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没有封土堆，却有“亞”字形地宫和上百陪葬坑；主张简朴，却开创文景之治。这座“低调”的帝陵，为我们重新定义了何为真正的强大。

千年误解，得以纠正！考古实证确认，西安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这一结论修正了流传近千年的 “凤凰嘴” 误解。

没有封土堆，却有“亞”字形地宫和上百陪葬坑；主张简朴，却开创文景之治。这座“低调”的帝陵，为我们重新定义了何为真正的强大。

2021 年 12 月 14 日，国家文物局线上发布会一锤定音：白鹿原西端的这座 “亞” 字形大墓，正是汉文帝刘恒的终葬之地。

霸陵的确认，源自2016年一次为应对文物安全威胁开展的抢救性考古勘探。

江村大墓陪葬坑发现存在人为扰动迹象，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随即对白鹿原展开系统勘探。

钻探结果让所有人意外：原被视作霸陵地标的 “凤凰嘴” 山体，没有任何汉代墓葬遗迹；

真正的陵墓藏在凤凰嘴东北 2100 米一处看似普通的梯级台地之下，墓室边长 72 米、深逾 30 米，呈 “亞” 字形，四面各带一条斜坡墓道，外围 110 余座陪葬坑呈放射状环列。

坑内出土着衣陶俑、铜器、银器、铁器及大量动物骨骼遗存，器物组合与西汉帝陵级别相符。

最关键的实证，来自陵园 “石围界”：390 米见方的卵石铺砌遗迹，四面正对墓道处均设门址，形制规模远超后陵，与 《史记・孝文本纪》《汉书・文帝纪》中 “不治坟、欲为省” 的记载形成强烈对照，却准确对应了西汉 “陵墓若都邑” 的制度设计，霸陵身份至此得以锁定。

刘恒选择白鹿原，并非偶然。

其继位之初，咸阳原祖陵区已安葬高祖、惠帝，若按 “昭穆” 秩序，他的墓位与惠帝同属穆位，空间重叠；

更重要的是，母亲薄姬尚在世，身份为 “太妃”，如葬入祖陵，祔葬礼仪难以安置。

白鹿原西临灞河、东控驰道，北望长安、南扼武关，既方便就近奉养母亲，又能形成面向关东诸侯的军事与战略支点，一举化解礼制与实务双重难题。

公元前 157 年，刘恒病逝，临终遗诏再次强调 “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要求 “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并令天下吏民三日释服、婚祭不禁。史书评价他 “二十四年间，宫室苑囿车服无所增益”，霸陵的简朴正是其生前态度的延续。

考古现场呈现的，正是 “因山为藏” 的典范：墓室上方未筑高大覆斗形封土，原坡稍加修整，与台地浑然一体；陪葬坑规模虽大，却多用瓦器，金银极少。

一件银器底面刻 “少府” 二字，表明由中央少府监造；大量半塑衣俑、体现当时律法制度的俑像，则对应着汉代 “事死如事生” 的宫廷服务与律法体系。

耐人寻味的是，部分陶俑面型宽额高鼻，带多元文化融合特征，可见文景时期中原与周边族群的文化交流已深入皇家匠作。

江村大墓周边，窦皇后陵、薄太后南陵各踞其东、西南，形成帝 — 后 — 太后的三角茔域，一改 “异穴同茔” 旧制，首次在同一原面实现三陵并峙，为后世 “太后别陵” 提供范式。

霸陵的发现，也澄清了千年误会。

唐宋以来，文人多把白鹿原北侧那座形似 “凤凰展翅” 的土梁当作文帝陵，清代陕西巡抚毕沅更立碑题字，使 “凤凰嘴” 成为官方坐标。

直到考古人员用探铲穿透厚达十米的生土，确认山体内部没有人工开凿迹象，这一历史讹传才被有效更正。

1987 年文物普查找回的 9 通古碑，如今依旧立在凤凰嘴旧址，它们不再是陵标，而成了历史记忆被修正的见证。

我们站在白鹿原头，已看不见西汉长安的参差宫阙，也看不见灞桥折柳的离人，却能通过江村大墓的夯土、卵石与陶俑，触摸到一个君王以陵墓形制传递的治国理念：节俭并非吝惜，而是对民力的敬畏；

薄葬并非简陋，而是对制度的自信。霸陵没有高耸的封土，却为后世留下一座以 “简约” 为名的帝陵样本；

刘恒没有金银陪葬，却让 “文景之治” 成为中国历史上极具人文关怀的治世典范。

江村大墓的 “亞” 字形形制、无外封土、官署陪葬坑、双重陵园以及文献自洽，构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将汉文帝霸陵的位置基本锁定在白鹿原西端。

来源：千秋史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