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秀莲点点头，没说话。她的嘴唇干得起了皮，心跳得像村头那面破鼓，又乱又响。眼前这栋灰色的大楼，比她见过的县政府大院还气派，玻璃窗擦得锃亮，映着天光，晃得人眼晕。大门口挂着一块白底红字的牌子——上海第三纺织机械厂。

引子

李秀莲攥紧了儿子的手，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七岁的念真仰着头，黑亮的眼睛里满是新奇和胆怯，小声问：“娘，爹就在这里头吗？”

李秀莲点点头，没说话。她的嘴唇干得起了皮，心跳得像村头那面破鼓，又乱又响。眼前这栋灰色的大楼，比她见过的县政府大院还气派，玻璃窗擦得锃亮，映着天光，晃得人眼晕。大门口挂着一块白底红字的牌子——上海第三纺织机械厂。

这就是陈建国信里提了无数次的地方。

从云南大山里出来，坐了三天两夜的绿皮火车，又换了两趟公交，一路问过来，她感觉自己半条命都颠簸没了。身上的土布衣裳早就皱巴巴的，脚上的布鞋也沾满了泥点，跟周围那些穿着的确良衬衫、皮鞋锃亮的人比起来，她就像一棵被错栽到花园里的野草。

她下意识地把那个打了补丁的布包往身后藏了藏，那里面是她全部的家当，还有建国多年前寄来的最后一封信。

“同志，你找谁啊？”门卫室里一个穿着蓝色制服的老师傅探出头来，眼神在她和孩子身上打了个转。

“我……我找人。”李秀莲的声音有些发颤，“我找陈建国，他在这里上班。”

老师傅皱了皱眉：“陈建国？哪个陈建国？我们厂里姓陈的多着呢。”

“他是技术员，十多年前从云南回来的知青。”李秀蓮急忙补充道，这是信里写的。

“哦，你说陈工啊。”老师傅恍然大悟，“他在技术科，你进去问问吧。左转那栋楼，三楼。”

李秀莲连声道谢，拉着儿子迈进了这个她幻想了无数次的大门。厂区里到处都是机器的轰鸣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机油味。她紧张得手心冒汗，心里反复念着来之前想好的话。

技术科的办公室里，几个年轻人正围着一张图纸讨论着什么。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姑娘抬起头，看见门口的李秀莲，脸上露出一丝不耐烦：“哎，找谁？”

“我找陈建国。”李秀莲又重复了一遍。

“陈工去车间了，你有什么事吗？”姑娘的语气公事公办。

“我是他……我是他家属。”李秀莲鼓起勇气说。

这话一出，办公室里瞬间安静下来，几道目光齐刷刷地投向她，带着审视和好奇。那姑娘上下打量了她一番，眼神里的轻视让李秀莲的脸颊火辣辣地烧起来。

“陈工的家属？”姑娘嘴角撇了撇，“你有什么证明吗？”

我的心一下子就凉了半截。这就是上海吗？跟建国信里写的完全不一样。每个人都像上了弦的钟，走得飞快，脸上没有一点笑模样。我这身土布衣裳，还有脚上这双磨破了的鞋，在这里就像个笑话。证明，我能有什么证明？结婚证早就被老鼠啃坏了角，压在箱子底。

“我……我没有。”李秀莲的声音低了下去，“我是从云南来的，这是他的儿子。”她把念真往前推了推。

念真害怕地躲到她身后。

“没证明谁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姑娘的声音大了起来，“现在从外地来攀亲戚的多了去了，我们可见得多了。你还是走吧，等陈工回来，我们会告诉他的。”

“我不能走，”李秀莲急了，眼圈泛红，“我们没地方去，火车票钱都花光了。”

她的声音带着哭腔，引来了更多的人围观。一个年纪大些的男人走过来，大概是个小领导，他清了清嗓子说：“同志，你这样影响我们工作了。要不，你去厂办问问？我们这儿真不方便。”

李秀莲知道，他们这是在赶人了。她心里的委屈和无助像潮水一样涌上来，可她不能哭，更不能走。走了，她和念真就真的成了上海街头的孤魂野鬼。她咬着牙，倔强地说：“我不走，我就在这儿等。他是我男人，我是他媳妇，天王老子来了也改不了！”

这一下，场面更僵了。

就在这时，一个洪亮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吵吵什么呢？当这里是菜市场啊？”

一个五十岁上下的男人走了进来，他穿着一身半旧的蓝色工作服，但洗得干干净净，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眼神锐利。办公室里的人立刻安静下来，恭敬地喊了一声：“王主任。”

