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5年8月的沈阳，暑气裹着煤烟在街巷里打转，东关机械厂的锻工王铁山擦了把额头上的汗，目光却锁在北边的铁路线上——连续四天了，夜里总有轰隆隆的列车声传来，那声音比日本人统治时的军列更密集，偶尔还能瞥见铁轨上闪着的金属冷光。他不知道，一场改变东北命运的变局，正

1945年8月的沈阳，暑气裹着煤烟在街巷里打转，东关机械厂的锻工王铁山擦了把额头上的汗，目光却锁在北边的铁路线上——连续四天了，夜里总有轰隆隆的列车声传来，那声音比日本人统治时的军列更密集，偶尔还能瞥见铁轨上闪着的金属冷光。他不知道，一场改变东北命运的变局，正随着这些列车悄然逼近。

1945年2月的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皇宫里的壁炉烧得正旺，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围坐在橡木桌前，谈论的却是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东北。此时二战已近尾声，太平洋战场上美军虽步步紧逼日本本土，却也付出了硫磺岛、冲绳岛战役的惨重代价；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亟待收复，却无力单独应对日军残余势力。对斯大林而言，这正是为苏联争取远东利益的最佳时机。

会议的核心议题之一，便是苏联对日宣战的条件。斯大林的要求清晰而直接：收回1904年日俄战争中沙俄失去的中国东北权益——包括旅顺口海军基地的“共同使用”权、大连港的“自由港”地位与苏联优先经营权，以及中东铁路、南满铁路的“中苏共管”权；此外，千岛群岛需划归苏联，外蒙古则要维持“事实上的独立”。这一系列条件，被白纸黑字写进《雅尔塔协定》的附件里，而作为利益相关方的中国，自始至终没有被邀请参会，甚至直到三个月后，国民政府才通过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知晓这份关乎自家领土权益的秘密协议。

对苏联而言，这份协议既是参战的“投名状”，也是重塑远东势力范围的蓝图。早在1941年，苏联就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双方约定“互不侵犯”，苏联得以将远东兵力调往欧洲对抗德国；如今德国战败，苏联腾出手来，东北便成了其战略布局的关键节点——控制东北的港口与铁路，既能保障苏联太平洋舰队的出海口，又能通过工业资源支撑战后重建。而对美英而言，让苏联尽早参战，既能减少美军伤亡，也能借苏联之手牵制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这份“牺牲中国权益”的交易，在他们眼中成了“双赢”的选择。

1945年5月，德国宣布投降后，苏联立刻启动对日作战准备。西伯利亚铁路成了繁忙的“军运线”，从莫斯科、列宁格勒调来的坦克、火炮和士兵，被塞进一节节绿色的闷罐车厢，昼夜不停地向中苏边境输送。据苏联战后解密档案记载，截至8月初，苏军在远东集结的兵力已达157万人，配备坦克和自行火炮5556辆、飞机3721架、火炮和迫击炮26137门，组建了后贝加尔方面军、远东第一方面军、远东第二方面军三个重兵集团，分别部署在蒙古东部、黑龙江沿岸和海参崴地区，形成对中国东北的三面包围。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勒令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否则将“遭到立即且彻底的毁灭”。但日本军部仍抱有“本土决战”的幻想，对公告置若罔闻。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蘑菇云腾空而起的瞬间，日本统治阶层的心理防线开始松动。斯大林敏锐地察觉到，不能再等——若日本提前投降，苏联将错失占领东北的最佳时机。

8月8日晚，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紧急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当面递交《苏联对日宣战书》，宣布“自1945年8月9日起，苏联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此时距离广岛原子弹爆炸仅过去72小时，日本还没从核打击的震惊中回过神来，苏军的“钢铁洪流”已轰然越过边境。

8月9日凌晨零点，后贝加尔方面军率先从蒙古东部出击，以坦克第六集团军为先锋，穿过茫茫戈壁和大兴安岭，直扑东北腹地的沈阳、长春。这支机械化部队堪称当时世界最强的装甲集群之一，配备的T-34/85坦克能轻松击穿日军的轻型坦克装甲，而日军部署在大兴安岭的“兴安岭防线”，仅有少量碉堡和反坦克炮，根本无法阻挡苏军的推进。时任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的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的坦克纵队像一把尖刀，切开了日军的防线，士兵们甚至不需要下车战斗，只需要用履带碾过那些简陋的工事。”

