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寅恪先生系中外著名学者，学贯中西，诚为20世纪之史学泰斗。郑天挺先生亦系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南开大学任教60年，在学术研究上具有深厚的功力。陈先生长郑先生9岁，是他的师长，或亦可说系师友之间。陈之父陈三立先生与郑之父郑叔忱先生清
陈寅恪先生系中外著名学者，学贯中西，诚为20世纪之史学泰斗。郑天挺先生亦系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南开大学任教60年，在学术研究上具有深厚的功力。陈先生长郑先生9岁，是他的师长，或亦可说系师友之间。陈之父陈三立先生与郑之父郑叔忱先生清末曾共过事，可谓世交。抗战前，陈三立老先生曾为郑先生书写“史宦”之横幅，郑先生一直高悬书房之中。但陈、郑两人的熟识，还是在西南联大及北大文科研究所期间。
一
1938年3月初，郑先生与其他教授由长沙至昆明后，北大、清华、南开合组之长沙临时大学已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联大刚到昆明，校舍不敷，决定文法学院暂设蒙自。蒋梦麟校长乃派郑先生(时任北大史学系教授兼秘书长)等人去蒙自负责筹备。筹备就绪后，就陆续迎接师生来校。
蒙自系滇南重镇。光绪十三年(1887)被辟为商埠，设有蒙自海关、法国银行、法国领事馆。清末时，法人修滇越铁路(河内至昆明),原拟经蒙自，遭当地士绅之强烈反对，乃改经碧色寨。从此，蒙自经济大受影响，一蹶不振。故当时由昆明至蒙自，快车须5小时先至开远，下车吃饭后，再坐车50分钟才至碧色寨，然后再换碧个(旧)火车，又半小时多始能抵蒙自，费时须一天。如车慢及行晚，还要在开远住一夜，次日始能到，甚为不便。
当时陈老及郑老都住在蒙自之歌胪士洋行。歌胪士为希腊人，原开有旅馆及洋行。洋行临街，约20年代即已歇业。当时洋行内尚存有不少洋酒，一些清华教授见到，十分高兴，当即开怀畅饮。当时住在洋行的教授尚有闻一多、陈岱孙、李卓敏、陈序经等人。陈老到蒙自比较晚，未带家属。晚饭后大家一齐散步，陈、郑都来参加。有时齐至军山，有时在住地附近，还一起去过蒙自中学参观图书馆。离开蒙自时，即7月23日，陈、郑及诸教授还曾去该地之黑龙潭游玩，往返15里，历时数小时。
战时大学教授的生活，虽然较前大不相同，但大家共住一楼，两人一室，大多单身，同桌共饭，彼此关系更为融洽。陈老与郑老亦然。当时郑先生在联大亦教隋唐史，致力西南边疆史地之研究。他读《新唐书·吐蕃传》,疑发羌即西藏土名Bod之对音，乃草成一文，名《发羌之地望与对音》。写完后随即就正于陈寅恪先生。头天晚上送去，次日下午陈即送还，并为文中订正梵文对音及佛经名称多处。陈先生对该文极为赞许。此外，陈先生对郑写的《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一文亦很称赞。陈谈及当时中山大学吴宗慈老教授原写有一文，反驳孟森教授有关清初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之疑的种种观点，并即发表在该校之《史学专刊》中。后吴见到郑先生论述后，颇悔其原作之不足，然已来不及，乃在文中后记中特别标明之。陈老虽系师长，但与郑先生两人互相敬重，交谊日深。
二
西南联大的三校迁至昆明后，仍拥有各自独立的科研机构。当时局面已相对安定，教授们均希望重要科研机构尽快恢复。
