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5年8月，抗日战争硝烟散去，中国却站在了内战的悬崖边缘。美、苏、英三国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国人民渴望和平，发动内战不得人心。

1945年8月，抗日战争硝烟散去，中国却站在了内战的悬崖边缘。美、苏、英三国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国人民渴望和平，发动内战不得人心。

但蒋介石打内战的方针早已确定，国内外形势使他有所顾忌。

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以“万急”之态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共定大计”。

蒋介石试图通过谈判争取时间，调兵遣将，为内战做准备。他料定毛泽东不敢冒险前来，这样便可借机将内战责任推给共产党。

出乎蒋介石预料的是，毛泽东毅然决定亲赴重庆。

这位中共领袖回复“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

在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接连召开会议讨论应对之策。党内普遍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忧，因为1929年蒋桂战争时，蒋介石曾扣押李济深；1936年西安事变后，他又扣押张学良。

然而，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认为去重庆，“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毛泽东做好了最坏打算，他向中央建议，在自己离开延安期间，由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他坦然表示：

“如果这些条件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盟，我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

1945年8月28日下午3点36分，毛泽东乘坐的476650号军用飞机在重庆九龙坡机场着陆。头戴灰色拿破仑帽、身着中山装的毛泽东第一个走出机舱，这一刻，山城重庆为之震撼。

毛泽东的到来在社会上激起了巨大反响。成都《华西晚报》评论道：

“毛泽东到了重庆，并且开始了国共两党领袖的直接谈判。对于中国人民，这是一个比之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更使人欣喜的消息。”

更有报道将毛泽东的抵达比喻为，“好像在阴暗的天空中忽然放出来一道光明”。

诗人柳亚子赠诗毛泽东，称赞其“弥天大勇”。

毛泽东抵达重庆后，与蒋介石开始了面对面的较量。在43天的谈判中，毛泽东与蒋介石11次“面对面”、8次直接交锋，国共两党代表进行了12轮正式谈判。

国民党方面企图以“统一政令军令”的名义取消解放区和人民军队。

在谈判策略上，毛泽东展现了高超的政治智慧。他提出：

“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容许作一些让步，用这些让步去换得全国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

这一原则使得中共在谈判中既保持了灵活性，又坚守了底线。

谈判期间，毛泽东广泛接触各界人士。他与民主党派人士结下深情厚谊，践行“拜客，什么人我都要见”的承诺。

这期间，大气磅礴的《沁园春·雪》在重庆传诵一时，展现了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始终处变不惊。随行人员回忆道：

“无论谈判多么紧张，斗争多么尖锐，争执多么激烈，毛主席的表情是平静的，举止是从容的，讲话时的语调也都是温和的。”

战场与谈判桌形成了默契的配合。就在谈判进行期间，国民党阎锡山部出兵攻打山西上党地区的人民军队。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部队坚决反击，歼敌3.5万人，遏制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

上党战役的胜利加强了中共在谈判中的地位。毛泽东赴重庆前就对即将前往前线的同志说：

“蒋介石这个人我们是了解的。你们在前方打得好，我就安全一些，打得不好，我就危险一些。”

这一军事胜利有力地配合了中共在谈判桌上的斗争。毛泽东后来总结道：

“‘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从前不去是对的，这次去也是对的，都是针锋相对。”

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在桂园客厅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当局口头上表示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

尽管双方在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两个根本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但重庆谈判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共产党通过这次谈判赢得了民心，掌握了政治主动权。正如毛泽东指出的：

“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

在离开重庆两天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

历史证明，蒋介石的“一握”根本无法控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这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误判之一。

来源：空舟自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