王主任的目光扫过全场，最后落在了李秀莲母子身上。他眉头拧成了个川字，问：“怎么回事？”

刚才那个小领导赶紧上前，把事情的经过小声说了一遍。

王主任听完，转头看向李秀莲，语气缓和了一些：“同志，你说你找陈建国，是你爱人？”

“是。”李秀莲迎着他的目光，用力点头。

“他是什么时候从云南回来的？哪个农场的？”王主任又问，像是在核实情况。

“八零年回来的，从西双版纳的东风农场。”李秀莲答得飞快，这些信息她早已刻在了心里。

王主任的脸色微微变了，他沉默了几秒钟，又问了一个问题，声音压得很低：“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秀莲。”

这三个字一出口，王主任的瞳孔猛地一缩，脸上的表情像是见了鬼一样。他死死地盯着李秀莲，嘴巴张了张，却没发出声音。办公室里的人都看出了他的不对劲，大气也不敢出。

过了好几秒，王主任才像是回过神来，他猛地一拍大腿，对着刚才那个小领导吼道：“愣着干什么？赶快！去车间把陈建国给我叫回来！不，别叫了，直接去通知他！就说……就说家里来人了！”

他的声音又急又响，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命令和一丝……慌乱。

第一章 旧信封里的承诺

王主任的反应，像一块石头投进了平静的水面，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

那个年轻姑娘张着嘴，一脸的不可思议。刚才还想赶我走的小领导，现在已经一路小跑着冲出了办公室。整个技术科安静得只剩下墙上挂钟滴答作响的声音，一下，一下，敲在我的心上。

我攥着念真的手，心里更是七上八下。这位王主任的反应太奇怪了，不像是找到了亲人的惊喜，倒像是有什么天大的事情要发生。我的心被一只无形的手揪紧了，建国……他到底怎么了？

“你……跟我来。”王主任深吸一口气，脸色缓和了些，但眉头依然紧锁。

他领着我们母子俩，穿过长长的走廊，进了一间挂着“主任办公室”牌子的小房间。房间不大，一张办公桌，两个沙发，收拾得干干净净。他给我们倒了两杯热水，搪瓷杯壁暖烘烘的，可我捧在手里，却感觉不到一丝暖意。

“坐吧，别紧张。”王主任自己点了根烟，深深吸了一口，吐出的烟雾缭'绕，遮住了他复杂的表情。

我抱着念真坐下，孩子大概是累了，靠在我怀里昏昏欲睡。我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干部，嘴唇动了动，却不知道该问什么。是该问建国好不好，还是该问他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消息？

“你就是李秀莲……”王主任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确认，“跟信里写的一模一样，倔。”

我心里一惊，他怎么知道信？难道建国把我们的事都告诉他了？

“你别怕，我叫王海，是厂里的副主任，管技术的。建国……他以前是我的兵。”王主任弹了弹烟灰，像是陷入了回忆，“当年我们一块儿在农场，我是连长，他是我们连里的秀才。这小子，有才华，也能吃苦。”

听到他夸建国，我心里稍微踏实了些。我从布包的最里层，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个用油纸包着的小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十几封已经泛黄的信，还有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年轻的建国穿着白衬衫，笑得一脸灿烂，他身边站着一个梳着麻花辫的姑娘，那就是我。

“王主任，您看，这是建国。”我把照片递过去，声音有些哽咽。

王海接过照片，凑到眼前仔细看了看，长长地叹了口气：“是啊，那时候多年轻……一晃都快十年了。”

他把照片还给我，看着我说：“秀莲同志，你一个人带着孩子从云南过来，不容易吧？”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这一路的艰辛，别人的白眼，心里的惶恐，在这一刻都化作了委屈。我强忍着，摇了摇头：“只要能找到他，再苦也不算啥。”

这些年，我就是靠着他的信活过来的。信里他说，上海政策变了，他能回来了。他说他会先回来安顿好，站稳脚跟，马上就来接我和孩子。他说上海有高楼，有电灯，有好吃的，要让念真在这里上最好的学。每一句话，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可是，他回上海的第二年，信就断了。开始我以为是邮路不通，后来我每个月都去县里邮局问，可再也没有收到过一封信。我给他厂里写信，也都石沉大海。村里人开始说闲话，说城里来的知青靠不住，肯定是在上海变了心，不要我们娘俩了。

