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此书当与《国史大纲》合读

摘要：所幸，彼一时，公开著书坚信中国必胜的，除了发表《论持久战》的毛泽东外，还有一位学者钱穆。全面抗战爆发后，钱穆随北大南迁昆明西南联大，继续从事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教学、研究工作，先后出版《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等论著。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到了存亡危难之际。

国土沦丧，生灵涂炭，一时间，对国家命运、民族未来、文化前途的悲观情绪弥漫开来。

当此时刻，中国的前途何在？

中国文化的命运走向哪里？

中国还能否取得胜利？

所幸，彼一时，公开著书 坚信中国必胜的，除了发表《论持久战》的毛泽东外，还有一位学者钱穆。全面抗战爆发后，钱穆随北大南迁昆明西南联大，继续从事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教学、研究工作，先后出版《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等论著。

1940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

开篇扉页上，他写下， “本书谨奉献于前线抗战为国牺牲之百万将士！”

《国史大纲》中处处可见作者忧患之情，对学生积极抗战、增強民族凝聚力起了积极作用。有人整本抄录，抄着抄着就泣不成声。时评人写道，这本教材使懦夫有立志，病夫有生气，读之无不热血沸腾。

在完成《国史大纲》后，钱穆开始着手撰写《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 思考绵延五千年的中国文化的命运和前途：我们国家民族的生命已经绵延了五千年。但是这五千年生命的意义在那里？价值在那里呢？中国近百年来所遭遇的环境，受人压迫，任人蹂躏，可谓痛苦已极。假如有一时候，中国人又处在独立自由，国势兴隆，幸福康乐的环境下，再让他舒服痛快的过日子；那么这时候，他又将怎样地打算呢？他会又想做些什么呢？

面对工业文明的冲击，中国文化真的已经无法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了吗？

钱穆先生在书中说：

中国文化传统，是有它的希望和目的的。什么是文化？要解答这问题，不单要用哲学的眼光，而且更要用历史的眼光。

在《中国文化史导论》的修订版序中，钱穆先生这样写到：

本书写于民国三十年中、日抗战时期，为余写成《国史大纲》后，第一部进而讨论中国文化史有系统之著作，乃专就通史中有关文化史一端作导论。故此书当与《国史大纲》合读，庶易获得著者写作之大意所在。

阅读本国历史，不仅要探寻到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更要在历史背后寻找到本国文化的根本性命题和特质，感受到对中国文化的信念和自信。相信《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这对姊妹书著作，能给大家带来很多启发思考。

《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的繁体竖排版作为经典版本，曾鼓舞无数学子，开启几代人的国史阅读启蒙。为了让更多读者能更方便地阅读钱穆先生的经典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简体横排版《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

今天我们一起阅读下这两本书吧！

《中国文化史导论》（简体横排版）

中国人现在不自由，不平等，国势衰弱，遭人压迫，事事都跟着人家后面跑，那是暂时事；难道中国人五千年来都在跟着人家脚后跟的吗？就算是如此，难道它心中就真的没有一条路线、一个向往吗？一个人在他的生命中，定有他自己所抱的希望与目的。如果没有了，那么他的生命就毫无意义与价值了。国家民族也如此。

——钱穆

1.人类文化的三大类型

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游牧文化发源在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在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三种自然环境，决定了三种生活方式，三种生活方式，形成了三种文化型。此三型文化，又可分成两类。游牧、商业文化为一类，农耕文化为又一类。

游牧、商业民族向外争取，随其流动的战胜克服之生事而俱来者曰“空间扩展”，曰“无限向前”。雇耕民族与其耕地相连系，胶着而不能移，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祖宗子孙世代坟墓安于斯。故彼之心中不求空间之扩张，惟望时间之绵延。绝不想人生有无限向前之一境，而认为当髅具足，循环不已。其所想象而祈求者，则曰“天长地久，福禄永终”。

游牧、商业文化，常为富强的，而农业文化则为安足的。然富者不足，强者不安，而安足者又不富强。以不富强遇不安足，则虽安足亦不安足，于是人类文化乃得永远动荡而前进。文化必有刺激，犹如人身必赖滋养。人身非滋养则不能生长，文化非刺激则不能持续而发展。文化之刺激，又各就其个性而异。向前动进的文化，必以向前动进为刺激。

2.中国文化的追求与理想

中国文化是一种传统爱好和平的，这已在上文述过，因此中国人始终不肯向富强路上作漫无目的而又无所底止的追求。若论武力扩张，依照唐代国力，正可尽量向外伸展。但即在唐太宗时，一般观念已对向外作战表示怀疑与厌倦。中国人对国际，只愿有一种和平防御性的武装。唐代虽武功赫奕，声威远播，但中国人的和平头脑始终清醒。在唐代人的诗里，歌咏着战争之残暴与不人道的，真是到处皆是，举不胜举。中国人既不愿在武力上尽量扩张，向外征服；同时又不愿在财富上尽量积聚，无限争夺。在唐代的社会情况下，无论国外国内贸易，均有掌握人间绝大财富权之机会与可能。但中国人对财产积聚，又始终抱一种不甚重视的态度，因此在当时一般生活水平虽普遍提高，但特殊的资产阶级，过度的财富巨头，则永不产生。

