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年是1976年，夏天来得特别磨叽，黏糊糊的热气像是没拧干的湿布，盖在人身上。

那年是1976年，夏天来得特别磨叽，黏糊糊的热气像是没拧干的湿布，盖在人身上。

我去公社开会。

我们村离公社有十几里地，全是土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

那天还好，没下雨，就是太阳毒得厉害，把路面都晒出了一层白花花的盐霜。

我骑着队里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车链子“哗啦哗啦”地叫唤，像是在替我喊累。

开会的地方是公社大院里头那间最大的瓦房，平时拿来放电影，墙上还刷着“农业学大寨”的红漆字，漆皮都起卷了，像一张张咧开的嘴。

屋里头闷得像个蒸笼，几十号人挤在一起，汗味、烟味、还有屋梁上那股子陈年木头被晒透了的味儿，混在一块儿，熏得人脑子发懵。

公社李主任在台上讲话，唾沫星子乱飞，声音拖得长长的，跟那驴叫唤似的，一个调子能拐八个弯。

我坐在最后一排，靠着墙，假装认真听，其实脑子里早就飞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琢磨着队里那几亩水稻田该灌水了，张大爷家的牛前两天看着有点蔫，别是得了什么病。

还有我娘让我回来的时候捎上半斤煤油，家里的灯快点不着了。

这些事儿，鸡毛蒜皮的，可就这么一件件堆在心里，比李主任的报告重要多了。

好不容易熬到散会，跟“放学”似的，大伙儿“呼啦”一下全涌了出去。

我推着车子，混在人堆里往外走。

太阳已经偏西了，光线软了不少，照在人身上暖洋洋的，没那么扎人了。

刚走出公社大院没多远，就听见后头有人喊我。

声音脆生生的，有点急。

“前边骑车的同志，等一下！”

我捏了刹车，回头看。

一个姑娘，正小跑着追过来。

我不认识她。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两条辫子随着跑动一甩一甩的，额前的碎头发被汗粘住了，一绺一绺的。

跑到我跟前，她停下来，双手撑着膝盖，一个劲儿地喘气。

脸蛋红扑扑的，像秋天枝头上熟透了的苹果。

“你……你是……大王庄的吧？”她喘匀了气，抬起头问我，眼睛亮得像水里捞出来的星星。

我点点头，“是啊，你哪儿的？”

“我是小李庄的。”她说着，手下意识地捻着衣角，有点不好意思，“我刚才在会上看见你了，你坐在最后头。”

我心里“咯噔”一下。

开会的时候，我大半时间都在走神，偶尔还打了个盹，该不是被她瞧见了吧？这要是传出去，说我开会不积极，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脸上有点发烧，含糊地“嗯”了一声。

她好像看出了我的窘迫，赶紧摆摆手，说：“你别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我找你，是有个要紧事。”

她的神情一下子变得很严肃，还紧张地往四周看了看，好像怕被人听见似的。

那时候，人跟人之间都提防着呢，沾上“要紧事”这三个字，总让人心里发毛。

我心里也跟着悬了起来，“什么事？”

她咬了咬嘴唇，又看了一眼周围，压低了声音说：“这儿人多，不方便说。能不能……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我犹豫了一下。

天快黑了，我还得赶十几里路回家，娘还等着煤油点灯呢。

再说，跟一个不认识的姑娘单独待在没人的地方，传出去闲话不好听。

她看我没吭声，急了，眼睛里都泛起了一层水汽。

“就一会儿，真的，特别要紧的事，非得单独告诉你不可。”

她的声音里带着点儿恳求，让人没法拒绝。

我心里一软，想了想，说：“行吧。前边有个小树林，去那儿说。”

我推着车，她跟在我旁边，两个人都不说话。

车链子的“哗啦啦”声，这时候听着格外响。

我能闻到她身上有股淡淡的皂角味，混着汗味，不难闻，是一种很干净的味道。

到了小树林，天色已经暗下来了。

林子里光线更差，树影幢幢的，像一个个沉默的巨人。

风吹过树梢，发出“沙沙”的声响。

我把车子支好，靠在一棵大杨树上，点了根烟。

那时候的烟，便宜，呛人，吸一口，从鼻子到肺都火辣辣的。

我问她：“说吧，啥事儿？”

