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北京城里，但凡提起谁活得最“干净”，十个人里头保准有八个会立马想到段祺瑞。

在北京城里，但凡提起谁活得最“干净”，十个人里头保准有八个会立马想到段祺瑞。

不贪不占，不抽大烟，连麻将牌都不摸一下，人送外号“三不总理”。

在那个乌烟瘴气的年头，这么一个人，简直就像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可怪就怪在，越是看起来清清白白的人，身上背的故事越是沉重。

他的府邸，进去是家，出来就是半个民国的官场；他签的字，一面是救急的钱，另一面是国家的命。

想弄明白段祺瑞这个人，得先去他家，也就是段公馆里转一圈。

这里头住着的七房太太，可不只是传宗接代那么简单，她们每一个人的来去，都牵着一根看不见的政治线。

段祺瑞的原配吴夫人，是家里长辈给定下的，老派婚姻。

从天津武备学堂的穷小子，到去德国喝洋墨水的青年军官，吴夫人一路跟着吃苦，是正儿八经的糟糠之妻。

可惜她走得早，这一下，段祺瑞成了孤家寡人，也给了袁世凯一个拉拢他的绝好机会。

袁世凯是什么人？

那是玩弄人情世故的老手。

他一看段祺瑞没了老婆，立马把自己的干女儿张佩蘅送了过去。

这张佩蘅是官宦人家的小姐，嫁给段祺瑞，名义上是续弦，实际上是袁世凯安插在他身边的一双眼睛。

张佩蘅三天两头往总统府跑，嘴上说是看望干爹干妈，其实是把段公馆里的风吹草动，一五一十地传回“袁爸爸”的耳朵里。

段祺瑞心里跟明镜似的，这门亲事，打一开始就是一笔买卖，大家心照不宣。

这位张夫人自己抽大烟，身子骨也不好，生不了孩子，但管家的本事却是一流。

她明白自己的位置得靠拢络人心来稳固，于是主动给段祺瑞张罗着纳妾。

这后院里的门道，比前院的官场还现实。

大姨太陈氏，给段祺瑞生了个儿子，可惜没养活。

陆军部庶务科有个叫杨子明的科长，瞅准了这个机会。

陈氏过世，他自告奋勇，把丧事办得风风光光，场面搞得比谁都大。

段祺瑞一看，这人会办事，心里舒坦。

丧事办完没多久，杨子明就从一个管杂事的科长，直接提拔成了山东济东道的道尹，官运亨通。

一个姨太太的死，成了一个小官往上爬的梯子。

家里人的事，更是不能含糊。

二姨太边氏和大姨太陈氏，因为娘家还算有点底子，她们的亲戚也跟着沾了光。

陈氏的爹和边氏的哥，都被安排在陆军部当“挂职谘议”，班是不用上的，每个月到点就能领一百二十块大洋的薪水。

相比之下，那些跟着段祺瑞一起打江山、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老部下，来投奔他，顶天了也就给个三四十块月薪的差事。

亲疏远近，一目了然，他手下那些嫡系部队里的老兵油子，嘴上不说，心里早就有了疙瘩。

对那些花钱买来的姨太太，比如三姨太刘三、四姨太刘四，段祺瑞就显得“大度”多了。

特别是四姨太刘四，进了段府后整天闷闷不乐，原来是心里早就有了别人。

段祺瑞知道这事后，非但没生气，反而做了个顺水人情。

他拿出一百块大洋，给刘四置办了嫁妆，敲锣打鼓地把她嫁给了那个心上人。

这事儿一下就在北京城传开了，都说段总理心胸宽广，不近女色，人格高尚。

这么一出，面子挣得足足的。

可这“仁慈”的背后，是绝对的控制。

三姨太刘三，因为不守规矩，夜不归宿，外头还风言风语，说她跟段祺瑞的大儿子段宏业不清不楚。

这事传到段祺瑞耳朵里，他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个耳光，直接把人赶出了家门，从此断了关系。

从联姻的棋子，到人情的投资，再到裙带的安插和人设的表演，段公馆这个小天地，把段祺瑞的行事风格照得一清二楚。

在他眼里，人与人的关系，都能掰开了揉碎了算计一番，换成实实在在的好处。

这种思维，放在家里是权术，要是挪到国家大事上，就不知道要捅出多大的窟窿了。

二、 用国家当赌注的“西原借款”

