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依据《明史》之记载，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共有七子，依次为：长子朱慈烺，次子怀隐王朱慈烜，三子定王朱慈炯，四子永王朱慈炤，五子悼灵王朱慈焕，六子悼怀王，以及七子。

依据《明史》之记载，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共有七子，依次为：长子朱慈烺，次子怀隐王朱慈烜，三子定王朱慈炯，四子永王朱慈炤，五子悼灵王朱慈焕，六子悼怀王，以及七子。

然而，此一排序与其他史籍所载略有出入。在另一些史书中，三子定王之名记为朱慈灿，而四子永王则名为朱慈焕。

纵为乱世之末代皇子，史书对其记录竟如此粗疏，乃至姓名前后不统一，其中必有隐情。

须知，历史之编纂本身即权力之体现，当权者欲向世人昭示或掩盖之事，皆会在其所掌控之史书中得以呈现。在不同版本的历史叙述中，朱慈焕究竟为崇祯第四子，抑或是早逝之第五子，此一问题关乎康熙年间一桩谋反案之定罪，故其身份之确认尤为关键。

清朝官修之《明史》将朱慈焕列为第五子，表面看似无意之笔，实则深含意味。

无论官修或私修史书，其一致之处在于，崇祯之七子中，次子、五子、六子及七子皆早夭。

李自成之起义军攻入紫禁城前夕，崇祯身旁仅余太子朱慈烺、三子朱慈炯（朱慈灿）及四子朱慈炤（朱慈焕）。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崇祯自缢于煤山之前，曾召见三位皇子，命其更换旧衣，并语重心长地嘱咐：“尔等今日为太子，王，城破后即为小民，各自逃生去吧。”稍停片刻，又道，“若能幸存，当报父母之仇。”

三位皇子乔装改扮后，被送出宫门，其后行踪，外人难以详知。相传，护送太监将三位皇子献给李自成以邀功请赏。

李自成视三位皇子为收拾人心之重要工具，遂封太子朱慈烺为宋王，其余两位皇子亦被封为公爵。

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亲征吴三桂，随军携吴三桂之父及三位皇子，以此要挟吴三桂，然未能如愿以偿。李自成之大顺军在山海关大战中惨遭败绩，退出北京西撤。

在此过程中，三位皇子被大顺军裹挟撤退，自此下落不明。

几个月后，在北京城中，一位潦倒少年敲响了明朝末代国丈周奎府邸的大门。

崇祯皇帝的长女长平公主当时正寄居在外祖父周奎家中，她与少年相见后，泪如雨下。

史书记载，周奎甚至向少年“跪献酒食”，起初认定他便是自己的外孙、太子朱慈烺。

然而，不久之后，周奎却改口称此太子为假冒者，并向新朝的主人——清朝摄政王多尔衮报告。

多尔衮下令仔细甄别太子的真伪，召集明朝贵妃袁氏和东宫太监等人辨认，结果皆称其为假冒。

但有几位内监坚持认为此人是真太子，最终这些坚持真实身份的人都被处死。御史赵开心在奏疏中写道：“若太子尚存，实乃明朝之幸。”这句话被清廷视为怀念旧朝之情，差点因此丧命。

经过一番清洗，所有人都异口同声指认太子为假，随后，这位被认定为“伪太子”的少年被处斩。

在审理过程中，摄政王多尔衮曾公开表示：“若有人携真太子来告，必将受恩养，告发者亦将优赏。”

但实际情况却是，指认太子为真者遭惩处，指认其为假者反得奖赏。太子的外祖父周奎态度的前后转变，令人生疑。

当代史学家何修龄查阅顺治元年（1644年）清廷的赏赐记录发现，明朝降清的众多外戚中，唯独周奎获赐“缎百匹、银百两”，推测其很可能是因为在出卖、举报及指认“伪太子”一事中立下功劳。

后世史学家普遍认为，该案中的太子其实为真。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孟森亦论证指出，案中被处死的所谓“伪太子”实为真太子，而被召来证明太子为假的袁贵妃，才是假冒者。在那个动荡的时代，真假成为了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

