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益阳白鹿寺的宋代历史，历来为地方佛教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其中，惠洪所撰《潭州白鹿山灵应禅寺大佛殿记》《重修僧堂记》与《题白鹿寺壁》三篇文献，是研究该寺历史演变的核心史料，具有极高价值。笔者曾作初步探讨，然限于史料与考据深度，存在若干疏误。近期，易先生与万里先生相

宋代益阳白鹿寺若干史实辨析

益阳白鹿寺的宋代历史，历来为地方佛教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其中，惠洪所撰《潭州白鹿山灵应禅寺大佛殿记》《重修僧堂记》与《题白鹿寺壁》三篇文献，是研究该寺历史演变的核心史料，具有极高价值。笔者曾作初步探讨，然限于史料与考据深度，存在若干疏误。近期，易先生与万里先生相继展开更为详实之研究（易重任，《北宋时期的益阳白鹿寺——与明清方志记载有异的古寺旧事》，2025年，易闲汉微信公众号，以下简称《易文》；万里，《惠洪觉范禅师与南岳方广寺法太希先法师的交谊》，2020年，成均天下微信公众号，以下简称《万文》），尤以易先生考据严谨，多有创见，有效纠正了笔者先前若干误判。

在充分吸收二位学者研究成果基础上，本文拟进一步梳理相关史料，结合文本细读与历史语境分析，提出若干新见，谨供学界批评指正，以期推进对益阳白鹿寺宋代历史之深入理解。

一、希先来寺与离寺时间考

目前尚无直接史料明确记载希来持白鹿寺的具体年月。《易文》虽提及希先于“宣和二年（1120年）之前某年”应湖南安抚使或转运使之请，自南岳方广寺来主白鹿寺，并“花近五年时间重修寺院”，但其来去时日仍欠明晰。

先看在白鹿寺的时间

惠洪《题白鹿寺壁》载：“庵方广十年，丛林高之。湘南使者劝请开法此山，希先持一钵欣然而来。既至，屋老过者疑将压焉。残僧纔十许辈，大率如逃亡人家。未五白，殿阁宇室间见层出，如化城，如梵释龙天之宫从空而堕人间……”其中“未五白”一词，此前曾作“未及五年”解（宋僧惠洪题益阳白鹿寺壁，原发本人百家号，2024，已删除），但因缺乏实例支撑，此说始终令人心存疑虑。

查《汉典》可知，“五白”为古时博戏的采名。五木之制，上黑下白，掷得五子皆黑，叫“卢”，最为尊贵；其次五子皆白，叫“白”。基于此，近来倾向认为“未五白”应解释为“不到一局博戏的时间”，或可与下文“盖游戏也”所强调的举重若轻、成效神速的语境相契合。不过，“未五白”引申为“短时间内”的说法，同样缺乏依据，故而心中仍感不踏实。

近期查阅惠洪《石门文字禅》，发现其中《别潜庵源禅师》诗云：“潜庵去眼十五白，再见敬仰加拳拳。公登八十我纔半，道义乃尔相忘年。”诗中“十五白”显然指“十五年”。

据《惠洪新编年谱》，哲宗元符二年（1099）秋，访潜庵（清）源于于南山清隐寺。又，政和四年（1114），惠洪因罪被禁，潜庵（清）源禅师冒雨看望。此间相距正好15年。

《僧宝正续传》之《潜庵源禅师》记载，潜庵源禅师生于1032年，建炎三年（1129年）八月五日示寂于抚之漳江，寿九十八。按此推算，政和四年（1114），潜庵源禅师八十二岁，惠洪四十三岁，与诗中说“公登八十我纔半”完全可以。

因此，“未五白”应释为“不到五年”此用法虽罕见，然惠洪诗文中已有确证，故‘未五白’即‘未满五年’，当无疑义。此解释既符合《别潜庵源禅师》的用例，又与《题白鹿寺壁》中“殿阁宇室间见层出”所描绘的快速重建场景，以及“盖游戏也”所体现的举重若轻意境高度契合。

