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1]。在媒介技术发展、传播环境变化以及新闻业结构变迁背景下，如何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既是一个重大的现

作者：涂凌波（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杭（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5年第10期

导 读：

本文尝试通过对历史脉络中新闻实践的考察，提炼出具有现实意义的框架与路径，进而为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工作提供一种方法论层面的参照。

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1]。在媒介技术发展、传播环境变化以及新闻业结构变迁背景下，如何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既是一个重大的现实命题，也是重要的理论问题。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中国新闻业的发展从来不是静态的，而是始终处于不断变革之中，“传承”与“创新”是当代中国新闻实践[2]的鲜明特色。回望历史，从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新闻体制的确立，再到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新闻改革，当代中国新闻业积极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求，不断在变革中守正创新。我国新闻舆论工作的核心原则、基本要求、工作方法等传统不仅得以延续，而且在变革中持续完善、深化与夯实。“关注变革与延续的关系，既是为了辩证认识新中国新闻业，明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更是为了懂得坚守什么，扬弃什么，警醒什么，从而在变革中不失主心骨，在延续中明确大方向。”[3]在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进程中，需要正确认识“变与不变”的关系，回到当代中国新闻实践的历史脉络，挖掘和吸收其中的宝贵经验，为当前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提供历史参考。必须指出的是，历史经验不具备直接的可复制性，观念或者说方法论维度的经验更具借鉴意义。基于这一认识论，本文尝试通过对历史脉络中新闻实践的考察，提炼出具有现实意义的框架与路径，进而为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工作提供一种方法论层面的参照。

二、变革的观念：坚持问题导向，秉持系统思维

观念是变革的先导。观念之于主体的实践往往是优先的，实践观念先于实践行为。[4]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首先要树立正确的变革观念，它决定着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基本方向、行动策略和整体成效。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和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所内蕴的“发现问题—系统思维—解决问题”变革观念，具有重要的历史启发意义。

（一）聚焦现实问题的党报改版

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核心，是明确党报的性质定位，并在此基础上解决如何更好发挥党报功能与作用的问题。改版前，《解放日报》大量刊载国外通讯社的消息，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报道和边区的消息一般不在显著位置，紧密联系国内形势的社论、时评也很少，文风也较呆板枯燥。[5]进而言之，《解放日报》“对宣传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显得不是很得力，与当时国内外复杂的斗争形势很不适应”[6]，无法充分发挥党报应有的宣传鼓动、舆论引导以及凝聚人心的作用。在外部民族矛盾与内部思想路线矛盾叠加的关键历史节点，《解放日报》的功能定位与抗战时期党的工作需要之间发生了结构性错位，这构成改版的现实动因。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同样基于对现实问题的考量。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日报》深受苏联《真理报》办报模式的影响，然而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人民日报》对“新形势以及这种形势下的人民群众精神需求缺乏了解和把握”[7]，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苏联模式的弊端，开始摸索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由此，才促成了1956年《人民日报》的改版。从根本上说，此次改版是因为“社会发展的逻辑由‘革命’变为‘建设’，社会根本矛盾变化了”[8]，党报必须做出全面革新，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新诉求。

从这两次党报改版中不难发现，在坚持实事求是、聚焦现实问题的变革观念下，党报根据新的形势和需求对媒体功能错位进行纠偏。就《解放日报》改版而言，改版前受到党内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导致报道脱离中国实际、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弱化，不能很好地服务于抗战大局，改版通过调整办报方针、强化党性原则等手段，使新闻工作成为破除教条主义、清算主观主义、强化全党思想统一的有力武器，为整风运动乃至抗日战争的胜利筑牢了舆论阵地与思想根基。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是针对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适应经济建设需求、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一次新闻实践，具有思想解放的性质。在新闻实践上，“新闻报道的量在显著增加，质在明显提高，时效性在增强，新闻业对社会现实干预的程度明显加强，中央对新闻事业的指导更为科学，目标更为具体、明确”[9]。

