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林舒文将那个边缘已经磨得发亮的小木箱放到我面前时，我整整五年的怨与憾，在那一刻，找到了一个无声的归宿。箱子打开，我写的三十六封信静静地躺在里面，信封泛着黄，却没有任何一封被拆开过。

当林舒文将那个边缘已经磨得发亮的小木箱放到我面前时，我整整五年的怨与憾，在那一刻，找到了一个无声的归宿。箱子打开，我写的三十六封信静静地躺在里面，信封泛着黄，却没有任何一封被拆开过。

那一瞬间，我脑子里什么都空了。

从一九七八年那个秋风萧瑟的早晨，我穿着崭新的军装，在喧闹的站台上向她挥手告别，到一九八三年我脱下军装，带着一身尘土和一脸沧桑回到这个小县城，这五年，一千八百多个日夜，我把对一个姑娘最纯粹的念想，都写进了这些信里。我写北疆的风雪如何刮得人生疼，写训练场上的汗水如何浸透衣背，写深夜站岗时如何靠着想念家乡和她来抵御孤独。

可那些信，都像石沉大海，没有一丝回音。

渐渐地，我的笔从热切变得迟疑，从倾诉变成质问，最后只剩下麻木的习惯。我以为是她考上大学后眼界高了，看不上我这个大头兵；我以为是她听从了父母之命，早已嫁作他人妇；我甚至刻薄地想过，或许从一开始，那份临别时的情愫，都只是我的一厢情愿。我带着这份心结，在部队里拼命训练，把所有的精力都砸在摸爬滚打上，试图用身体的疲惫来掩盖心里的空洞。

直到今天，我终于回到了故事开始的地方，想要为我逝去的青春，讨一个答案。

而一切，都要从那个挂着“欢送新兵入伍”横幅的站台说起。

第一章 站台与一支钢笔的承诺

一九七八年的秋天，空气里带着一种凛冽的清爽。我们县城的火车站还是那种老旧的苏式建筑，灰色的墙体，高大的拱形窗，站台上挤满了人，锣鼓喧天，红旗招展。我和几十个同样剃着板寸、穿着崭新绿军装的年轻人，胸前戴着大红花，在一片“保家卫国，无上光荣”的口号声中，显得既兴奋又有些不知所措。

父母的叮嘱，亲友的祝福，像潮水一样包围着我。我娘的眼圈一直是红的，不住地往我口袋里塞煮鸡蛋，我爹则在一旁，板着脸，手却一直紧紧攥着我的胳膊，一遍遍地说：“到了部队，要听话，要能吃苦，别给咱老郭家丢人。”

我嘴上应着，眼睛却一直在人群里焦急地搜索。

终于，我在站台的柱子旁看到了她——林舒文。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卡其布上衣，两条辫子安静地垂在胸前，手里抱着几本书，显得和周围喧闹的环境格格不入。她没有像别的女同学那样扎堆说笑，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目光越过攒动的人头，落在我身上。

那一刻，周围所有的嘈杂似乎都褪去了。

我和林舒文是高中同窗，她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话不多，总是安安静静地坐在第一排，笔记记得工工整整。我呢，是个调皮捣蛋的家伙，上课总爱在下面搞小动作，但说来也怪，我偏偏就喜欢看她认真读书的样子。那时候的喜欢，很单纯，就是觉得她身上有股让人心安的书卷气。我们之间说过的话，可能还没有她借给我的练习册上的字多。

高考恢复的第二年，我们都落榜了。她准备复读，铆足了劲要考大学，而我，家里条件一般，自觉不是读书的料，便响应号召，报名参了军。

临走前，我鼓足了这辈子最大的勇气，托同学给她带了句话，说我想在火车站见她一面。我没指望她会来。

但她来了。

我跟父母打了声招呼，挤出人群，朝她走去。越走近，心跳得越厉害，像揣了只兔子。

“郭卫东。”她先开了口，声音轻轻的，像羽毛拂过心尖。

“哎，林舒文，你来了。”我挠了挠后脑勺，感觉脸颊发烫。平时在同学面前天不怕地不怕的我，在她面前，紧张得像个傻子。

“给你。”她把手里一直抱着的东西递了过来，不是书，而是一个用手帕包着的小包裹。

我接过来，打开一看，是一支崭新的“英雄”牌钢笔，暗红色的笔杆，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

“你……这是干嘛？”我有些结巴。在那个年代，一支英雄钢笔，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是不小的开销。

“你不是说，到了部队会给我写信吗？”她的脸微微泛红，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用它写吧，听人说，部队的笔不好用。”

我的心，在那一刻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又酸又胀。我一直以为，那句“我到了部队给你写信”，不过是我单方面的承诺，没想到她一直记在心里。

“我……我一定写！一到那就给你写！”我把钢笔紧紧攥在手心，像是握住了一个天大的承诺，“你把家里的地址给我，我怕寄到学校，你毕业了收不到。”

她从书里撕下一张纸，用自带的铅笔，一笔一划地写下了她家的地址，字迹娟秀清丽，就和她的人一样。

“你也要好好复习，争取考上大学。”我看着她，认真地说道。

“嗯。”她点点头，抬起眼，第一次那么认真地看着我，“你在部队，也要注意安全。”