1939年5月，北大决定恢复文科研究所，由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先生主持，任主任。当时中研院史语所亦在昆明，人员不多，但书籍不少，且多善本，这对北大师生进行研究，亦极有利。北大文科研究所主任向由文学院院长兼任。当时院长胡适已任驻美大使，但院长名义尚保留，傅先生实际亦是代胡先生主持工作。傅工作太多，且经常去重庆，于是他就拉郑先生为副主任，协助工作。
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有陈寅恪、傅斯年、汤用彤、杨振声、罗庸、罗常培、唐兰、姚从吾、向达、郑天挺等；董作宾、李方桂、丁声树等亦系所外导师。专家学者济济一堂，俨然一家。并在是年夏即开始招生，共招两次。
十名导师除陈老外均是北大文、史、哲三系的教授，陈老是傅先生及郑先生特别聘请的。
陈先生在柏林大学研究梵文时，即与傅先生熟识，回国后在史语所共事，关系更深。陈先生在1939年夏去香港候船赴英讲学，因正值欧战爆发，未能成行，乃于是年10月20日回到昆明。是时研究所汪篯、王永兴两先生已投入其门下，在陈老指导下进行隋唐史之研究。
北大文科研究所设在昆明城内青云街靛花巷3号一座小楼中。楼共三层，每层六间，原系史语所租用。该楼一楼系师生各自的食堂及学生住处。郑先生住在二楼西屋中间，傅先生在郑之北，郑屋之南为学生读书室。罗常培先生住在郑屋对面，仅几步之隔。陈老及汤用彤、姚从吾等先生则住在三楼。
郑先生是1939年10月24日迁入所中的，当时三楼陈先生等人尚未迁入。郑先生曾这样形容靛花巷3号周围的环境：
室中面西有窗一，临空院，院中有修竹一丛，正当窗际，举头可见；日对清节，益吾心神当不少也。晚饭后，独坐读书，惟远处蟋蟀微鸣，别无音响，静极。
未几天，陈老即迁入此楼中，一直住约八个月，始离昆再赴香港。
陈老当时身体尚好，亦系一个人来昆，兴致亦高。师生同住一楼，感情融洽。他与郑先生等人或一起饭后至翠湖步月，或一起在田野间躲警报，或诸人至外会餐，或同在楼中进餐后一起聊天。陈老知识渊博，熟于掌故，海阔天空，其乐也无穷。
陈老是1940年6月17日离开昆明的。临行前的一个下午，他坚邀郑先生与他一起至昆明戏院看京戏，汤用彤及邓广铭先生也一同前往。
陈老是汪篯及王永兴两人的主任导师，郑先生亦以导师名义协助指导。陈老走的那一天，正是汪篯考试的日子，故陈老请郑先生为汪出题，郑先生也因而未能去车站亲送陈老离昆。
为了反映当时的学习状况，现把郑先生为汪所出试题写在下面，以见一斑：
一、述李唐族姓之所自；
二、沈东甫《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其体例若何，其得失若何，试详论之；
三、《新唐书·世系表》名位显著之人，往往下无子姓，即有亦不过一、二传。或谓五季散乱之后，人多假托华胄，欧公意在谨严，故存其父祖，删其子孙，其说果足据乎?试举例以明之。(原注：此李莼客说，见光绪十年九月十九日日记)
四、有唐氏族长孙、窦、武、裴、萧、崔、卢诸家，先后显晦之故，能略述之欤。
陈老离昆至香港后，又未成行，乃决定在香港大学任教，陈为此专门写信告郑，郑先生深憾不已。
三
1946年暑假后，西南联大解散，三校复原，陈先生又回到了清华任教。是年10月，陈先生因目疾难以复明，异常焦急。他给当时担任北大史学系主任的郑先生写信，要求支援助手。信中道：“毅生先生史席：弟因目疾，急需有人助理教学工作。前清华大学所聘徐高阮君，本学年下学期方能就职。自十一月一日起拟暂请北京大学研究助教王永兴君代理徐君职务，至徐君就职时止。如蒙俯允，即希赐复为荷。专此 顺颂著祺 弟陈寅恪敬启。三十五年(1946)十月卅日。”从此，王永兴先生即回清华任教。而陈老的另一学生汪篯先生，此时正在吉林长白师院教书，对北方严寒极不适应。他多次给郑先生写信，希望仍回北大教书。他在1947年4月9日给郑先生的信中这样写道：“自来吉林，十旬瞬届。……关外奇寒，去冬特甚，经常在零下三十度左右，尤甚时竟至零下三十八度。