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漆黑审讯室里烙铁灼烧皮肉的气味尚未散尽，墙角蜷缩的身影用尽最后气力吐出两个字：“招了”。正是这简单的两个字，让上千名同志落入天罗地网，让数年经营的革命组织毁于一旦。

漆黑审讯室里烙铁灼烧皮肉的气味尚未散尽，墙角蜷缩的身影用尽最后气力吐出两个字：“招了”。正是这简单的两个字，让上千名同志落入天罗地网，让数年经营的革命组织毁于一旦。

1928年3月9日，重庆兴隆巷8号，中共四川省委成立大会正在进行，突然被警察包围。省委书记傅烈、组织局主任周贡植等九人被捕，不到一个月后全部英勇就义。

22年后的1950年1月29日，台北街头，中共台湾省工委最高负责人蔡孝乾被保密局捕获，这个走过长征的老党员，在牛排与美色的诱惑下全盘招供，导致包括吴石中将在内的四百多名党员被捕。

《沉默的荣耀》热播，使得千千万万人了解了那段悲壮而沉重的往事，人们不禁为倒在黎明前的吴石、朱枫、聂曦等英烈扼腕叹息，大批民众自发前往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纪念、缅怀英烈。然而，就在吴石将军们牺牲前不到两年时间，远在千里之外的重庆，也发生了一件与之相似的悲剧，川东省委被敌特毁灭性破坏，著名的小说《红岩》就是根据这里的真实历史创作的。这两个远隔千里、相距二十多年的事件，却如同历史的重演，揭示了地下斗争中忠诚与背叛的永恒命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四川军阀刘湘在重庆建立“特务委员会”，专事反共铲共活动。

面对严峻形势，1927年8月12日，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在重庆成立，傅烈任书记。这位年轻的书记迅速开展工作，清理、恢复和整顿各地党组织。

傅烈

1928年2月中旬，临时省委在巴县铜罐驿召开扩大会议，正式成立中共四川省委，傅烈为书记，刘愿庵、张秀熟等为常委。

然而，喜悦未能持续。3月9日，中共巴县县委在城区兴隆巷8号召开成立大会时，被警察发现，傅烈、周贡植等9人被捕。

在狱中，傅烈受尽酷刑。就义前，他在给妻子的遗书中写道：“我死了，你不要忘记我是怎样死的。你要为我报仇！要继承我底（的）遗志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

4月3日，傅烈、周贡植等九位共产党人在朝天门沙嘴英勇就义。此时距离四川省委正式成立，尚不足一个月。

四川省委的劫难并未结束。1928年10月，因叛徒告密，军阀当局实施大逮捕，省委和团省委等地下机关同时遭到破坏，代理省委书记张秀熟等27人被捕。

省委机关被迫首次迁往成都。

1930年，白色恐怖更加严重。3月至5月间，四川省委连遭三次破坏。5月5日，省委书记刘愿庵与秘书长邹进贤、工委书记程攸生在重庆浩池街开会时因叛徒告密被捕，三人壮烈牺牲。

1947年11月，王璞任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四川省委一度短暂公开成立。1946年4月，在重庆公开宣布成立中共四川省委，吴玉章任书记。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唯一一次公开成立的中共四川省级领导机关。由于遭受国民党破坏，1947年3月,国共关系完全破裂，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报馆人员包括报童300多人由重庆撤往延安。

1947年8月底，根据党中央指示，中共川康特委在成都建立，蒲华辅任书记(后叛变)、马识途任副书记，领导西康、川西、川南以及川北部分地区党组织，包括成都市工委、成都市委等组织。

1947年11月，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建立(简称川东临委)，由王璞任书记，领导川东、川南党组织。1948年9月，王璞牺牲。

川东地下党的灾难在《挺进报》事件中达到高潮。1948年，因《挺进报》发行方针失误及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刘国定、冉益智等被捕叛变，川东地下党遭受毁灭性打击。

先后被捕的党员干部达133人，其中53人被杀害，35人下落不明（大部分牺牲），叛变投敌的8人。川东地下党的力量几乎损失殆尽。

就在川东地下党屡遭破坏的同时，远在千里之外的台湾，另一场悲剧正在酝酿。

1946年4月，中共中央任命蔡孝乾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首批干部从上海潜入基隆、台北开始活动。至1949年，台湾工委向中共中央报告称地下党员已发展到1300人。

蔡孝乾

1949年春，台湾工委向各级地下党下达工作方针：“各级党的组织，必须将每个党员、积极分子动员起来，在一切为了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总口号下，立即转入战时体制”。

