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捏着那张薄薄的、印着“北京大学”四个烫金大字的录取通知书,手心里的汗把纸都洇湿了一角。
那年夏天,知了叫得跟疯了似的,要把整个镇子都给烧开。
我捏着那张薄薄的、印着“北京大学”四个烫金大字的录取通知书,手心里的汗把纸都洇湿了一角。
我爹蹲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一口接一口地抽着旱烟,烟雾缭绕,我看不清他的脸。
我娘在屋里,我能听见她压抑着的、一阵一阵的抽泣声。
空气里是烟草味,泥土味,还有一股子绝望的铁锈味。
我们家,没钱。
别说去北京的火车票,就连未来四年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一个天文数字,一个能把我们家那三间破瓦房压塌的天文数字。
沉默。
死一样的沉默。
最后,还是我爹把烟袋锅在鞋底上磕了磕,站起身,沙哑着嗓子说:“去找你姑姑吧。”
我姑姑。
我爹唯一的亲妹妹。
也是我们这个穷亲戚圈里,唯一一个飞上枝头变凤凰的。
她年轻时嫁到了省城,嫁的男人后来生意做得很大,她就成了别人口中那种“阔太太”。
我对我姑姑的印象很模糊,只记得小时候她回来过几次,每次都像一阵香风刮过,留下几块我从没见过的漂亮糖纸,然后就又消失了。
她很漂亮,也很疏离,看我们的时候,眼神里总带着一种我读不懂的怜悯,就像看几只可怜的、淋了雨的小猫。
去找她借钱?
我的自尊心像被针扎了一下,密密麻麻地疼。
可我看着我爹那张被岁月和愁苦刻满沟壑的脸,看着我娘通红的眼眶,我知道,我没得选。
去省城的绿皮火车,晃晃悠悠,像个走不快的老头。
车厢里混杂着汗味、泡面味和劣质烟草的味道,风扇有气无力地转着,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
我紧紧攥着兜里那张写着地址的纸条,手心又出汗了。
姑姑家住在一个很高档的小区,门口的保安穿着笔挺的制服,看我的眼神带着审视。
我报上姑姑的名字和门牌号,他打了个电话,才放我进去。
小区里安静得不像话,只有蝉鸣和喷泉的水声,地上一片落叶都没有。
这和我从小长大的、鸡飞狗跳的镇子,是两个世界。
姑姑家的门是那种很厚重的木门,我按门铃的手指都在抖。
门开了。
开门的是姑我姑。
她穿着一身浅色的丝质居家服,头发松松地挽着,脸上化着淡妆,看不出年纪。
她身上有一股很好闻的香味,不是花香,也不是香水,是一种很干净、很清冷的味道,像雨后森林里的苔藓。
“来了?”她淡淡地开口,声音没什么起伏。
我点点头,嗓子干得像塞了一团棉花,“姑姑。”
她没让我进屋,就站在玄关那儿,倚着门框,上下打量着我。
她的目光很平静,但又像X光,能把我从里到外都看透。
我穿着我最好的衣服,一件洗得发白的白衬衫和一条蓝色的裤子,脚上的球鞋刷了又刷,但鞋边还是泛着黄。
在她的审视下,我感觉自己像个小丑,浑身都不自在。
“考上北大了?”她问。
“嗯。”
“钱不够?”
“嗯。”
我的脸烧得厉害,恨不得地上有条缝能钻进去。
她沉默了一会儿,久到我以为她要关门了。
然后,她终于开口了。
“行。”
我猛地抬头,眼睛里瞬间燃起了希望。
“钱,我可以借给你。”她顿了顿,眼神变得锐利起来,“但是,我有三个条件。”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第一,”她伸出一根手指,指甲修剪得干净漂亮,“从今天开始,到你去学校报到,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你住在我家,负责打扫这栋房子的所有卫生。”
打扫卫生?
我愣住了。我以为她会让我写保证书,或者让我毕业后去她的公司上班。
“怎么,不愿意?”她挑了挑眉。
“不,我愿意。”我赶紧说,生怕她反悔。
“别急着答应。”她笑了笑,但那笑意没到眼底,“我的要求很高,地板要擦到能当镜子照,玻璃上不能有一点指纹,任何一个角落都不能有灰尘。做不到,钱的事就免谈。”
我咬了咬牙,“我能做到。”
“好。”她点点头,似乎对我的反应还算满意。“第二个条件,上了大学之后,每个月,你必须给我写一封信。”
写信?