（二）党报改版中的系统思维

《解放日报》改版不仅是媒体层面的调整，更是利用报纸开展各项工作的生动实践，是党中央以系统思维着眼抗战全局，秉持发展眼光布局长远战略的体现，这鲜明表现在改版与延安整风的关系上。整风运动旨在“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10]。而“要达到改造党的目的，必须首先改造党报的工作”[11]，作为这一时期的中央党报，《解放日报》的中心任务就是配合整风运动，改版则是整风运动系统部署的关键一环。具体而言，《解放日报》始终围绕思想教育主线，及时传递党的政策与主张，先后开辟“党的生活”栏目、“整风运动”专栏，发表大量社论及代论，针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情况，提出尖锐批评和善意引导，推动全党整风运动持续深入开展。[12]同时，《解放日报》也积极推动边区大生产运动开展，大力宣传抗日游击战，深刻揭露国民党罪行，报道反法西斯战争中其他战场的情况。[13]1956年《人民日报》的改版同样以系统性思维为主导观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人民日报》基于当时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以系统思维全面审视报纸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角色和功能，用发展眼光洞察社会主义建设需求和舆论导向的转变。《人民日报》的改版“密切了与广大读者的联系、勇敢而稳步地将关于‘百家争鸣’方针的讨论引向深入、打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报道中的旧格局”[14]。其二，《人民日报》的改版方案是经多次审定后出台的，体现了在党的领导下媒体的系统性变革筹划，经过编辑部自查、读者调查和领导批复审核三个层级的评估，制定出包括扩大报道范围、自由阐发社会言论和改进文风等在内的科学改版方案。

两次改版实践体现出系统思维作为党报变革观念的重要价值：运用系统思维不仅是为了解决具体的办报问题，而且是一种从全局出发、以发展眼光统筹媒体功能与时代需求的战略思维。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是服务整风运动、服务抗战全局，通过媒体功能调整实现思想统一与社会动员的协同推进；1956年《人民日报》则以系统筹划突破单一宣传模式，“试图解决党报与公众的关系问题，并试图以‘读者需要’为核心概念使党报既宣传党的政策也体现公众的意志”[15]。这种系统性变革的思维逻辑，揭示了党报党刊在历史转折期主动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动性和改版变革策略的系统性。

三、变革的基础：以人民为中心，践行群众路线

人民是历史的缔造者，也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史上，如何更好地联系群众、贴近群众、服务群众，是新闻工作不断改革创新的价值根基与动力源泉。新闻文风改革就生动体现了群众路线的要求，其历史经验在认识论上表现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在方法论上则体现为对群众路线的践行。以人民为中心、践行群众路线，是推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不可或缺的基础。

（一）新闻文风改革的理念：人民中心论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史上有过多次新闻文风改革，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抗日战争时期反“客里空”、反对“洋八股”“党八股”、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双百”方针、改革开放后反“帮八股”以及新世纪以来的“三贴近”“走转改”等行动。新闻文风改革表面上是对新闻产品的形式革新，本质上则是新闻工作贯彻人民中心论的体现。以反对“党八股”为例，彼时的新闻文风关系到是否密切联系群众、能否凝聚群众力量以及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究其根本，新闻文风所强调的群众本位是对“群众办报”理念的新闻实践，背后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重要体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双百”方针实施的背景下，以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为中心的文风改革再次开展，本次改版的目的在于“建立宽松自由、让人心情舒畅的舆论环境；而文风的改进，是以‘读者’能够有兴味地阅读为主要任务的”[16]。改革开放初期，针对“文革”时期的“假大空”“帮八股”文风，提出“新短快强活”理念，提倡在“新华体”之外拓展出散文体、短新闻等新品类，贴近受众、可读性强的新闻日益增多。[17]这一改革实践延续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将群众需求置于新闻生产的核心位置。2003年1月，党中央提出了新闻宣传的“三贴近”原则，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2011年8月，中央宣传部等五家单位联合下发了《关于在新闻战线广泛深入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的意见》，“这是‘三贴近’活动的进一步深入，要求新闻工作者接近信源，改变不良作风和文风”[18]。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党以新闻文风建设为抓手，推动新闻工作贴近群众，增强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表现。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文风问题，对于新闻舆论工作中的文风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习近平认为“文风不是小事”，“党风决定着文风，文风体现出党风”[19]，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文风也体现作风，改进作风必须改进文风”[20]。在如何形成优良文风上，他强调“把改进文风同改进干部工作作风结合起来，尤其要加强调查研究、深入了解群众呼声”[21]，因为“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22]。在“2·19”讲话中，他要求新闻舆论工作者“转作风改文风，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23]。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文风改革根植于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属性，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数次文风改革不仅巩固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而且彰显了党始终以人民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新闻舆论工作凝聚民心、引领发展的决心与担当。