她的眼睛很亮，像含着一汪清泉，映着我的倒影。我仿佛从那汪清泉里，看到了一种叫做“期许”的东西。

“呜——”

火车的汽笛声长长地拉响，催促着离别。

指导员开始在车厢门口喊着我们的名字，催促我们上车。我爹也过来拉我：“卫东，快，该走了！”

我把那张写着地址的纸条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上衣最里面的口袋，紧挨着心脏的位置。然后把那支钢笔，也放了进去。

“我走了，林舒文。”我朝她挥了挥手，转身跑向车厢。

上了车，我挤到窗边，努力在送行的人群中寻找她的身影。她还站在那根柱子旁，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追着火车跑，也没有哭，只是静静地站着，朝我这边望着。

火车缓缓开动，站台上的人和景物开始向后倒退。我娘的哭声，我爹的挥手，同学们的呼喊，都渐渐模糊。只有林舒文的身影，在我的视野里，异常清晰。

我把手伸出窗外，用力地挥舞着，直到她的身影变成一个小小的黑点，再也看不见。

火车驶离了县城，带着我奔赴一个完全陌生的远方。我靠在冰冷的车窗上，手心里还残留着那支钢笔的余温。我心里暗暗发誓：林舒文，等着我的信，我一定会让你知道，在遥远的北疆，有一个叫郭卫东的人，在想着你。

那时候的我，满心欢喜，以为这会是一个漫长而甜蜜的约定。

我怎么也想不到，这第一封信，会是我五年等待的开始，也是一场巨大误会的开端。

第二章 遥远的北疆，沉默的信箱

开往北疆的绿皮火车，咣当咣当地走了三天三夜。

车窗外的景色从熟悉的青山绿水，逐渐变成了黄土高坡，最后，只剩下一望无际的戈壁和荒漠。新兵连的生活，比我想象中要苦得多。我们被分到了一个靠近边境线的团部，这里风沙大，气候干燥，昼夜温差能把人折腾得够呛。

每天的生活，就是队列、训练、学习，三点一线，枯燥而紧张。五公里越野、器械训练、实弹射击……一天下来，累得骨头都像是散了架，躺在床上就能睡死过去。

但每到夜深人静，当营房里响起战友们均匀的鼾声时，思念就像戈壁滩上的野草，疯狂地滋长起来。

我想家，想我娘做的手擀面，想我爹的旱烟味儿。

而想得最多的，还是林舒文。

新兵连的第一个周末，我们有了半天的休息时间。战友们有的聚在一起打扑克，有的在读家信，脸上都洋溢着幸福。我悄悄地拿出林舒文送我的那支钢笔，又从班长那里要来了信纸和信封，趴在自己的小马扎上，开始写第一封信。

我把钢笔灌满了蓝黑色的墨水，笔尖在纸上划过，沙沙作响。

“舒文，见字如面。”

我写了我们是怎么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写了北疆的天有多蓝，风有多硬，写了新兵连的饭菜虽然管饱但总觉得少了点家乡的味道。我还写了我们的班长，一个看起来很严肃但其实很关心人的山东汉子。我写得很详细，几乎是把这半个月的所见所闻都向她汇报了一遍，仿佛她就在我对面，安静地听着。

写到最后，我犹豫了很久，添上了一句：“你送我的钢笔很好用，墨水也很流畅。你复习得怎么样了？一定要加油。勿念，保重。”

写完信，我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生怕有错别字让她笑话。然后，我把信纸工工整整地叠好，塞进信封，一笔一划地写上她家的地址。那个地址，我早已烂熟于心。

第二天一早，我把信投进了营区的绿色邮筒里。那一刻，我的心也跟着那封信，飞向了千里之外的家乡。

从那天起，写信成了我军旅生涯里最重要的仪式。

每个星期，我都会雷打不动地给她写一封信。我跟她分享训练场上的趣事，比如我第一次打靶就打了个优秀，得到了连长的表扬；也跟她倾诉心里的烦恼，比如和同班的战友闹了点小别扭，心里觉得委屈。我甚至会把报纸上看到的一些有趣的新闻剪下来，夹在信里寄给她，希望她复习之余能解解闷。

我的信，成了一本日记，而她是唯一的读者。

每次把信投进邮筒，我都会满怀期待。接下来的几天，只要看到邮递员的绿色自行车出现在营区门口，我的心就会怦怦直跳。我会第一个冲过去，在分发信件的桌子前伸长了脖子，在几十上百封信里寻找那个熟悉的娟秀字迹。

“郭卫东，你小子，又没你的信！”负责分信的文书老兵总是这样和我开玩笑。

战友们也都知道我在等一个叫“林舒文”的姑娘的回信。

“卫东，你那女同学是不是把你给忘了？”同班的李铁柱拍着我的肩膀，大大咧咧地说，“要我说，天涯何处无芳草，咱们部队的女卫生员不也挺好的嘛！”

“去你的！”我笑骂着推开他，“舒文不是那样的人，她学习忙，可能没时间写。再说了，信从这儿寄到家，一来一回，不得个把月？”

我总是这样安慰自己。

一个月过去了，没有回信。

两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回信。

新兵连的生活结束，我们被分配到了下面的作战连队。环境更艰苦了，训练任务也更重了。我已经写了八封信，可那个小小的信箱，对我来说，永远是沉默的。

我的心情，也从最初的满怀期待，变成了焦灼，然后是失望，最后，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失落。