她没立刻开口，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小心翼翼地递到我面前。

是个用手绢包着的小方块。

手绢是块旧的，蓝印花的，边角都磨毛了。

她把手绢一层层打开，里头露出来的，是一只小小的木头鸟。

那鸟儿雕得活灵活现，翅膀微微张开，好像马上就要飞走一样。

木头已经很旧了，颜色深沉，包浆很厚，摸上去光溜溜的，显然是被人常年攥在手里摩挲的。

我愣住了，“这是什么？”

“这个，是我爷爷让我给你的。”她的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了林子里的什么东西。

“给你？”我更糊涂了，“你爷爷是谁？我又不认识。”

“我爷爷叫陈木匠，”她说，“他说，你把这个拿回去，给你爷爷看，他就什么都明白了。”

我爷爷？

我爷爷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庄稼汉，一辈子跟土地打交道，什么时候认识一个木匠了？还是邻村的。

我心里犯着嘀咕，觉得这事儿有点邪乎。

“就为这个？”我有点不信，“这就是你说的要紧事？”

“是，也不是。”她看着我，眼神很复杂，“我爷爷病了，病得很重，大夫说，可能……可能过不去这个冬天了。”

“他说，他这辈子有个心愿没了，死都闭不上眼。这个心愿，就跟这只木头鸟有关系，也跟你爷爷有关系。”

她的眼圈红了，声音也带上了哭腔。

我心里那点不耐烦，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

一个快要离世的老人，一个未了的心愿。

这事儿，一下子就沉甸甸地压在了我心上。

我接过那只木头鸟，入手温润，沉甸甸的，好像攥着一个人的嘱托。

“行，我帮你带到。”我掐了烟，对她说。

她像是松了一大口气，对我鞠了个躬，“谢谢你，真的谢谢你。”

“你叫啥名？”我问她。

“我叫陈淑芬。”她小声说。

陈淑芬。

我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个名字。

“我回去了。”我说。

“嗯，你路上小心。”

我推着车走出树林，回头看了一眼。

她还站在原地，小小的身影，在越来越浓的暮色里，像一棵倔强的小树。

回家的路，我骑得飞快。

心里装着事儿，那十几里地好像也变短了。

那只木头鸟，被我紧紧攥在手心里，已经被我的手汗濡湿了，滑溜溜的。

我脑子里乱糟糟的，全是陈淑芬那双又亮又急的眼睛，还有她说的那些话。

一个心愿？

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愿，能让一个老人在临终前还这么念念不忘？

回到家，天已经全黑了。

院子里，我娘正借着从屋里透出来的昏黄灯光，在院子里择菜。

“咋才回来？油打了吗？”她头也不抬地问。

“忘了。”我心虚地回了一句，赶紧把车推进棚里。

我爹坐在炕上，正“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屋里一股呛人的烟味。

爷爷坐在他旁边，闭着眼睛，像是在打盹。

我把煤油的事儿搪塞过去，说供销社下班了。

然后，我走到爷爷跟前，把那只木头鸟，轻轻放在了他那双布满老茧和皱纹的手上。

“爷，这个，你看看。”

爷爷的眼皮动了动，缓缓睁开了。

他的眼睛已经很浑浊了，看东西得凑得很近。

他拿起那只木头鸟，凑到油灯底下，翻来覆去地看。

屋子里一下子静了下来，只有油灯的火苗，“毕剥”地响了一声。

我爹和我娘都停下了手里的活儿，好奇地看着我们。

我看见，爷爷的手，开始抖。

不是那种老年人控制不住的抖，是激动，是震惊，是难以置信。

他的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

浑浊的眼睛里，慢慢地，慢慢地，蓄满了泪水。

那泪水，就像是干涸了半个世纪的河床，突然涌出了泉水。

“哥……”

