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地图上有两个地方特别扎眼，一个是唐努乌梁海，另一个是琉球群岛。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那天整理资料时，翻出了一张发黄的边疆地图。

地图上有两个地方特别扎眼，一个是唐努乌梁海，另一个是琉球群岛。

标注不算醒目，但在光线下竟有些刺眼。

那一刻突然意识到，这些地方，曾经都属于清朝的实际控制范围，只是后来...人们慢慢地，不再提起它们的名字。

说起来，真正让清朝边界达到巅峰的，是在18世纪中后期。

那时候，准噶尔的叛乱刚刚平息，南疆的大小和卓也被镇压。

从帕米尔高原到南海岛礁，从黑龙江到曾母暗沙，这片土地是实打实地握在手里的。

面积有多大？1300多万平方公里，几乎是现在中国的1.4倍。

可是，到了1820年前后，风向开始变了。

那会儿的清朝看似还很强。

北边的沙俄不敢造次，日本也还没完成明治维新。

但其实，边疆已经开始松动了，只是没人愿意承认。

老百姓看不见边界线的变化，官员们忙着内务，皇帝更认为“边疆稳固”是理所当然的事。

可谁想到，最早动手的，竟然是俄国人。1858年，瑷珲条约；两年后，北京条约。

一共割走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东北土地。

沙俄怎么做到的？说白了，他们赌清朝没空管这事。

那时候太平天国的叛乱正闹得厉害，南方烽火连天，朝廷焦头烂额。

东北人少，军队调不出来，中央也顾不上。

俄国人只派了几千人，硬生生逼出两份条约。

没人开枪，但地就这么没了。

一个知情的档案员曾记录过当时几位清廷大员的对话，其中一人说得直接：“北地虽阔，实无力守之。”

这话放今天听着刺耳，那会儿却是实情。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个人——穆罕默德·阿明·布哈里。

他是当时清廷派往西北的穆斯林官员，负责协调边境事务。

有人问他：“外东北那边，俄人已至黑龙江口，怎不奏请兵援？”他答得干脆：“援兵自京来，需月余；而今之势，一纸令不如一银两。”这不是推诿，是无奈。

没有兵，也没有银子。

而在东南方向，日本却在悄悄布局。

1879年，日本政府正式吞并琉球。

那地方原本是清朝的藩属国，几百年如一日地向中原进贡。

可就在清政府还在为中法战争焦头烂额时，琉球就被改成了“冲绳县”。

没人出兵，也没人出声。

清政府当时还写信抗议了一下，但日方根本没搭理。

后来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有人说，那时候的中国，就像一个家底丰厚但没法管理的大家族，孩子太多，田地太广，谁跑了也顾不上。

而最让人惋惜的，是北边的蒙古。

唐努乌梁海，曾是漠北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上，这里是匈奴、回纥、鞑靼的故地。

清朝在这儿设有理藩院派驻的军政人员，也有驻军。

但到了20世纪初，随着沙俄势力的深入，这块地也慢慢滑出了清廷的掌控。

等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外蒙古趁乱宣布“独立”。

那时候清朝已经风雨飘摇，无力回天。

更尴尬的是，外蒙古独立后，唐努乌梁海也被俄罗斯吞并，最后变成了今天图瓦共和国。

现在那里人口不到40万，80%是图瓦人，讲俄语，用的是俄式教育体系。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它的名字。

西边的故事也不轻松。

帕米尔高原、七河流域，曾经是清朝西域的重要门户。

特别是伊犁河谷，水草丰美，气候宜人。

那会儿清军在伊犁驻扎多年，还建了不少堡垒和驿站。

可就在19世纪后期，这些地方也慢慢被沙俄“借去”了。

说是借，实际上是永久占据。

当时驻伊犁的一位将军在日记里写过一句话：“吾等守土有责，然朝令暮改，兵不过百，守何土？”这段话很短，但背后藏着太多无力和悲凉。

东南方向就更复杂了。

台湾在1895年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

这事发生在甲午战争之后，签订《马关条约》的那天，李鸿章被刺伤右脸，鲜血直流。

很多人只记得这张照片，却不知道，就在那天，台湾正式脱离了中国的版图。

后来日本在台湾推行殖民教育，建立警察制度，修铁路、建港口。

几十年下来，台湾的社会结构、文化认同都发生了改变。

这也给后来统一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值得一提的是，琉球和台湾之间的那段海域——台东海峡，是中国海军出太平洋的天然通道。

如果这些岛屿还在中国手里，第一岛链早就不复存在。

今天的战略压力，也不会集中在台海方向。

再说一个冷门的细节。

拉达克。

这个地方现在属于印度，但在清朝时期是西藏的藩属区。

那时候的拉达克王室每年都要派遣使团到拉萨朝贡。

从拉达克到新德里，距离不到300公里。

如果当年能守住这块高地，今天的中印边界局势，可能完全是另一幅样子。

不过，历史没有如果。

这些地方，一个接一个地失守，背后不是某一个人的失误，而是一整套制度在面对新世界时的迟钝和力不从心。

那种逐步萎缩的过程，是悄无声息的。

但到了20世纪初，人们终于意识到——曾经的疆域，已经回不来了。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

那一年，地图上的颜色变了，边界却没有变回去。

参考资料：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华书局，1982年。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增订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联经出版公司，2001年。

李长莉，《清末外交档案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杨国桢，《清季疆域变迁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年。

来源：五岳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