我不信。我的建国不是那样的人。他走的时候，眼睛都是红的，他说，秀莲，等我，我一定回来接你。我相信他。我相信他一定是有什么难处。

“你……恨他吗？这么多年没消息。”王海忽然问，眼神很锐利，仿佛要看穿我的内心。

我愣住了。恨吗？夜深人静的时候，抱着生病的念真，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的时候，我确实怨过。我怨他为什么一去不回头，怨他为什么把我们娘俩丢在那个穷山沟里。可是，怨归怨，我心里那点念想，就像是风里的烛火，再怎么摇晃，也从没灭过。

“我不恨。”我摇摇头，声音很轻但很坚定，“他肯定是有苦衷的。不然，他不会不要我们的。”

王海看着我，眼神里流露出一丝赞许，又有一丝怜悯。他掐灭了烟头，正要说什么，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

一个穿着干净工作服的男人站在门口，他看起来四十岁左右，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斯斯文文的。可他的脸色，白得像一张纸，嘴唇哆嗦着，看着我的眼神，充满了震惊、愧疚、慌乱，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恐惧。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

我怀里的念真也醒了，他揉了揉眼睛，看着门口的男人，怯生生地喊了一声：“爹？”

那个男人，就是思夜想的丈夫，陈建国。

可他没有像我想象中那样冲过来抱住我们，他只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尊石像。

第二章 一碗陌生的阳春面

陈建国就那么站在门口，我们之间隔着三四米的距离，却像隔了一条跨不过去的河。

他的眼神躲闪着，不敢直视我，也不敢看念真。他比照片上成熟了许多，眼角有了细纹，身上那件的确良衬衫笔挺，再也不是当年那个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却能跟我聊一晚上星星的毛头小子了。他成了个真正的城里人，而我，还停留在原地。

我的心，像被泡在冰水里，一点点地往下沉。我预想过无数次重逢的场景，我们可能会抱头痛哭，也可能会激动得说不出话。唯独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尴尬的沉默。

“建国，你……”王主任站起来，打破了这令人窒息的寂静，“你看看谁来了。”

陈建国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他终于迈开步子，慢慢地走了进来。他的脚步很沉，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我的心上。他走到我面前，低着头，声音沙哑得厉害：“秀莲……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这五个字，像五根针，狠狠扎进我的心里。不是“你终于来了”，也不是“我好想你”，而是“你怎么来了”。那语气里，没有惊喜，只有惊慌。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刷地一下就流了下来。我抱着念真，站起身，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所有的质问，所有的委屈，都被他这一句话堵在了喉咙里。

念真似乎也感觉到了气氛不对，他紧紧地抓着我的衣角，小声地又喊了一声：“爹……”

陈建国这才像是被烫到一样，身体抖了一下。他蹲下身，想去摸念真的脸，手伸到一半，又停在了半空中。他的手，很干净，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而念真的脸上，还带着一路风尘的灰。

“孩子……都这么大了。”他喃喃地说，眼圈也红了。

我以为他接下来会给我们一个解释，一个拥抱。可是没有。他站起身，转向王主任，声音里带着一丝哀求：“王哥，我……我先带他们去招待所，这里……不方便。”

王主任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我，最后点了点头，沉声说：“去吧。建国，有些事，躲是躲不过去的。该怎么处理，你自己心里要有数。”

陈建国没再说话，只是低着头，领着我们走出了办公室。

一路上，他走在前面，我和念真跟在后面。他没有牵我的手，也没有抱孩子，我们就像是三个陌生人。厂里下班的工人来来往往，不时有人跟他打招呼，喊他“陈工”，他都只是勉强地点点头。那些人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在我们身上扫来扫去，让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心里乱糟糟的。他为什么是这种反应？难道村里人说的都是真的？他真的变心了？可王主任的态度又不像。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不敢想，也不愿去想。

厂里的招待所在一个偏僻的角落，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陈建国把我们安顿好，放下钥匙，就说：“你们先休息一下，我去打点饭来。”

说完，他就匆匆地走了，像是逃跑一样。

房间里只剩下我和念真。念真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小声问：“娘，爹是不是不喜欢我们？”

我心里一酸，搂住他，强笑着说：“傻孩子，爹是太累了。你看他，都瘦了。”

我不知道这话是在安慰儿子，还是在安慰我自己。我坐在床边，看着窗外陌生的景色，心里空落落的。从云南到上海，几千里的路，我靠着一个信念走了过来。可现在，人是见到了，我的心却比在路上的时候还要慌。

过了很久，陈建国才提着一个饭盒回来。饭盒里是两碗阳春面，上面飘着几片葱花，闻着很香。

“快吃吧，饿坏了吧。”他把面放在桌上，声音依旧很低沉。

念真是真的饿了，拿起筷子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我却一点胃口都没有。我看着他，想从他脸上找到一丝过去的影子，可看到的只有疲惫和躲闪。