这个条件更奇怪了。
“信里不许谈钱,不许说你学习多好,也别跟我汇报你拿了什么奖。”她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你只要告诉我,你在北京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遇到了什么有意思的人,或者读到了什么让你感动的句子。写你最真实的感受,懂吗?”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至于第三个条件,”她忽然停住了,看着我的眼睛,那眼神深邃得像一潭古井,“等你大学毕业那天,我再告诉你。”
我的心沉了下去。
一个未知的、悬置了四年的条件,像一把剑悬在我的头顶。
但我没有退路。
“好,姑姑,我都答应你。”我几乎是立下了军令状。
她终于侧过身,让我进了屋。
“鞋脱了,放那儿。”她指了指门口的鞋柜。
我换上她递过来的一双崭新的拖鞋,踩在她家光洁如镜的地板上,感觉自己像个闯入者,每一步都小心翼翼。
姑姑的家很大,装修是那种我看不懂的简约风格,没什么多余的摆设,但每一样东西看起来都价值不菲。
空气里弥漫着和她身上一样的清冷香气。
她带我去了二楼的一个小房间,算是保姆房,很小,但很干净。
“你的房间,东西都给你准备好了。”她指了指床上的被褥和洗漱用品,“从明天早上六点开始,干活。”
说完,她就转身下楼了,留下我一个人。
我坐在床边,看着窗外陌生的城市夜景,心里五味杂陈。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我过上了“钟点工”的生活。
每天早上六点准时起床,姑姑已经晨练回来了,她会给我列一张清单,上面写着今天需要打扫的区域和具体要求。
她的要求,真的可以用“变态”来形容。
擦窗户,要用两种不同的布,一种湿擦,一种干擦,擦完后她会从各个角度检查,确保没有一丝水痕。
擦地板,要跪在地上,用湿毛巾一点一点地擦,擦完后她会戴上白手套,在我擦过的每一个角落摸一遍,手套上但凡有一点灰,就得全部重来。
连厨房的抽油烟机,她都要求我拆下来,把里面的每一个零件都洗得干干净净,再装回去。
一开始,我心里充满了屈辱和不解。
我是考上北大的天之骄子,不是来给你当保姆的。
有好几次,我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汗水顺着额头流进眼睛里,又酸又涩,我真想把抹布一扔,告诉她这钱我不要了。
可我一想到我爹娘期盼的眼神,就把所有的委屈都咽了回去。
姑姑很少跟我说话,她大部分时间都在书房里看书,或者在客厅的沙发上听一些我听不懂的古典音乐。
她吃饭也很简单,有时候甚至只是一个三明治。
她似乎一直在观察我,在我打扫的时候,她会端着一杯咖啡,悄无声息地站在不远处,看着我。
那目光,不带任何感情,像在看一件没有生命的物品。
在这种目光下,我不敢有丝毫懈怠。
我把所有的愤懑和不甘,都发泄在了手里的抹布和拖把上。
我把地板擦得锃亮,把玻璃擦得透明,把家里每一个角落都收拾得一尘不染。
渐渐地,我发现了一些事情。
在打扫姑姑的书房时,我发现她有很多书,从哲学到历史,从文学到艺术,满满当当好几个书架。
很多书页都有翻卷的痕迹,旁边还有用铅笔做的批注,字迹清秀有力。
在整理她的衣帽间时,我发现她的衣服虽然看起来都很贵,但款式都很简单,颜色也大多是黑白灰,并没有我想象中阔太太的珠光宝气。
有一次,我打碎了一个杯子。
那是一个很漂亮的骨瓷杯,薄得像蛋壳。
我吓坏了,站在那里手足无措,准备迎接她的雷霆之怒。
她闻声走过来,只是淡淡地看了一眼地上的碎片,说:“去拿扫帚扫了,小心别划到手。”
她的语气平静得就像打碎的不是一个昂贵的杯子,而是一个不值钱的玻璃弹珠。
我忽然觉得,我一点都不了解她。
一个多月的“保姆”生涯,在我快要虚脱的时候,终于结束了。
最后一天,我把整个房子彻彻底底地打扫了一遍,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晚上,姑姑第一次留我跟她一起吃饭。
饭菜很简单,三菜一汤,是她亲手做的。
“明天就走了?”她问。
“嗯,晚上的火车。”
她从旁边拿出一个信封,推到我面前。
信封很厚。
“这里面是四年的学服和每个月的生活费,我算过了,足够了。”她说,“省着点花,别跟人攀比。”
我捏着那个信封,感觉有千斤重。
“姑姑,谢谢你。”我的声音有些哽咽。
