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必须清醒地认识到，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动力已消耗殆尽，此后取而代之的是军政发展动力。与此同时，20 世纪初，始于 1870 年、延续至 1910 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宣告结束。若用马克思主义的表述，这次工业革命提升了剩余产品总量，使得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动力已消耗殆尽，此后取而代之的是军政发展动力。与此同时，20 世纪初，始于 1870 年、延续至 1910 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宣告结束。若用马克思主义的表述，这次工业革命提升了剩余产品总量，使得在不大幅加剧剥削的前提下改善工人处境成为可能。换言之，第二次工业革命大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第一次工业革命使劳动生产率增速提升 2%，第二次提升至 2.2%，而第三次工业革命仅提升 1.38%。第三次工业革命发生于 20 世纪末，其核心实质仅包含三项技术：计算机与手机的结合、互联网，以及机器人。尽管构成这些创新基础的发明本身早在 20 世纪 40 至 50 年代便已出现，而非 60 至 70 年代。

由此我想强调，资本主义的晚期阶段（即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与前两个阶段存在本质区别 —— 此时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动力已彻底耗尽。1945 年至 1965 年（甚至延续至 1975 年）期间，各国经济的复苏为资本主义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但到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之交，经济复苏基本完成，此前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一系列问题再度浮现。然而，此时爆发世界大战已无可能：因为世界格局的核心矛盾不再是国家间的对抗，而是两大社会制度、两大全球方案的对立，且这两大方案的主导者均掌握着核武器。这一局面彻底改变了一切。

资本主义体系（以下简称 “卡普西斯特姆”）的统治集团面临着一个极为艰难的抉择：他们需要通过战争摆脱困境，却又无法发动战争。此外，当时还存在苏联这一变量 —— 尽管苏联在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已开始融入资本主义体系，但它始终作为一个本质不同的方案而存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全球统治阶层、资本主义上层开始疯狂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而在当时的处境下，最简单、或许也是唯一的办法，便是遏制科技与经济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有两个十年显得尤为特殊。

其中一个十年可称为 “漫长的 70 年代”（1967-1982 年），另一个则是 “漫长的 60 年代”（1958-1973 年）。我们可以发现，1967-1973 年这一阶段处于 “重叠期”—— 既是 “漫长的 60 年代” 的尾声，也是 “漫长的 70 年代” 的开端。恰恰是在 1967 至 1973 年这六年里，上述 “遏制机制” 被启动。且颇具意味的是，出于不同原因，西方上层与苏联上层几乎同时启动了这一机制。正是在这一时期，世界棋局的 “权力移交” 悄然发生：这六年里出现的变革，决定了此后直至 2020-2022 年的整个时代走向。如今我们正迈入一个新的时代，且 21 世纪 20 年代的这十年，很可能会像 1967-1973 年那六年一样，对未来产生决定性影响。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说：“在历史长河中，权力移交的次数并不多，但终究会发生。” 而我想补充一句：“能抓住关键机遇的人，才能成为赢家。”1967-1973 年便是历史棋局的一次 “发牌”，而如今，类似的 “发牌” 似乎正再度来临。需要指出的是，苏联上层在 1967-1973 年的这次 “发牌” 中完全错失了机会 —— 他们不仅没能抓住新的机遇，甚至还丢掉了已有的 “王牌”。粗略地说，他们用手中的 “黄金”，换来了西方给予的 “玻璃珠”。

最令人震惊的是，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西方正处于极度焦虑的状态，这一点从 1968 年 “罗马俱乐部” 的成立便可窥见一斑（关于该俱乐部，值得单独探讨）。1973 年，“三方委员会” 成立 —— 为何是 “三方”？因为成员包括美国、西欧与日本。西欧与日本被视为支撑美国、帮助其摆脱历史困境的 “两根拐杖”。当然，美国自身也付出了诸多努力，尤其是其统治阶层中的特定群体，通过一场 “渐进式” 政变（从刺杀约翰・肯尼迪开始，到弹劾尼克松结束）推动了这一进程。