我开始胡思乱想。是不是我写的信寄丢了？还是她家的地址写错了？我拿出那张已经有些磨损的纸条，翻来覆去地看了无数遍，一个字都没错。

难道……是她不想回信？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像一根刺，扎得我心里生疼。

是不是她觉得我一个当兵的，配不上她这个未来的大学生？是不是她家里人不同意？还是她已经有了别的……

我不敢再想下去。

那天晚上，我写了第九封信。信里，我第一次问她：“舒文，你收到我的信了吗？是不是太忙了？如果收到了，哪怕只回一句话，告诉我你一切都好，我也就放心了。”

这封信寄出去后，我的等待变得更加煎熬。

又是一个月过去，信箱里依然空空如也。

那天，李铁柱收到了他对象的来信，信里还夹着一张照片。他宝贝似的拿给大伙儿看，那姑娘笑得比花还甜。战友们都在起哄，让他退伍了赶紧把喜酒办了。

我看着李铁柱那副幸福得冒泡的样子，心里像是被挖空了一块。我默默地回到自己的床铺，拉上帘子，把头埋在被子里。

一种巨大的委屈和孤独感，排山倒海般地向我袭来。

我郭卫东，自问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训练再苦再累，我没掉过一滴泪。可那一刻，我的眼泪却不争气地流了下来，浸湿了粗糙的枕巾。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连一句回音都得不到？

我甚至开始怀疑，站台上那次短暂的相见，那支钢笔，那句“注意安全”，都只是我的一场梦。

第三章 习惯与一堵渐厚的心墙

时间是剂良药，也能变成慢性的毒药。

在日复一日的等待和失望中，我渐渐习惯了没有回信的日子。但我没有停止写信。这成了一种偏执的习惯，一种我和自己较劲的方式。

我不再像最初那样，满怀期待地向她分享我的生活。我的信变得越来越短，内容也越来越像流水账。

“舒文，今天我们进行了十公里武装越野，很累。北方的冬天真冷，滴水成冰。你那边应该还好。勿念。”

“舒文，快过年了，部队里很热闹，包了饺子。不知道你今年高考准备得怎么样了。祝顺利。”

“舒文，我下连队了，成了一名炮兵。每天和炮弹打交道，很威风。你呢？考上大学了吗？去了哪个城市？”

我的信，成了一连串的问号，抛向一个沉默的深渊。我不再期待回音，写信更像是在完成一个对自己的承诺。那个在站台上，意气风发的少年郭卫东，曾对一个叫林舒文的姑娘许下诺言，说会一直给她写信。如今，我只是在履行这个诺言，哪怕对方早已不在意。

那支她送的钢笔，我一直随身带着。墨水用完了，我就再灌上。笔杆上的漆被我摩挲得有些掉了，但我还是喜欢用它。每一次握着它，我都会想起那个秋天的站台，想起她清澈的眼睛。

然后，心里的那堵墙，就又厚了一分。

第二年夏天，我收到了家里的来信。我娘在信里说，家里一切都好，让我安心服役。信的末尾，她提了一句：“卫东啊，你上次信里问的那个林家闺女，我托人打听了。听说她今年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出息了。她爹是镇上中学的教导主任，可威风了。”

看到这行字，我的心猛地一沉。

原来，她真的考上大学了。

我捏着信纸，坐在营房外的台阶上，看着远处光秃秃的山峦，心里五味杂陈。有为她高兴的成分，但更多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苦涩。

大学生和普通士兵，这中间的差距，就像我们之间隔着的千山万水。或许，在她看来，我写的那些信，那些关于训练、关于风雪、关于一个大头兵的喜怒哀乐，都显得那么幼稚和可笑吧。

李铁柱看我情绪不对，凑过来问：“咋了？家里来信说啥了？”

我把信递给他。他看完，一拍大腿：“嗨！我当是啥事呢！人家考上大学了，好事啊！不过……卫东，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这下你们的差距可就拉开了。人家是天之骄女，以后出来是国家干部，你呢，退伍了撑死回县城安排个工作。这事儿，我看悬。”

李铁柱的话，虽然糙，但句句都戳在我的心窝子上。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没有给她写信。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我开始回想我和她之间为数不多的交集，试图从中找出她对我哪怕有一丝好感的证据。但想来想去，除了站台上的那次送别，似乎再也找不到什么。

也许，她送我钢笔，真的只是出于同学之谊。

也许，我这长达一年的书信，在她看来，根本就是一种骚扰。

一种深深的挫败感和自卑感，像藤蔓一样缠住了我的心脏。

从那以后，我的信写得更少了，从一周一封，变成了一个月一封。信的内容，也只剩下寥寥数语的问候。

“舒文，祝贺你考上大学。我在部队一切都好。”

“舒文，入冬了，注意身体。”

我不再问她为什么不回信，也不再倾诉我的生活。我觉得，再多说一个字，都是自取其辱。

日子就这样在训练和沉默中一天天过去。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军事训练中。我的射击成绩在全连名列前茅，体能考核次次都是优秀。我成了连队的训练标兵，后来还被提拔为副班长。

