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帮助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

摘要：2023年的一天，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回到母校，与一位90多岁的老人相见。两人诗兴大发，互赠打油诗，展现了深厚的师生情谊。这位老人就是徐怀中——莫言多次公开表达的"恩师"。2012年，莫言在瑞典学院的诺贝尔奖演讲中郑重致谢："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

2023年的一天，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回到母校，与一位90多岁的老人相见。两人诗兴大发，互赠打油诗，展现了深厚的师生情谊。这位老人就是徐怀中——莫言多次公开表达的"恩师"。2012年，莫言在瑞典学院的诺贝尔奖演讲中郑重致谢："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这段话将一位文坛巨匠与他的恩师紧密相连，引发我们思考：徐怀中在莫言获得诺贝尔奖的道路上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他是否是莫言文学成就的引路人？

一、莫言老师：徐怀中

徐怀中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位独具特色的作家，2019年以90岁高龄凭借《牵风记》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成为该奖最年长的获奖者。他1945年参加八路军，有着丰富的革命经历，历任西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研究员、解放军报社编辑、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员等职。1984年，徐怀中奉命组建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并担任首任主任，这一身份让他与莫言的命运产生了交集。

当时，莫言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文学青年。据徐怀中回忆，他看到莫言的报考作品《民间音乐》后十分欣赏。这篇小说曾得到著名作家孙犁的赏识，认为有点"艺术至上的味道"，其中的主人公"小瞎子"写得"空灵飘渺"。徐怀中根据考试成绩决定录取莫言，使军艺文学系成为莫言真正冲向文坛的跑道。在军艺，徐怀中亲自帮莫言分析作品，找出毛病，探寻独特的创作道路，并且凭借自己在文学界的威望向报刊和出版社推荐莫言的作品。莫言对这段经历充满感激，他曾在多个场合提到徐怀中对他的知遇之恩。在诺贝尔奖演讲中，莫言特别提到徐怀中是他的"恩师"，承认在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他才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奠定他文学地位的中短篇小说。这种公开的致谢在诺贝尔奖的历史性场合中显得格外郑重，可见徐怀中在莫言心中的地位。

然而，面对莫言的感激，徐怀中却保持着一贯的谦逊。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听了一下莫言在瑞典学院的演讲，他称我是他的恩师，这话过分了。要说恩师，他的恩师应该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他要感谢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蓬勃兴起的思想解放浪潮。" 徐怀中将莫言的成功归因于时代而非个人，这种态度恰恰体现了他作为文学前辈的胸怀和格局。

徐怀中对莫言的影响首先体现在他对莫言文学天赋的敏锐识别和关键指导上。在莫言刚刚踏入军艺校园时，他还只是一个初露头角的文学青年，而徐怀中已经是一位享有盛誉的作家。徐怀中不仅发现了莫言的潜力，更通过具体的创作指导，帮助莫言找到了自己的文学道路。

二．徐怀中的特点

（一）人性化叙事：战争背景下的个体关怀

徐怀中的军旅小说突破了传统战争文学的框架，不再局限于宏大的战争场面和英雄主义叙事，而是将目光投向战争中的个体，关注那些被时代洪流裹挟的普通人。在他的代表作《牵风记》中，这种人性化叙事得到了充分体现。正如研究指出，徐怀中"并非将叙述视野单纯地聚焦于具体的战争场景，以及某一群像的塑造。而是着意于描写那一特殊年代里平凡人的不平凡经历。作者力图揭露并且展现作为个体人的人性美"。

这种叙事视角的转变在《牵风记》中表现为对三位主角和一匹战马的细腻刻画：投奔延安的青年学生汪可逾，知识分子出身的团长齐竞、骑兵通信员曹水儿，还有一匹灵性神奇、善解人意的老军马。徐怀中通过对这些角色内心世界的深入挖掘，展现了在极端战争环境下人性的复杂与真实。他将军旅文学特有的政治优势转化为艺术的审美优势，在战争这块"画布"上尽情地描摹人性、人情，这种创作理念直接影响了莫言后来在《红高粱》等作品中对战争背景下人性描写的处理方式。