与此同时，远东第一方面军从海参崴方向发起进攻，目标直指牡丹江和吉林。这里是关东军的“东部屏障”，日军部署了第二军的主力，但面对苏军的空中轰炸和坦克冲锋，防线很快崩溃。牡丹江战役中，日军第124师团依托牡丹江边的碉堡群抵抗，苏军则调来重型榴弹炮和伊尔-2攻击机，将碉堡逐一摧毁，激战三天后，牡丹江落入苏军手中。远东第二方面军则从黑龙江北岸出击，渡过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包围了齐齐哈尔和哈尔滨，日军在江边的防御工事被苏军的登陆艇和两栖坦克突破，守军仓皇撤退。

此时的关东军，早已不是“九一八事变”时那支精锐之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关东军的主力师团陆续被调往东南亚和太平洋战场，到1945年8月，名义上拥有70万兵力的关东军，实际战斗力较强的仅剩下11个师团，其余多是由老人和学生组成的“补充师团”，装备也以老旧的三八式步枪和九二式重机枪为主，几乎没有像样的反坦克武器和防空武器。面对苏军的“闪电攻势”，关东军总部陷入混乱，司令山田乙三甚至在8月12日才意识到“防线已全面崩溃”，下令向长春、沈阳方向收缩，但为时已晚。

8月10日，苏军先头部队抵达哈尔滨郊外，驻守哈尔滨的日军第4军司令上村干男见大势已去，派参谋前往苏军阵地谈判，请求“体面投降”。8月11日，苏军坦克开进哈尔滨市区，街道上挤满了围观的中国百姓，有人举着写有“欢迎苏军”的小旗，也有人躲在巷口偷偷观察——他们既盼着日本人走，又对这支陌生的军队充满疑虑。同日，沈阳外围的日军第30师团与苏军坦克第六集团军遭遇，日军的九七式坦克根本不是T-34的对手，不到两小时，日军就损失了30多辆坦克，残余部队向沈阳城内撤退。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关东军仍在犹豫——山田乙三担心向苏军投降会遭到报复，试图与国民政府联系，希望向中国军队缴械。但苏军根本不给他们机会，8月16日，苏军远东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向关东军下达最后通牒：“立即放下武器，否则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同日，关东军总部在长春召开紧急会议，最终决定向苏军投降。8月19日，山田乙三带着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等人，乘坐飞机前往苏军远东第一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伯力，签署投降书。至此，盘踞东北14年的日本关东军彻底覆灭，苏军仅用10天时间，就控制了东北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

日军投降后，东北陷入权力真空——国民政府的接收部队远在西南，短期内无法抵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虽在各地活动，但兵力有限；而苏军作为战场上的胜利者，自然成了东北的“实际管理者”。8月20日，苏军在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城市设立“军管会”，宣布对东北实行“临时军事管制”，负责维持治安、接收日军物资和管理城市设施。

起初，东北百姓对苏军抱有好感——毕竟是他们赶走了日本人，结束了14年的殖民统治。长春市民李桂兰回忆：“苏军刚进城时，纪律还不错，有的士兵会给小孩糖吃，也不随便进老百姓家。我们家隔壁的张大爷，儿子是抗联战士，还专门给苏军送了鸡蛋。”但这种好感并没有持续太久，随着苏军对“战利品”的处置开始，东北百姓逐渐意识到，这支军队带来的不仅是解放，还有一场“看不见的掠夺”。

苏军对“战利品”的定义，远比想象中宽泛。根据《雅尔塔协定》和随后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有权接收“日本在东北的一切公私财产”，但这份协议并没有明确“公私财产”的范围。在苏军看来，日本在东北修建的工厂、矿山、铁路、电站，甚至是医院里的设备、学校里的仪器，都属于“战利品”，可以随意处置。1945年10月24日，在长春的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简称“满业”）总部，苏军中将卡尔涅耶夫召见了“满业”总裁高崎达之助，将一份事先拟好的《财产移交书》放在他面前，要求他签字确认——这份文件将“满业”下属的72家主要工厂、150家辅助企业，以及所有矿山、铁路支线，全部划归苏联“临时保管”。高崎达之助试图争辩，却被卡尔涅耶夫强硬地打断：“这是根据雅尔塔协议和中苏条约的规定，你没有拒绝的权利。”

