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把最后一个月3800块的工资转给我妈，告诉她这往后一段时间可能都没有了，电话那头沉默了足足有十秒。然后，我妈王秀兰用一种小心翼翼到近乎试探的口气问我：“儿子，你是不是被厂里辞了？别怕，跟妈天塌不下来。”

我把最后一个月3800块的工资转给我妈，告诉她这往后一段时间可能都没有了，电话那头沉默了足足有十秒。然后，我妈王秀兰用一种小心翼翼到近乎试探的口气问我：“儿子，你是不是被厂里辞了？别怕，跟妈天塌不下来。”

我深吸一口气，看着手机银行里那个刺眼的余额：201452元。这点钱，在很多人眼里可能就是个首付的零头，但对我来说，却是我选择躺平的全部底气。我对着电话，用这辈子最平静的语气说：“妈，我没被辞，是我自己不干了。我准备歇着了，啥时候想干了再说。”

我妈那边彻底没声了，估计是气得说不出话来。我知道，她不能理解，我女朋友沈晴也想不通，所有亲戚朋友都觉得我郝宇是疯了。可他们不知道，压垮我的，不是工作累，而是我那个坐我对面的同事，马峰。

这一切，都得从三个月前那个凌晨说起。

那天我们项目组为了一个狗屁方案，连续加班了半个多月。凌晨三点，办公室里还亮着灯，只有敲键盘和喝咖啡的声音。马峰，一个比我还小两岁的程序员，就坐在我对面。我记得他当时站起来，想去接杯水，身子晃了一下，然后就直挺挺地倒下去了。

“砰”的一声，特别响。

我们都吓傻了，赶紧打120。可等救护车来，人已经没气了。医生说是突发性心梗，过度劳累诱发的。

马峰的工位，就那么空了三天。第四天，人事领着个新来的小伙子，坐到了那个位置上，熟练地把马峰留下来的东西打包塞进一个纸箱，然后新电脑一开，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那个纸箱，就放在墙角，上面贴着“马峰遗物”，落了层灰，一个星期都没人来领。

我看着那个箱子，心里一阵阵发寒。马峰是农村出来的，拼了命才留在这个城市，听说老家还有个谈了好多年的女朋友，准备年底就结婚。他一个月工资一万五，房贷就占了六千，剩下的钱除了吃饭，全都攒着，连件超过三百块的衣服都舍不得买。他常说，再熬两年，等升了职，就能把女朋友接过来，过上好日子了。

可现在呢？好日子在哪？他就像一颗被拧到极限的螺丝，嘣的一声，断了。然后，马上就有一颗新的螺丝被换了上来，机器照样运转，好像从来就没他这个人。

从那天起，我上班就跟丢了魂一样。看着电脑屏幕上不断跳动的代码，我总觉得那不是代码，是我正在流逝的生命。我一个月工资也一万多，去掉房租水电吃喝，再给家里打点钱，一个月能攒下五千就算不错了。我算了笔账，就这点钱，想在这个城市买个厕所，都得不吃不喝干十年。

我图什么呢？为了那个叫“未来”的虚无缥缈的东西，把现在活得像条狗？

那天晚上，我跟女朋友沈晴摊牌了。我说我想辞职，回我老家那个小县城去，租个房子，就用这二十万存款，先躺平几年。

沈晴当时正在敷面膜，听完我的话，一把就把面膜扯了下来，眼睛瞪得老大：“郝宇，你发什么神经？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再奋斗五年，我们就凑够首付，买个小两居，然后结婚生孩子。”

“五年？晴晴，你看看马峰，他连明天都没有，还谈什么五年？”我把心里的恐惧和厌倦一股脑儿全说了出来。

沈晴沉默了。她是个善良的姑娘，知道马fen的事对击很大。她抱着我，轻轻拍着我的背：“我知道你难受，要不我们请个长假，出去旅游散散心？别说辞职这么吓人的话。”

我摇了摇头。我知道，旅游解决不了问题。那种感觉就像手机只剩1%的电，你关机重启一百次，它还是1%的电，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充电。而我，需要给自己“充电”的时间。

沈晴妥协了。她说：“好，我支持你。但你得答应我，只是休息一段时间，不能真的就这么躺一辈子。”