（二）新闻文风改革的方法启示：践行群众路线

新闻文风隐含着文本与受众的关系，“群众性”是新闻文风改革的核心线索。新闻文风改革“一以贯之的主题是反对形式主义，追求生动活泼、群众喜闻乐见、言之有物的文风，其不变的目标是联系群众”[24]。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深入基层、贴近群众、依靠群众和服务群众四个方面。

首先，新闻媒体要注重调查研究，以新闻真实性为原则，精准把握群众自下而上的现实诉求。群众路线包括调查研究[25]，《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便是毛泽东为了解湖南农民运动的实质并寻找中国革命问题的正确答案而调查撰写的经典文献，为指导中国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次，新闻报道的内容表达要贴近群众生活，用群众的语言和视角进行报道，增强新闻的亲和力和感染力。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后，一改“党八股”枯燥难懂的文字风格，积极反映陕甘宁边区的群众运动和生活，陆续推出了有关杨朝臣、赵占魁、吴满有等典型人物报道，鲜明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办报立场。再次，新闻媒体要广泛发动群众参与新闻报道，形成“群众办报，开门办报”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一向鼓励有条件、有能力的基层群众通过通讯员、黑板报、读报组等方式直接参与新闻生产”[26]，这种“参与式”的新闻生产理念超越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局限，打破了新闻从业者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壁垒，新闻成为党和人民紧密相连的纽带。最后，新闻媒体的根本目的是服务群众，反映群众意愿和需求，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譬如，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对生产宣传的新闻实践强调围绕生产和生存问题，旨在服务于落后农村根据地的生产和发展，以及挖掘后方资源的再生潜力与战备能力。[27]

四、变革的支点：强化主体意识，灵活驯化技术

技术是推动新闻业变革的结构性力量。但是，技术迭代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工具选择，而是主体意识与技术逻辑的动态博弈。在此过程中，新闻传播主体对待技术的辩证态度与适配策略十分关键，强化新闻从业者的主体意识，在技术驯化中把握主动权，是撬动系统性变革的关键支点。回望历史，新中国成立初期广播收音网的建设便深刻体现了中国新闻工作实践中人与技术的关系。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广播收音网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将分布在广大乡村地区的群众与党紧密联系在一起，面对“文盲众多、报纸严重不足”的局面，必须以无线电广播作为宣传鼓动群众、教育群众的最有力工具之一。[28]然而，广播作为一种电子传播技术还远未在全国普及，收音机在全国各地约有100万台，大都分布在东北、华北、华东一带，劳动人民所有的只占很少一部分[29]，这使得广播难以充分发挥其在宣传鼓动和教育方面的潜力，无法有效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于获取信息、接受教育以及与党紧密联系的迫切需求。

1950年4月22日，新闻总署发布《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旨在解决收听广播的基础设施短缺问题。全国广播收音网的建设主要有两个思路，一是通过建立收音站、组织广播收音员对广播内容进行“再中介化”传播；二是建设全国广播收音网，同时部署更多收音员。[30]广播收音员群体的出现突破了电子传播技术匮乏环境下传播覆盖范围与效果的局限，成为发布新闻、传达政令、动员群众的关键中介，抗美援朝战争、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运动等主题宣传得以广泛而有效地开展。1951年，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做了28次广播演讲，报告志愿军在朝鲜前线英勇杀敌的情况，全国至少有1亿人收听了他们的广播。[31]如果借用西方传播研究中的“驯化”概念，那么新中国成立初期广播收音网的建设可以视为一种对技术的“驯化”策略，即通过建立收音站、配备收音员等一系列组织和人力措施将广播电台驯化为“日常媒介”，有力推动了各项政策的宣传落实以及社会动员工作，在国家建设和发展初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据统计，到1952年年底，各地共建广播收音站2.37万多个，专职或兼职收音员2万多名，有21个省2900多名收音员下乡组织群众收听广播，收听人数达1800多万。[32]至此，全国收音网初步建成，标志着新中国在利用新兴媒介技术服务国家建设、服务人民群众方面迈出了坚实且关键的一步，为后续新闻宣传工作的开展和完善奠定了扎实基础。