最终，一种 “深层权力结构” 得以形成，其对美国发展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更关键的是，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全球资本主义上层中的主导地位已被 “企业官僚阶层” 与金融资本掌控，工业资本则被边缘化。以美国为例，到 70 年代中期，它已从一个以国家属性为主导的实体，转变为以跨国公司（TNC）集群为主导的实体。正是这一集群对苏联发起了攻势，这也构成了冷战的第二阶段，或是一场 “新冷战”。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上层并非向 “旧美国” 投降 —— 要知道，在与 “旧美国” 的冷战中，苏联本是赢家 —— 而是向一个 “新结构” 的美国投降，正是这一 “新结构” 迫使戈尔巴乔夫上层选择了妥协。

遗憾的是，目前鲜有严肃研究能全面展现这一时期的悲剧性、戏剧性与决定性意义。要理解这段历史，不仅需要理论视角，更需要一种 “立体宏观历史视角”—— 即密切关注这一时期（尤其是 1968 年）的关键年份，深入分析具体事件与事实，唯有如此，才能在新一轮历史 “权力移交” 中，避免任何人再丢掉手中的 “王牌”。

显然，这绝非真正的 “学生革命”—— 情报机构不过是利用了学生群体；它也算不上一场 “革命”，充其量只是一场骚乱。然而，这场 “伪革命” 所推选出的代表 —— 那些为企业服务的 “三流角色”，却在数十年间定义了西方的社会与知识走向。如今西方政治与科学领域的衰退，在很大程度上正是 1968 年事件的后果。

从长远来看，法国学生运动期间，学生群体迫使当局推行的教育改革，开启了欧洲高等教育整体衰退的序幕。此外，以 “教育民主化” 为幌子的改革，模糊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心理界限，导致西方教育在最负面的意义上 “去神圣化”，其声望也随之下降。

原本处于 “边缘” 的 “三流角色”，如今堂而皇之地走到了舞台中央。原则上，所有受 “学生革命” 波及的国家，其教育体系与整个社会都陷入了衰退。如今西方的学术界与政治精英，在很大程度上都是 1968 年 “社会文化流产” 的受害者。

1968 年的意义，不仅体现在个别国家的历史进程中，更深刻影响了超国家、超民族层面的全球协调与治理结构的发展。

从政治经济学本质来看，资本主义与超国家结构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些超国家结构代表着资本主义体系统治阶层的整体、长期利益，而在实现这些利益的过程中，它们时常会与资本主义体系统治阶层的特定派系、特定国家产生矛盾。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每一个新阶段，都会催生出全新的封闭性结构。

最初出现的是共济会结构，到 19 世纪末，这类结构已完成其历史使命，走向衰落。随后，德国 “秘密德国”（Geheimes Deutschland）、“罗德西亚 - 米尔纳协会” 等结构相继出现。再后来，又诞生了 “圆社”（The Circle）、“塞克尔”（The Seckel）等组织。二战后，世界需要新的结构 —— 既有完全封闭的，也有半封闭的（即表面有公开架构，核心运作却处于保密状态）。例如，1968 年在加拿大蒙特朗布朗召开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上，就决定启动一项计划：建立企业卡特尔，以取代民族国家。

这意味着，“消解国家” 的意图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便已显现。如今施瓦布、哈拉里等人所宣扬的理念，其最初的步骤正是在 60 年代中期迈出的。同样在 1968 年，布朗兄弟哈里曼银行（Brown Brothers Harriman）、罗伯特・弗莱明公司（Robert Fleming & Co.，该公司所属的弗莱明家族中，就有 “詹姆斯・邦德” 系列小说作者伊恩・弗莱明）等机构在伦敦成立了 “布朗兄弟哈里曼国际银行财团”，该财团也致力于构建这一全球金融体系。

当然，在全球化到来之前，全球主义超国家、超民族结构发展史上最关键的事件，便是 “罗马俱乐部” 的成立。该俱乐部不仅在摧毁苏联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埋下了诸多如今我们亲眼所见的 “隐患”。如今，“罗马俱乐部” 这一项目虽已消亡，其那份标题浮夸的报告《来吧！》（Come on!）更像是一份 “墓志铭”，但该俱乐部的一系列理念 ——“零增长”“人口缩减”“绿色议程”—— 却被极端全球主义者接纳并发展至今。

1968 年的这两大事件值得深入研究：前者塑造了民众（尤其是西方民众）的社会文化认知，随后又影响到所有受西方势力波及的地区；后者则标志着全球治理体系开始向全球主义轨道转型。其结果便是，我们如今所经历的这个世界，在那时便已开始加速构建。

来源：俄罗斯观察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