签字仪式结束后，苏军立即派兵接管了这些企业。在鞍山钢铁厂，苏军中校柯刹罗夫带领80名军官、8000多名日俘和中国工人，开始了大规模的拆卸工作。鞍山钢铁厂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日本占领期间投入了20多亿日元，建成了从采矿、炼铁到炼钢、轧钢的完整生产线，年产钢能力达250万吨，占当时中国钢铁产量的90%以上。柯刹罗夫的拆卸队采取“地毯式”清理——先是用起重机将重达数百吨的炼铁炉、炼钢炉吊上火车，然后拆卸轧钢机、热处理设备，甚至连车间里的电缆、管道都不放过。为了方便运输，他们还将一些大型设备拆解成零件，用粉笔在上面标注俄文字母编号。

王铁山当时就在鞍山钢铁厂当学徒，他亲眼目睹了拆卸的全过程：“苏军士兵拿着图纸，指挥我们拆机器，谁要是慢了，就用枪托砸。有个老工人舍不得拆轧钢机，跟苏军军官理论，结果被绑在柱子上饿了一天。拆下来的东西都用黑布盖着，夜里用火车运走，我们根本不知道运到哪里去。四十多天后，整个钢厂就剩下空厂房和满地的螺栓，连水泥基座都被他们砸了，说是‘防止中国人再用’。”

沈阳飞机制造厂的命运同样悲惨。这家工厂是日本为了生产军用飞机建立的，拥有两条完整的战斗机生产线，每月能组装70架零式战斗机和 Ki-84 战斗机。苏军接管后，首先将厂里的图纸、技术资料全部运走，然后拆卸生产线——从发动机装配台到机身铆接机，再到喷漆设备，几乎被洗劫一空。工厂的日籍工程师曾试图保留部分核心设备，却被苏军士兵粗暴地推开，他们甚至还炸毁了厂里的飞机库，理由是“里面的飞机都是日本军用物资，不能留给任何人”。

除了工业设备，苏军还盯上了东北的电力系统。东北是当时中国电力最发达的地区，拥有丰满水电站、抚顺火电站等大型电力设施，总装机容量达180万千瓦，占全国的70%以上。苏军对电站的拆卸同样彻底——在丰满水电站，他们拆走了4台主力发电机组的核心部件；在抚顺火电站，400多台变压器、46组控制柜被运走，只剩下空壳子。当时负责电站维护的工程师赵景明回忆：“苏军走后，我们去检查设备，发现连发电机的线圈都被拆走了，恢复供电至少需要三年，而且很多零件只能从国外进口，国内根本造不出来。”

如果说工业设备的拆卸还能以“战利品”为借口，那么苏军对伪满中央银行金库的劫掠，则完全暴露了其掠夺本质。伪满中央银行成立于1932年，是伪满洲国的“国家银行”，负责发行货币、管理国库，其金库中存放着伪满政府14年来积累的财富——包括黄金、白银、外汇、有价证券，以及从中国百姓手中掠夺的贵重物品。

1945年9月15日凌晨，苏军派兵包围了位于长春的伪满中央银行总行，禁止任何人进出。随后，苏军军官带领士兵进入金库，用炸药炸开了厚重的铁门。当时驻守金库的伪满士兵回忆：“金库里面有三个大房间，第一个房间放着满洲币，堆得有一人高；第二个房间是黄金和白银，金条用木箱装着，银元装在麻袋里；第三个房间是钻石和珠宝，用玻璃柜摆着。苏军士兵用卡车把这些东西运走，整整运了三天三夜，最后还放了一把火，烧毁了金库的账目。”

据国民政府战后派出的“东北工矿调查团”统计，苏军从伪满中央银行运走的财富包括：黄金36公斤、白金31公斤、银元66公斤、钻石3705克拉、满洲币7亿元、有价证券75亿元，以及大量的外汇票据。这些财富被先运到哈尔滨，然后通过西伯利亚铁路运回苏联，没有留下任何交接记录。国民政府财政部得知消息后，立即通过外交渠道向苏联提出交涉，要求归还这些财产，但苏联方面始终以“这些是日本掠夺的物资，应归苏联所有”为由，拒绝回应。