“建国，”我终于忍不住，开了口，“这几年，你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不写信？为什么不来接我们？”

陈建国的身体僵住了，他端着碗的手停在半空中。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才低声说：“秀莲，这件事……很复杂，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你先安心住下，给我点时间，我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又是这样的话。又是让我等。我从二十岁等到快三十岁，还要我怎么等？

“是不是……你在这里……有人了？”我问出了那个我最害怕的问题，声音都在发抖。

陈建国猛地抬起头，眼睛里满是痛苦。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最终却只是摇了摇头，说了一句：“先吃饭吧，面要糊了。”

那一刻，我的心彻底凉了。他没有承认，但也没有否认。那碗热气腾腾的阳春面，在我眼里，却比冰还冷。这陌生的城市，陌生的丈夫，让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天大的笑话。

第三章 招待所的耳语

夜深了，招待所的窗外只有几声零星的虫鸣。

念真在床上睡熟了，小脸上还挂着一丝泪痕。晚饭后，他一直黏着陈建国，想让他抱，可陈建国只是僵硬地拍了拍他的背，然后就借口有事，又匆匆离开了。他说晚上会再过来，可现在，墙上的挂钟已经指向了十点。

我一个人坐在床边，就着昏黄的灯光，反复看着那张已经摩挲得起了毛边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我们笑得那么甜，仿佛世上所有的苦难都与我们无关。可现实呢？现实是他回来了，却像变了一个人。

我的心里像压了块石头，堵得我喘不过气。他为什么不肯解释？为什么不敢看我的眼睛？那个“有人了”的猜测，像毒蛇一样啃噬着我的心。如果真是那样，我该怎么办？带着念真回云南吗？可我们连回去的路费都没有了。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门外传来一阵悉悉索索的说话声。招待所的隔音不好，声音虽然压得很低，但还是能隐约听见一些。

“哎，你看见没？今天陈工领回来的那个女人，穿得土里土气的。”一个女人的声音。

“看见了，还带着个孩子呢，听说是从乡下找来的。”另一个声音接话道，“啧啧，这下可有好戏看了。”

“什么好戏啊？”

“你还不知道？陈工家里的那位，可是个厉害角色。虽然身体不好，但娘家有背景，当初陈工能落实政策，分到房子，可全靠了她家帮忙。”

我的心猛地一抽，呼吸都停滞了。我蹑手蹑脚地走到门边，把耳朵贴在冰冷的门板上。

那个女人还在继续说：“我听说啊，陈工当年在乡下结过婚，就是这个女人。后来回城了，为了前途，就跟这边这个好了。乡下那个，估计是断了联系，以为没事了，谁知道人家现在找上门来了！”

“我的天，那不是……那不是陈世美吗？”

“小声点！让人听见。不过啊，这事也难说。你想想，一边是乡下黄脸婆，一边是能帮衬自己的城里老婆，换你你怎么选？”

外面的声音渐渐远去，我却像被雷劈了一样，浑身冰冷，动弹不得。

陈工家里的那位……城里老婆……

原来，我最害怕的事情，竟然是真的。他不是有苦衷，他不是身不由己，他就是变了心，为了前途，抛弃了我们母子。

这些年来我所有的坚持，所有的等待，在这一刻，都成了一个笑话。我像个傻子一样，守着一个虚假的承诺，为他找了无数个借口。而他，早就在这个繁华的城市里，有了新的家庭，新的生活。

我的脑子里“嗡”的一声，天旋地转。我扶着门框，慢慢地滑坐到地上。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无声地往下掉。我不敢哭出声，怕吵醒了念真。孩子是无辜的，他满心欢喜地来找爸爸，我不能让他知道，他的爸爸已经不要他了。

我该怎么办？我到底该怎么办？

闹吗？去厂里闹，去他家里闹，让所有人都知道他陈建国是个抛妻弃子的负心汉？可然后呢？他身败名裂，我们就能得到幸福吗？不，我们只会被人指指点点，念真也会一辈子活在别人的白眼中。

走吗？就当没来过，带着念真悄悄离开？可我们身无分文，能走到哪里去？就算能走回云南，我又该怎么跟村里人交代？怎么跟盼着我们过上好日子的爹娘交代？

我的心乱成了一团麻。就在这时，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由远及近，停在了我的门口。