……坚冰在须，亦属常见之景象矣。……虽燃壁炉，仍未能免(于奇寒侵袭)也。”继言教学工作奇忙，“益感心力交疲，精神全竭，以是亦大少研读进益之余暇。长此以往，必致孤陋寡闻，不能复振，宁不可哀?!故企盼吾师遇有机缘时，予以提携为感。”并表示：“名义、待遇，在所不计。”郑先生原即对汪先生印象不错，1946年春天即有意将汪不日调回北大。现在，郑先生为感谢陈老对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情谊，又为照顾先生的身体，遂想方设法将汪先生于1947年调回北京大学，担任史学系教师，而做清华大学陈先生的研究助手，薪金待遇全部由北大支给。
在此期间，陈老对汪先生的助手工作也是非常满意的，1948年5月，陈老在给郑先生的信中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敬启者：去岁之夏，弟拙著《元白诗笺证》中《长恨歌》一篇，曾托由汪筏君整理。当时除稔知其熟于唐代史实外，又觉其思路周详，文理缜密，甚为叹赏。近以另篇《新乐府笺证》一稿急于付印，颇觉其整理工作殆舍汪君莫属，故仍请汪君任之。此稿共分五十余节，约占拙作《元白诗笺证》全书之半。不特篇幅甚长，排比不易，兼又每节前后救应尤费推敲。汪君自从事整理以后，殚尽心力，无问昼夜，辄与弟商讨斟酌，改订增补，用功既勤，裨益尤大。昨据汪君言，前接洽北大职业时，先生曾促其速行完成研究院(指北大文科研究所)毕业论文。近月余之时间，已以全神贯注于弟之文稿，而此稿之杀青尚须时日，深虑先生以其论文未成，致有斥责且或影响及于其暑假晋级或续聘之前途。窃以为汪君自借住弟处以来，于今行将一载，弟深悉其深宵攻读，终日孜孜，而察其史料之熟，创见之多，亦可推见其数年来未尝稍懈，诚足当所谓好学深思者。至其论文所以未能于近日完成之故，实由于全力整理弟之文稿，致行搁置。用敢特为证明其事，甚望先生有以谅之，并稍宽假其呈交论文之时间，俾其安心为感。以弟所知者，而论其为弟整理文稿所费之工力，实已不下于撰写论文一篇。而其作为研究院毕业论文之用者，其大旨则久曾与弟讨论，深以为可，或不致有负先生提擢奖拔之苦心也。专此奉恳，敬颂著安!弟陈寅恪敬启，五月十七日。
四
陈老于1949年至岭南大学任教，又以目疾，故与郑先生来往较少。1952年院系调整，郑先生又于是年10月奉调南开大学，任历史系主任兼中国史教研室主任。与他同来南开的原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先生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这些变化，陈老当然是知道的。
50年代初，全国高等院校教师思想改造不断升温，其中多以不点名的方式批评陈老。说什么“目前尚有人在研究杨贵妃入宫前是否处女”云云，以揶揄之。郑老多次闻此后，亦觉奇怪，不太相信陈老会“闲逸至此”。1953年5月19日夜晚，郑先生向同系之谢国桢先生借到陈老之《元白诗笺证稿》一书。读后，写下了如下的读书笔记。现将全文记录如下：
晚读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极精。近来学者每举寅老考证杨太真入宫是否处女为史学界之病态，颇多诽议，具有诋媒之意。两年前首闻×××于大会中言之而未举其名；其后又闻某首长谈之(忘记是××还是×××)。当时未见寅老书，而心疑寅老何能“闲逸至此”!前日××又诟病及此，今日小组×××亦举以为言。适见谢国桢有此书，乃假之以归。穷一夜之力毕之。书印于一九五○年十一月，为岭南学报丛书之一。凡六章，附论五篇。书前，谢公题记曰：“陈寅恪师寄周一良函云，《元白诗笺证稿》分赠诸友留一纪念。然京洛耆英、河汾都讲，闻皆尽捐故技，别受新知，故又不敢以陈腐之作冒昧寄呈。《霜红龛集·望海》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余海外王。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