北京的“太子案”刚刚平息，南京的南明弘光朝廷又出现了一位自称朱慈烺的太子。

弘光帝朱由崧听闻此消息后深感不安，对辅佐他的马士英说：“朕将何以自处？卿等细细查辨。”言下之意明显，如果此人是真太子，那么自己的皇位将岌岌可危。

马士英心领神会，立即组织一帮人对少年进行辨认。据说，少年举止傲慢，众人一时难以定论，最后，被激怒的大学士王铎断然说了一个“假”字后愤然离去。

马士英等人遂拍板，一致认定此人为“伪太子”。

在接下来的审讯中，少年招供称自己本名王之明，是万历朝某驸马的侄孙，在乱世中突发奇想，假冒太子之名以求富贵。

朱由崧听后松了一口气，赶紧命人将审讯记录公告天下，以正视听。然而，当人们相信此事背后隐藏着政治阴谋时，真伪的认定便失去了权威和说服力。尽管弘光朝宣布这是个“伪太子”，但反对者依旧可以声称朱由崧为了保住帝位，故意以真为假。

此时，武昌的左良玉借口救护太子，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准备出兵攻入南京。

马士英紧急将原本用于东线防御清军的部队西调，去对付左良玉。这场内讧迅速终结了短命的弘光朝廷。

趁着东线防务空虚，南下清军轻而易举地渡江攻破了南京。

由于弘光朝的内讧由“南太子案”引发，当时有史学家指出，这位叫王之明的“伪太子”实为清廷派出的间谍，其目的在于“蛊惑人心”，使南明政权“同室互斗”。

不过，这一说法始终无法得到证实。

耐人寻味的是，攻破南京后，清军主帅多铎命人将关在狱中的王之明释放，以恭敬之礼迎接他入座，并对南明降臣说：“此真太子也。”

此时，多铎作为南京城内的实际掌控者，他说太子是真，便无人敢质疑。

据说，多铎还将朱由崧所选的妃子赐予了这位所谓的“真太子”王之明。正如前文所述，太子的真假，完全由政治斗争的需要来决定。

多铎认为，树立一个“真太子”有助于稳定新归附的江南地区，于是认定王之明即为太子朱慈烺。

等到江南秩序渐稳，这位“真太子”便遭到冷落，最终清廷仍以假冒前朝太子之名，匆匆将其处死。

南、北两起“太子案”结束后，历史上再未出现有关太子朱慈烺的记录，崇祯剩下的两位皇子——三皇子和四皇子，尤其是三皇子，开始以影子的形式活跃于反清复明的舞台上。

这便是所谓的“朱三太子”，在清朝入关后的七八十年间，成为最为神秘的政治敌人。

根据不完全统计，自顺治至雍正中期，帝国境内打着“朱三太子”名义的起义、谋反或欺诈事件，至少发生了20起。

其中最为著名的几起皆发生在康熙年间，这正是康熙对流民群体极为敏感和厌恶的缘由，生怕其又演变成一起“朱三太子”式的动乱。

康熙对“朱三太子”记忆深刻，他曾言及，在位期间，“匪类称朱三者甚多”。

随着明亡的岁月渐远，民间对崇祯之子的排序与名号的记忆也日益模糊。

起事者自称为“朱三太子”，有时指的是皇三子，但更多时候实则指的是皇四子。

他们为“朱三太子”所取的名字也是五花八门，虽皆以朱慈×为名，却几乎无一相同。有的称为朱慈璊，有的称为朱慈英，较为靠谱的有朱慈炯、朱慈焯、朱慈焕、朱慈焞等，这些名字至少知晓明朝皇室子孙起名皆用金木水火土五行偏旁，而崇祯之子恰轮到“火”字旁。

