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唯物史观为指引，秉持实事求是原则，聚焦“辽宁31位开国将军中无抚顺籍”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论述。需首先声明：文中“31位开国将军”特指1955年至1958年授衔时，籍贯属辽宁地区、军衔为少将及以上（含少将、中将、上将、大将）的将领总数，并非单一军衔类别。全文

作者：安徽孟庆南（孟苦禅）

导言

本文以唯物史观为指引，秉持实事求是原则，聚焦“辽宁31位开国将军中无抚顺籍”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论述。需首先声明：文中“31位开国将军”特指1955年至1958年授衔时，籍贯属辽宁地区、军衔为少将及以上（含少将、中将、上将、大将）的将领总数，并非单一军衔类别。全文将从历史地理沿革、革命火种传播轨迹、军事人才成长环境等维度切入，摒弃主观臆测，以史实为依据剖析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提纲挈领呈现抚顺在特定历史阶段与开国将军诞生条件的关联性，不做无关细节的铺陈。

一、厘清两个基础认知：开国将军统计范畴与抚顺历史定位

首先需明确两个关键前提：其一，关于“辽宁31位开国将军”的统计范畴，经史料梳理，1955年至1958年全国授衔的少将及以上将领中，籍贯今属辽宁地区的共31人，涵盖大将（0人）、上将（2人：吕正操、周桓）、中将（14人：如万毅、吴信泉等）、少将（15人：如于权伸、马琮璜等），并非单一军衔，此前若存在对“31位”的军衔类别误解，需以此为基准校正。其二，抚顺虽与清朝兴起紧密相关，是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创业的重要区域，清王朝的早期都城赫图阿拉（今抚顺新宾县）见证了后金政权的建立，但“大清王朝的皇上都出生于抚顺”的说法并不准确——清朝入关后的皇帝多出生于北京紫禁城，抚顺更多是王朝“龙兴之地”的象征，而非历代君主的出生地。这两个基础认知的厘清，是客观分析问题的起点。

更需澄清的是，将“抚顺无开国将军”与“不敢反对大清王朝”挂钩，存在历史逻辑的偏差。中国近代革命的核心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并非单纯针对某一封建王朝；且辛亥革命早已推翻清王朝统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斗争对象已转变为日本侵略者与国民党反动派，抚顺是否为清朝发祥地，与当地是否涌现革命将领并无直接因果关联。

二、辽宁开国将军的籍贯分布：集中于革命火种燎原之地

辽宁31位开国将军的籍贯分布呈现显著的地域聚集特征，多集中于辽南、辽西及辽东半岛沿海地区，如海城（含吕正操等）、东港（含周桓等）、新民、法库、铁岭等地，这些区域在近代均是较早受到进步思想影响、工农运动活跃的地带。以辽南的海城为例，清末民初因中东铁路支线贯通，成为辽南交通枢纽，外来文化与革命思潮（如马克思主义思想、救亡图存理念）通过铁路沿线快速传播，当地青年较早接触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张；辽东的东港濒临黄海，早年受闯关东移民文化与海洋贸易影响，民众思想开放，与山东、天津等革命活跃地区联系紧密，许多青年通过海路前往关内参加革命。

反观同一时期的抚顺，其地域特征与这些“将军之乡”存在明显差异。抚顺的近代发展始终与煤炭资源绑定，1901年抚顺煤矿大规模开采后，逐渐成为东北重要的工业聚集区，人口结构以产业工人为主（占比超60%），农村人口占比远低于辽南、辽西农村地区。而中国革命早期的火种，多先在农村地区点燃——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根据地建设，农民阶级是革命的重要力量，许多开国将军早年便在农村参与农运、组建地方武装，积累了最初的军事经验与革命威望，抚顺的“工业人口主导”结构，在革命早期并未形成这样的人才成长土壤。