徐怀中的人性化叙事还体现在对战争中的弱势群体的关注上。他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如《牵风记》中的汪可逾、《西线轶事》中的女电话兵们，都不是传统意义上脸谱化的英雄，而是有着真实情感和弱点的普通人。他"关注军人的日常生活，作品中既有宏大叙事，又关注个体的精神世界"，这种创作倾向打破了军旅文学一向以塑造男性英雄为主流的模式，为军旅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典型。

（二）艺术持守与创新：从《西线轶事》到《牵风记》

徐怀中的创作生涯跨越数十年，从《西线轶事》到《牵风记》，体现了他在艺术上既持守核心美学追求，又不断探索创新的特点。根据研究，这两部作品"都善于刻画战争的自然环境，都弘扬英雄主义与人道主义，都运用'突转'手法使人物性格多元立体化"。这表明徐怀中对军旅文学的核心价值有着坚定的持守。

然而，徐怀中并不固步自封，而是在持守中寻求创新。《牵风记》相较于他之前的作品，在多个方面展现了艺术上的突破："在身体书写上更为突出，通过用典和雅驯的语言使作品更具有书卷气，同时，在意境和意象的营构上也更见匠心"。这种创新体现在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合上，如古琴、银杏树等意象的运用，使作品在写实的基础上增添了浓厚的象征意味和诗意氛围。

徐怀中的艺术创新还表现在叙事结构的探索上。他的作品"突破情节中心:时间叙事与小说结构"，采用灵活变换的叙事时空和交错并置的叙事结构，打破了传统线性叙事的束缚。在《牵风记》中，他通过时间跳跃与情节碎片化、时间停顿与诗化抒情结构、时间刻意断裂与留白思考等手法，创造了更加丰富多元的叙事效果。这种对叙事形式的探索精神，无疑对莫言后来的叙事实验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对军旅文学传统的突破与超越

徐怀中的创作是对传统军旅文学的重要突破。他的作品不再遵循"高、大、全"的英雄塑造模式，而是致力于刻画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在《西线轶事》中，他塑造了刘毛妹这一带着心灵创伤来到战场的士兵形象，他言语不恭、行为散漫，与传统的"英雄"标准相去甚远，但在危急时刻却能挺身而出，为战争胜利献出生命。这种"有缺点"的英雄形象打破了人们对英雄的刻板印象，丰富了军旅文学的人物类型。

更为重要的是，徐怀中的创作超越了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体现了深厚的人道主义关怀。在《阮氏丁香》中，他以越南战俘为主角，通过对阮氏丁香在战俘营中由坚决对抗到主动沟通的转变过程，塑造了一个个性鲜明的女俘形象。这种尝试让读者能够站在客观角度重新审视战争，体现了跨越国界的人道主义精神。

徐怀中对军旅文学的另一个重要突破是打破了题材界限的束缚。他的《底色》是一部非虚构文学作品，将小说、散文、通讯、特写、政论、日记等文体融为一体，彻底模糊了虚构与非虚构的边界。这种跨文体创作的实验精神，为军旅文学开拓了新的可能性，也为后来莫言多种文体结合的创作提供了借鉴。

三、徐怀中对莫言获得诺奖的影响

徐怀中在莫言的文学生涯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慧眼识才的伯乐、创作自由的捍卫者，以及文学道路的引路人。

（一）慧眼识才的伯乐：从军艺招生到《透明的红萝卜》

徐怀中首先是以"伯乐"的身份出现在莫言的文学生涯中，他的赏识和提携为莫言开启了文学之门。1984年，徐怀中奉命组建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并担任首任主任，他看到莫言的《民间音乐》后，十分欣赏，根据考试成绩决定录取莫言。这一决定改变了莫言的命运，使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成为莫言"真正冲向文坛的跑道"。

徐怀中不仅录取了莫言，还亲自指导他的创作。莫言在瑞典学院的诺贝尔奖演讲中深情地说："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 这段话明确肯定了徐怀中对他早期创作的关键影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徐怀中对《透明的红萝卜》的扶持。这部作品是时任军艺文学系主任徐怀中推荐给《中国作家》的。考虑到莫言对于广大读者来说还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中国作家》在发表这篇小说时，特意配发了一篇军艺师生关于《透明的红萝卜》的对话《有追求才有特色》。徐怀中还将小说的篇名从《金色的红萝卜》改为《透明的红萝卜》，这一改动不仅更具诗意，也更能体现作品的超现实主义风格。在徐怀中的大力推荐下，《透明的红萝卜》得以在《中国作家》这样的高规格刊物上发表，使莫言一举成名。