1916年，袁世凯一死，段祺瑞算是坐上了北洋政府的头把交椅。

可他接手的是个空壳子，国库里耗子都懒得进去，到处都等着钱用。

他手下的皖系军阀，更是个个都张着嘴要军饷，不给钱，队伍说散就散。

就在这节骨眼上，隔壁的日本寺内正毅内阁，派人送来了“温暖”。

这个人叫西原龟三，是寺内首相的心腹。

他来中国，不是观光，是来做一笔大生意的。

从1917年开始，段祺瑞政府通过交通银行总裁曹汝霖这些台面上的人物，跟日本的银行签下了一连串的借款合同，前前后后加起来，总共借了1.45亿日元。

这笔钱，后来就叫“西原借款”。

这笔钱，表面上说是“经济援助”，帮中国发展，实际上呢？

合同的附加条款里写得明明白白：拿山东和东北的铁路修筑权、沿线矿山的开采权、森林的砍伐权当抵押。

这等于说，把家里的金饭碗、银饭碗都当了出去，换了点救急的口粮。

最要命的是1918年9月，中日之间秘密交换的一份文件，叫《山东问题换文》。

当时负责这事儿的曹汝霖、章宗祥等人，在回覆日方提出的那些侵犯主权的要求时，文件上赫然写着“欣然同意”四个大字。

就是这四个字，到了第二年的巴黎和会上，被日本代表当成宝贝一样拿出来，对着全世界说：“你们看，这是中国自己愿意把山东的权益给我们的，白纸黑字！”

中国代表团当场就傻眼了，有理说不清。

拿主权换来的这笔巨款，一分钱都没用在老百姓身上。

钱一到账，就被曹汝霖这些人分了，一部分是皖系军阀的军费，一部分是政府的日常开销。

曹汝霖后来还挺得意，说多亏了这笔钱，“官员无欠薪，军警无欠饷”，政府才没垮台。

当时财政部的一个官员周叔廉也帮着说话，辩解说日本人的条件“并不苛求”。

他们是暂时稳住了位子，可国家的未来，却被他们押在了赌桌上，输了个精光。

日本首相寺内正毅在自己的日记里毫不掩饰地写道：“借给中国的钱虽然比以前多了三倍，但实际上，我们扶植起来的日本在华权利，何止是二十一条的十倍！”

这场交易，段祺瑞以为自己是操盘手，其实他才是桌上最大的那个输家。

如果说“西原借款”是在纸上卖国，那“三一八惨案”就是把血直接洒在了北京的大街上。

时间是1926年3月18日。

因为大沽口事件，日本联合英美等八个国家，给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府下了最后通牒，口气强硬，充满了威胁。

北京的学生和市民不干了，几千人浩浩荡荡地聚集到执政府所在地——铁狮子胡同门前，要求政府硬气一点，拒绝这个丧权辱国的“八国通牒”。

人群里，有青年学生，有普通市民，他们手上拿着旗子，喊着口号，本来是一场和平请愿。

可是，回应他们的，是执政府卫队黑洞洞的枪口。

一阵密集的枪声过后，广场上倒下了一片人，47个年轻的生命当场就没了，还有二百多人受伤。

血把铁狮子胡同门前的石板都染红了。

这件事震动了全国，也成了段祺瑞一辈子都洗不掉的污点。

事后，有说法是段祺瑞本人并没有下令开枪，他听到枪声后也赶到了现场，看到死伤遍地，当场就跪在了死者面前，神情悲痛。

但不管他是不是真的下令，作为执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这笔血债，终究要记在他的账上。

那些卫兵，是他手下的兵；那些枪和子弹，很多都是用“西原借款”的钱买来的。

用从日本人那里借来的钱，武装了自己的军队，最后却把枪口对准了反对日本侵略的自己的同胞。

这件事，本身就是对段祺瑞“共和清流”人设的最大一记耳光。

他下台后，在天津的日租界里当起了居士，不再过问政治，每日吃斋念佛。

1936年，段祺瑞在上海病逝。

[美] James E. Sheridan. China in Disintegration: The Republican Era in Chinese History, 1912-1949. The Free Press, 1975.

来源：招财史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