“别谢我。”她看着我,“这是你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记住,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有义务无条件帮你。想要什么,就得拿东西去换,要么是体力,要么是脑力,要么是尊严。”
她的话,像一把锤子,重重地敲在我的心上。
“还有,”她补充道,“别忘了第二个条件,每个月一封信,少一封,我就会停掉你的生活费。”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我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这一次,我的心情和来时完全不同。
兜里的钱是沉甸甸的,心里也是。
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个我生活了一个多月的城市,心里第一次对那个清冷的姑姑,有了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敬畏。
到了北大,我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所有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未名湖的塔影,图书馆的翰墨香,还有身边那些来自天南海北、个个都聪明绝顶的同学。
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卑。
我的口音,我的穿着,我的见识,都和这里格格不入。
我拼命地读书,像一块干涸的海绵,疯狂地吸收着知识的水分。
我很少参加集体活动,因为那都需要花钱。
我把姑姑给我的生活费掰成两半花,一半用来吃饭,一半用来买书。
每个月的月底,我都会雷打不动地坐在书桌前,给姑姑写信。
这成了一种仪式。
我不知道该写些什么。
我绞尽脑汁,把我一个月里觉得最有意思的事情写下来。
我写我第一次在图书馆看到一整面墙的外文原著时的震撼。
我写我听了一场哲学讲座,虽然半懂不懂,但感觉自己的脑子被打开了一扇窗。
我写我在未名湖边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在给几个学生讲《诗经》,那画面美得像一幅画。
我写我在食堂吃到了最好吃的红烧肉,只要两块钱。
我写我跟同学去爬了香山,看到满山的红叶,像火一样在烧,我忽然就想家了。
我把我的所见所闻,我的困惑和感悟,我的渺小和欣喜,都写在了那一张张信纸上。
每一封信寄出去,都像是寄走了一部分的我。
我从没期待过姑姑的回信。
她那么忙,那么“高级”,怎么会有时间看我这些啰里啰嗦的废话。
可没想到,半个月后,我收到了她的第一封回信。
信封是淡雅的米色,上面是她清秀的字迹。
信纸上只有一句话:“香山的红叶,我也见过,确实很美。”
就这么一句话,却让我激动得差点哭出来。
原来,她真的在看我的信。
从那以后,我写信写得更勤了。
我开始把她当成一个可以倾诉的树洞,一个远方的、看不见的朋友。
我告诉她,我因为口音被同学嘲笑,心里很难过。
我告诉她,我参加了辩论队,第一次上场时紧张得双腿发抖,话都说不清楚。
我告诉她,我喜欢上了一个隔壁系的女孩,但不敢去追,因为觉得自己配不上她。
我的大学四年,就这样一封一封地,被装进了寄往省城的信封里。
姑姑的回信依旧很少,有时候是一个月,有时候是两个月,才回一封。
内容也总是很简短。
我说我难过,她回:“玻璃心,是走不远的。”
我说我紧张,她回:“那就多练,练到不抖为止。”
我说我自卑,她回:“那就让自己变得配得上。”
她的话,总是那么简单,那么直接,像一把冷冰冰的手术刀,精准地剖开我的软弱和矫情。
虽然冷,但有效。
我开始逼着自己去改变。
我每天早上起来读英语,练普通话,我的口音慢慢变得标准了。
我在辩论队里从一个结结巴巴的新手,变成了唇枪舌剑的最佳辩手。
我努力学习,拿遍了学校所有的奖学金,我不再需要姑姑的生活费,甚至还能往家里寄钱。
我开始变得自信,从容。
虽然我还是没去追那个女孩,但当我再次在校园里遇见她时,我已经可以坦然地对她微笑了。
大三那年,我爹突然病重,要做手术,需要一大笔钱。
家里把所有能借的亲戚都借遍了,还是差一大截。
我娘在电话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第一个念头就是找姑姑。
可我犹豫了。
我答应过她,信里不谈钱。