徐怀中对莫言的才华有着非凡的洞察力。早在26年前，他就在一篇评论中断言莫言具有成为大师的潜质。他对莫言的文学天赋赞不绝口："莫言的文学天赋很高。他的天赋不是靠谁帮助一下、指点一下产生的。或者说，他的才华是注定要被世人瞩目的。" 这种早期的认可和鼓励，为莫言后续的文学创作注入了强大的信心。

（二）创作自由的捍卫者：在禁锢与解放之间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文学环境中，徐怀中作为文学界的权威人士，为莫言极具颠覆性的创作提供了关键的保护和支持。当时莫言的创作风格与主流的军旅文学格格不入，如果没有徐怀中的力挺，他的作品很难被当时的文坛接受。

徐怀中对于莫言的重要性，不仅是赏识，更重要的是保护。因为莫言在军旅文学中的出现，具有很强烈的颠覆性，其对现实生活的态度，与军旅本应有的色调是那样格格不入。如果不是徐怀中以他当时的身份力挺（先是军艺文学系主任，后是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部长），莫言顶起巨石的成长几无可能。

《三联生活周刊》前总编辑朱伟曾强调徐怀中作为"庇护大树"的作用："莫言的幸运是遇到了徐怀中，徐怀中无疑是莫言背后，庇护他的一棵大树——若没有这棵大树，就不会有莫言无须恐惧禁区，可以放肆地越写越自信的宽广的文学之路。" 这种庇护为莫言创造了宝贵的创作空间，使他能够自由地探索独特的文学风格，而不必过分担心外界的批评和压力。

徐怀中保护的不是某种具体的创作风格，而是创作自由本身。他曾表示："听了一下莫言在瑞典学院的演讲，他称我是他的恩师，这话过分了。要说恩师，他的恩师应该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他要感谢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蓬勃兴起的思想解放浪潮。" 这种对思想解放和创作自由的推崇，正是徐怀中给予莫言最宝贵的精神资源。

在徐怀中的庇护下，莫言得以在文学创作中大胆实验，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的《红高粱》系列作品以其强烈的个性、奔放的想象力和对传统叙事模式的突破，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表现手法。这种创新精神和艺术勇气，与徐怀中营造的宽松环境密不可分。

（三）文学道路的引路人：从现实主义到魔幻现实主义

徐怀中不仅是莫言的保护者，更是他文学道路上的引路人，对莫言艺术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并非简单的技法传授，而是通过言传身教培养莫言对文学本质的理解和艺术创新的勇气。

徐怀中自己的创作就体现了不断探索的艺术精神。他的《牵风记》"艺术特色鲜明，作者在小说叙事视角、人物性格塑造以及主旨意蕴阐发等多个方面做出了调整与创新"，这种创新精神无疑对莫言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徐怀中对莫言艺术探索的肯定是无条件的，即使那些探索与传统的军旅文学相去甚远。对莫言的尝试，徐怀中予以了充分的肯定，说"这是一种很难的写法"。

徐怀中还帮助莫言找到了自己的文学根基。他指出莫言的作品根系深深地插在肥沃的中华文化泥土之中，"齐鲁大地的风土人情、工匠农艺、神话传说、地方戏曲等等这些古来农耕的遗风，是他取之不尽的能源库存"。这种对文化传统的重视，使莫言虽然吸收了西方现代文学的技巧，但始终扎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

尤为重要的是，徐怀中帮助莫言在借鉴外国文学的同时保持文化自信。他称赞莫言："有着天马行空一样的超常想象力，有着电光石火一样的敏锐艺术感觉。他作品的字里行间，浸润着醇厚的中华文化底蕴，体现出古老的哲学之光，与西方的文学景观呈现出反差，别有洞天。" 这种对文化差异性的强调，使莫言在创作中不致迷失在单纯模仿西方文学的陷阱中，而是致力于创造具有中国气派的现代文学。

在徐怀中的引导下，莫言成功地将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乡土文化相结合，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文学世界。他的《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作品，既吸纳了世界文学的精华，又深深植根于高密东北乡的文化土壤，最终形成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文学风格。正如徐怀中所说："莫言成为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新科得主纯属水到渠成，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