（二）正确处理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播收音网的建设，为理解传播主体与媒介技术的关系提供了历史启示。这一过程展现出技术适应和主体主导的双重经验：既要积极拥抱新的媒介技术，运用好新技术的特性，创新传播方式，也需在传播中坚持人的主体性，对技术加以驯化，让技术服务于人而非相反。

新中国成立初期，交通设施尚不发达，群众的文化水平低下，尤其是在广袤分散且教育落后的农村地区。无线电广播具有跨时空传播、即时性强、感染力突出等特性，成为党和国家向人民群众开展宣传教育和信息传播的理想工具。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党和国家领导人极为重视广播对农民的宣传教育功能，始终将广播视为团结和教育广大农民群众的媒介手段。[33]在播出语言上，以普通话为主，但也会根据当地情况，运用本地方言制作节目。在内容编排上，广播节目多种多样，涵盖时事新闻、政策通俗讲话、农业科学文化、卫生知识、天气预报以及农民喜爱的文艺节目等。[34]这些传播策略体现了传播主体对广播技术特性以及受众需求的精准把握，凸显了其利用新技术过程中务实且灵活的态度。

广播收音网的建设还揭示了正确处理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无线电广播之所以能够在收听终端稀缺的社会背景下转化为高效的信息传播工具，关键在于构建了独具特色的三级传播体系：广播电台生产传播内容，收音站进行在地性转译，收音员开展面对面解说。这种分层的传播体系既保留了广播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高覆盖能力，又通过人际传播弥补了技术短缺和单向传播的不足。可以说，收音站、收音员的广泛设置使得广播媒介技术更好地被人掌握，使广播传播突破了技术载体的物质局限。这种将新技术改造、重组并适配于具体社会情境中的创新实践，本质上是人的主体性力量的显现，彰显了人在传播活动中的主导地位。

五、变革的目标：凝聚社会共识，提升新闻能力

新闻业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新闻系统是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作为社会的“共识聚合器”与“发展助推器”，中国新闻业的核心目标在于壮大主流舆论、凝聚社会共识，以卓越的新闻能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助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基层传播实践，为明确主流媒体的功能定位和发展目标提供了宝贵历史经验。党领导下的新闻工作并非单纯的舆论宣传手段，而是嵌入社会结构并凝聚群众共识、推动社会运作的关键力量，这两个基本面向构成了我国新闻事业的功能定位，而其实际达成的效果，则是衡量我国新闻媒体新闻能力的主要标尺。

（一）根据地基层传播实践的指向：凝聚共识

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根据地开展了广泛且深入的基层传播实践。相较于西方语境下基于城市经验的社区传播而言，我国的基层传播呈现出依靠政党和行政力量组织、借助基层媒介进行群众动员，以及高度参与基层发展和社会建设等特征[35]，这是植根于20世纪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传播范式。基层传播“以传播为媒，介入20世纪中国政治、社会与经济的大变革中，在改造主体、基层治理和生产发展中扮演着能动性的角色”[36]，在打破乡村封闭状态的同时也实现了基层社会的有序变革与发展。如，陕北根据地借助墙报、黑板报等基层媒介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抗战形势与生产生活知识，而街头诗运动、新秧歌运动等基层文艺则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动了基层社会的思想文化建设。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对乡土的动员与整合实现了“党和国家上层与乡土社会基层在精神意识形态上的联通”[37]。从传播的理念与实践来看，革命根据地的基层传播印证着“以群众参与新闻实践和新闻参与社会治理为特点的群众新闻路线”[38]，是结合根据地中心工作，通过文化宣传系统的组织化传播，是凝聚基层群众共识，强化意识形态认同的社会整合方式。

