寻找破局点。

在当今竞争激烈的职场中，很多人在面对工作中的困难时，常常只是从表面入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比如，当业绩下滑时，他们可能会立刻想到增加销售渠道、加大促销力度或者提高产品价格等具体措施。然而，这些方法往往只是治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真正的高手会先深入分析业绩下滑的原因，是市场需求发生了变化？还是竞争对手推出了更有竞争力的产品？亦或是公司内部的管理和运营出现了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他们能够找到问题的本质，从而制定出更具针对性和战略性的解决方案。

再以创业为例，许多创业者在面对企业发展的瓶颈时，容易陷入短期的战术性思维，盲目跟风市场热点，不断调整产品或服务的方向，却始终无法找到真正的突破口。而那些成功的创业者，如马云，在创立阿里巴巴时，并没有局限于当时国内电子商务市场的具体模式和问题，而是从更宏观的角度思考互联网对商业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互联网打破中小企业在贸易中的信息不对称。他提出了 “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这一宏伟愿景，并围绕这一愿景构建了阿里巴巴的商业模式，从最初的 B2B 平台，到后来的淘宝、支付宝等一系列业务，逐渐打造出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马云的成功，正是源于他超越具体问题的战略思维，他能够从更高的层面审视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资治通鉴》中范雎提出的 “远交近攻” 策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历史范例。当时，秦国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局势。如果盲目地四处出击，不仅会分散秦国的兵力和资源，还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的联合抵抗。范雎经过深入分析，提出了 “远交近攻” 的战略，即与远方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避免树敌过多，而集中力量攻打邻近的国家。这一策略不是针对某一场战役或某一个具体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而是从秦国的整体战略出发，重新定义了秦国的扩张方向和方式。通过 “远交近攻”，秦国成功地分化了其他国家的联盟，逐步蚕食周边国家的领土，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范雎的这一策略，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在面对复杂问题时，超越具体问题，建立 “难题拆解” 的战略思维是多么重要。它能够帮助我们从宏观的角度审视问题，找到问题的核心和关键，从而制定出更具前瞻性和有效性的解决方案。

在这个信息爆炸、节奏飞快的现代社会，我们被各种即时反馈所包围。社交媒体上的点赞、评论，工作中的短期业绩评估，都让我们习惯于追求快速的回报和满足。然而，真正的成就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我们具备长远的眼光和耐心，能够在长期主义中践行 “略” 的智慧。

司马懿的故事便是一个生动的例证。在曹魏政权中，司马懿历经曹操、曹丕、曹叡、曹芳四代君主，在漫长的岁月里，他始终处于权力的边缘，不断受到曹魏宗亲的猜忌和打压。曹操在世时，就对司马懿心存疑虑，认为他有 “狼顾之相”，不可大用。曹丕即位后，虽然对司马懿有所重用，但也对他保持着一定的警惕。曹叡时期，司马懿的地位逐渐上升，但他依然面临着来自各方的压力。然而，司马懿并没有因为这些挫折和困境而放弃，他深知，曹魏政权内部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即曹魏宗亲与士族之间的权力斗争。他坚信，只要自己耐心等待，当宗亲势力膨胀到失衡的临界点时，自己的机会必然会到来。

于是，司马懿选择了隐忍和等待。他表面上对曹魏政权忠心耿耿，积极为曹魏政权效力，在军事上屡立战功；但在暗中，他却在精心布局，积蓄力量。他让儿子司马师担任中护军，控制了洛阳城内的部分兵力，并暗中豢养三千死士，这些死士成为他日后发动政变的重要力量。同时，司马懿还利用自己的威望和影响力，联络了曹魏的元老重臣，如太尉蒋济、司徒高柔等，这些人对曹爽的专权和胡作非为早已不满，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反对曹爽的联盟。