战友们都说我郭卫东变了，从一个爱说爱笑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硬汉。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只是用一层坚硬的壳，把那颗受了伤的心包裹了起来。

时间一晃，就是三年。

这三年里，我总共写了三十五封信。最后一封，是在我即将面临提干考核的时候写的。

那是我军旅生涯的一个重要关口。如果能提干，我就能留在部队，成为一名真正的军官。如果不行，再过两年，我就得脱下这身军装，卷铺盖回家。

那天晚上，我犹豫了很久，还是拿出了纸笔。

“舒文，好久没写信了。我在部队很好，已经是一名班长了。最近，部队里有提干的机会，我报名了，正在准备考核。不知道你大学生活怎么样，应该快毕业了吧。这可能是我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了。如果……如果你能回信，祝我好运，我会很高兴。如果不能，也没关系。祝你一切都好。郭卫东。”

这封信，是我最后的试探，也是最后的告别。

我把它投进邮筒，心里异常平静。我知道，这大概率又是一次石沉大海。

一个月后，提干考核的结果出来了，我因为文化课成绩差了几分，落选了。

与此同时，信箱里，依然没有任何回音。

那一刻，我心里最后一丝念想，也彻底断了。

我把那支英雄钢笔的墨水倒掉，擦拭干净，放进了一个小铁盒里，压在了箱子底。

从此，我再也没有给林舒文写过一个字。

我开始真正地面对现实，为自己两年后的退伍生活做打算。那个叫林舒文的姑娘，连同那三十五封未曾拆开的信，被我一起埋葬在了记忆的深处，成了一个不能触碰的疤。

我以为，这个谜，这辈子都不会有答案了。

第四章 故乡与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

一九八三年的秋天，同样是秋风萧瑟，我脱下了穿了五年的绿军装，踏上了返乡的列车。

五年前，我离开时，是个对未来充满幻想的毛头小子。五年后，我回来了，皮肤晒得黝黑，手上布满了老茧，眼神里多了几分同龄人没有的沉稳和沧桑。

县城还是那个县城，但又好像处处都变了。街道两旁多了些新盖的二层小楼，人们的穿着也比五年前时髦了不少。街上开始有了零星的个体户，支着摊子卖些小商品，吆喝声此起彼伏，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回到家，我娘抱着我哭得稀里哗啦，我爹在一旁，眼圈也红了，一个劲地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短暂的团聚喜悦过后，是现实的安置问题。我被分配到了县里的棉纺厂，当了一名保卫科的干事。工作不累，但也很无聊，每天就是巡逻、登记，和厂里那些偷奸耍滑的工人斗智斗勇。

生活一下子从部队里那种紧张、规律的节奏，变得松散而平淡，我有些不适应。

更让我不适应的，是心里那种空落落的感觉。

我刻意不去打听林舒文的消息。我觉得，一切都过去了。她现在应该已经大学毕业，在省城里当老师，或许已经结婚生子，过着和我截然不同的生活。我们就像两条相交后又迅速分开的直线，再也不会有交集。

我把那段往事，连同那个小铁盒，都锁在了家里的旧皮箱里，再也没打开过。

我开始试着接受父母安排的相亲。见了几个姑娘，有的是厂里的女工，有的是供销社的售货员。她们都很好，很实在，但我总觉得缺点什么。每次和她们坐在一起，听她们聊着家长里短、柴米油盐，我都会不自觉地走神，想起那个安安静静地坐在教室第一排，抱着书本的姑娘。

我知道，我心里那个结，还没有真正解开。

直到半年后的一天，这个结，被一次意外的重逢，猛地拽了出来。

那天，我跟着科长去镇上的小学，协调一起厂区子弟在学校打架的事件。事情处理完，我们正准备走，一群放学的孩子像小鸟一样从教室里涌了出来。

我无意间一抬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她站在教室门口，正在叮嘱几个孩子路上注意安全。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确良衬衫，黑色的长裤，头发剪短了，齐耳的长度，显得比以前更加干练。岁月似乎并没有在她脸上留下太多痕呃，反而让她多了一份成熟温婉的气质。

是林舒文。

我的心，在那一瞬间，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连呼吸都停滞了。

她怎么会在这里？她不是应该在省城吗？怎么会回到我们这个小县城的镇小学当老师？

无数个问题，像炸开的烟花，在我脑子里轰鸣。

她也看到了我。

我们四目相对，隔着一群嬉笑打闹的孩子。她的眼神里，先是闪过一丝惊讶，然后是慌乱，最后，变成了一种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她下意识地攥紧了手里的教案，嘴唇动了动，却没有发出声音。

我站在原地，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五年了，我曾在脑海里预演过无数次和她重逢的场景。我以为我会很平静，或者会带着一丝怨气，冷冷地和她擦肩而过。

可真到了这一刻，我才发现，我所有的伪装和防备，都不堪一击。

“小郭，看啥呢？走了！”科长在旁边催促道。

我回过神来，胡乱地点了点头，最后看了她一眼，转身上了车。

回去的路上，我一言不发。科长是个过来人，看出了我的异样，笑着问：“怎么？看到老同学了？我看那女老师长得挺标致的嘛。”