党领导下的基层传播实践通过新闻媒介与社会运动的深度融合，构建起涵盖新闻宣传、社会动员、基层治理等多重效用在内的复合型传播体系。新闻工作不再停留于信息传播和舆论宣传的维度，而是以组织者、参与者和推动者的角色深度参与到基层建设进程和群众现实生活中。这种“新闻工作与社会实践同构”的独特运作模式——新闻工作者既是政策解读者又是社会动员者，新闻报道既是信息载体又是组织工具，新闻机构既是舆论阵地又是社会治理节点，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通过新闻实践将政治话语转化为生活话语、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历史智慧。这种双重功能定位契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传播方法论，是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历史书写，明确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媒体“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增进人民群众福祉”的目标。

（二）新闻能力：开展基层传播实践的基础

从实践主体来看，基层传播活动的有效开展离不开新闻主体所具备的新闻能力。新闻能力是主体运用新闻方式开展活动的本领，其范畴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主体参与新闻活动本身的本领，二是主体借助新闻手段介入其他社会活动的本领。[39]革命根据地的基层传播实践涵盖了新闻能力的两个维度，既通过直接的新闻宣传来阐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满足群众的信息需求，也借助新闻活动深度参与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实践。前者是新闻主体从事新闻活动的基本能力（本体性新闻能力），后者是主体运用新闻介入其他社会活动及日常生活中的能力（延伸性新闻能力）[40]。以延安《解放日报》为例，其发挥的思想引领、舆论引导等作用之于其党报的定位来说自然毋庸赘言，而在参与陕甘宁边区的减租减息运动、卫生防疫动员和大生产运动等根据地建设与动员实践中，同样展现出强大的新闻能力。根据地的基层传播是两种新闻能力的综合运用，核心在于将信息传播的媒介属性与社会动员的治理属性有机统一，以传播实践激活社会动能。

在革命根据地的语境下，本体性新闻能力体现在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中，延伸性新闻能力则表现在新闻主体通过新闻手段参与到根据地的各项事业与群众的日常生活中。这两种新闻能力的关系实际上反映了我国新闻事业中“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本质要求，两者在新闻实践中达成内在统一。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也表明，新闻工作与民众生活的深度融合是凝聚群众共识、提升新闻能力的重要途径，新闻能力提升的基本路径在于实现媒介逻辑与社会逻辑的有机互嵌。这种以人民性为内核的延伸性能力建设，既倒逼着本体性新闻能力的在地化调适，又通过舆论场与生活场的同频共振，最终达成整体性新闻能力的提升，进而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并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六、当代中国新闻实践对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现实启示

当代中国新闻实践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经验与实践智慧，这些经验智慧既源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自觉，又形成于不同历史时期回应社会主要矛盾、创新传播形态的实践探索，对如今的新闻实践仍有诸多启示意义。下文从观念、基础、支点、目标四个维度提出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策略建议。

（一）观念维度

无论是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还是1956年《人民日报》的改版，都是针对当时现实问题而进行的系统性改革，都是为了解决当时历史环境中新闻工作与时代任务、社会需求之间的适配问题，从而更好地发挥新闻媒体的功能和作用，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当前，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仍需以问题导向为起点，在系统思维框架下深化媒体功能与时代需求的动态适配。

第一，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应强化问题意识，聚焦变革进程中的关键问题，抓住变革的主要矛盾。当前变革的主要矛盾根源于外部传播技术快速更迭与内部体制机制制约之间的张力问题，以及新闻工作中出现的观念滞后问题，集中表现在因内容生产与受众需求错位而出现的主流舆论影响力弱化问题、因技术驱动与社会引领失衡而导致的价值取向偏差问题、因组织结构与变革需求不相适应而致使全媒体传播效能低下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主流媒体首先要以“求真”的态度对抗信息失真，重塑舆论场；其次要以“务实”的姿态重塑内容价值，超越短期流量，聚焦长期社会效益；还要以“革新”的理念重塑组织架构，打破部门壁垒，构建适应全媒体传播体系的新型管理体系。

第二，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要将系统观念内化为工作的方法论，注重变革的整体性、协同性和长期性。首先，要认识到“系统性变革”不是单一环节的小修小补，需要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思维，而要强调在整体性观念指导下的全局优化方略。其次，在变革过程中要贯彻协同性理念，兼顾技术、内容、制度等多个维度的变革，形成跨部门、跨领域的合作模式，重构媒体生态。此外，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持续的努力和投入，正如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或《人民日报》改版一样，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推进，在可持续发展中深化变革。