我当时满口答应，心里却想，人就这一辈子，凭什么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活？

于是，我递了辞职信，退了租的房子，把所有家当打包了几个箱子，带着我那二十万存款，回到了那个离开快十年的小县城。

县城的生活节奏，慢得像是按了暂停键。我租了个老小区的一楼，一个月房租才六百，带个小院子。每天睡到自然醒，去菜市场买最新鲜的蔬菜，回来自己学着做饭。一个番茄炒蛋，一碗米饭，吃得我心满意足。下午，我就搬个椅子在院子里晒太阳，看书，或者什么都不干，就看着蚂蚁搬家。

我给自己算了笔账：房租一年7200，水电煤气网费一年算3000，吃饭一个月就算1000，一年12000。再加上些杂七杂八的人情往来和偶尔生个小病，一年开销撑死也就三万块。我这二十万，省着点花，足够我躺个六七年了。

刚开始那几个月，我真的感觉自己活过来了。没有催命的电话，没有改不完的方案，没有KPI压力。我整个人都放松了，连多年的失眠都好了。我妈看我气色好了不少，虽然嘴上还念叨，但也没逼我去找工作。沈晴每个月会来看我一次，陪我过个周末，我们一起逛逛县城的小巷子，吃几块钱一碗的凉皮，也挺开心的。

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

可我错了。安逸的日子过久了，就像温水煮青蛙，问题不是消失了，而是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慢慢发酵。

转折点是我表弟周凯的婚礼。

周凯是我大姨家的儿子，从小就跟我比。他结婚，我作为表哥，肯定得去。红包我包了个大的，两千块，这几乎是我一个月的生活费了。

婚礼上，亲戚们聚在一起，话题自然就绕到了我们这些小辈身上。大姨得意洋洋地炫耀周凯在市里买了多大的房，找了个多漂亮的老婆，工作单位多好。然后，话锋一转，就落到了我身上。

“哎，郝宇啊，听说你辞职回家了？年轻人，怎么能没个正经工作呢？这以后娶媳妇怎么办？你看我们家周凯……”

我妈的脸当时就挂不住了，想替我辩解几句，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周凯端着酒杯过来敬酒，拍着我的肩膀，一副过来人的口气：“哥，不是我说你，男人还是得有事业。你这样天天闲着，跟个废人有什么区别？晴晴那么好的姑娘，你别耽误了人家。要不，我托人给你在我那附近找个保安的工作？一个月三千多，虽然不多，好歹是个事儿干。”

他说话的声音不小，周围几桌的亲戚都听见了，纷纷投来异样的目光，有同情的，有嘲笑的，有看热闹的。

那一刻，我手里的筷子都快被我捏断了。我强忍着怒火，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不劳你费心了，我自己的事，自己有数。”

那顿饭，我吃得如坐针毡。回到家，我妈终于忍不住了，眼泪吧嗒吧嗒地掉：“儿子，妈不求你大富大贵，可你也不能让人家这么戳脊梁骨啊！你爸走得早，妈一个人把你拉扯大，就是希望你能活得有个人样，你现在这样，妈死了都没脸去见你爸啊！”

我妈的话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上。我第一次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我追求的清闲和自由，在别人眼里，就是不务正业，就是废物。

更大的危机，来自我和沈晴的感情。

她来看我的次数，渐渐少了。电话里，我们的话题也从今天吃了什么、看了什么书，变成了她同事谁谁谁升职了，她同学谁谁谁又换了辆新车。

有一次，她在电话里犹豫了很久，才开口：“郝宇，我妈前两天问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她说，结婚总得有个婚房吧，哪怕是租的，也得像个样。你现在……我们连个稳定的收入都没有，未来怎么办？”

我心里一沉：“晴晴，你不是说支持我吗？”

“我支持你休息，可没支持你躺一辈子啊！”她的声音也激动起来，“郝宇，我快三十了，我身边的朋友都在结婚生子，都在为生活打拼。我呢？我跟别人说我男朋友在老家‘休养’？你让我怎么说？我们不能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们还要面对现实！”

那次通话，我们不欢而散。我开始恐慌，我发现我的存款数字在一点点减少，而我抵御风险的能力，几乎为零。万一我妈生病了怎么办？万一沈晴家里出了什么事需要用钱怎么办？我这二十万，在真正的意外面前，屁都不是。

我所谓的“躺平”，原来只是一个脆弱的泡沫，一戳就破。我以为我逃离了职场的牢笼，实际上，我只是把自己关进了另一个更大的、名为“社会”的牢笼里。在这里，你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就等于没有价值，没有尊严。