是陈建国。

我猛地站起来，擦干眼泪，拉开了门。

他站在门外，手里提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苹果和一些饼干。看到我通红的眼睛，他愣了一下，随即低下头，不敢看我。

“念真睡了？”他小声问。

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只是死死地盯着他，一字一句地问：“陈建国，你告诉我，她们说的，是不是真的？你是不是……在这里，又成家了？”

我的声音不大，却像一把刀子，划破了我们之间最后那层脆弱的伪装。

第四章 两本结婚证的重量

我的质问，像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激起了陈建国脸上所有伪装的波澜。

他猛地抬起头，眼神里满是震惊和慌乱，嘴唇翕动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那副样子，就是最好的回答。

我的心，彻底沉到了谷底。最后一丝希望的火苗，也熄灭了。我看着他，忽然觉得无比的陌生。眼前这个男人，还是那个会在稻田里给我唱山歌，会在油灯下教我识字，会信誓旦旦说要对我好一辈子的建国吗？

“为什么？”我的声音干涩得像被砂纸磨过，“为什么要骗我？如果你不想要我们了，一封信就可以。为什么让我等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让我像个傻子一样，带着孩子千里迢迢来这里，看你的新生活？”

我没有哭，也没有闹。当一个人绝望到极点的时候，反而是流不出眼泪的。

陈建国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他踉跄着后退了一步，靠在了墙上。他手里的网兜掉在地上，苹果滚了一地。他痛苦地闭上眼睛，双手插进头发里，像一头被困住的野兽。

“秀莲，不是你想的那样……事情不是那样的……”他终于开口，声音嘶哑，充满了挣扎。

“那是哪样？”我冷笑一声，“你告诉我，是我听错了，还是她们说错了？你敢说你在这里没有家吗？你敢说你没有老婆吗？”

他沉默了。这沉默，比任何话语都更伤人。

我看着他痛苦的样子，心里却没有一丝快意，只有无尽的悲凉。我们曾经那么好，好到可以把命交给对方。可现在，我们却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互相伤害。

过了很久，他才缓缓地抬起头，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他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是，我在这里，结婚了。但是，秀莲，你听我解释……”

“解释？”我打断他，“还有什么好解释的？陈建国，我看错你了。我以为你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没想到你是个懦夫！是个骗子！”

我的声音终于控制不住地大了起来，惊醒了床上的念真。孩子揉着眼睛坐起来，迷迷糊糊地看着我们，害怕地喊：“娘……爹……你们别吵架……”

听到儿子的声音，我心如刀割。我冲过去抱住他，把他的头埋在我的怀里，不让他看眼前这堪的一幕。

陈建国看着我们母子，脸上露出了更加痛苦的神情。他走过来，在我面前蹲下，仰着头看我，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滑落。一个四十岁的男人，就这样在我面前，哭得像个孩子。

“秀莲，对不起……我对不起你们娘俩……”他哽咽着说，“当年我回来，我爸的问题还没解决，家里被打成右派，成分不好。我到处找不到工作，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我给你写了好多信，寄了钱，可都……都石沉大海。后来我才知道，我家里人怕连累你们，把信都扣下了。”

我抱着念真，身体微微颤抖，听着他断断续续的讲述。

“后来，我进了这个厂，是王哥，就是王主任，他看我可怜，收留了我。可我没户口，没房子，什么都没有。就在我快撑不下去的时候，我遇到了她……林文静。她身体不好，不能生育，她家里也需要一个男人撑门面。我们……我们就……协议结婚。”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钱包，从夹层里拿出两张纸，递到我面前。

是两本结婚证。一本，是我和他的，发黄，破旧。另一本，是崭新的，上面是他和一个陌生女人的名字——林文静。

“我们只是名义上的夫妻，秀莲，我们没有……没有夫妻之实。”他急切地解释道，“我跟她说过，我在云南有家，有你，有孩子。她说她不介意，她说等我安顿下来，就把你们接过来。这两年，我拼命工作，当上工程师，分了房子，就是想……就是想给你们一个家啊！”

我看着那两本结婚证，脑子里乱成一团。他说的是真的吗？协议结婚？名义夫妻？这些城里人的事情，我听不懂，也无法理解。我只知道，他背着我，和另一个女人领了结婚证，组建了家庭。

“那她……知道我们来了吗？”我颤抖着问。

陈建国痛苦地点了点头：“王哥已经打电话告诉她了。她……她说明天会过来。”

我的心又一次被揪紧了。明天，我就要见到那个占据了我丈夫位置的女人。我们会说什么？做什么？是像仇人一样撕打，还是……我不敢再想下去。

这个夜晚，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陈建国没有走，他就坐在地上的小板凳上，守了我们母子一夜。我们谁也没有再说话，房间里只有挂钟的滴答声，和我们三个人沉重而压抑的呼吸声。

