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军出征南诏，首先要闯过横断山脉的天险，大渡河谷、金沙江峡谷这些路段，窄得只能容一人一马通过，脚下是万丈悬崖，身旁是咆哮的江水。

大唐十万大军挥师南下，奔着弹丸之地南诏而去，最后活着回来的竟不足千人。

主帅李宓被逼得投河自尽，苍山洱海间堆起数万将士的白骨，这就是唐玄宗天宝年间最惨烈的“天宝战争”。

一个疆域不及大唐一州的南诏，为何能让盛世大唐接连两次栽跟头，累计折损兵士足有十几万之多？

南诏的核心地盘就扎在云贵高原深处，平均海拔随便一测都超2000米，放眼望去全是刀削般的山地和湍急的江河。

这种地形对从中原远道而来的唐军来说，简直就是量身定做的“死亡陷阱”，每一步都藏着致命风险。

唐军出征南诏，首先要闯过横断山脉的天险，大渡河谷、金沙江峡谷这些路段，窄得只能容一人一马通过，脚下是万丈悬崖，身旁是咆哮的江水。

正因如此，山路运输效率低到离谱，从四川运一石粮草到南诏前线，路上就要消耗十几石，等到了士兵手里早已所剩无几。

李宓第二次征讨时，十万大军走到洱海边上，粮草就彻底断供了，士兵们只能挖野菜、啃树皮，饿死者不计其数。

比山路更可怕的是云南的湿热气候和要命的瘴气。唐军士兵大多来自北方，平时习惯了干爽气候，一到南诏就像进了蒸笼，浑身黏腻不说，还得面对无处不在的蚊虫。

这些蚊虫携带的疟原虫、霍乱病菌，让士兵们纷纷中招，先是头晕目眩站不稳，接着上吐下泻直不起腰，伤口溃烂流脓根本没法愈合。

《资治通鉴》里明确记载，唐军在南诏境内“疫死者什七八”，也就是说十个人里就有七八个人死于疫病，非战斗减员比战场厮杀还惨烈。

反观南诏士兵，从小在这片土地上长大，早就摸索出了应对之道，嚼槟榔驱虫、喝苦茶解暑，对瘴气有着天然的抵抗力。

地形还彻底废掉了唐军的战术优势。唐军擅长平原列阵，重装步兵和骑兵冲锋起来势不可挡，但到了南诏的山地里，骑兵连转身都困难，步兵阵型一进峡谷就被分割得七零八落。

南诏军则深谙山地作战技巧，他们穿着轻便铠甲，背着盾牌在山路上健步如飞，专门找唐军的薄弱环节打游击，诱敌深入后就占据险要地势设伏，等唐军进入包围圈就居高临下发起猛攻，打一阵就跑，把唐军折磨得疲于奔命。

如果说地理环境是客观障碍，那唐朝朝堂的一系列骚操作，就是把唐军往绝路上推的关键。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带着浓浓的“人为作死”味道。

战争的导火索说起来有点荒唐，云南太守张虔陀是个十足的酒色之徒，南诏王阁罗凤带着妻子拜见他时，他不仅当众调戏阁罗凤的妻子，还狮子大开口索要巨额财物。

阁罗凤不愿屈从，张虔陀就派人辱骂他，还偷偷给朝廷写密折诬告南诏谋反。

这波操作彻底激怒了阁罗凤，公元750年，他起兵攻陷姚州，一刀杀了张虔陀，这场冲突也成了天宝战争的开端。

面对南诏的反叛，唐玄宗本有和平解决的机会，可负责征讨的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是个“卞忿少方略”的草包。

阁罗凤知道自己实力不敌大唐，多次派使者带着厚礼求和，愿意归还俘虏、修复城堡，还特意提醒鲜于仲通“如果不接受求和，我们就只能投靠吐蕃了”。

可鲜于仲通仗着唐军人数众多，根本不把南诏的求和放在眼里，不仅拒绝谈判，还扣押了南诏使者，执意要踏平太和城。

这一愚蠢的决定，直接把南诏推向了吐蕃的怀抱，吐蕃当即封阁罗凤为“赞普钟南国大诏”，派出援军和物资支持南诏，形成了对唐军的夹击之势。

更离谱的是第二次征讨，当时杨国忠把持朝政，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不顾西南战局的实际情况，强令李宓率军出征。

为了凑够兵力，杨国忠派御史到处抓壮丁，不管是农民还是商贩，全被枷着送到军前，父母妻子送别时哭声震天，这样强行征召来的士兵，根本没有战斗力可言。

李宓出征前，有谋士提醒他“南诏地势险要，瘴气严重，不可深入”，可在杨国忠的高压下，他只能硬着头皮进军，最终落得个全军覆没的下场。

很多人觉得南诏是小国，军队实力肯定不行，可实际上，南诏的军事实力早已今非昔比，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超过了唐军。

南诏实行“全民皆兵”制度，强壮的男子平时务农，战时自带武器粮草出征，而且立下战功就能获得金帛、奴隶奖励，战死之后家人还能世袭官职，这样的激励机制让士兵们个个奋勇争先。

南诏还专门选拔精锐士兵组成“罗苴子”重步兵，这些士兵戴着红色头盔，身披重甲，背着盾牌还能在山路上健步如飞，战斗力极强。

此外，南诏的骑兵比例高达44%，还有不少重甲骑兵，这些骑兵的战马是羌人南下带来的西北马，身材高大肌肉饱满，能负担起人马俱装的重量，冲锋起来驰突若神。

在军事技术上，南诏也早已不是蛮夷水平。他们通过与唐朝、吐蕃的交往，学会了先进的冶金技术，打造的甲胄、刀剑锋利坚固，普通弓箭根本无法穿透。

南诏的弩箭射程能达到三百步，比唐军的弩箭还要远，在山地作战中占据绝对优势。

还有南诏的水军，李宓第二次征讨时，在洱海东岸建造战船准备水陆并进，结果南诏水军将领王乐宽挑选月黑风高之夜，率领五百勇士乘着东风，用装满硫磺火硝的船只夜袭唐军造船厂，一把大火烧毁了五百艘战船，上演了一场唐代版的“火烧赤壁”，彻底粉碎了唐军的水路进攻计划。

反观唐军，早已不是贞观、开元年间的精锐之师。府兵制崩溃后，唐军实行募兵制，边军长期戍边，士气低落，将领克扣军饷的情况屡见不鲜，士兵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战斗力大打折扣。

唐军的战术思维还停留在平原作战，将领们根本不懂山地战技巧，只会硬冲硬打，面对南诏的游击战术毫无应对之策，只能被动挨打。

李隆基两次征伐南诏的惨败，绝不是偶然，而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必然结果。

对边疆民族的高压政策激化了矛盾，朝堂的腐败无能导致决策失误，军事制度的僵化让军队失去了战斗力，而对地理环境的忽视则让唐军付出了惨痛代价。

而南诏凭借对地理环境的精准利用、灵活的外交策略和高效的军政体系。这个夹缝中生存的小国，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

来源：有史有终一点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