我没有回答，只是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景象，心里乱成了一锅粥。

她为什么会回来？她结婚了吗？她过得好吗？

最重要的是，当年，她为什么一封信都不回？

那个被我强行埋葬了五年的疑问，此刻，像破土的竹笋，疯狂地生长起来，再也无法压制。

回到家，我翻箱倒柜，找出了那个锁在皮箱里的小铁盒。打开它，那支暗红色的英雄钢笔，静静地躺在里面。

我把它拿出来，紧紧地握在手里。冰凉的触感，仿佛把我带回了那个遥远的军营，带回了那些在灯下写信的夜晚。

不行，我不能再这样不明不白下去了。

我必须去问个清楚。

我不是为了挽回什么，也不是为了追究什么。我只是想给我那三十六封信，给我那五年的青春，讨一个真相。

哪怕那个真相，会让我彻底死心。

第五章 迟到五年的对质

第二天，我请了半天假。

我换上了一件自认为最体面的白衬衫，把那支钢笔揣进了口袋。站在镜子前，我看着镜子里那个神情有些紧张的自己，深吸了一口气。

郭卫东，你是个兵，怕什么！不就是问几句话吗？

我骑着我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一路向镇上的小学骑去。初夏的风拂过脸颊，带着一丝暖意，却吹不散我心里的忐忑。

到了学校，正是午休时间，校园里很安静。我把车停好，找到了她的办公室。办公室的门开着，里面有几个老师在备课。我一眼就看到了她，她正低着头批改作业，神情专注。

我站在门口，犹豫了。

就在这时，一个年轻的男老师看到了我，热情地问：“同志，你找谁？”

他这一声，惊动了办公室里所有的人，包括林舒文。

她抬起头，看到我，手里的红笔在作业本上划出了一道长长的印子。她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得一干二净。

“我……我找林老师。”我硬着头皮说道。

“哦，林老师，有人找。”那个男老师朝她喊了一声。

林舒文站了起来，局促不安地整理了一下衣角，对我说了句：“你……你出来一下。”

我们一前一后地走到了教学楼后面的小操场。操场边上有一排高大的白杨树，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

我们就这样站着，谁也没有先开口。气氛尴尬得让人窒息。

最终，还是我打破了沉默。我从口袋里掏出那支钢笔，递到她面前。

“这个，还给你。”我的声音有些干涩。

她看着那支钢笔，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她没有接，只是摇了摇头，声音带着一丝颤抖：“你……你都回来了。”

“是啊，回来了，回来半年了。”我看着她，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静一些，“林老师，我今天来，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问你一件事。”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愧疚和悲伤。

“我给你写了三十六封信，整整五年。”我一字一句地说道，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第一年，我每个星期都写。后来，一个月一封。再后来……我写不下去了。我想问你，为什么？为什么一封信都不回？哪怕……哪怕你回一封信，告诉我你不愿意，让我死了这条心，也行啊。你为什么要这样，一声不吭？”

这番话，在我心里憋了五年。说出来的那一刻，我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林舒文的眼泪，终于忍不住，顺着脸颊滑落下来。她没有擦，只是任由它流着。

“对不起……卫东……对不起……”她哽咽着，除了道歉，似乎说不出别的话。

“我不要听对不起！”我的情绪有些失控，声音也大了起来，“我要一个理由！林舒文，你告诉我，是不是你考上大学，就看不上我这个当兵的了？还是你家里人不同意？或者你早就有了别人？你给我一个痛快话，行不行？”

我的质问，像一把把刀子，扎向她，也扎向我自己。

她被我的样子吓到了，身体微微颤抖着。她深吸了一口气，似乎是想平复一下情绪，然后用带着浓重鼻音的声音说：“不是的……都不是你想的那样。”

她抬起手，擦了擦眼泪，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痛苦和无奈。

“卫东，你……你跟我来吧。”

她说完，转身朝校外走去。

我愣了一下，鬼使神差地跟了上去。

我不知道她要带我去哪里，也不知道等待我的，会是怎样一个答案。但我知道，那个困扰了我五年的谜团，今天，终于要揭晓了。

我们一路无言。

她家离学校不远，就在镇上的一个老家属院里。是一排红砖砌成的平房，院子里种着些花草，打理得很整洁。

她推开一扇漆成绿色的木门，带我走了进去。

屋子里的陈设很简单，一张八仙桌，椅子，墙上贴着奖状。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正坐在靠窗的藤椅上，盖着一条薄毯子，闭着眼睛，似乎是睡着了。

“这是我爸。”林舒文轻声说。

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她没有在堂屋停留，而是直接把我引进了里间，那是她的卧室。

房间不大，收拾得干净利落。一张单人床，一个书桌，还有一个老式的木头衣柜。

她走到衣柜前，蹲下身，从最底下，吃力地拖出了一个上了锁的小木箱。

那是一个很普通的木箱，因为年代久了，上面的红漆已经斑驳脱落。

她从脖子上取下一把小小的铜钥匙，插进锁孔，轻轻一拧。

“咔哒”一声，锁开了。

她打开箱盖，然后站起身，退到一旁，对我轻声说：“答案，都在里面了。”

我走上前，朝箱子里看去。

那一瞬间，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箱子里，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摞信。那些信封，我都认得。那是我写的，从北疆寄来的，带着部队邮戳的信。

一封，两封，三封……我数不清有多少。

但每一封，都完好无损，没有被拆开过。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这……这是怎么回事？