爷爷从喉咙里，挤出这么一个字。

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一样。

然后，两行老泪，就顺着他脸上的沟壑，淌了下来。

我爹和我娘都吓坏了。

“爹，你这是咋了？”我爹赶紧凑过去。

我娘也放下手里的菜，一脸担忧。

我长这么大，从没见过爷爷哭。

在我印象里，爷爷就像我们家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永远都是那么沉默，那么坚韧。

天塌下来，他都能顶着。

可现在，他就为了这么一只小小的木头鸟，哭得像个孩子。

我心里又酸又涨，也跟着想掉眼泪。

“爹，你别吓唬我们啊，这到底是啥玩意儿？”我爹急了。

爷爷没理他，只是用那双抖个不停的手，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那只木头鸟。

他的眼神，像是穿透了这只鸟，穿透了这间屋子，看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过了好半天，他才缓过劲儿来。

他擦了擦眼泪，看着我，声音还是抖的。

“这东西……是谁给你的？”

我把遇到陈淑芬的事儿，一五一十地跟他说了。

我说到陈木匠病重，说到他那个未了的心愿。

爷爷听着，眼泪又流了出来。

他攥着那只木头鸟，喃喃自语：“是他……真的是他……他还活着……他还记着我……”

那天晚上，爷爷一宿没睡。

他就那么坐在炕上，守着那盏昏黄的油灯，手里攥着那只木ötter鸟，像是在守着什么稀世珍宝。

我躺在旁边的铺上，也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我能听见爷爷压抑着的、一声声的叹息。

那叹息里，有激动，有悲伤，有悔恨，有太多我说不清楚的情绪。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爷爷就把我叫了起来。

他的眼睛熬得通红，但精神头却出奇的好。

“走，跟我去趟小李庄。”他说，语气不容置疑。

我爹不放心，想跟着去。

爷爷把眼一瞪，“我去见我哥，你跟着算怎么回事？就在家待着！”

我爹不敢再吭声了。

我套上车，拉着爷爷。

清晨的空气凉飕飕的，带着露水和青草的湿气。

路边的庄稼叶子上，挂满了晶莹的露珠。

爷爷坐在车上，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把那只木ötter鸟攥得紧紧的。

到了小李庄，找人一打听，很快就找到了陈木匠家。

那是个很破败的院子，土坯墙都塌了半边，用几根木头撑着。

院门是虚掩着的。

我推开门，一股浓重的中药味就扑面而来。

陈淑芬正在院子里熬药，看见我们，愣了一下，随即脸上露出了惊喜。

“你们来了！”她赶紧放下手里的蒲扇，迎了上来。

“我爷爷……在屋里。”她指了指正屋。

我扶着爷爷，走进那间低矮、昏暗的屋子。

屋里光线很差，得适应一会儿才能看清东西。

一张土炕上，躺着一个老人，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了，脸上盖着一床破旧的被子。

他闭着眼睛，呼吸很微弱，好像随时都会断掉一样。

这就是陈木匠。

爷爷走到炕边，腿一软，就跪了下去。

“哥！”

他这一声喊，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撕心裂肺。

炕上的老人，眼皮艰难地动了动，慢慢睁开了。

他的眼睛，比我爷爷的还要浑浊，像是蒙了一层灰。

他看了我爷爷半天，眼神里全是迷茫。

我爷爷把那只木头鸟，举到他眼前。

“哥，你看，这是咱们的‘同心鸟’啊！你忘了吗？”

陈木匠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只鸟。

过了很久很久，他那双干枯得像树枝一样的手，才颤颤巍巍地抬了起来，摸向那只鸟。

他的嘴唇动了动，发出了几个含糊不清的音节。

“……弟。”