第五章 两个女人的对峙

第二天上午，阳光透过招待所的窗户照进来，却驱散不了房间里的阴冷。

我和陈建国一夜没睡，两个人都顶着一双通红的眼睛。念真似乎也感受到了这压抑的气氛，醒来后就一直很安静，不吵也不闹，只是紧紧地挨着我。

我们在等待，等待那个叫林文静的女人。这感觉，像是在等待一场审判。

大概九点多钟，门口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陈建国的身体猛地一僵，他站起来，深吸一口气，走过去拉开了门。

门口站着一个女人。她看起来三十多岁，脸色有些苍白，但眉眼很清秀。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连衣裙，很干净，也很得体。她不像我想象中那种盛气凌人的样子，反而显得有些柔弱，眼神里带着一丝歉意和疲惫。

她就是林文静。

她的目光越过陈建国，落在了我和念真的身上。我们三个人的视线在空中交汇，时间仿佛凝固了。

这是一个多么荒唐的场面。一个男人的两个妻子，就这样，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见了面。

“你们……聊吧。”陈建国艰难地吐出几个字，然后像逃一样地退了出去，还顺手带上了门。他把这个战场，留给了我们两个女人。

房间里只剩下我和她，还有不明所以的念真。

“你就是秀莲姐吧？”林文静先开了口，她的声音很轻，也很柔，像江南的细雨，“我叫林文静。坐吧，我们谈谈。”

她在桌子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动作很从容。相比之下，我显得局促不安，双手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我把念真搂得更紧了些。

“建国他……都跟我说了。”林文静看着我，眼神很平静，“我知道，这件事，是我对不起你。我不求你原谅，我今天来，是想跟你商量一个解决的办法。”

我没想到她会是这样的态度。没有指责，没有谩骂，甚至没有一丝敌意。这让我准备好的一肚子的话，都堵在了嗓子眼。

“你想怎么解决？”我警惕地看着她。

她从随身带的布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推到我面前。“这里是五百块钱，还有一张回云南的火车票。我知道这些弥补不了什么，但这是我目前能拿出来的所有积蓄了。你带着孩子，回云南去吧。那里才是你的家。”

我的血一下子就涌上了头顶。钱？火车票？她这是在打发叫花子吗？她以为用钱就可以买断我和建国十几年的感情？就可以抹去念真这个活生生的儿子？

“我不走！”我猛地站起来，把那个信封推了回去，声音因为激动而发抖，“这里也是我的家！陈建国是我男人，念真是他儿子！我们哪儿也不去！”

念真被我的反应吓到了，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林文静的脸上闪过一丝伤感，她看着哭泣的念真，轻声说：“秀莲姐，你冷静点。你有没有想过，你留下来，能得到什么？建国他现在是厂里的工程师，是城市户口。而你呢？你没有工作，没有户口，你和孩子留下来，只会成为他的拖累。你们三个人，都会成为别人的笑柄。”

她的话，像一把刀子，精准地插进了我最痛的地方。是啊，我拿什么留下来？我只是一个从山沟里出来的农村妇女，大字不识几个。而她，是城里人，有工作，有背景。我凭什么跟她争？

我的心里充满了不甘和愤怒。我凭什么？就凭我和建国是真心相爱，就凭我们拜过天地，就凭念真是他的亲骨肉！

“拖累？我没想过要拖累谁！”我红着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有力气，我能干活！我能去刷盘子，能去扫大街，我能养活自己和孩子！我不要他的钱，我只要我男人！只要我儿子有个爹！”

“你以为在上海活下去那么容易吗？”林文静的语气也重了一些，“你以为有力气就行了？这里不是你们云南！没有户口，念真连学都上不了！你忍心看着他一辈子被人戳脊梁骨，说他有个乡下妈，说他是个黑户吗？”

她的话，像一盆冷水，从头到脚浇灭了我所有的火焰。

是啊，我忘了，这里是上海。我只想着一家团聚，却忘了现实的残酷。为了我自己所谓的爱情和名分，就要毁了孩子的一生吗？

我看着怀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念真，我的心，疼得像是要裂开。我该怎么办？难道我真的要为了孩子，放弃我的丈夫，放弃这个我盼了十年的家吗？

“秀莲姐，”林文静的声音又软了下来，她站起身，走到我面前，眼神里带着一丝恳求，“算我求你了，你走吧。你成全我们，也成全你自己和孩子。建国他……他是个好人，他夹在中间，也很痛苦。”