终于，在公元 249 年，曹爽陪同魏帝曹芳祭扫高平陵，都城洛阳兵力空虚，司马懿等待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临。他果断发动高平陵之变，迅速控制了都城，诛灭了曹爽集团，重新掌握了曹魏的军政大权。司马懿的成功，靠的不是一时的权谋机变，而是对局势的深刻洞察和长期的耐心等待。他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坚守自己的战略判断，不为短期的利益和挫折所动摇，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反观现代社会，许多人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往往缺乏这种长期主义的耐心。他们急于求成，渴望在短时间内看到成果和回报。一旦遇到困难和挫折，就轻易放弃，转而追求其他看似更容易成功的目标。这种缺乏耐心的行为，让他们难以在一个领域深耕细作，积累足够的经验和资源，最终难以取得真正的成就。在投资领域，许多投资者追求短期的高收益，频繁买卖股票，被市场的短期波动所左右，最终往往亏损惨重。而那些真正的投资大师，如巴菲特，他们坚持长期投资的理念，注重企业的基本面和长期价值，选择那些具有稳定盈利能力和良好发展前景的企业进行投资，并长期持有。他们不为市场的短期波动所动，耐心等待企业的价值增长，最终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回报。

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无论是追求个人成长、事业成功还是实现梦想，都需要我们具备像司马懿和巴菲特那样的战略耐心。我们要学会拒绝即时反馈的诱惑，树立长远的目标，制定合理的战略规划，并在漫长的岁月里，坚持不懈地为之努力奋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各种各样的 “战略”，然而，其中有很多只是空洞的口号，缺乏实际的内容和可操作性，我们称之为 “伪战略”。真正的战略，必须包含清晰的目标、明确的路径、合理的资源调配和完善的风险预案，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能够指导我们在复杂的环境中实现自己的目标。

项羽和袁绍的故事，为我们敲响了警惕 “伪战略” 的警钟。项羽常说 “取而代之”，表达了他推翻秦朝、称霸天下的雄心壮志。然而，他却从未形成统一天下的具体策略。在进入咸阳后，他被眼前的繁华和奢靡所迷惑，做出了屠杀百姓、火烧秦宫等一系列短视的行为。他没有制定合理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策略，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统治秩序，也没有赢得民心。最终，他在与刘邦的楚汉之争中，逐渐失去了优势，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落得个乌江自刎的悲惨结局。

袁绍同样如此，他 “欲取天下”，却在关键的决策时刻陷入了战术纠结。在官渡之战前，他对于是否 “挟天子以令诸侯” 犹豫不决，错过了这一重要的政治机遇。在战争中，他又不听从谋士的建议，刚愎自用，在战略和战术上都犯下了一系列错误。他没有合理地调配兵力和资源，没有制定出有效的作战计划，也没有应对突发情况的风险预案。最终，他在官渡之战中被曹操击败，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

与项羽和袁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实现秦国的富国强兵。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商鞅制定了一系列具体而明确的策略，如 “废井田、开阡陌、奖励耕战” 等。“废井田、开阡陌” 打破了旧有的土地制度，促进了土地的流转和农业的发展；“奖励耕战” 则鼓励百姓努力耕种和参军作战，提高了秦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这些策略相互配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为秦国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商鞅在变法过程中，还注重资源的调配和风险的应对。他得到了秦孝公的大力支持，充分利用秦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推动变法的顺利实施。在面对旧贵族的反对和阻力时，他采取了果断的措施，坚决打击旧贵族的势力，确保变法的推行。

从这些历史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真正的 “略” 必须是具体的、可操作的，它不能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或模糊的想法。在制定战略时，我们要明确自己的目标，分析实现目标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和条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路径和策略。同时，我们还要合理地调配资源，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风险和挑战，并制定相应的预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制定出真正有效的战略，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资治通鉴》写了 1362 年的王朝兴衰，最终指向一个朴素真理：世间最难的题，从没有现成答案。所谓 “略”，不过是在混沌中多看三步 —— 看到别人看不见的势，布下别人看不懂的局，等到别人追不上的时机。当我们抱怨问题无解时，或许该像古人那样，放下手中的 “笔”，抬起头看看远处的 “棋盘”：真正的答案，从来不在问题本身，而在如何重新定义问题的 “略” 中。

来源：微笑着读者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