三、抚顺的殖民统治环境：革命力量成长的严峻阻碍

1905年日俄战争后，抚顺落入日本帝国主义控制，成为其掠夺中国煤炭资源的核心基地（巅峰时期年产量占东北煤炭总产量的40%）。为维护殖民统治，日本侵略者在抚顺构建了“满铁-关东军-伪政权”三位一体的严密管控体系：在思想层面，严禁任何进步书籍、报刊传播，查封民间学堂，推行“奴化教育”，革命思潮的传播空间被极度压缩；在经济层面，对产业工人实行“把头制”与“低薪剥削”，工人每天劳作12-14小时，却难以维持温饱，反抗多以“要求加薪、改善劳动条件”的经济斗争为主，尚未上升到“武装革命”的政治高度；在军事层面，关东军在抚顺周边部署重兵，建立“煤矿警备队”“铁路守备队”，对任何疑似革命活动的行为实行“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高压政策，1929年抚顺煤矿工人大罢工被残酷镇压，便是典型例证。

对比辽宁其他将军籍贯地，如新民、法库等地，虽也受日本势力渗透，但殖民统治强度远不及抚顺。新民作为辽西农业县，日本侵略者的管控重点在“粮食掠夺”，对民间思想的控制相对宽松，当地青年有机会通过地下党组织接触革命思想；法库则因地处辽北偏远地带，日本兵力部署薄弱，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区之一，许多青年在此加入抗联，开启革命生涯。而抚顺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如同被“铁笼”包裹的工业孤岛，革命力量难以生根发芽，这也导致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初期，抚顺地区几乎没有形成规模化的革命武装，自然缺乏培养未来将军的“革命摇篮”。

四、东北抗日联军时期的抚顺：武装斗争的局限性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全境沦陷，抚顺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三军的活动区域之一。杨靖宇、李红光等抗联将领曾在抚顺新宾、清原等地的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矿工与农民参与抗日，1935年李红光率部在抚顺三块石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吸纳了数百名抚顺青年参军。但此时的武装斗争仍存在明显局限性：一是抗联在抚顺的活动范围仅局限于山区，未能深入煤矿、电厂等工业核心区，与产业工人的联系薄弱，难以形成“工农联合”的革命力量；二是日本侵略者对抚顺的“围剿”力度远超其他地区，1936年关东军发动“东边道大讨伐”，集中数万兵力围剿三块石根据地，抗联部队被迫转移，许多抚顺籍抗联战士在突围中牺牲（如抚顺籍战士张玉廷、王福山等），幸存者也随主力部队撤往长白山地区，与家乡失去联系；三是抗联在抚顺缺乏稳定的物资补给与兵源补充，根据地仅维持1年便被迫解散，未能形成持续的人才培养体系。

而辽宁其他将军籍贯地，如铁岭、开原等地，抗联活动持续时间更长（1932-1941年），且与地方群众建立了紧密联系，许多青年从“普通农民”成长为“基层指挥员”，如铁岭籍少将于权伸，便是1936年加入抗联，从班长逐步晋升为团长，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抚顺抗联活动的“短期性”与“碎片化”，使得本地青年难以在抗日斗争中完成“革命履历”的积累，这也成为后续难以成长为开国将军的重要伏笔。

五、解放战争时期的抚顺：解放进程与人才培养的时间差

1948年10月31日，抚顺在辽沈战役中解放，相较于辽宁其他地区（如海城1945年解放、东港1945年解放、新民1945年解放），抚顺的解放时间晚了3年。解放战争时期，东北野战军（四野）的中高级将领多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从关内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老将领（如林彪、罗荣桓等）；二是东北抗日联军余部将领（如周保中、李兆麟等）及辽宁早期参加革命的地方武装领袖（如吕正操、万毅等）。这些将领在1945-1948年期间，已通过四平战役、临江战役、辽沈战役等大型战役，成长为兵团级、军级、师级指挥员，具备了授衔少将及以上的资历。

而抚顺解放后，本地青年虽积极参军（据统计1948-1949年抚顺参军人数超1.2万人），但多被编入东北野战军的补充部队，从“新兵”起步，参与的战役多为“南下作战”（如平津战役、渡江战役），且多承担后勤保障、二线作战任务，缺乏“主力部队一线作战”的历练。到1955年授衔时，抚顺籍参军人员的军龄仅7年左右，最高职务多为营级、团级，尚未达到少将（需师级及以上职务或同等资历）的授衔标准，这种“解放晚-参军晚-历练少-职务低”的时间差，直接导致抚顺无一人入选31位辽宁开国将军名单。