第六章 一箱未拆的信，一个时代的结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那一箱子信，感觉自己像被雷劈中了一样。

三十六封信。

我一眼就认出了第一封，信封的一角因为塞得太满，被我用胶水小心地粘过。我也认出了最后一封，那是我在提干考核前，怀着最后一丝希望写下的。

它们都在这里，安安静静地躺着，像一个个沉默的证人，诉说着一段被尘封的往事。

“为什么？”我转过头，声音沙哑地看着林舒文，“为什么不拆开？为什么不看？”

这比她把信扔了，或者干脆没收到，更让我无法接受。

林舒文的眼泪又一次涌了出来。她走到床边坐下，双手掩面，肩膀剧烈地颤抖着。压抑了五年的情绪，在这一刻，彻底决堤。

“不是我不想看……”她断断续续地哭着说，“是……是我爸……不让我看。”

我愣住了。

“你爸？”

她点了点头，努力平复着呼吸，开始讲述那段被深埋的过去。

原来，在我走后不久，她收到了我的第一封信。那时候她正全力以赴地准备第二次高考，收到来自远方战友的信，她心里是欢喜的。可她还没来得及拆开，信就被她父亲发现了。

她的父亲，林老师，是镇上中学的老教员，后来当了教导主任。他是个思想非常传统和固执的人，一辈子信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他把女儿考上大学，当成了自己毕生的希望，也是弥补他自己当年没能上大学的遗憾。

当他看到一个当兵的男青年给自己女儿写来“那种信”时，他勃然大怒。在他看来，这就是“谈情说爱”，是会毁了女儿前程的“歪门邪道”。

“他当时就把信给没收了，狠狠地骂了我一顿。”林舒文抽泣着说，“他说，在我考上大学之前，不准和任何男同学有不清不楚的来往。他说，当兵的能有什么出息？以后就是个泥腿子，只会拖累我。他让我死了这条心，好好读书。”

我听着，心一点点地沉了下去。

“我不服，跟他吵，我说你这是专制，是蛮不讲理。结果，他打了我一巴掌……”她抬起头，泪眼婆娑地看着我，“那是他这辈子第一次打我。然后，他把那封信锁进了这个箱子里，警告我，以后再有你的信来，他见一封，收一封，如果我敢偷偷联系你，他就把我的书全都烧了，让我一辈子待在家里。”

我无法想象，当时那个文静柔弱的女孩，是如何面对父亲雷霆般的怒火和强硬的手段。

“从那以后，邮递员每次送信来，我爸都会守在门口。只要是你的信，他二话不说就拿走，扔进这个箱子里，再锁起来。”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无力感，“我根本不知道你写了什么，我只知道，你一直在写，一直在写……我心里又急又愧疚，我觉得我对不起你，让你一个人在那么远的地方，傻傻地等着回信。”

“那你……那你为什么不托别人告诉我一声？”我忍不住问。

她苦笑了一下：“我怎么说？我们那个家，他就是天。我妈胆子小，一辈子都听他的。我当时被他看得死死的，每天除了复习就是做家务，连出个门都要盘问半天。我试过偷偷写信，可我连邮票都买不到，更别说寄出去了。而且……而且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我沉默了。

在那个年代，一个父亲的权威，对于一个尚未成年的女儿来说，确实如同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

“第二年，我考上了师范大学。我以为，我自由了，我可以跟你解释了。”她的语气变得更加悲伤，“我去向我爸要那些信，我想看看你都写了什么，然后给你回信。可他……他把箱子藏了起来，他说，‘你想都别想！你现在是大学生了，更不能跟那种人有瓜葛，这会影响你的前途，影响你的分配！’我们又大吵了一架，他气得心脏病都犯了。”

“从那以后，这个箱子，就成了我们父女之间一个绝不能碰的禁忌。他再也没提过，我也不敢再问。我怕再刺激他。”

我看着她，心里百感交集。原来，我所以为的“看不上”，我所以为的“嫌贫爱富”，都只是我一个人的猜忌。真相，远比我想象的要沉重和无奈。

我怨恨了五年的人，其实，也是一个受害者。

“大学四年，我过得一点都不开心。”她继续说道，“我总觉得心里欠着你一笔债。我不敢谈恋爱，也拒绝了所有人的示好。我总想着，等我毕业了，工作了，经济独立了，我就能自己做主了。到时候，我再想办法跟你解释清楚。”

“可我毕业分配的时候，我爸又动用了他所有的关系，把我从省城调回了我们县里，就在这个镇小学。他说，女孩子家，离家近一点好，他也好照顾我。”

说到这里，她自嘲地笑了笑：“其实我知道，他就是怕我飞远了，不受他控制了。前年，他身体彻底垮了，中风偏瘫，生活不能自理。我妈一个人照顾不过来，我就更走不开了。”

我看着眼前这个被家庭和责任牢牢捆绑住的女人，再看看堂屋里那个躺在藤椅上，安静得像一尊雕像的老人，心里那堵积攒了五年的怨气之墙，轰然倒塌。

我没有资格去怨她，更没有理由去恨她。

她承受的，远比我多得多。我只是失去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念想，而她，可能失去的是选择自己人生的自由。