再看看什么时候来白鹿寺

时间节点1：据惠洪《题休上人僧宝传》记载，宣和三年（1121年）希先曾“入狱百余日”，期间由弟子季休照应。此事发生时，希先显然已离开白鹿寺。

时间节点2：另据《潭州白鹿山灵应禅寺大佛殿记》和《重新僧堂记》，至宣和元年（1119年），方禅师来到白鹿寺（灵应禅寺即白鹿寺，详见后文）。由此可推断，希先离寺之时限当在1119年之前（包括是年）。

时间节点3：据惠洪《甘露滅齋銘》，政和四年春，惠洪在南岳时，“道人法太请晓其说”，可见当时希先还在南岳。政和四年十月，惠洪还见到了潜庵源禅师。

时间节点4: 据《袁州府志》，曾孝序于政和四年（1114年）调任袁州知州，同年卸任潭州知州之职。惠洪与曾孝序交谊深厚，屡受邀谈禅赋诗（陈自力《释惠洪研究》，2003）。劝请希先的“湘南使者”必非曾孝序本人。因为曾氏与惠洪交谊深厚，若其为礼请者，惠洪在记述时仅以“湘南使者”这一泛称相称，可能性极小，一般会直书其名姓官衔以彰其功德（如《重新僧堂记》就提到“龙图阁曾公）。由此可推，这位“湘南使者”当为曾孝序调离潭州后的继任者。希先应在曾孝序离任潭州（1114年）之后。

即使“湘南使者”是泛指湖南路的某位高级官员，其劝请行为发生在曾孝序离任之后，也与整体时间线不矛盾

故希先来寺时间当在政和四年（1114）曾氏离任之后，约在政和四年末至五年间。

离开白鹿寺的时间

若希先来寺时间约为政和四年末至五年间，结合“未五白”即“不到五年”的考据，以及方禅师于宣和元年（1119年）接手指派来白鹿寺的明确记载，可推论希先于1118年下半年至1119年春季之间离寺，此时驻锡时长接近五年但未满五年，符合文献描述。

同时，据《（隆慶）临江府志》记载，傅雱（彦济）于政和八年（1118年）春季中进士，按宋代铨选程序，从放榜、铨选、领敕到赴任，最快需3–4个月。考虑到路途（浙江→湖南），最早可能在1118年夏末或秋季抵达益阳，实际情况可能晚点，即1119年上半年到任。这一时序既满足希先离寺不晚于1119年初的推论，又与可与傅雱游寺之事相衔接，构成合理的人物活动时序。

二、惠洪于宣和七年未在白鹿寺见到希先

易先生与万里先生依据《题白鹿寺壁》与《游白鹿赠大希先》二文，认为惠洪于宣和七年（1125年）在白鹿寺与希先相见。然细绎文本与相关史实，此说实难成立。是年惠洪到访之际，希先早已离寺，二人并未晤面。

《题白鹿寺壁》中“馆余四昔”一语，表面似为希先为作者安排住宿之记载，然考其时间脉络，显有不合。

前面已述，希先驻锡白鹿寺既在1114–1119年间，至1125年惠洪题壁时，其早已离寺。诗中“时故人傅彦济”等语，实为惠洪追忆前事，感怀希先当年与邑令傅雱之交游，属“追述之景”，非1125年当时情景。易先生亦指出，“时故人傅彦济”之“故人”当指希先之旧交，此说甚是。故此诗实为惠洪追述希先开法白鹿寺旧事，并顺笔提及曾鼎力护持之贤令傅雱，以彰其外护之功，并不能证明题壁之时希先仍在寺中。

反观《次韵贾令尹题裴公亭》一诗，可知惠洪游白鹿寺时，益阳县令为贾姓官员。

若认为惠洪于1125年在白鹿寺见到希先，则与其生平行迹严重矛盾。据《题休上人僧宝传》，宣和三年（1121年）希先曾罹牢狱之灾，被囚百余日，其时由弟子季休照应，足证彼时他已离开白鹿寺。至宣和四年（1122年），弟子季芳仍随侍在侧，并奉师命将所藏秦观、张耒、晁补之三学士帖及王羲之《兰亭集序》摹本送至长沙，请惠洪作跋（《跋三学士帖》），此亦证希先该年未返白鹿寺。

