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文化如潮水般涌入，锐不可当。儒家思想被视作“致使国家羸弱、民众愚昧”的祸根，国学逐渐失去昔日的尊崇。然而，多数人对其批判仅停留在浅层。面对这一状况，钱穆指出：若判定某事物失败，需深入剖析当时的实际情形，查找历史资料，以明确其具体失

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文化如潮水般涌入，锐不可当。儒家思想被视作“致使国家羸弱、民众愚昧”的祸根，国学逐渐失去昔日的尊崇。然而，多数人对其批判仅停留在浅层。面对这一状况，钱穆指出：若判定某事物失败，需深入剖析当时的实际情形，查找历史资料，以明确其具体失败之处。此文便是钱穆所总结的中国传统政治的四大弊端。

第一大流弊：

中央政府呈现出逐步集中权力的趋势。

在从秦至清的两千年间，对于过往的传统政治，我们起码不能轻易判定其为专制政治。若以客观的历史视角冷静分析，这两千年的政治历程中，固然积累了诸多宝贵经验，但也存在不少弊端。

通过这两千年的历史，我们能够从过往的传统政治里，总结出几条主要趋势。在此，我仅打算着重列举一些我们觉得不太好的趋势，逐一进行阐述。而好的方面，我们暂且先不提及。

中央政府呈现出逐步集权的态势。从某个角度来看，这是有益的，一个国家理应存在一个稳固的中央。随着政治的发展，政权自然而然会趋向集中，任何国家皆是如此。最初处于封建状态，国家四分五裂，而后逐渐走向统一与集中。

不过从汉朝到唐朝，就已存在过度集权的态势。到了宋、明、清三个朝代，更是逐步强化集权，致使地方政治日益衰败。直至如今，这成了中国政治领域的一大严峻问题。要知道，中国政治呈现出的中央集权、地方式微局面，已然有明显的历史发展趋向，并且这种状况持续已久。地方官员的地位愈发低下，地方政治也愈发萎靡不振，所有政治权力都集中于中央，这绝非良好现象。

我们在政治方面应全力谋求国家统一。然而，怎样达成国家统一，同时避免过度偏向中央集权，并且更多地关注地方政治的改善，这是我们首先应当为之付出努力的事情。

第二大流弊：

传统政治使得社会阶层逐渐走向平等。

自汉朝至清朝，中国传统政治里节制资本的政策一直被沿用。除了元朝和清朝这两个部族政权的特殊情况外，其他废除所有特权的举措也可说是始终受到重视。所以，封建社会很早就被推翻了。

晚唐时期，东汉以来的世家大族走向衰落。自宋朝起，中国社会形成了一种扁平化的社会形态。此前的封建贵族，如公爵、伯爵等爵位早已废除，官员无法世袭，政权面向大众开放，只要通过考试且符合条件，任何人都能进入官场。不过，这种扁平化的社会也存在弊端，过于平坦就难以展现出强大的力量。

在中华传统政治里，有这样的规定，只有读书人才能够参与政治事务，读书人通过考试且成绩合格便可进入仕途为官。这些读书人大多出身农村，即便有人做了官，其子孙也不一定能继续为官，如此一来，其他家庭便有了崛起的机会，那些出身穷苦却奋发图强之人也得以崭露头角，不得不说，这样的办法是相当不错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读书的人日益增多，做官的人也越来越多。由于政权处于开放状态，社会上那些有聪明才智的人都想踏上做官这条道路，因而工商业逐渐被人们轻视。

与东方不同，西方社会最初并不允许普通人参与政治，即使是封建贵族，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官”的概念。因此，社会上有才华和抱负的人纷纷投身于工商业，通过自己的努力积累财富和实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并开始联合起来争取政治权利。这种发展模式最终塑造了现代西方社会的形态。

早在很久以前，中国就对读书人予以奖励，也就是所谓的“学而优则仕”。于是，聪慧之人都选择读书，读完书后便渴望进入仕途。这就致使中国政治呈现出一种臃肿的弊端。就如同一个人身体上堆积了过多无用的脂肪，变得肥胖起来，这并非好事。然而，直至今日，这种现象依旧未能得到扭转。