顺治十三年（1656），直隶真定出现了一位自称“朱三太子”的人士，他称自己为朱慈焞。

这位“朱三太子”意图举事抗清，首先通过庙会集资，香客依据未来明朝光复后的官职捐献相应数额的香火钱。

然而，两位捐了未来七品县令的人因争夺道路大打出手，将整个反清复明的大计泄露给了官府。

最终，自称朱慈焞的“朱三太子”被处死。

类似事件在顺治朝频发，但相较于当时的南明政权，这些“朱三太子事件”对清朝的影响并不显著。

康熙继位后，除台湾的郑氏集团仍坚持抗清之外，清廷基本实现了对明朝疆域的全面征服。

此后，以“朱三太子”为旗帜的反清复明事件愈发增多，影响也日益扩大。

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在云南起兵，扬言次年元旦将推朱三太子登基。

一个月后，消息传至北京，汉人杨起隆伪称自己为“朱三太子”，并组织了千人规模的八旗汉人奴仆起义队伍，起义者自称为“中兴官兵”，建年号“广德”，以头裹白布、身束红带为标识，约定十二月二十三日五更时分在“京城内外，放火举事”。

由于消息泄露，杨起隆提前一天仓促起事。康熙得知这起发生在天子脚下的“朱三太子事件”后，极为震惊，命令关闭京师九门，缉捕起义者。

史书记载，“获贼既多，斩头无地，以车满载出九门斩之，尸积如山，如是者八日”。

杨起隆随后成为仅次于三藩之乱首领人物的特级通缉犯，康熙始终紧追不舍。

大约七年后，陕西汉中捉拿了一名自称“朱三太子”的人士，又称自己就是杨起隆。康熙却断定，此人既非朱三太子，亦非杨起隆，仅是杨起隆起义队伍中的一名逃犯，后来托名造反而已。

又过了两年，康熙仍不忘提醒帝国官员，勿忘缉拿杨起隆之事。

由此可见，这位伪“朱三太子”在康熙心中留下了何等深刻的阴影。

康熙十六年（1677），福建漳州人蔡寅自称“朱三太子”，组织“白头军”抗清。

康熙十八年（1679），清军在湖南新化县一座寺庙内捕获了一名自称“明朝太子朱慈灿”的人士。

此人自述曾随李自成败军离京，后在河南出家为僧，流落江西、湖广二十余年，因病还俗。康熙为此专门询问过明朝的老太监，最终含糊地认定“大约是假”，并将其处死。

面对此起彼伏、大小不一的“朱三太子事件”，康熙始终高度关注，并亲自介入。

真正的“朱三太子”或许从未现身，却已在帝国统治者的心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梦魇。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一位可能是真正的“朱三太子”被捕，这一事件引发了诸多关注。

起因是浙江地区爆发的一场反清复明起义。张念一打着“朱三太子”的旗号起兵反清，并建年号为“大明天德”，宣称“朱三太子将光复中原”。起义失败后，张念一被捕。

在审讯过程中，清廷得知，在江浙一带长期生活着一位可能是真正的“朱三太子”。

于是，一张大网悄然撒开。大约两个月后，山东巡抚上报，在境内捕获了“朱三太子”。

被捕后，此人供认，他已改名为王士元，“原本姓朱，是明朝后裔，排行第四，名慈焕。我的二哥早逝，我与三哥同龄，自十岁起就离家流亡。”他进一步供述，当年李自成的军队从北京败退后，朱慈焕流落至安徽凤阳，偶遇一位姓王的明朝给事中。

他向王给事中透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王给事中收留了他，并为他改名王士元，

让他跟随自己的子弟一起读书。朱慈焕十九岁时，王家突遭变故，他再次流落江湖。

几年后，他娶了一位胡姓女子为妻，定居在浙江余姚，以开设私塾为生，人称“王老先生”。

朱慈焕曾向几位密友透露过自己非同寻常的身份，这一消息逐渐传播开来。张念一等人得知后，便拥戴这位“朱三太子”起兵反清，这让他非常害怕。

从起义开始，他就四处躲藏。在此期间，他的妻妾、女儿、儿媳因官府的通缉而上吊自尽，三个儿子也被逮捕。

朱慈焕被捕后供述道：“我从未有过非分之想。遇到那些妄图谋反的人，我只能躲避，因为我劝不住他们，所以我逃到了山东，只是苟延残喘而已。”