（二）基础维度

中国新闻史上的新闻文风改革历程，揭示了新闻工作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遵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这构成了文风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在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当下，需要将其转化为更具实践张力的操作路径，进而筑牢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现实基础，重点体现在两个维度的突破。

第一，深化“用户思维、人民中心”，平衡价值引领与需求满足。“用户思维”是新闻媒体在新时代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体现，强调新闻媒体要以用户为核心，聚焦群众关切的重大现实问题，而非简单迎合受众、追逐流量。当前，新型主流媒体的内容生产正从“传播者本位”转向“用户本位”，但须警惕滑向“流量至上”的陷阱。在内容生产上，动态捕捉用户在政策解读、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领域的真实需求，以此为起点进行新闻议题策划，实现“群众想知道的”和“党需要传播的”有机结合；在传播策略上，针对用户所属圈层打造精准化、差异化的传播路径，同时提升用户的平台参与性，在双向交流中强化价值引导的针对性，避免“大水漫灌”式传播；在效果反馈上，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传播效果追踪，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传播方式与内容结构，确保最大化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

第二，推进“开门办媒体”，走好网络群众路线。“开门办媒体”意味着新闻媒体要打破传统的封闭式运作模式，与社会化传播主体进行合作，整合资源，提升传播效果，最终目标是壮大主流舆论，构建多元化的传播矩阵。这需要主流媒体构建常态化、结构化的合作机制，实现与社会化传播主体的优势互补。一方面可以通过共建选题策划平台、共享信息资源库等方式，将主流媒体的权威性信息、丰富的资源与社会化传播主体的灵活表达形式、平台流量优势相结合，通过“共创内容+议题嫁接”形式，形成传播合力；另一方面，可以建立常态化培训指导机制，通过定期培训、业务指导等手段提升社会化传播主体的信息甄别能力和社会责任意识，推动其在内容生产与传播中更好地契合主流价值导向，进而构建健康有序的舆论生态。

（三）支点维度

正如前文所讨论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广播收音网建设的重要启示在于：技术革新只是媒体变革的表层动力，真正的支点始终是“技术为人所用”的价值理性。相较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广播收音网建设的物质性困境，当今主流媒体面临的系统性变革更具复杂性，人工智能技术、算法推荐、大数据等技术的涌现，正在重塑当代中国新闻业的生态格局。主流媒体需要以更积极的姿态拥抱新兴技术，逐步探索将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系统嵌入新闻生产与传播的全链条，重构媒体融合发展的技术底座。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广播收音网建设实践也具有特殊的警示价值，主流媒体在加速技术融合的同时要辩证对待新技术，始终要在新闻呈现、价值导向、伦理审查等核心环节保持主导地位，确保新闻信息的真实性，坚守新闻传播的社会价值。技术的“支点”效应能否转化为社会进步动力，取决于人的主体性能否在关键环节掌握“制动权”。面对技术性新闻失实、算法黑箱、深度伪造等风险，主流媒体需在三个层面强化主导性：一是在技术设计端嵌入伦理价值评估系统，开发符合新闻伦理的专用算法模型；二是在生产传播端保留人工“否决权”，建立符合新闻传播规范的人机协同内容生产机制；三是在效果反馈端强化人文价值评估，将社会效益纳入技术迭代的衡量标准。智能时代的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既要站在技术前沿发展新闻生产力，也要回归人的尺度守护传播的底线。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技术异化对人文价值的消解，真正实现“以技助人”而非“以技驭人”的传播生态。

（四）目标维度

革命根据地基层传播实践的历史经验，映射出如今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目标，即主流媒体不仅要做好新闻舆论工作、掌握舆论主导权，还应发挥治理作用激活社会效能，依托服务效能凝聚社会共识。前者指向主流媒体的本体性新闻能力，后者是其延伸性新闻能力的体现。简言之，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显性目标是壮大主流舆论、牢牢掌握舆论主导权，隐性目标是提升主流媒体的新闻能力。