两个加起来快一百五十岁的老人，就这么一个跪在地上，一个躺在炕上，隔着一只小小的木头鸟，泪流满面。

我在旁边看着，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喘不过气来。

陈淑芬也捂着嘴，无声地哭泣。

原来，我爷爷和陈木匠，是拜把子的兄弟。

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

他们俩都是孤儿，从小一块儿在木匠铺里当学徒，吃一锅饭，睡一张床。

那时候穷，师父刻薄，俩人没少挨打挨饿。

他们就相互扶持，你给我留半个窝头，我给你偷个鸡蛋。

有一年发大水，陈木匠为了救我爷爷，差点被水冲走，腿都摔断了。

后来，他们学成出师，就凑钱开了个小小的木匠铺。

生意不好，勉强糊口。

俩人就约定，以后不管谁生了儿子，谁生了闺女，都要结成亲家，亲上加亲，一辈子不分开。

为了这个约定，他们还专门雕了一对“同心鸟”，一人一只，作为信物。

这鸟，一只翅膀张开，一只翅膀合着，两只并在一起，才是一对比翼齐飞的完整模样。

我爷爷手里的，是翅膀张开的那只。

陈木匠手里的，是翅膀合着的那只。

可后来，世道乱了。

兵荒马乱的，为了活命，俩人只能散了铺子，各奔东西。

临走前，他们约定，不管走到哪儿，以后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对方，完成当年的誓言。