第三大流弊：

皇权渐趋提升，政府的权力渐趋下降。

人们都期望社会能够长期稳定安宁，然而在这样的状况下，知识分子家庭最多也仅能兴盛三代。

最开始，是一位刻苦读书、辛勤劳作之人踏入社会，最终功成名就、仕途得意。然而，他的后代迅速沦为不学无术、游手好闲的富家子弟。紧接着，另一个家庭中努力读书、踏实耕耘的人崭露头角。只需看看宋明两朝的宰相，大多数都是出身贫寒，从底层崛起的。

然而，当天下处于太平之境时，皇位能够延续两三百年，由一家世袭。那些成为宰相的人，十年之前或许还在偏远乡村的简陋屋檐下苦读诗书，而皇帝家族却已传承了七八代甚至九十代之久。两相比较，皇帝的地位与尊严，自然是日益提升。

皇室的权力，往往呈逐步上升之势，而政府的权力，则常常呈逐步下降之态。这同样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一大弊端。虽说此后这一弊端或许不复存在了，但研读历史的人仍应了解这一情况，如此才能对中国过往的政治形成一种相对合理的认知。

第四大流弊：

中国的政治体制日益趋向繁杂精细。

当一项制度出现问题时，便制定另一项制度来加以防范，然而有些情况反而致使问题愈发严重。制度越是繁杂细密，人才就越受到束缚。这种趋向，让中国政治给人一种今不如昔的感觉。

从历史事实出发，以客观公正的视角来看，中国政治长期以来实际上更倾向于教条化，而西方近代政治则相对更注重事实。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他们所有的政治制度，都由选举来决定，通过选举胜出的多数党能够掌控一切。法律制度依据多数人的意见来确定和变更，所以说西方近代政治重视人、重视事实。

在我们的传统政治里，常有这样的情况，一项制度历经数百年都未曾改变，这无疑已沦为教条。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人才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因此，明末的黄梨洲才会感慨地说：“有治人，无治法。”这是由于长期以来制度过于繁杂，使得他不太重视法规，而更看重人，从而提出了这一主张。

然而，崇尚法治并不等同于专制。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白手起家之人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可能够自由施展才华的人却越来越少。今后，若我们无法破除这种传统积习所带来的、束缚人的繁琐法规，政治便很难有所作为。之前我们提到，中国社会中渴望从政为官的人数量众多，再加上法令制度繁杂细密，对其形成重重束缚，这正是中国政治难以有起色的根本原因。

前文提及，中国社会早就成为一个平等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所有力量都呈分散状态，难以加以运用。由于力量处于分散状态，所以缺乏组织性，无法凝聚起来。但在面对相同情况时，我们常常会有不同的说法。

有人一方面声称我们处于封建社会，另一方面又说我们如同一盘散沙。令人不解的是，既然说我们是一盘散沙，那就表明并非封建状态。然而，如果我们未来不走上西方资本主义道路，那么我们该怎样运用未来的新政，让社会形成一个新的共同尊崇与信仰的核心，从而再次围绕这个核心凝聚起来呢？

今日在政治领域，这再度成为极为关键的一桩事。

我会在最后阐述这一要点。对于中国的未来而言，怎样简化社会政治方面的各类制度，从而让人才能够自由发展，这是最为关键的。然而，这并非是将所有东西都推翻就能达成的。

关键之处并非在于推翻，而是在于创建。

我们讲，要构建法治体系。当下，我们的公文制度层级繁杂、流转繁琐，一旦陷入其中，便难以抽身。再添上“民主”这一概念，仿佛诸事都需集体商议，于是在公文流转之外又增添了频繁开会的事务。就当前状况而言，仅仅是开会和处理公文，就足以让每个人在政治事务中难以施展自身才能。

我们时常提及法律存在不足，实际上，不足的不仅是法律，更在于人才。这并非是我们缺乏人才，而是我们的人才无法在法律体系中充分施展才能。每个时代都会涌现相应的人才，也会有与之匹配的法律制度。当人才无处施展抱负时，社会就会陷入动荡。倘若仅仅依靠法律制度来约束人们，让每个人都无法充分发挥自身才能，那么必然会引发混乱。

当下，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着这样的责任：思考怎样汲取西方的新潮流，怎样结合自身以往的旧经验，为自己开辟一条新道路，开创方法，运用新才。

来源：放飞纸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