故希先最后一次可能居留白鹿寺之时限，必在1121年系狱之前。自1121年至1125年惠洪来访，其间相隔四五年，史籍全无希先复归之记载。所谓“1125年二人相会”之说，既乏文献支持，亦与希先行踪相违，实难采信。

再析《游白鹿赠大希先》一诗：

其一，诗中“公来吊陈迹”之“来”字，在古汉语语境中常表过去发生之动作，暗示希先此前已有凭吊遗迹之行。若将此诗解为二人同游之实录，则“来”字之时态难以圆说；若视作惠洪于希先离寺后之追忆，则文从字顺。

其二，诗中未见“同游”之具体细节。若为共游，理应叙及共赏之景、互动之言，然此诗多为惠洪个人对环境之描写与感怀，更似只身游历、凭迹思人之作。

其三，从“赠”诗之抒情性质考量，此体常于双方不在一处时，藉诗传递情感。惠洪与希先既为同乡，诗中融贯思念与同乡之情，其浓烈之追忆色彩，更符合“遥赠”之特征，而非当面酬唱。“赠”字已明示不在场，若为“同赋”“共游”则当用“同”“和”“酬”等字。

故将《游白鹿赠大希先》理解为希先离寺后，惠洪访其旧迹，感怀而作的遥赠之篇，不仅契合诗内之时态逻辑与抒情性质，亦与外部的背景信息相合。

结论如下：惠洪于1125年游白鹿寺时，希先并未在场，二人无从会面。

三、灵应禅寺即白鹿寺考

惠洪文集中“白鹿山白鹿寺”与“白鹿山灵应禅寺”二名并见，表面似指二寺，然细考文献与地理，实为一寺之异称。理由如下：

1、地理位置同一
《潭州白鹿山灵应禅寺大佛殿记》之标题已明示“白鹿山”与“灵应禅寺”之直接关联。而《题白鹿寺壁》《游白鹿赠大希先》所载“白鹿寺”之地理特征——位处湘南、临清江、林壑幽深——与灵应禅寺之环境完全吻合。

2、文献记载单一
建炎三年（1129年），李纲贬谪海南，途经益阳，作《益阳白鹿寺》诗。若其时白鹿山并存宏伟之灵应禅寺与旧制之白鹿寺，李纲作为过境名臣，题咏之际理当择要而书，或对二者加以区分。然其诗题独标“白鹿寺”，足证在南宋初年时人观念中，此山寺院仍以“白鹿寺”为通行称谓。

3、后世文献缺失与战火因素可排
规模宏大、营建伟杰之灵应禅寺，于宋代以后文献中竟无迹可寻。此非战火所致：南北宋之交，金军未在益阳大肆焚掠，史籍亦无毁寺记载。若灵应禅寺为独立新建之寺，其突然消失于记载殊不可解。

4、微观地理空间有限
虽名山多寺颇为常见，然白鹿山地域局促，若两寺皆称名僧住持、规模宏敞且获官方支持，实难并存。实际上，白鹿山并不大，其山麓周围不过500米。此微观地理条件构成重要制约。

5、寺院沿革延续
湘南使者既已延请希先修复白鹿寺，后续再请方禅师另建新寺或重修他寺（灵应禅寺）之可能性极低。更合理解释为：方禅师之请，实为对白鹿寺之继续扩建与重修。

6、灵应禅寺即白鹿寺重修之确证
判定灵应禅寺之性质，需综合地理延续、组织基础、经济运作及文献用语等多维证据：

（1）、寺院作为建筑群的整体性与地理延续
惠洪记文称灵应禅寺“寺占巖腹，临清流”，此独特地理特征表明其为长期存在之宗教空间，非临时新建。

（2）、本地信众基础存在
文中“邦之大檀越”之谓，表明该寺早已扎根地方，拥有成熟护法网络，非新建寺院短期可成。

（3）、衰败道场之抢救性修复
《重修僧堂记》载“扶其颠，整其倾”，“扶”“整”皆为修复性动词，若系新建，当用“创构”“启宇”等词。

（4）、既有僧团之整顿
“删去其甚无状者”表明寺院原有僧团建制，此举属典型中兴措施，非新建寺院所需。

（5）、经济模式之重振
“化净檀为油麦库以生财”，揭示寺院经济模式的转型。将信众布施（净檀）转化为经营性资产（油麦库），以增加常住收入，解决“不足以瞻众”之困。此乃针对既有寺院财政困境之改革，新建寺院重点应在基础建设。