我看着她苍白的脸，看着她眼里的疲惫和哀求，我忽然明白了。她或许，也爱着陈建国。又或许，她也只是一个被命运捉弄的可怜人。

我们两个女人，都没有错。错的是这个时代，是命运。

就在我内心激烈交战，几乎要崩溃的时候，招待所的门，被“砰”的一声，从外面撞开了。

陈建国和王主任冲了进来，两个人的脸色都异常难看。王主任手里拿着一份电报，他三步并作两步走到陈建国面前，把电报塞到他手里，声音都在发抖：“建国，你快看！厂里刚收到的，你父亲……你父亲平反了！中央发文了！”

第六章 一份迟到的平反书

那份薄薄的电报，像一道惊雷，在我们三个人之间炸响。

陈建国拿着电报的手，抖得像秋风中的落叶。他反复看了好几遍，仿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然后，他猛地抬起头，看着王主任，嘴唇哆嗦着问：“王哥……这……这是真的？”

“真的！千真万确！”王主任用力拍着他的肩膀，眼睛里也泛起了泪光，“文件已经下达到市里了，马上就会正式通知！你爸的冤案，平了！你们家的成分，也恢复了！”

“爸……”陈建国喃喃地念着这个字，眼泪瞬间决堤。他一个大男人，就那样站在屋子中央，捂着脸，哭得泣不成声。

这哭声里，有太多的委屈，太多的辛酸，太多的压抑。为了这个所谓的“成分”问题，他的人生被硬生生掰成了两段。他背井离乡，有家不能回，有妻儿不能认。他像一个背着沉重枷锁的囚徒，在黑暗中独自前行了太多年。

而现在，天亮了。

我和林文静都愣住了，怔怔地看着眼前这个情绪崩溃的男人。这一刻，我们之间那种剑拔弩张的气氛，悄然消散了。我们不再是情敌，而是两个看着自己心爱的男人受苦，却无能为力的女人。

林文静的眼圈也红了，她默默地转过身，擦了擦眼角。

我抱着念真，心里五味杂陈。我既为他高兴，又感到一阵后怕。如果这份电报晚来一天，或者我真的拿了钱，带着孩子走了，那我们这一家人，是不是就真的永远错过了？

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爱开玩笑。

哭了很久，陈建国的情绪才慢慢平复下来。他擦干眼泪，通红的眼睛里，重新燃起了光。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跟我说话，也不是跟林文静说话，而是走到念真面前，一把将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

“儿子……我的儿子……”他把脸埋在念真的小肩膀上，声音哽咽，“爹对不起你……爹对不起你啊……”

念真被他突如其来的拥抱吓了一跳，但很快，血浓于水的亲情让他感受到了这个怀抱的温暖。他伸出小手，笨拙地拍着陈建国的后背，奶声奶气地说：“爹不哭……念真不哭……”

看着眼前父子相认的场景，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填满了，又酸又暖。这么多年的等待和委屈，在这一刻，似乎都值得了。

陈建国抱着儿子，缓缓地转过身，看向林文静。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感激，也充满了深深的歉意。

“文静，”他开口，声音沙哑，“谢谢你。这些年，要不是你，我们陈家……可能就真的散了。这份恩情，我陈建国一辈子都记得。”

林文静摇了摇头，脸上露出一丝苦涩的微笑：“建国，我们之间，不用说这些。当初我们结婚的时候，就说好了的。我帮你渡过难关，你给我一个名分，我们各取所需。现在，你的难关过去了，我们也该……结束了。”

她的话说得很平静，却像一块巨石，重重地砸在了每个人的心上。

“文静，你……”陈建国想说什么，却被她抬手打断了。

“你别说了，我都明白。”林文静的目光转向我，眼神里没有了之前的疏离，多了一份释然，“秀莲姐，以前，是我占了你的位置，对不起。现在，我把他还给你。你们才是一家人。”

说完，她从口袋里拿出一把钥匙，放在桌上。“这是……家里的钥匙。我今天就搬回我娘家去住。你们……好好过日子吧。”

她说完，转身就要走。

“等等！”我下意识地喊住了她。

她回过头，有些疑惑地看着我。

我看着她苍白而清瘦的脸，看着她故作坚强的眼神，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她也是个可怜人。为了所谓的名分，牺牲了自己的婚姻和幸福。她不是坏人，她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保护自己，也保护了陈建国。

“这个家，不能没有你。”我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建国欠你的，我们陈家欠你的，要用一辈子来还。如果你不嫌弃，以后，我们就是姐妹。”