更让国民政府不满的是，苏军还在东北各地进行“民间掠夺”。在沈阳、长春等城市，苏军士兵经常闯入商铺和百姓家中，抢走手表、钢笔、衣物等物品，甚至有士兵强行征用百姓的马车、自行车，用于运输物资。沈阳商人刘振海回忆：“我家开了家布店，苏军来了之后，二话不说就把货架上的布全搬走了，我想拦着，他们就用枪指着我。还有邻居家的姑娘，因为不愿意把首饰交出来，被苏军士兵打了一巴掌。那时候晚上没人敢出门，家家户户都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

为了遏制苏军的掠夺行为，1945年9月18日，国民政府外长宋子文致电美英苏三国，声明“东北的一切资产，包括日本在东北的企业和伪满政府的财产，均属于中国，任何国家不得擅自处置”。但美国和英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宋子文的呼吁置之不理——美国希望苏联能在战后牵制中国共产党，英国则担心得罪苏联会影响其在欧洲的利益。苏联更是直接拒绝了宋子文的要求，甚至在10月召开的中苏谈判中，斯大林明确表示：“苏军在东北的行动，是根据雅尔塔协议进行的，中国没有权利干涉。”

1945年11月，国民政府派出“东北接收代表团”前往长春，与苏军商谈接收事宜。代表团成员在考察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后，提交了一份《东北工业损失报告》，称苏军拆运的工业设备价值约8.58亿美元，加上金融损失和其他财产损失，总金额超过20亿美元——这相当于当时中国外汇储备的两倍。代表团还要求与苏军共同勘查受损情况，但被苏军以“军事机密”为由拒绝。

1946年2月，随着国民政府接收部队陆续抵达东北，以及美苏关系的逐渐紧张，苏联开始意识到“长期占领东北”已不现实。2月11日，美英苏三国发表《雅尔塔协定》全文，中国民众才知晓这份“牺牲中国权益”的秘密协议，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苏游行”，要求苏联归还东北财产、立即撤军。在舆论压力下，苏联政府于2月22日宣布“将在1946年3月底前撤出东北”。

3月中旬，苏军开始从沈阳、长春等城市撤军。撤军过程同样混乱——苏军在离开前，对尚未拆运的设备进行了破坏，在鞍山钢铁厂，他们炸毁了剩余的高炉；在沈阳飞机制造厂，他们烧毁了厂房的图纸库；在抚顺煤矿，他们用炸药封堵了矿井入口，导致这些企业在战后多年都无法恢复生产。王铁山回忆：“苏军走的时候，火车上装满了东西，连铁轨都被他们拆了一段，说是‘作为战利品带回苏联’。我们去厂里看，到处都是碎玻璃和钢筋，跟被炸过一样。”

到1946年5月，苏军全部撤出东北，但留给中国的却是一个“空壳子”：东北的工业体系被彻底摧毁，钢铁产量从1945年的250万吨骤降至1946年的不足10万吨；铁路里程减少了1200公里，很多路段因为铁轨被拆，无法通行；电力供应中断，大部分城市只能靠小型发电机维持基本照明；农业也因农具被抢、牲畜被牵走，陷入停滞。国民政府接收官员在报告中写道：“东北之工业，已被苏军劫掠殆尽，接收之日，即重建之始，然重建所需资金与技术，皆非短期内所能解决。”

苏军对东北的掠夺，不仅给东北的经济造成了重创，也影响了中苏关系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中苏建立了“友好同盟关系”，但东北的损失始终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敏感话题。直到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才陆续解密了部分关于1945年东北的档案，承认了“拆运工业设备”的事实，但对于具体的损失金额和归还问题，仍未给出明确答复。

如今，当人们走进鞍山钢铁厂的“工业纪念馆”，还能看到当年被苏军拆剩下的半截炼钢炉——它像一个沉默的见证者，诉说着1945年那个夏天，东北工业命脉被掏空的往事。而这段历史，也成了二战后期国际关系中一个复杂的注脚：它既有反法西斯联盟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正义性，也有大国博弈中弱小国家权益被牺牲的无奈；既有苏军解放东北的历史功绩，也有其掠夺行为带来的深远伤害。

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1945年苏军开进东北的始末，正是这样一段充满矛盾与争议的记忆——它提醒着我们，在回望过去时，既要看到战争的残酷与大国的博弈，也要铭记那些被历史洪流裹挟的普通人，以及他们所经历的苦难与希望。

来源：秋水兮长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