我拿着电话,在宿舍楼下的操场上走了一圈又一圈,天都黑了,也没敢拨出去。
我感觉自己像个骗子,一个背信弃义的小人。
我写信告诉她我遇到的困境,我写了又撕,撕了又写,最后还是没寄出去。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我收到了姑姑打来的电话。
这是四年来,她第一次主动给我打电话。
她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地平静:“钱我给你爸汇过去了,安心做手术。”
我愣住了,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姑姑,我……”
“什么都别说。”她打断我,“好好读书,别让我失望。”
挂了电话,我蹲在地上,哭得像个孩子。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知道我家里出事的。
后来我娘告诉我,姑姑给她打了电话,问了情况,二话不说就把钱打了过来。
我爹的手术很成功。
从那以后,我在信里,再也没提过一个“钱”字。
但我心里知道,我欠她的,这辈子都还不清了。
毕业那天,阳光很好。
我穿着学士服,和同学们在未名湖边合影。
我看着湖里的塔影,看着身边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忽然想起了四年前,那个穿着白衬衫、满心忐忑地站在姑姑家门口的少年。
四年,像一场梦。
我拿到了好几个顶尖公司的offer,我的人生,好像终于要走上正轨了。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省城,见姑姑。
我需要知道,那第三个条件,到底是什么。
我甚至做好了准备,哪怕是让我去她的公司从底层做起,给她打一辈子工,我也愿意。
还是那个小区,还是那扇门。
开门的依然是姑姑。
四年不见,她好像没什么变化,又好像添了几分岁月的痕迹。
她还是穿着简单的居家服,身上还是那股清冷的香气。
“毕业了?”她看着我,眼神里第一次有了一丝我能读懂的、叫做“欣慰”的东西。
“嗯,毕业了。”我站在她面前,已经比她高出一个头,不再是那个畏畏缩缩的少年。
我把一张银行卡递给她。
“姑姑,这里面是我这几年攒的奖学金和兼职的钱,还有我预支的第一个月工资。我知道不够,但我会慢慢还你。”
她没有接,只是看着我,笑了笑。
“坐吧。”
她给我泡了一杯茶,茶香袅袅。
“还记得我说的第三个条件吗?”她问。
我点点头,心脏不争气地狂跳起来。
她起身,走进了书房。
过了一会儿,她抱着一个木箱子走出来,放在我面前的茶几上。
箱子看起来有些年头了,上面还挂着一把小小的铜锁。
她拿出钥匙,打开了箱子。
我的呼吸,在那一刻,停滞了。
箱子里,满满当当的,全是我写的信。
四年的时光,四十八封信,一封都不少,按照日期的顺序,被她用丝带整整齐齐地捆着。
每一捆上面,还贴着一张小小的标签,写着年份。
我的眼睛一下子就湿了。
我以为她看过就会扔掉,我以为那些信对她来说,只是一个完成任务的凭证。
我从没想过,她会把它们全部留着,还保存得这么好。
“你的大学四年,都在这里了。”她轻轻抚摸着那些信,像在抚摸一件珍宝。
“从一个自卑、敏感、连话都说不清楚的农村小子,到一个自信、从容、马上要踏入社会的北大毕业生。”
“我看着你,一步一步地走过来。”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顺着脸颊滑落。
“姑姑,我……”
她摆摆手,示意我别说话。
她从箱子的最底层,拿出一个陈旧的笔记本。
她翻开笔记本,递给我。
笔记本的纸张已经泛黄,里面的字迹,娟秀,但带着一股压抑不住的力量。
我看到第一页的日期,是1979年。
“今天,我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可我爹说,家里没钱,让我别去念了,早点嫁人。”
“我跪在地上求他,他还是不答应。我把通知书烧了,躲在被子里哭了一整天。”
“我不甘心,我偷偷跑了出来,去了省城,我想找活干,我想挣钱上学。”
“我遇到了一个好心的阿姨,她收留了我,还资助我上了大学。她说,她不要我还钱,她只要我答应她,以后有能力了,也去帮助一个像我一样的孩子。”
我抬起头,震惊地看着姑姑。
她的眼眶也红了。
“那个阿姨,就是我后来的婆婆,你姑父的妈妈。”
“我毕业后,进了单位,认识了你姑父。我一直记着婆婆的话,这些年,我一直在找,找一个值得帮的人。”