我的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陈建国和王主任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而林文静，她那双一直平静如水的眼睛里，第一次，泛起了晶莹的泪光。

第七章 灶台上的两双碗筷

林文静最终没有走。

她看着我，泪水在眼眶里打转，看了很久很久，最后轻轻地说了一声：“谢谢你，姐姐。”

那一天，我们四个人，还有王主任，进行了一场漫长的谈话。陈建国把他这些年的所有经历，毫无保留地讲了出来。从他父亲被打倒，到他回城后的四处碰壁，再到和林文静的“协议婚姻”，以及他如何偷偷给家里寄钱，却被中间人私吞的绝望。

他的故事，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充满了无奈和辛酸。他不是不爱我们，只是命运把他逼到了一个无路可走的角落。为了保护家人，也为了保护远在云南的我们，他选择了用一种最笨拙，也最伤人的方式，独自扛下所有。

而林文静，她的故事同样令人唏嘘。她出身书香门第，却因为身体原因，一直被人非议。和陈建国的结合，对她来说，既是一种互助，也是一种解脱。她用她的家庭背景，为陈建国撑起了一片可以喘息的天空。

听完他们的故事，我心里所有的怨恨都烟消云散了。我们三个人，就像是被命运的绳索捆绑在一起的蚂蚱，谁也挣脱不了。现在，绳索解开了，我们不应该互相憎恨，而应该互相扶持。

王主任听完，掐灭了烟头，长叹一声：“都过去了。好在，老天有眼，没让你们一家人真的散了。建国，你小子有福气啊，娶了两个这么好的女人。”

最后的解决方案，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林文静主动提出了离婚，她说，这个名分，她不能再占着了。但她也接受了我的提议，不搬走。她说，她身体不好，一个人住着，家里人也不放心。我们这个家，正好可以互相照应。

就这样，一个在外人看来无比奇怪的“家庭”组合诞生了。

我们搬进了陈建国分的那套两居室的房子里。房子不大，但很温馨。我和念真住一间，林文静住一间。陈建国，就在客厅搭了张行军床。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着。

开始的时候，总有些尴尬。但女人之间的情谊，有时候就是在厨房的烟火气里建立起来的。林文静身体弱，不能做重活，但她会教我怎么用煤气灶，怎么挑上海人喜欢吃的青菜。我呢，就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把屋子收拾得井井有条，每天变着花样给他们做饭。

念真成了我们三个人之间的黏合剂。他一会儿跑到林文静房间，让她教自己认字画画，一会儿又黏着我，让我给他讲山里的故事。他开始喊林文静“文静姨”，喊得自然又亲切。

陈建国变了，变得爱笑了。他不再是那个愁眉苦脸，心事重重的工程师。他每天下班，都会带回来一些小零食，或者一束便宜的野花。他会陪着念真做作业，也会在吃饭的时候，给我们俩一人夹一筷子菜。他的眼里，有了光，有了对未来的期盼。

周围的邻居和厂里的同事，自然少不了一些风言风语。但我们三个人，却用一种超乎寻常的默契，抵挡了所有的流言。我们一起出门买菜，一起去公园散步，看起来，就像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家人。

我知道，这样的生活并不完美，甚至有些畸形。我和建国之间，依然隔着一层看不见的膜。我们名义上是夫妻，却无法像真正的夫妻那样生活。但比起过去的十年，我已经很满足了。

半年后的一个傍晚，上海下起了小雨。

我正在厨房做饭，灶上炖着一锅香喷喷的鸡汤。林文静在客厅教念真念诗，陈建国在阳台上修理一把坏了的椅子。屋子里充满了温暖的生活气息。

我盛了一碗鸡汤，端给林文静，让她暖暖身子。她接过碗，对我笑了笑，那笑容，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

我回到厨房，看着灶台上属于我和建国的那两双碗筷，并排放在一起。它们是那么的普通，却又显得那么的安稳。我忽然明白了，家是什么。家不是一张结婚证，也不是一个名分。家是有人为你留一盏灯，是有人为你做一顿热饭，是无论多晚回来，都有人在等你。

窗外的雨还在下，但我的心里，却是一片晴空。从云南到上海，我跨越了千山万水，寻找我的丈夫，寻找一个答案。现在，我找到了。答案不在过去，不在对错，而在未来的每一天，在这灶台上的两双碗筷里，在这满屋的烟火气里。

生活，给了我最沉重的考验，但也给了我最温柔的补偿。这就够了。

来源：沉默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