可这一别，就是四十年。

四十年，沧海桑田。

他们都以为，对方可能早就死在了哪个不知名的角落。

那只“同心鸟”，成了他们对过去唯一的念想。

我爷爷把它藏在箱子底，轻易不拿出来。

陈木匠更是天天把它攥在手里，摩挲了四十年，直到生命快要走到尽头。

他没想到，自己还能再见到当年的兄弟。

更没想到，这个兄弟，就住在离他只有十几里地的大王庄。

他们就像是两艘在黑夜里迷航的船，在命运的安排下，擦肩而过了半辈子，却始终不知道对方就在身边。

如果不是陈淑芬，如果不是她鼓起勇气追上我，这个遗憾，可能就要被两个老人带到坟墓里去了。

那天，两个老人在屋里说了很多话。

断断续续的，声音很低，像是在说悄悄话。

他们说起了当年在木匠铺挨打的事，说起了那年发大水，说起了他们开的那个小铺子……

说着说着，就笑了。

笑着笑着，又哭了。

陈淑芬在院子里，把她家里的情况跟我说了。

她爹妈死得早，是爷爷一个人把她拉扯大的。

为了给她治病，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光了，还欠了一屁股债。

爷爷这几年身体越来越差，可还是天天出去给人打零工，做点木匠活，就为了多挣几个钱。

她说，爷爷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她。

没能让她过上一天好日子。

她说，爷爷最大的心愿，就是看着她能有个好归宿。

而这个归宿，就寄托在那只“同心鸟”上。

爷爷一直念叨着，说对不起当年的兄弟，没能完成誓言。

他说，要是能找到兄弟的后人，哪怕是让他看一眼，知道他们过得好，他也就能安心地走了。

我听着，心里五味杂陈。

我看着眼前这个姑娘，穿着打补丁的衣服，脸色蜡黄，一看就是常年营养不良。

可她的眼睛，还是那么亮。

那是一种，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却依然没有熄灭希望的光。

从那天起，我们两家的走动就多了起来。

我爹知道了这事儿，二话不说，扛了半袋子米就送了过去。

我娘也把家里攒的鸡蛋，都拿了出来。

我们村里的人，知道了陈木匠和我爷爷的事，也都唏嘘不已，有送点菜的，有送点旧衣服的。

那个年代，大家日子都不好过，但人心是热的。

我隔三差五就往小李庄跑。

有时候是替我爷爷去看看陈木匠，有时候是送点东西过去。

每次去，都能看见陈淑芬。

她总是在忙，不是在熬药，就是在院子里劈柴、喂鸡，或者是在灯下做针线活。

她手很巧，会纳鞋底，会绣花。

她给我纳的鞋底，千层底，又结实又舒服，穿在脚上，走十几里山路都不觉得累。

我们俩，话不多。

见面了，就是点点头，笑一笑。

她会给我倒碗水，水里有时候会放点糖精，甜丝丝的。

我走的时候，她会送我到村口。

我们就这么一前一后地走着，听着脚踩在土路上的“沙沙”声。

有时候，她会跟我说几句她爷爷的事。

说他今天精神头好了点，能多吃半碗饭了。

说他晚上又做梦了，梦见当年在木匠铺里偷师父的烧鸡吃。

我也会跟她说说我们村里的事。

说谁家的猪下崽了，说哪块地的麦子长得好。

都是些无关紧要的闲话。

可不知道为什么，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我心里就觉得特别踏实。

那种感觉，就像是漂了很久的船，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

陈木匠的身体，在我们两家人的照料下，竟然奇迹般地好转了一些。

虽然还是不能下地，但精神头比以前足了，也能坐起来说会儿话了。

他最高兴的事，就是我爷爷去看他。

两个老人，就那么坐着，也不怎么说话，就是相互看着，手里各自攥着那只“同心鸟”。

有时候，他们会一起哼唱一些我听不懂的小调。

那调子，很苍凉，很古老，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

秋天的时候，陈木匠的精神头越来越好。

有一天，他把我叫到跟前，从枕头底下摸出另一只木头鸟。

那只鸟，翅膀是合着的。

他把那只鸟，塞到我手里。

“孩子，这个，你拿着。”他看着我，眼神很郑重，“这是我们陈家的信物。”

然后，他转头对陈淑芬说：“淑芬，以后，你就跟着他吧。”

陈淑芬的脸，“刷”地一下就红了，红到了耳根。

她低着头，手指把衣角都快揉烂了。

我的心，也“怦怦”地跳个不停，像揣了只兔子。

我看着她，她也偷偷地抬眼看我。

四目相对，我们又都赶紧把目光移开了。

我爷爷在一旁，咧着没牙的嘴，笑得像个孩子。

“好，好啊！我这辈子，总算是对我哥有个交代了！”

那件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没有媒人，没有彩礼，没有三书六礼。

就凭着两只木头鸟，一个跨越了四十年的约定，两个老人殷切的期盼。

我和陈淑芬的婚事，就算定下了。

我们俩，从那天起，关系就不一样了。

再见面的时候，虽然还是有点不好意思，但眼神里，都多了些别的东西。

是一种，叫做“情愫”的东西。

我开始发现，她笑起来的时候，嘴角有两个浅浅的梨涡。

我开始发现，她低头做针线活的时候，睫毛很长，像两把小扇子。

我开始发现，她身上那股淡淡的皂角味，原来那么好闻。

她也开始主动跟我说话了。

她会问我，队里的活儿累不累。

她会提醒我，天冷了，要多穿件衣服。

她会把她舍不得吃的白面馒头，偷偷塞给我。

我们的感情，就像是春天里的小树苗，在沉默的土地里，悄悄地发了芽，长出了根。

没有轰轰烈烈，没有海誓山盟。

就是那么一点一滴的，在日常的琐碎里，慢慢地生长，变得越来越茁壮。

冬天来的时候，陈木匠的身体，还是没能扛过去。

他走得很安详。

临走前，他把我爷爷叫到身边，把陈淑芬的手，放在了我爷爷的手里。

“弟，我把淑芬……交给你了。”

这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爷爷哭得像个泪人。

“哥，你放心，我一定把她当亲孙女待，不让她受一点委屈！”

陈木匠的葬礼，是我们两家人一起办的。

很简单，很冷清。

但我和我爷爷，都把他当成自己最亲的亲人，送了他最后一程。

安葬了陈木匠，我爷爷做主，让我和陈淑芬结了婚。

就在那年冬天，最冷的时候。

家里没钱，什么都没置办。

就是把我的铺盖，搬到了另一间空着的屋子里。

那间屋子，就算是我们俩的婚房了。

结婚那天，我娘给陈淑芬扯了二尺红头绳，扎在了辫子上。

她穿着一件我姐姐穿过的旧棉袄，虽然不合身，但洗得很干净。

她坐在炕上，低着头，脸上的红晕，比那红头绳还要艳。

那天晚上，我们俩，就那么在炕上坐着，谁也不说话。

屋里很静，只能听见窗外呼啸的北风。

还有，我们俩越来越响的心跳声。

我紧张得手心全是汗。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

最后，还是她，先开了口。

她从怀里，掏出那只翅膀合着的木头鸟，递给我。

我也从怀里，掏出那只翅膀张开的木头鸟。

我们把两只鸟，并排放在一起。

严丝合缝。

一对“同心鸟”，在分离了四十年之后，终于又重新合在了一起。

它们静静地卧在炕上那块红布上，在昏黄的油灯下，泛着温润的光。

就像我和她。

两个原本毫不相干的人，因为祖辈的一个承诺，被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

她的眼睛里，有羞涩，有不安，但更多的是一种，我看得懂的，叫做“信赖”的东西。

我伸出手，轻轻地，握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很凉，还有些粗糙，都是干活磨出来的茧子。