在康熙的授意下，清廷对这位“朱三太子”的审讯规格非常高。

朱慈焕祖孙三代七人被押解至京城，由九卿共同审讯。

当时，朱慈焕已是七十五岁高龄，他对主审官员说：“我今年七十五岁，血气已衰，鬓发皆白。我不在三藩叛乱之时起兵造反，却选择在天下太平之际吗？况且，所谓谋反，必是占据城池，积聚粮草，招兵买马，打造军器。这些事情我曾做过一件吗？”

刑部认定他并未参与谋反，但又认为：“朱某虽无谋反之事，但未尝没有谋反之心。”然而，最终的定罪却与谋反无关。

几位大学士在联合审讯后，由张廷玉结案上奏道：“王士元自认是崇祯第四子。

经查，崇祯第四子已于崇祯十四年去世。

另外，遵旨传唤明代老太监，他们都不认识王士元。

王士元显然是假冒的，他和他的儿子都应被凌迟处死。”

康熙想让朱慈焕死，下面的人自然明白如何操作——以假冒前朝皇子的罪名，既能让清廷摆脱残忍无情的指责，又能消除潜在的敌人。正如孟森所说：“不以‘前朝皇子’为罪名，而务必要让他以假冒为罪。”

如果他是真正的皇子，这是无罪的，按照清廷的政策还必须优待。所以一定要说他是假冒的，这样才能定罪。

就这样，七十五岁的朱慈焕被凌迟处死，他的儿孙也全部被杀害。

整个家族遭遇了灭顶之灾，无一幸免。

后来，清廷在编修《明史》时，为了掩盖杀害朱慈焕的真实身份，在崇祯帝几个儿子的排序和名字上做了手脚。

朱慈焕自供是崇祯第四子，但《明史》记载崇祯第四子是朱慈炤，第五子是朱慈焕。

由于第五子早夭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清廷可以借此摆脱杀害朱慈焕的嫌疑，进一步证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被凌迟处死的“朱慈焕”是个冒牌货。

历史书写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它既能掩盖一些事实，又能制造另一些事实。总之，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的朱慈焕之死，是清朝入关以来“朱三太子”最接近真实的一次现身。

此后，民间仍以“朱三太子”为反清复明的象征，但都是假托其名而已。

1644年，清军大举入关，针对明朝遗民宣布了一项宣言：“我军乃为替尔等复君父之仇而来。”

此举旨在昭示天下，他们是来为明朝复仇的，并将李自成的农民军视作与明朝共同的敌人。这一口号极具迷惑性，初期赢得了不少明朝臣民的认可，甚至南明弘光朝也曾计划与清军联手对抗农民军。

与这一复仇论调相辅相成的是，清廷多次公开宣称将礼遇并优待明朝皇室的后裔。

这似乎顺理成章，毕竟，若声称替人报仇却将其家族赶尽杀绝，岂不暴露了自己狼子野心的真实面目，又怎能取信于天下？顺治皇帝在其即位诏书中承诺，明朝宗室贵族若率先投诚，归顺朝廷，来京朝见者，仍会给予俸禄和优待，意图在于，只要归顺，待遇将一如明朝时期。

清军攻克南京后，再次重申“遇明朝子孙，一向优厚对待”。

康熙帝南巡期间，亲自拜谒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陵，见到陵寝年久失修，无人专职守护，便表示“朕欲寻访明代后裔，授予职衔，使其世世代代守护祭祀”。