其中，就显性目标的达成而言，主流媒体需从新闻舆论工作和参与社会治理两个维度发力，凝聚社会共识，重建主流媒体的“权威地位”。在新闻舆论工作中，推动宣传话语转型，构建“硬核化内容+柔性化传播”的复合型话语体系。一方面，要坚守政策阐释类文章的权威性和准确性，如以站位高远、逻辑严谨和论述翔实为特征的《人民日报》“任仲平”系列文章，是社会各界进行政策解读的范本；另一方面，也要探索贴近群众生活、契合公众偏好的柔性传播方式，如“浙江宣传”以深入浅出、观点鲜明的语言风格，引导公众进行理性思考与讨论。在社会治理维度，主流媒体要推动构建“媒体搭台—群众参与—部门响应”的协同治理模式，主流媒体不仅要做群众意见的“传感器”，更应成为社会治理的“推进器”。

就隐性目标的实现路径而言，主流媒体需进行本体性和延伸性能力的协同培育与提升。在提升本体性能力方面，需以技术赋能重塑新闻生产的底层逻辑，依托数据中台整合素材数据库、舆情监测系统与用户行为图谱，运用AI辅助选题策划、智能算法优化传播链路，使新闻生产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此外，也需在技术迭代中坚守内容生产的真实、客观、全面等硬性标准，构建多层级、全方位的内容核查与管控体系，确保新闻报道符合主流价值观与主流媒体的定位和风格。在提升延伸性能力方面，推动“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的融合模式走向成熟，将政策解读与民生服务、舆论监督与问题解决深度嵌套，培育兼具新闻素养与治理能力的“全媒型工作者”，建立记者编辑与基层治理者的双向挂职机制，让新闻生产始终扎根社会基层，巩固主流媒体和群众的信任纽带，重建主流媒体的权威地位。

七、结语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实践以其积淀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和始终坚守的使命担当，为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立足历史经验与现实需求的辩证统一，本文提炼出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中四个维度的现实启示。其一，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用系统思维的观念驱动改革创新；其二，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践行群众路线的价值基础；其三，强化对新技术的创新应用，增强传播主体对技术的驾驭能力；其四，全方位提升新闻能力，发挥传播效能更好地凝聚社会共识。可以说，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变”在于传播格局、技术手段、体制机制等操作层面的创新突破，坚守的则是主流舆论阵地的功能定位、“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以及“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价值取向。

我们在之前的研究中已经探讨过，数字技术革命与传统新闻生产关系的适配性危机是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核心动因，内部生态再造、社会生态位变革和内容生态位变革则是推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主要路径。[41]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既要承接百年新闻实践的价值内核，也须直面数字技术革命带来的现实挑战，厘清变革动因、锚定实践路径。进一步来看，主流媒体要实现系统性变革，可以立足本文提出的变革的四大维度——“问题导向与系统思维”“以人民为中心与群众路线”“技术创新与主体意识”和“凝聚共识与新闻能力”，在三大生态层面协同推进。首先，在内部生态层面，要坚持问题导向，打破科层壁垒，以系统思维重构生产关系，可以通过项目制管理、扁平化架构等方式再造新闻生产流程，解决工业化生产与数字生产力的适配矛盾；同时构建适应全媒体内容生产与传播的评价体系，建立用户反馈与群众参与的常态化机制，推动内部生态向服务型、开放式转化。其次，在社会生态层面，面对平台化与多元主体的传播格局，需强化主流媒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权威信息枢纽”角色，通过技术创新驱动“新闻+政务服务商务”模式升级，嵌入基层治理结构与社会服务网络，扎扎实实地践行群众路线；同时主动搭建多元主体协作平台，将制度性权威转化为关系性信任，巩固主流媒体的社会连接枢纽地位。最后，在内容生态层面，生产端需大力调动用户参与，吸纳社会化传播主体，建立用户参与生产的良性机制，加强对各主体生产内容的事实核查与价值引导，在重大议题的协同生产与价值校准中凝聚社会共识；分发端则可以优化算法推荐机制，健全平台智能分发系统，适应数字媒介的传播逻辑和场景化表达方式，在技术创新与主体意识协同下构建专业性与传播力兼具的内容生态共同体。总之，作为中国特色新闻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路径要以史为鉴、与古为新，汲取百年来中国新闻实践的宝贵经验，在变革与延续的历史辩证法中守正创新。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研究”（编号：2023JZDZ032）成果】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07-22(1).