我开始失眠，比以前在公司加班时还严重。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到天亮，脑子里乱糟糟的。我不想回到过去那种拿命换钱的日子，可现在这种被人看不起、让亲人担心的日子，我也过不下去了。

就在我快要崩溃的时候，我的房东，一个六十多岁的退休木匠老张，看出了我的不对劲。

那天他来收房租，看我胡子拉碴，眼窝深陷，就给我递了根烟：“小伙子，遇到难事了？”

我把我的困境和盘托出。老张听完，吸了口烟，慢悠悠地说：“啥叫躺平？啥叫奋斗？你以为天天啥也不干，就是躺平了？那你这不叫躺平，叫等死。你以为天天在公司里加班，就叫奋斗了？那也不叫奋斗，叫卖命。”

我愣住了，看着他。

老张指了指他院子里那些瓶瓶罐罐：“你看我，退休了，退了休算不算躺平？可我闲不住，我喜欢捣鼓这些花花草草，也喜欢做点木工活。前阵子邻居家小孩的木马坏了，我给修好了，人家非要给钱，我没要，给我拿了篮子鸡蛋。后来，找我修东西的人越来越多，我就干脆在网上开了个小店，专门帮人修补些老家具，或者定做点小玩意儿。一个月挣得不多，千把块钱，但够我买烟买酒了，心里也舒坦。”

他弹了弹烟灰，继续说：“人啊，不能闲着，一闲就废了。但也不能把自己当牲口使。你得找个事儿干，一个你自个儿喜欢，又能养活自个儿，还不用跟人勾心斗角的事儿。这不叫奋斗，这叫生活。”

老张的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脑子里的迷雾。

我为什么要把“工作”和“躺平”对立起来呢？我讨厌的不是工作本身，而是那种身不由己、被人压榨的工作方式。我完全可以找到一种新的方式，一种既能让我保持自由，又能创造价值的方式。

我大学学的是设计，一直喜欢捣鼓一些电子产品。以前工作忙，这个爱好就放下了。现在我有大把的时间。我从网上淘了一些坏掉的老式收音机、游戏机，在我的小院子里，一点点地拆解、研究、修复。

当我把一台几十年前的“红灯牌”收音机修好，让它重新响起沙沙的广播声时，那种成就感，比我之前在公司完成任何一个项目都要强烈。

我把修复过程拍成视频，发到了网上。没想到，还真有不少人感兴趣。有人问我能不能帮他们修复家里的老物件，有人问我卖不卖修复好的机器。

我学着老张的样子，也开了一家网店。一开始，生意很清淡。但我有的是耐心。我把每一件修复品都当成艺术品来做，拍照，写文案，讲述它背后的故事。慢慢地，我的小店有了回头客，口碑也传了出去。

第一个月，我挣了八百块。第二个月，一千五。半年后，我每个月能有四五千的稳定收入了。虽然比不上以前在大城市的工资，但在小县城，这笔钱足够我活得非常滋润了。

最重要的是，我重新找回了掌控生活的感觉。我每天都在为自己喜欢的事情忙碌，时间由我支配，没有老板，没有KPI。我既享受了“躺平”的自由，又获得了“奋斗”的价值感。

我给沈晴打了个电话，把我这半年的经历告诉了她。电话那头，她哭了。她说：“郝宇，对不起，我之前不该逼你。我只是害怕……现在好了，你找到了自己的路。”

去年，沈晴也辞掉了大城市的工作，回到了我们县城，考上了这边的老师。我们用我这两年攒下的钱，加上她的一些积蓄，付了首付，买了一套小房子。虽然不大，但那是我们自己的家。

我妈现在逢人就夸我“有出息”，说我开了个“高科技修理店”。那些曾经看不起我的亲戚，现在见了我也客客气气，甚至还有人想让孩子跟着我学“手艺”。

前几天，我偶然在朋友圈看到前同事发的消息，说我们公司又接了个大项目，估计又要连续通宵了。我看着窗外院子里自己种的月季花，听着屋里沈晴备课的声音，心里一片宁静。

我没有删掉银行卡里那条“余额201452元”的截图。我时常会翻出来看看，提醒自己当初为什么出发。

人就活一辈子，确实不必那么累。但真正的“躺平”，不是放弃，不是等死，而是找到一种与世界和平共处的方式，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度过这仅有一次的人生。你们说，这个理儿对不对？

来源：牛衣古柳卖黄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