然而，明朝实行同姓贵族分封制，导致皇室成员遍布各地，享有巨大的政治和经济特权。

南明各政权正是在拥戴不同宗室成员的基础上建立的。

故而，清廷对明宗室势力心怀忌惮，表面宣称优待，寻访后裔以示尊崇，背地里却对那些有实力、有身份、可能威胁其统治的明皇室成员实施斩草除根的策略。

如何不动声色地剪除后患，成为清廷必须解决的技术难题。

康熙拜祭完明孝陵后，命令地方官寻访明代后裔，最终地方官以“虽经查访，亦难得实”回复，即尽管进行了查找，但明代后裔的身份无法核实。此种说辞既保全了皇帝的颜面，又避免真的找到明代后裔，使其成为民间反清复明的象征。

然而，更多时候，清廷以“假冒”之名，将无论真假的一众明代宗室成员尽数铲除。一旦真身出现，按清廷宣称的政策，不仅不能加害，还需礼遇优待，这是清廷不愿面对的结果。

因此，无论真假，一概认定为假冒，从而有了正当杀害的理由，此举可谓一劳永逸。这便是清廷的如意算盘。

上文提及的所有“明太子案”“朱三太子案”，全部被清廷公开认定为“伪太子”“伪朱三太子”而处决，原因正在于此。

唯有在多铎攻占南京后，一度出于政治需要，宣称南京的某个王之明是“真太子”，但不久后，此人进京后被重新认定为“伪太子”，匆匆处死。不仅是末代皇子以各种名义被打假，连明朝宗室也被清廷以“假冒”之名行杀害之实。

明朝永安王宗室朱华塘，封镇国将军。顺治二年（1645年），多铎兵临江南，朱华塘投降后，带回清廷恩诏一纸，前往湖广进行招抚，见族中宗室皆已投顺，便在九华山出家。后因外出化缘，在江西九江被捕。

尽管朱华塘年已七十九，“衰病垂危”，清廷仍以“诈传亲王令旨”罪将其处死。一个“诈”字，表明清廷认定朱华塘为冒牌货，与康熙时期处死朱慈焕的行事如出一辙。

明亡后，明朝宗室朱应龙出家为道，改名王道真，暗中招募英雄豪杰，图谋“恢复故业”，后被陕西平凉府捕获。

被捕后，朱应龙只揖不跪，自供身世为“天启东宫太子”。尽管王道真对东宫太子的细节供述甚详，清廷仍以“诈称天启东宫”罪将其处死。

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清廷自以为以“假冒”之名可从肉体上消灭明朝宗室的敌对力量，未曾想，由于那些“真身”迟迟未被认定，导致后续不断有新的“真身”涌现。

“朱三太子”在清朝入关后的八十年间层出不穷，成为社会反清复明的一种“公名”。正是因为清廷从未承认其中任何一人为真正的“朱三太子”，民间始终相信，真正的“朱三太子”仍活在人间。

这就形成了“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局面，真真假假，官民双方皆可依自身立场进行阐释，各取所需。倘若清廷从一开始便“以假为真”，认定具体一人为“朱三太子”，那么，即便真正的朱三太子现身，也难以自证为真，“朱三太子”这个名号的能量想必会小很多，不至于困扰清朝几十年。

尽管雍正中期以后，“朱三太子”再未出现（此时若“朱三太子”在世，已年近百岁，以其名义起事显然有违常理），但“朱三太子案”的后遗症，仍深深萦绕在雍正心中。

雍正在其《大义觉迷录》中言：“历来异姓继统，前朝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

至乾隆时期，一个虚构人物——朱洪英取代“朱三太子”走红，成为反清复明的象征。天地会的起源传说中，朱洪英誓要复兴明朝，作为吸纳会众的共同记忆。

这亦可视作“朱三太子”遗留给乾隆的一个噩梦，终其一生，他如祖父、父亲般，对各种可能的聚众谣言及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妖术，始终保持高度警觉，必欲彻查到底。

康雍乾三朝在所谓的盛世中大兴文字狱，说到底，也是这种政治性梦魇作祟。

无论他们如何严苛地打击人心，消灭思想，清朝始终无法摆脱统治合法性的危机，直至其覆灭为止。

来源：我音爱DIS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