[2]当代中国新闻实践是当代中国新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当代中国新闻学是当代中国语境中现代性、理论性、社会性和阶级性（集中表现为党性）相统一的新闻学，是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实践活动、社会主义新闻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闻学。一言以蔽之，当代中国新闻实践是当代中国新闻学语境下的新闻实践，具体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实践活动。关于当代中国新闻学的相关论述，参见：杨保军.全面认识当代中国新闻学的性质[J].国际新闻界，2022,44(07):6-27.

[3]李彬.新中国新闻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4.

[4]杨保军.新闻观念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1.

[5]陈力丹主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653，

[6]陆定一.陆定一同志谈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在解放日报史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J].新闻研究资料，1981(03):1-8.

[7]陈力丹主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658.

[8]王晓梅.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的酝酿[J].新闻大学，2006(03):19-27.

[9]《中国新闻传播史》编写组.中国新闻传播史:马工程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196.

[10]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2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519.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363.

[12]邓绍根，丁丽琼.延安《解放日报》:“推动工作的锐利武器”[J].历史评论，2024(03):57-62.

[13]延安《解放日报史》大纲(征求意见稿)[J].新闻研究资料，1983(01):5-47.

[14]钱江.《人民日报》1956年的改版[J].新闻研究资料，1988(03):1-47.

[15]李良荣.艰难的转身:从宣传本位到新闻本位——共和国60年新闻媒体[J].国际新闻界，2009(09):6-12.

[16]王梅芳，涂鸣华.中国共产党新闻文风改革的历史演进与启示——兼谈如何使“改文风”取得实效[J].新闻记者，2012(10):31-37.

[17]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册[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127.

[18]黄晓军.新闻文风:话语的重建与社会行动[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8,71(4):70-79.

[19]习近平. 努力克服不良文风 积极倡导优良文风[J]. 求是，2010(10):3-7.

[20]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151.

[21]习近平. 努力克服不良文风 积极倡导优良文风[J].求是，2010(10):3-7.

[22]习近平.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J].求是，2010(07):17-24.

[23]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 [N].人民日报，2016-02-20.

[24]王梅芳，涂鸣华.中国共产党新闻文风改革的历史演进与启示——兼谈如何使“改文风”取得实效[J].新闻记者，2012(10):31-37.

[25]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290.

[26]沙垚.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体系建构与乡村实践[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2):122.

[27]张慧瑜.生产宣传的理论来源与新闻实践——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为例[J].新闻与传播评论，2023,76(01):5-15.

[28]本书编写组.人民日报社论全集: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年10月—1956年9月）[G].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139-140.

[29]赵玉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通史:新一版[M].北京: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4:178,

[30]薛春燕，艾红红.新中国成立初期广播收音网的建立和探索[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1(11):86-89.

[31]左荧.我国人民广播事业在蓬勃发展中[N].人民日报，1953-05-07(3).

[32]赵玉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通史：新一版[M].北京: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4:179-180.

[33]潘祥辉.“广播下乡”:新中国农村广播70年[J].浙江学刊，2019(06):4-13.

[34]左漠野主编.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177.

[35]张慧瑜.媒介化与柔性治理:基层传播的中国经验[J].全球传媒学刊，2024,11(06):5-18.

[36]张慧瑜.基层传播的历史条件与双向运动[J].东方学刊，2024(04):87-98+126.

[37]徐勇.“宣传下乡”:中国共产党对乡土社会的动员与整合[J].中共党史研究，2010(10):15-22.

[38]沙垚.群众新闻路线: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实践的启示[J].编辑之友，2022(01):5-10.

[39]杨保军.“新闻能力”论纲[J].新闻记者，2024(12):3-14+25.

[40]杨保军.“新闻能力”论纲[J].新闻记者，2024(12):3-14+25.

[41]涂凌波，杨靖毅.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如何“破局”：基于新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分析[J].新闻与写作，2025(04):5-14.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涂凌波，李杭.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何以可为——基于中国新闻实践的历史启示[J].青年记者，2025(10):46-54.

来源：大众新闻-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