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个多世纪以来，巴勒斯坦人民为争取独立、终结殖民定居者的占领，在革命与外交的道路上反复求索。武装抵抗与政治谈判这两种方式，共同塑造了现代巴勒斯坦的命运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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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乌德·库塔布指出，即将举行的选举不仅将检验马哈茂德·阿巴斯的改革成效，更将考验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对自决权的主张。
一个多世纪以来，巴勒斯坦人民为争取独立、终结殖民定居者的占领，在革命与外交的道路上反复求索。武装抵抗与政治谈判这两种方式，共同塑造了现代巴勒斯坦的命运轨迹。
然而，两者均未能实现最终目标：自由与建国。革命向来不以民主的民本理念为根基，那么，巴勒斯坦的选举能否成为通往独立的道路？
早在二十世纪初，理论上支持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曾寄望于外交手段。但该策略仅带来了土地的剥夺：分治计划、“大灾难”（Nakba，指以色列建国及随后的战争）与占领接踵而至。
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勒斯坦革命的武装斗争，虽重塑了民族认同，并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简称巴解组织）获得国际承认，却未能实现解放。随后，以非暴力为主的第一次起义促成了《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该协议本承诺带来和平，却因**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Hamas，简称哈马斯）**的爆炸袭击、以色列的顽固立场以及以色列前总理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遇刺而崩溃。更激烈的第二次起义则加剧了巴勒斯坦内部的分裂，深化了民众的绝望情绪。
如今，在加沙毁灭性的战争之后，巴勒斯坦人再次面临战略抉择：重启武装斗争、加倍投入外交斡旋，还是另辟一条混合的道路。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长期拒绝武装抵抗，他坚信在以色列和美国压倒性的压力下，外交是唯一可行的出路。
但他对谈判的承诺——曾被认为是务实之举，却未获得民众的认同——使他日益孤立。尽管他选择了外交路线，以色列仍不遗余力地剥夺其合法性，而美国华盛顿方面也持续纵容以色列的占领政策与定居点扩张。
虽然阿巴斯拒绝哈马斯的手段，但以色列和美国如今却将巴解组织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alestinian National Authority，简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与哈马斯混为一谈。其结果是政治瘫痪：巴勒斯坦领导层在国际上（尤其是在华盛顿）声名狼藉，在国内也失去了民众的信任。
然而，在战争的废墟中，一个意外的契机悄然浮现。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国的认可日益增长——最近数个西方国家相继承认——重燃了人们对于外交势头可能催生政治新生的希望。
为抓住时机，阿巴斯承诺推行一系列改革，其首要任务是在停火后一年内举行全国选举。若停火得以持续且承诺兑现，巴勒斯坦民众或将于2026年10月投票选举总统和新一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同时，可能还会填补“巴勒斯坦民族委员会”（Palestinian National Council）的部分席位——该机构作为巴解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代表着全球1400万巴勒斯坦人。
若能顺利实现，这些选举将成为近二十年来巴勒斯坦民主制度的首场重大考验，并为巴勒斯坦民众对战争与和平的诉求提供有力回应。但分析人士指出，选举同时也暴露了该运动在凝聚力与革新能力方面的深层不确定性。
首要问题在于哈马斯是否参与。阿巴斯坚持要求所有参选政党必须接受巴解组织的国际承诺，包括承认以色列、遵守人权公约（特别是妇女权利）。
鉴于哈马斯的意识形态立场，完全遵守这些承诺似乎不太可能。最多可能会有一些相关人士以独立身份或地方名单形式参选。然而，哈马斯的潜在缺席并不能保证以阿巴斯所属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Fatah，简称法塔赫）**为代表的其他巴解组织派系能够获胜。他们自身的合法性危机根深蒂固。
法塔赫及其盟友在数十年统治后，陷入了长期的失能状态：集中决策、腐败和裙带关系已经疏远了广大民众。对许多从未参与过全国选举的年轻巴勒斯坦人而言，这些政党象征着停滞而非解放。重建信任需要实质性的改革而非空谈。
目前已出现些许自我反省的迹象。法塔赫中央委员会重新接纳了资深领导人纳赛尔·基德瓦（Nasser al-Kidwa）——他曾因2021年试图组建独立候选人名单而遭开除。此举暗示该组织有意弥合内部分裂。同样，有限的反腐措施（如逮捕内阁部长、试图缉捕逃亡边境官员）也显示出对体制性腐败的认知。但这些象征性姿态难以平息公众的质疑。
另一重大变数是马尔万·巴尔古提（Marwan Barghouti）——这位身陷以色列囹圄的法塔赫领袖，仍是跨越政治分歧的巴勒斯坦最具号召力的人物。除非他获释或获准在狱中参选，否则任何候选人都难以轻易凝聚选民。
若缺失巴尔古提这般凝聚人心的领袖，法塔赫恐面临分裂，而更广泛的民族运动则可能难以获得足够强大的民意授权来推进改革或抵御以色列的压力。
巴勒斯坦的人口结构现实更增添了紧迫性。其人口以年轻人为主，且普遍接入数字网络。在战争、占领和全球行动主义塑造下的巴勒斯坦“Z世代”，对执政数十年却缺乏新生的老龄化领导层愈发不耐。从摩洛哥到伊拉克，整个地区年轻选民都在挑战既定的精英阶层，巴勒斯坦人也不例外。
对法塔赫和巴解组织而言，适应这种转变关乎存亡。他们必须为新领导层开辟空间，推行透明治理，并切实与基层选民互动。否则，他们将面临政治影响力被新兴地方势力、独立团体或伊斯兰主义运动取代的风险——这些势力更能契合青年群体的诉求与语言。
未来一年不仅将检验阿巴斯的改革承诺，更将考验巴勒斯坦民族运动作为可信自决载体的存续能力。若选举得以举行，其结果将决定巴勒斯坦领导层能否转型为反映民意的民主问责体系，抑或继续困守派系霸权与革命怀旧的旧有逻辑。
革命与民主的选择绝非纸上谈兵。对于一个仍在为将牺牲转化为主权而奋斗的民族，这是决定性的挑战。巴勒斯坦人尝试过两条道路，却发现任何一条都难以独当一面。剩下的任务更为艰巨：在历史使解放机构过时之前，将其改造为民主工具。
武装抵抗、外交、民主选举，这三条路在巴勒斯坦的命运交织中，各自带着沉重的历史印记与无法磨灭的牺牲。年轻的一代，在互联网的连接下，在战争的废墟中，目睹了父辈的每一次尝试与失败，对现状的焦虑与对未来的渴望，正以一种更直接、更不耐烦的方式，倒逼着老旧的政治机器作出改变。他们不满足于革命的怀旧，也厌倦了无果的外交辞令。
当选票可能成为对抗困境的一种工具时，人们需要的不仅是一个能够代表巴勒斯坦的领袖，更是一个能够真正带着民族走出历史泥沼的愿景。最终的答案，或许并不在于在三者中选择其一，而在于如何找到那个能让武装、谈判和选票在同一目标下同频共振的平衡点。而那本沉甸甸的选票，最终将交到那些从未放弃希望的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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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达乌德·库塔布
来源：红海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