“这个箱子，是我爸病倒后，我妈偷偷找出来给我的。”林舒文指着那个木箱，轻声说，“她说，‘舒文啊，你爸这辈子，都是为了你好，就是方法太犟了。这些信，是郭家那孩子写的，你自己处理吧。’我拿到箱子那天，哭了一整晚。我看着这些信，每一封都那么厚，我能想象到，你在部队的那些年，是怎么一笔一划写下它们的。我……我不敢拆。”

“为什么？”

“我怕。”她看着我，眼神里是深深的歉疚，“我怕看到你在信里问我为什么不回信，我怕看到你从希望到失望。我怕我看了，会更对不起你。卫东，是我不好，是我太懦弱了，我没有保护好你的信任。”

我走到她身边，从箱子里拿起一封信。信封已经很旧了，但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

我没有拆开它。

现在拆不拆，已经不重要了。

我把信放回箱子里，然后轻轻地盖上了箱盖。

“舒文，”我看着她，认真地说道，“别再说了。都过去了。”

是的，都过去了。

真相大白了，虽然迟到了五年。这个真相里，没有背叛，没有嫌弃，只有一个严厉固执的父亲，一个孝顺无奈的女儿，和一个被时代洪流裹挟的误会。

我心里的那个结，在这一刻，终于解开了。

第七章 和解与一杯温热的茶

当所有的误会都烟消云散，我和林舒文之间那种尴尬而紧张的气氛，也随之消失了。剩下的，是一种经历过风雨后的平静和坦然。

她给我倒了一杯热茶，茶水的热气氤氲开来，模糊了彼此的视线。

“后来……你在部队怎么样？”她轻声问道，像是想弥补那些年错过的时光。

我笑了笑，端起茶杯，开始讲述我的军旅生涯。我讲了北疆的风雪，讲了训练的艰苦，讲了我和战友李铁柱之间的趣事，也讲了我提干失败后的失落，以及最后选择退伍回乡的决定。

我讲得很平静，仿佛在说别人的故事。那些曾经让我感到孤独和委屈的经历，在真相面前，都变成了可以付之一笑的过往。

她听得很认真，时不时地，眼眶会泛红。

“你受苦了。”她低声说。

“当兵嘛，哪有不受苦的。”我喝了一口茶，暖意从喉咙一直流到胃里，“那你呢？大学生活怎么样？当老师，习惯吗？”

她也开始说起她的故事。她说起大学里有趣的课程，说起第一次站上讲台时的紧张，说起和孩子们在一起的快乐。她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轻松的笑意。

我们就像两个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互相交换着彼此空白的五年人生。

我们谁也没有再提那三十六封信，也没有提那个被锁住的青春。但我们都知道，那段往事，已经成了我们之间一道无法磨灭的印记。它曾让我们隔阂，也在此刻，让我们对彼此有了更深的理解。

聊到最后，她看着我，有些犹豫地问：“你……现在，在棉纺厂，还好吗？结婚了吗？”

“挺好的，就是有点闷。”我坦然地回答，“还没结婚，家里给介绍过几个，没成。”

她“哦”了一声，低下头，没有再说话。

我能感觉到，空气中，有什么东西在悄悄地变化。那种感觉很微妙，不再是年少时的懵懂情愫，而是夹杂了太多理解、同情和遗憾的复杂情感。

就在这时，堂屋里传来一阵轻微的咳嗽声。

“我爸醒了。”林舒文站起身，“我去看看。”

我也跟着站了起来。

我们走到堂屋，林老师已经睁开了眼睛。他的眼神有些浑浊，看到我这个陌生人，露出了警惕的神色。他半边身子不能动，嘴巴也有些歪斜，想说话，却只能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音节。

“爸，这是我同学，郭卫东，他来看看你。”林舒文俯下身，在他耳边轻柔地说道。

听到“郭卫东”这个名字，林老师的身体明显僵硬了一下。他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复杂的光芒，有惊讶，有尴尬，甚至还有一丝……愧疚。

他挣扎着，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无力地摆了摆那只还能动的手。

我看着眼前这个曾经能一手遮天的严父，如今却被病痛折磨得如此脆弱，心里最后一丝芥蒂也消失了。

我对他，恨不起来。

他或许做错了，但他出发点，可能真的只是一个父亲最朴素的愿望——希望自己的女儿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只是他的方式，太极端，太不近人情，也太符合那个时代的烙印。

“林老师，您好好养病。”我走上前，对他鞠了一躬。

他看着我，嘴唇哆嗦着，眼里，竟然泛起了泪光。

从林舒文家出来，天色已经有些晚了。夕阳的余晖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

我骑上自行车，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小院。林舒文站在门口，对我挥了挥手。

我也对她挥了挥手，然后蹬上车，消失在巷子的尽头。

我没有再回头。

我知道，我和她之间，那段关于青春、关于等待、关于误会的故事，到这里，已经画上了一个句号。

至于未来会怎样，我不知道。

或许，我们会像两条平行线，继续各自的生活，只是偶尔会想起对方，心里不再有怨，只有一丝淡淡的温暖。

或许，我们还有别的可能。

但那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今天，我找回了那个在北疆的风雪里，依然愿意相信承诺的少年。我也理解了一个在家庭和责任的夹缝中，艰难生活的女孩。