“一个真正需要帮助,并且懂得感恩,有骨气,有韧劲的孩子。”
她看着我,目光灼灼。
“我一直在观察你。从你小时候,我就在观察你。”
“你学习刻苦,性格倔强,自尊心又强。我知道,简单的施舍,只会伤害你,甚至会毁了你。”
“所以,我给你设了那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让你在我家打扫卫生,是为了磨掉你身上那点可怜的、不值钱的‘天之骄子’的傲气。让你明白,任何一份收获,都必须付出汗水和劳动,哪怕你是北大的学生,也一样。尊严,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挣的。”
“第二个条件,让你每个月给我写信,不是为了监视你,而是为了让你学会思考和记录。人一旦忙起来,就容易迷失。我希望你能在喧嚣的城市里,保留一块属于自己的、可以跟内心对话的地方。那些信,是你成长的足迹,也是你最宝贵的财富。”
我的眼泪已经模糊了视线。
原来是这样。
原来所有的苛刻和冷漠背后,都藏着这样深沉的用心。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第三个条件了。”
她合上那个笔记本,郑重地看着我。
“我的第三个条件就是,忘了我给你的钱,那些钱,你不用还。”
“你要做的,是像我一样,在你将来有能力的时候,去找到一个像当年的你一样,身处困境但眼里有光的年轻人。”
“然后,用你的方式,去帮助他,拉他一把。”
“你不需要告诉他你的名字,更不需要让他感恩戴德。你只需要告诉他,把这份善意,传递下去。”
她的话,每一个字,都像一颗滚烫的石头,砸进我的心里,激起万丈波澜。
我终于明白,她给我的,从来就不是钱。
她给我的,是一场长达四年的、关于人格、尊严和爱的教育。
她把我从一个自卑的泥潭里,一步一步地拉出来,教会我如何站直,如何行走,如何成为一个真正顶天立地的男人。
我站起身,对着她,深深地鞠了一躬。
“姑姑,我明白了。”
从姑姑家出来,外面的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
我感觉自己像是脱了一层皮,又像是获得了新生。
我去了很好的公司,从最底层的职员做起。
我像姑姑要求的那样,踏实,努力,不走捷捷。
我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委屈,但每次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姑姑的话,想起那个擦得锃亮的地板,想起那满满一箱子的信。
我心里就又充满了力量。
很多年后,我也成了别人眼中的“成功人士”。
我有了自己的公司,有了自己的家庭。
我把父母接到了身边,让他们安享晚年。
我一直没有忘记和姑姑的约定。
我设立了一个匿名的助学基金,专门资助那些和我一样,出身贫寒但品学兼优的孩子。
我从不露面,所有的沟通,都通过邮件。
我对他们的要求,也只有三个。
第一,每个学期,都要参加一次体力劳动相关的社会实践,可以去工地搬砖,也可以去餐厅洗碗,然后交一份心得报告给我。
第二,每个月,都要给我发一封邮件,写下他们的所思所想,写下他们的成长和烦恼。
第三,毕业之后,他们需要承诺,在未来有能力的时候,以同样的方式,去帮助下一个人。
我收到了很多很多的邮件。
在那些文字里,我仿佛看到了无数个当年的自己。
他们迷茫,他们自卑,他们欣喜,他们痛苦。
我像当年姑姑对我一样,用简短的、有时候甚至有些刻薄的语言回复他们。
“眼泪解决不了问题。”
“抱怨是弱者的行为。”
“想要什么,就自己去争取。”
我不知道他们中有多少人能理解我的用心。
但我相信,善意的种子,只要播撒下去,总有一天会生根发芽。
有一年,我回老家,顺道去省城看姑姑。
姑姑老了,头发白了,背也有些驼了。
姑父前几年去世了,她一个人住在那栋大房子里,更显得冷清。
我陪她坐在院子里喝茶,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
“你还在做那件事?”她忽然问。
我知道她指的是什么。
我点点头。
“已经帮了二十三个孩子了。”
她笑了,脸上的皱纹像花儿一样绽开。
“好,好啊。”她喃喃地说。
我们沉默了很久。
“姑姑,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我终于忍不住开口。
“说。”
“当年,你为什么要选我?”