然而，危机悄然而至。1949年7月，有人在台北台湾大学校园里散发地下党的机关报《光明报》。

蒋介石紧急召开阳明山会议，下令彻查。保密局特务抓到四名学生，其中一个叫戴传李的学生供出了基隆中学校长、中共基隆工委书记钟浩东。

8月14日凌晨，保密局逮捕了钟浩东，同时搜出了印制《光明报》的器材及大量宣传资料。在审讯中，钟浩东精神恍惚间提到了“老郑”——这成为破获台湾工委的关键线索。

1949年10月，地下党高雄市工委负责工运的李汾被捕，供出了中共台湾工委副书记陈泽民。陈泽民在严刑拷打下，说出了“老郑”的住址：台北市泉州街26号。

1950年1月29日，特务在“老郑”住所蹲守时，抓到了一个40多岁的男子——正是蔡孝乾。这个走过长征的老党员，在关押期间要求享受美食，甚至指定要台北最高档的波丽露西餐厅的牛排。

蔡孝乾第一次逃跑后，特务们在嘉义农村找到他——原来他在乡下躲藏2个月，感到清苦难耐，想到镇上西餐馆解馋。

蔡孝乾叛变后，在一周内便供出所有的名单资料，造成包括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在内的400多名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被逮捕。

台湾工委下属组织全部被破坏。

烈士坚贞不屈，英勇就义

川东省委与台湾工委的破坏，虽然时间、空间不同，却在多个方面呈现出令人震惊的相似性。

叛徒的致命破坏是两个案例的共同特点。在川东，先是任达哉被捕叛变，造成许建业和市委书记刘国定被捕。

随后市委副书记冉益智被捕叛变，出卖了川东临委、重庆市委、上、下川东地区工委等领导机构和主要干部。

在台湾，副书记陈泽民首先被捕叛变，供出了书记蔡孝乾的地址。而蔡孝乾最终叛变，导致整个台湾工委土崩瓦解。

两个案例中，高层领导的叛变都造成了毁灭性的连锁反应。

严峻的敌我形势是另一个共同点。四川军阀刘湘设立专门的反共机构“特务委员会”，搜罗中共叛徒组建侦缉队，跟踪、抓捕、屠杀共产党人。

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对岛内控制加强，保密局全力镇压地下活动。两个案例中，地下党都面临敌人近乎疯狂的镇压。

组织迅速发展后面临的管理问题也相似。川东地下党在《挺进报》创办后影响力扩大，台湾工委至1949年党员人数逾千。

快速发展带来了管理松散、保密意识薄弱等问题，为日后破坏埋下隐患。

细节失误引发的连锁反应更是如出一辙。川东因《挺进报》改变发行方针，寄给国民党当局头目而引起震动。

台湾则是《光明报》在台大校园散发被查获，成为破案起点。两个案例中，看似微小的操作失误，最终导致整个组织的覆灭。

川东和台湾地下党的惨痛经历，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组织严密性与保密工作的重要性凸显。两个案例中，都因个别成员被捕叛变，导致组织大规模破坏。这揭示了地下工作必须遵循严格的保密纪律，建立单线联系、信息隔离等保护机制。

一旦组织系统过于庞大且相互关联，个别环节的破裂就会引发全盘崩溃。

成员理想信念的坚定性是抵御诱惑和酷刑的关键。蔡孝乾贪图享受，追求牛排美食，最终叛变革命。

蔡孝乾

而傅烈在狱中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就义前高呼“对准我们的敌人猛攻！猛攻！”这鲜明对比展示了理想信念对于地下工作者的极端重要性。

地下工作策略的灵活性不可或缺。《挺进报》主动寄给国民党头目的行为，以及《光明报》在校园公开散发的方式，都违背了地下工作隐蔽性原则。

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下，如何平衡宣传效果与组织安全，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应急机制与危机处理能力至关重要。当个别成员被捕时，组织如能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切断联系、转移人员，或可减少损失。

两个案例中，都因反应不及而导致破坏扩大化。

革命情操与生活作风并非小事。蔡孝乾对物质享受的追求成为他被攻破的弱点，而谢汉光在台湾潜伏38年，坚守信仰最终回归。

表明革命者的个人情操与革命成败息息相关。

川东和台湾地下党的历史，也是一部忠诚与背叛的史诗。

在川东，傅烈、刘愿庵、李鸣珂等省委领导前赴后继，英勇就义。傅烈在给妻子的遗书中说：“我死了，你不要忘记我是怎样死的。你要为我报仇！要继承我底（的）遗志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

在台湾，钟浩东坚守信念，面对酷刑也不轻易松口。谢汉光在台湾潜伏38年，坚守身份直到1988年返回大陆。

这些英雄们用生命诠释了忠诚的含义。

而叛徒们则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刘国定、冉益智从地下党负责人变成特务，蔡孝乾从长征老战士变成导致组织覆灭的叛徒。

他们的名字成为警示后人的反面教材。

历史的悲剧不应重复，但历史的教训必须铭记。1988年，当谢汉光终于回到大陆，恢复身份和党籍时，他摩挲着文件上“谢汉光”三个字，泪水滴在纸上。

这一刻，不仅是个人的胜利，更是对那段历史的最好注脚。

川东的傅烈在遗书中盼后来者报仇，而在今天看来，真正的“报仇”不再是刀光剑影，而是让那些在黑暗中坚守的光明信念，永远不被遗忘。

来源：文史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