这就够了。

第八章 岁月与一支笔的重量

日子，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但我的心境，却和以前完全不同了。那块压在我心头五年的大石头被搬开后，我整个人都轻松了许多。上班的时候，我不再是那副生人勿近的冷漠样子，偶尔也会和同事们开开玩笑。下班后，我开始拾起一些在部队里养成的习惯，比如每天坚持跑步，看书读报。

父母看出了我的变化，都觉得很高兴。我娘又开始张罗着给我介绍对象，这一次，我没有再像以前那样抗拒。

我和林舒文没有立刻变得热络起来。我们之间，似乎有一种默契，需要给彼此一些时间和空间，去消化那段沉重的过去。

大概过了一个月，在一个周末的下午，她来到了我们厂的家属区。

那天我正在院子里修理我那辆二八大杠，她提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几个苹果，有些不好意思地站在院门口。

“郭卫东，我……路过，来看看阿姨。”

我娘热情地把她迎了进去。两个女人很快就聊到了一起。我娘拉着她的手，问长问短，言语间满是疼爱和惋셔。我知道，我娘大概已经从我这里，知道了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

我默默地给她们沏好茶，然后继续在院子里修车。听着屋里传来的阵阵笑语，我的心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宁。

她走的时候，我送她到巷口。

“我爸……他前几天，情况好了点，能说几个字了。”她低着头，轻声说，“他跟我说……对不住你。”

我停下脚步，看着她：“都过去了，别再提了。让老人家安心养病。”

“嗯。”她点点头，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东西，递给我，“这个……”

我接过来一看，是那支英雄钢笔。

“你留着吧。”我说。

“不，”她摇摇头，眼神很坚定，“它本来就应该是你的。你用它写了那么多信，它应该跟着你。而且……我想，它应该重新装满墨水了。”

我看着她清澈的眼睛，明白了她话里的意思。

我没有再推辞，把钢笔收了起来，紧紧地握在手心。

从那天起，我们开始像真正的朋友一样来往。她会来我家，帮我娘做些家务，陪我爹下下棋。我也会在她周末去镇上照顾父亲的时候，骑车带着她，省去她挤公交车的辛苦。

我们聊工作，聊生活，聊对未来的打算。我们从不刻意回避过去，但也不再沉溺于过去的遗憾。那段经历，成了我们关系中最坚实的地基。因为经历过那样的误会和等待，我们都更懂得沟通和理解的可贵。

第二年的春天，在李铁柱的婚礼上，我喝了点酒。回来的路上，我借着酒劲，对身边的林舒文说：“舒文，那三十六封信的内容，你想不想知道？”

她脸一红，点了点头。

我说：“那我以后，一天给你讲一点，讲一辈子，好不好？”

她没有说话，只是把头，轻轻地靠在了我的肩膀上。

后来，我们结婚了。

婚礼很简单，只请了双方的亲戚和几个要好的朋友。没有太多的繁文缛节，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真诚的祝福。

婚后，我们把家安在了县城。我依然在棉纺厂工作，后来凭着在部队练就的过硬素质，当上了保卫科的副科长。她也通过努力，从镇小学调到了县城的重点小学，成了一名优秀的语文老师。

我们把她的父亲也接到了县城，方便照顾。老爷子虽然嘴上不说，但看得出来，他心里对我的那份愧疚，正在慢慢被亲情所融化。

我们的日子，过得平淡而温馨。会有争吵，会有烦恼，但我们总能坐下来，好好地沟通，就像当年我们渴望的那样。

那三十六封未曾拆开的信，我们最终还是一起看了。

在一个冬日的午后，阳光暖暖地照进屋子。我们把那个小木箱搬出来，一封一封地拆开，一封一封地读。

我读着那些年少轻狂、充满思念的文字，自己都觉得有些脸红。她却听得泪流满面，时而哭，时而笑。

她说：“卫东，你的青春，我虽然错过了，但谢谢你，让我现在看到了。”

我把她揽进怀里，轻声说：“我的下半辈子，你不会再错过了。”

那支英雄钢笔，一直被我珍藏在书桌的笔筒里。我和舒文的儿子出生后，我用它，在儿子的日记本上，写下了第一行字。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我和舒文都已两鬓斑白。儿子也早已成家立业。

我们时常会坐在阳台的摇椅上，聊起当年的事。那段关于三十六封信的往事，不再是心头的伤疤，而成了一段值得回味的、独属于我们的传奇。

我常常在想，如果当年没有那个固执的父亲，如果那些信都被及时地收到和回复，我们的故事，又会是怎样一番光景？

或许，我们会经历一场轰轰烈烈的异地恋，然后在退伍后顺理成章地走到一起。

但那样，我们可能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深刻地理解到沟通的重量，和信任的可贵。

人生没有如果。

岁月用一场深刻的误会，教会了我们成长。它让我们明白，真正的感情，不是一帆风顺的甜蜜，而是能跨越千山万水，能抵御时间洪流，能在所有的误解和隔阂之后，依然选择相信与和解。

那支笔，那三十六封信，它们承载的，不仅仅是一个年轻士兵的爱慕，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和两颗心的漫长等待。

而我很庆幸，在故事的最后，我等到了我的答案，也等到了那个值得我等待一生的人。

来源：进取海风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