根据唐人小说，只见说：许多大食、波斯商人在中国境内经营财利积资巨万，但中国人似乎并不十分歆羡。诗歌文艺绝不歌颂财富，这是不需再说的。这不仅由于中国政治常采一种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不让私人财力过分抬头，亦由中国人一般心理，都不肯在这一方面奋斗。

我所说的中国传统和平文化，决不是一种漫无目的，又漫无底止的富强追求，即所谓权力意志与向外征服；又不是一种醉生梦死，偷安姑息，无文化理想的鸡豕生活；也不是消极悲观，梦想天国，脱离现实的宗教生活。中国人理想中的和平文化，实是一种“富有哲理的人生之享受”。深言之，应说是富有哲理的人生体味。那一种深含哲理的人生享受与体味，在实际人生上的表达，最先是在政治社会一切制度方面，更进则在文学艺术一切创作方面。

3.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世界大同”，“天下太平”

“世界大同”，“天下太平”，这是中国古人理想中的一种人类社会。所谓“凡有血气，莫不尊亲”，这就是中国文化所希望达到的理想了。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人类主义”即“人文主义”的，亦即“世界主义”的。它并不只想求一国的发展，也不在想一步步的向外扩张它势力，像罗马，像现在一般压迫主义、侵略主义者的西方帝国一般。惟其如此，所以使中国文化为可大。

若要具体一点讲，可以举几个例。像孔子，他的祖先，是商朝之后宋国的贵族，后来逃往鲁国。但孔子一生，就并不抱有狭义的民族观念，他从没有想过灭周复商的念头。也不抱狭义的国家观，他并不曾对宋国或鲁国特别地忠心。他更没有狭义的社会阶级观念，他只想行道于天下，行道于全人类。所以孔子实在是一个人类主义者，世界主义者。又像墨子，我们不能详细知道他的国籍和出身，只知他一样是没有狭义的国家观和阶级观的。至于庄子、老子，那就更没存所谓国家观、阶级观了。

“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身、齐家、治国，最后还是要平天下。这个理想，到秦始皇时代，居然实现，真成天下一家了。所以中国文化，开始就普遍的摆在一个大地面上，希望只要交通所达，彼此都相亲相爱，结合在一起。他们的最高理想，就是奠定一个世界大同、天下太平的，全人类和平幸福的社会。

《国史大纲》简体横排版

1.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个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推诿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遣。）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家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2.历史智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惟借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所归于历史智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也。

写国史者，必确切晓了其国家民族文化发展“个性”之所在，而后能把握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而写出其特殊之“精神”与“面向”。

3.惟知之深，故爱之切。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解，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今国人方蔑弃其本国已往之历史，以为无足重视；既已对其民族已往文化，懵无所知，而犹空呼爱国。此其为爱，仅当于一种商业之爱。……凡今之断脰決胸而不顾，以效死于前敌者，彼则尚于其国家民族已往历史，有其一段真诚之深爱；彼故以为我神州华裔之生存食息于天壤之间，实自有其不可悔者在也。

4.春秋时代，实可说是中国古代贵族文化已发展到一种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的时代。

贵族阶级之必须崩溃，平民阶级之必须崛兴，实乃此种文化酝酿之下应有之后果。

此下战国兴起，浮现在上层政治的，只是些杀伐战争，诡谲欺骗，粗糙暴戾，代表堕落的贵族；而下层民间社会所新兴的学术思想，所谓中国学术之黄金时代者，其大体还是沿袭春秋贵族阶级之一分旧生计。精神命脉，一气相通。因此战国新兴的一派平民学，并不是由他们起来而推翻了古代的贵族学，他们其实只是古代贵族学之异样翻新与迁地为良。

此是中国文化一脉相承之渊深博大处。

5.先秦诸子注意教育者莫如儒。（道家根本主张绝学不教。法家仅主刑名法律，如赵高之教二世是也。墨家、农家之教，不适于实际。其他皆所以用世，非所宜教幼。）故苟主幼小必教，则儒业必兴。中国无宗教，儒士本自友教贵族子弟起，故汉文用贾谊，则以为长沙王太傅，又以为梁王相，武帝之用董仲舒亦然。儒家在汉初，仍以友教青年贵族为第一要务。

《论语读法》：钱穆先生曾言，“今天的中国读书人，应负两大责任：一是自己读《论语》，一是劝人读《论语》。”本书集钱穆先生几十年阅读《论语》心得之大成。

钱穆先生认为，阅读《论语》，考据、义理、辞章三方面皆不可偏废。

而他最为推崇朱子对论语的解读，他推荐读《论语》者不仅应该读《论语》本身，还应该读古人对《论语》的注解及阐发等，尤其是朱子的注解。

他认为朱子的注解最为简单明白，深入浅出，初学可以浅读，成学可以深读，而且朱子的集注是在考据、义理、辞章三方面结合得最好的。钱穆先生还强调，解读《论语》，应着重去求《论语》原文之本义，而非“引申义”或“发挥义”。钱穆先生在本书中的这些观点对于我们今天阅读理解《论语》不无裨益。

钱穆先生围绕阅读《论语》之意义、朱子如何阅读《论语》、今人应如何阅读《论语》、如何看待古人对《论语》的不同理解等论题，将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倾囊相授，亲身引领读者探索理解这一经典的方法与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