（6）、内部制度之完善
“合众力建度僧之库”反映对已有僧团激励制度之完善，再证寺院组织早已存在。

（7）、修缮用词之准确
《重新僧堂记载》实已明白无误。“修僧堂五间”之“修”字，明确指向既有建筑之修缮，与“建”“创”等词有本质区别。

综合地理、组织、经济及文献用词等证据，可确证北宋末年之“潭州白鹿山灵应禅寺”实为原“白鹿寺”经大规模重修、扩建与制度重整后之形态。“灵应禅寺”或为此次重修后所获官方赐额，而“白鹿寺”作为依山得名之俗称，始终为地方沿用，此即一寺两名、名异实同之真相。

可以推定，方禅师是在希先离开白鹿寺后，接替其职

四、希先与方禅师之法系与身份考辨

他们当时官府指派（劝请）来振兴禅院的，事实上，当时灵应禅寺的主持是沙门用澄（（陈自力《释惠洪研究》，2003），主要工作当然还是寺院住持负责。

宋代寺院，有时在住持之下还有副住持，实际上住持下面最显赫的是“监寺僧”。之下是“知事僧”（游彪，宋代佛教寺院基层组织及其特征初探 ，2002）。希先和方禅师在白鹿寺的身份是不是“监寺”，不得而知。

关于希先与方禅师之法系传承，易、万二文已有探讨。综合现有文献，可对二位禅师之师承背景与关系作如下梳理：

据易先生研究，希先禅师属黄龙派，为黄龙慧南弟子——潭州云盖守智禅师之法嗣，与惠洪为同辈。《题其上人僧宝传》载：“汝师出云盖西堂之门，西堂为临济九世之嫡孙，而黄龙南公之真子也。”其弟子有季芳、季休，皆福唐（福建福清）人。

易先生亦引《嘉泰普灯录》为证。查该书总目，确有“抚州疏山法泰禅师”为“潭州云盖守智禅师法嗣”之记载，属南岳下十三世。云盖守智确系黄龙慧南直传弟子，法脉清晰。从地理关联看，“抚州疏山”之载与白鹿寺“希先”（或作“法泰”，与“希先”或为字号之别）似存联系。然除该名录外，迄今未发现更多关于此“抚州疏山法泰禅师”生平之详实史料。故现有证据尚不足以确证《嘉泰普灯录》中之“法泰”即为益阳白鹿寺之希先（法太），二者是否一人，仍待新史料之发现与进一步考证。

关于方禅师，据惠洪所撰殿记，其为“黄龙云居之仍孙”。易先生认为，“黄龙云居”极可能指曾任云居山住持之云居元祐禅师，其与云盖守智禅师同出黄龙慧南门下，为同门师兄弟。将“仍孙”理解为法脉上之“徒孙”，于禅宗灯录世系中较为合理。

若希先确为云盖守智法嗣，则方禅师作为云居元祐之徒孙，其法辈恰低希先一辈。此辈分关系亦与历史情境相契：希先作为前辈，以“游戏”之速奠定白鹿寺复兴之基业；方禅师作为晚辈，后续接手，完成大佛殿等核心建筑之营建，并精进管理，使寺院得以持续发展。此等前辈开拓、后辈继业之传承顺序，符合禅林道场建设之惯例。

遗憾的是，虽灯录、僧传中名为“方禅师”者不乏其人，然迄今未发现明确记载其曾住持益阳白鹿山灵应禅寺者，故其具体身份仍有待查考与核实。

来源：历史上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