她那么多亲戚,为什么偏偏是我?
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神浑浊,但依然清亮。
“因为,那年你十岁,过年的时候,我给了你和别的孩子一人一块大白兔奶糖。”
“别的孩子都当场剥开吃了,只有你,小心翼翼地把糖放进口袋里,说要带回去给你娘尝尝。”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知道,你这个孩子,心里有别人。”
我的眼泪,又一次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原来,那么早,那么早,她就把我放在了心上。
那颗我早已忘记味道的大白兔奶糖,却成了决定我一生命运的契机。
离开的时候,姑姑送我到门口。
她拉着我的手,那双手,已经不再像当年那样光滑,布满了老年斑,干枯,但很有力。
“记住,”她说,“人这辈子,能温暖自己,也能照亮别人的,不是钱,是心里的那点光。”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回城的路上,我开着车,眼前的景象渐渐模糊。
我想起了1999年的那个夏天,那个闷热的、让人绝望的午后。
我想起了那趟开往省城的、充满汗味的绿皮火车。
我想起了那三个改变了我一生的条件。
我想起了那个清冷的、美丽的、用最严苛的方式给了我最深沉的爱的姑姑。
她不是我的亲妈,却给了我一次重生。
我打开车窗,风呼啸着灌进来,吹干了我的眼泪。
我知道,我的人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那束从姑姑手里传递过来的光,会一直在我心里亮着。
我会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它,然后,把它传递给更多需要温暖的人。
就像当年,她对我做的那样。
后来,姑姑去世了。
在她去世的前一天,她给我打了最后一个电话。
电话里,她的声音已经很虚弱了,断断续续的。
她说:“箱子……书房……给你的……”
我连夜赶回省城,但还是没能见到她最后一面。
葬礼上,我没有哭。
我只是安静地站在那里,看着她的黑白照片。
照片上的她,还是那么漂亮,那么清冷,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处理完后事,我独自一人回到了那栋熟悉的房子。
房子里空荡荡的,好像连空气都凝固了。
我走进书房,在那个熟悉的位置,看到了那个熟悉的木箱子。
箱子没有上锁。
我打开它。
里面不再是我写的信。
而是一沓一沓的信,来自全国各地,来自那些我从未谋面的、被我资助过的孩子们。
原来,他们写给我的每一封邮件,我都让我的助理打印了出来,每个月匿名寄给姑姑一份。
我只是想让她知道,她的那份善意,正在开枝散叶。
我没想到,她把这些信,也都存了下来。
在箱子的最底下,我看到了那个泛黄的笔记本。
是她的日记。
我翻到最后一页。
上面是她去世前一天写的,字迹已经歪歪扭扭,不成样子。
“今天,我好像看到婆婆了,她笑着对我说,我做得很好。”
“我也看到了那个十岁的小男孩,他捏着那颗奶糖,跑得满头大汗,他说,要拿回去给妈妈。”
“真好。”
“这束光,终于可以交给他了。”
“我累了,想睡了。”
我合上日记本,紧紧地抱在怀里,蹲在地上,终于失声痛哭。
窗外,夕阳的余晖透过玻璃,洒在地板上,一片金黄。
那地板,依然光洁如镜,映出了我的影子。
我仿佛看到,一个清冷的女人,端着一杯咖啡,就站在不远处,安静地看着我。
她的眼神里,没有责备,没有怜悯。
只有,一抹淡淡的、温暖的笑意。
来源:天哥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