但很温暖。

我把她的手，攥在我的手心里。

“以后，有我呢。”我说。

我的声音，有点抖。

她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眼圈红了。

那一刻，我心里突然就涌起了一股巨大的责任感。

我要对这个姑娘好。

一辈子对她好。

这是我对我自己的承诺，也是对两位老人的承诺。

婚后的日子，很苦，但也很甜。

我们家底子薄，又多了她一张嘴，日子过得更加紧巴。

但她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

她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把我爹娘和爷爷，照顾得无微不至。

她很能干，什么活儿都会。

下地干活，不比男人差。

纺线织布，做饭洗衣，样样都是一把好手。

我娘逢人就夸，说自己是积了八辈子的德，才娶了这么个好儿媳妇。

我爷爷，更是把她当成了心尖尖上的宝贝。

有什么好吃的，第一个就想着她。

天冷了，第一个就念叨着让她多穿点。

有时候，他会拉着淑芬的手，看着她，一看就是半天。

眼神里，全是慈爱和欣慰。

我知道，他是在透过淑芬，看他那位已经不在了的“哥哥”。

他在用这种方式，延续着他们之间的情义。

而我，也努力地，想让她过上好日子。

我白天在队里拼命干活，挣工分。

晚上，就跟着村里的老人学编筐，编席子，拿到集市上去卖，换几个零花钱。

虽然很累，每天都像散了架一样。

但只要一回到家，看到屋里那盏为我亮着的灯，看到她端上来的热饭热菜，看到她那温柔的笑脸，我就觉得，一切都值了。

我们俩，很少说那些情情爱爱的话。

那个年代，不兴这个。

我们的感情，都融在了日常的一点一滴里。

我下地回来，她会给我打好洗脚水。

她来月事肚子疼，我会半夜起来给她熬红糖姜水。

我生病了，她会守在我床边，几天几夜不合眼。

她受了委-屈，我会把她揽在怀里，笨拙地安慰她。

我们之间，没有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

有的，只是这种，最平凡，最琐碎，也最真挚的相濡以沫。

后来，日子慢慢好起来了。

分田到户了，我们家分了十几亩地。

我跟淑芬，就像是两头不知道疲倦的牛，整天泡在地里。

春天播种，夏天除草，秋天收获。

虽然辛苦，但看着仓库里的粮食一年比一年多，心里就觉得有盼头。

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一儿一女。

孩子们的到来，让这个家变得更加完整，也更加热闹。

淑芬是个好母亲。

她把孩子们照顾得很好，教他们读书写字，教他们做人的道理。

她自己没读过多少书，但她总是跟我说，一定要让孩子们多读书，不能像我们这辈人一样，当一辈子睁眼瞎。

为了供孩子们上学，我们俩更拼了。

我除了种地，还去学了开拖拉机，农闲的时候就去给别人拉货。

淑芬就在家养猪，养鸡，种菜园子。

我们俩，就像是那对比翼齐飞的“同心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起撑起了这个家。

时间过得真快啊。

一晃，几十年就过去了。

我爷爷，我爹娘，都相继去世了。

孩子们也都长大了，考上了大学，在城里安了家，有了自己的事业。

我和淑芬，都老了。

头发白了，脸上长满了皱纹，腰也直不起来了。

我们搬到了城里，跟儿子住在一起。

城里的生活，什么都好。

高楼大厦，车水马龙。

不用再下地干活，不用再为吃穿发愁。

可我跟淑芬，总觉得不习惯。

我们俩，还是喜欢农村那片土地。

喜欢闻泥土的芬芳，喜欢听田野里的蛙鸣。

我们俩，还是习惯了彼此的陪伴。

每天早上，一起去公园里散步。

中午，她做饭，我烧火。

晚上，就坐在沙发上，一起看电视。

话不多，但只要一抬头，就能看到对方，心里就觉得安稳。

前几年，淑芬生了一场大病。

在医院里住了好几个月。

那段时间，我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

我寸步不离地守着她，给她喂饭，擦身，端屎端尿。

孩子们都说，请个护工吧。

我说，不用，你妈这辈子，都是我伺候的，习惯了。

我每天晚上，就趴在她的病床边睡觉。