所谓考证太真事，在第一章“长恨歌”中，盖考太真入宫始末，因而辨及朱彝尊《曝书亭集》五十五《书杨太真外传后》,所据《旧唐书》五十一“后妃传”:“(开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之误(应为二十五年十二月丙午薨)。朱氏以为太真在二十四年惠妃卒后即入宫，未尝先至寿王邸，故以张俞《骊山记》所言“妃以处子入宫”为可信。陈氏辨武惠妃卒于二十五年十二月，太真为道士最早亦在二十六年正月二日，或如《新书》所言在二十八年十月，不能在二十五年正月也。陈氏之辨仅此。但有朱氏“妃以处子入宫，似得其实之论，殊不可信从也”一语。此章凡十八页，约二万余字(所占字数为二万六千字，有空格)。谈太真入官者三叶，约三千字，而兼涉他事。不应举此为病。书中考证社会生活及工业技术尤精，更不应抹煞其工力也。
由此可见，即使是在当时那样的学术批判惟恐不及之大环境下，郑先生也是最了解陈先生的，他对陈此书的评论，也是很中肯的。
五
1953年初冬，汪篯先生代表科学院约请陈老担任历史二所所长谈僵一事，郑先生因在天津，对此一无所知。但陈先生发怒后给北大诸熟人的复信，曾指明请向达先生将事情原委转告郑先生。后来陈师母又去信告向，不必转陈，以免事态扩大。郑先生是从向师信中略知其一二的。是年十二月六日，向先生给郑先生的信原文如下：
毅生先生左右：
上月科学院派汪篯去广州，邀请寅恪先生北上。不料汪君抵粤后语言不慎，以致寅恪先生大怒，血压增高。最近致书锡予(汤用彤)、心恒(邵循正)、(周)一良先生及弟，痛斥汪君，大发牢骚，其致弟及一良函末，并属将情形特告先生(指郑),而陈师母另函又谓不必将函转陈。锡予先生亦同此意，谓如此可以不致广为宣扬，云云。其实陈先生致汤、邵、周及弟共二函，俱已原件交科学院矣。用陈梗概，尚祈察鉴，幸甚!幸甚!敬颂
道安!
弟向达谨上 十二月六日
此事原与郑先生无关，而陈先生把郑先生视为莫逆至交，于是才提出把情况告知郑先生，陈、郑友谊，可见一斑。
1956年暑假，陈先生女公子陈美延考入南开大学化学系。郑先生得知此事后，异常兴奋，当即给陈老去一电报，希望陈先生亦来南开旅行并讲学。陈先生得电后，乃于八月卅一日给郑先生来一信表示感谢，并言由于身体关系，难以北上。我现在也把此信抄录如下：
毅生先生左右：
前年(1954年)司徒(悦兰)先生返津，曾托代致鄙意，想已早达清听。今奉来电，感愧曷极，本当遵命。但以近数月来，血压较高，中大又即开课，故不能旅行，尚希原宥是幸。小女美延考入南开化学系倘承教诲尤感。专此奉复，敬请教安!
弟陈寅恪敬上 八月卅一日
(杨)石先、柳漪(冯文潜)、伯伦(雷海宗)均请代致意。
南开郑先生邀请陈老讲学，出自诚意。陈先生出于健康原因，难以北上，自是实情。然而阔别多年的北京，陈先生就再也未能回去了。
1938年，陈先生在蒙自曾题写《残春》诗二首，其中曰：
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指歌胪士洋行宿舍)春寒却似秋；雨里苦愁花事尽，窗前犹噪雀事啾。
诗中道出了陈、郑及众多教授的心境，同时也表现了他们是如何在“群心已惯经离乱”(亦见同诗)中，仍然努力献身学术，建立彼此的情谊的。陈、郑两先生不正是如此吗!
(转自封越健 孙卫国 编《郑天挺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
来源：音乐畅音听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