我怕我一闭眼，她就没了。

我拉着她的手，一遍一遍地跟她说话。

我说，你还记得吗，那年夏天，在公社门口，你追上我，脸红得跟苹果似的。

我说，你还记得吗，那只木头鸟，你爷爷把它交给我的时候，手抖得有多厉害。

我说，你还记得吗，我们结婚那天晚上，你穿着红棉袄，坐在炕上，一句话也不说。

我说，淑芬，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

你答应过我爷爷，要照顾我一辈子的。

你不能说话不算数。

她就那么听着，眼角流着泪。

也许是我的话起了作用，也许是她的命不该绝。

她竟然真的，一天天好了起来。

出院那天，外面阳光正好。

我推着轮椅上的她，走在医院的小花园里。

阳光照在她苍白的脸上，她眯着眼睛，对我笑。

“老头子，”她说，“这辈子，嫁给你，我没后悔过。”

我眼圈一热，差点掉下泪来。

我转过头，看着远处，说：“我也是。”

这辈子，能娶到你，是我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现在，我们俩，都八十多岁了。

身体大不如前，记性也越来越差。

很多过去的事，都记不清了。

但有一样东西，我们俩谁也没忘。

就是那对“同心鸟”。

它们被我们用一个精致的小盒子装着，放在床头柜里。

有时候，我们会把它拿出来，放在手心里，细细地看。

那鸟儿身上的包浆，更厚了，颜色也更深沉了。

上面，刻满了时间的痕，也刻满了我们这一辈子的故事。

每次看到它们，我就会想起1976年的那个夏天。

那个穿着蓝布褂子，扎着两条辫子的姑娘。

她气喘吁吁地追上我，对我说，有要紧事，非要单独告诉我。

我常常在想，如果那天，她没有追上我。

如果那天，我没有答应她，去那个小树林。

那我们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

可能，我还是会娶妻生子，她也还是会嫁人生子。

我们会在各自的村子里，过着平凡而忙碌的一生，直到老去，死去。

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在离自己只有十几里地的地方，住着一个，与自己有着宿命般牵绊的人。

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那两只分离了半个世纪的“同-心鸟”，曾经离得那么近。

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

它像一个技艺高超的木匠，用一把看不见的刻刀，在我们的生命里，雕刻出各种各样的纹路。

有的深，有的浅，有的曲折，有的平坦。

而我和淑芬，就是被它用一根无形的线，紧紧地拴在了一起。

这根线，一头是父辈的承诺，一头是我们的缘分。

它穿越了四十年的风雨，穿越了生死的考验，把我们俩，牢牢地绑在了一起，再也分不开了。

儿子前两天给我买了个智能手机，教我怎么用微信。

他说，爸，以后你想孙子了，就跟他视频。

我学了半天，才学会怎么打开。

我翻看着手机里，孩子们给我存的照片。

有孙子考上大学的，有外孙女结婚的。

一张张笑脸，看得我心里暖洋-洋的。

我翻到一张老照片。

是我和淑芬年轻时候照的，唯一的一张合影。

那时候，我们刚结婚不久，去县城里赶集，狠了狠心，花了一块钱，在照相馆里照的。

照片上的我，穿着一件旧中山装，头发梳得溜光，咧着嘴傻笑。

淑芬坐我旁边，穿着那件打了补丁的蓝布褂子，辫子上扎着红头绳。

她抿着嘴，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着，眼睛亮晶晶的，像天上的星星。

我把照片放大，看着照片上那个年轻的姑娘。

看着看着，我的眼睛就湿了。

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闷热的下午。

公社大院门口，尘土飞扬。

我推着那辆叮当作响的自行车，正要回家。

身后，传来一个清脆又急切的声音。

“前边骑车的同志，等一下！”

我一回头，就看到了她。

也看到了，我们这一整个人生。

来源：历史冲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