六、开国将军的成长规律：长期革命历练的必然结果

纵观全国1614位开国将军（1955-1958年授衔）的成长历程，他们大多具备一个共同特征：从革命早期（土地革命时期，1927-1937年）便投身革命，经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历史阶段，在长达20-30年的战争岁月中，从基层指挥员（班长、排长）逐步晋升为高级将领。以辽宁31位开国将军中的代表为例：吕正操1922年参加东北军，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西安事变、抗日战争（冀中游击战）、解放战争（东北战场），1949年任四野铁道兵团司令员，军龄27年；万毅（新民籍中将）1926年参加东北军，1938年入党，经历抗日战争（山东战场）、解放战争（辽沈战役），1949年任四野四十二军军长，军龄23年；于权伸（铁岭籍少将）1936年加入抗联，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49年任华北军区独立第二旅旅长，军龄13年（虽军龄较短，但因在抗联时期战功卓著，仍获授衔）。

反观抚顺地区，在土地革命时期（1927-1937年），因地处东北，远离革命中心（瑞金、延安），本地几乎无人参与早期革命斗争；抗日战争时期，虽有抗联活动，但如前所述，多为“短期参与-牺牲/转移”，未能形成稳定的“革命履历”；解放战争时期，本地参军人员起步晚，缺乏“多阶段战役历练”。这种“革命履历断层”（缺土地革命阶段、少抗日战争历练、晚解放战争起步），使得抚顺地区难以涌现出符合开国将军成长规律的军事人才。

七、地域文化特质的客观影响：从“工业文化”到“革命文化”的转化滞后

抚顺自近代以来形成的“工业文化”，与革命时期所需的“革命文化”存在一定的转化滞后性。工业生产强调“纪律性、服从性、标准化”，这种文化特质在和平时期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但在革命时期，需要的是“敢于突破、勇于斗争、灵活应变”的革命精神。抚顺的产业工人虽具有强烈的阶级意识（对剥削者的仇恨），但其反抗方式多局限于“罢工、请愿”，缺乏“武装起义、建立政权”的革命自觉——1929年抚顺煤矿工人大罢工、1936年抚顺电车工人罢工，均以“要求改善待遇”为目标，未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而同期辽南的海城农民，已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开展“抗租抗粮”斗争，甚至组建“农民自卫军”，形成了“武装反抗”的革命意识。

这种文化特质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人才的成长方向：抚顺的工人骨干多成为“工会领袖”，专注于维护工人权益；而辽南、辽西的农民骨干则多成为“武装领袖”，专注于建立革命武装。辽宁31位开国将军中，有28人早年从事“农民运动”或“地方武装工作”，仅有3人（含1位上将）早年从事“工人运动”，且这3人后来均转向“武装斗争”，可见“革命文化”的核心是“武装斗争意识”，而抚顺的“工业文化”在这一维度的转化滞后，也使得本地难以培育出具备“武装斗争思维”的未来将军。

八、历史偶然与必然的辩证：抚顺无开国将军的综合归因

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分析，抚顺无开国将军并非单一因素导致，而是“必然因素为主、偶然因素为辅”共同作用的结果。必然因素包括：抚顺的“工业人口主导”结构与革命早期“农村火种”的不匹配、日本殖民统治带来的“革命环境恶化”、解放时间晚导致的“人才成长时间差”、“工业文化”向“革命文化”转化滞后等，这些因素从根本上决定了抚顺难以在短时间内培育出符合开国将军标准的人才；偶然因素则包括：抗联在抚顺的根据地因领导人牺牲（李红光1935年牺牲）而提前解散、抚顺解放后参军的优秀青年（如战斗英雄王铁汉）因1955年授衔前转业地方（任抚顺矿务局局长）而错失授衔机会等，这些偶然因素进一步强化了“无开国将军”的结果，但并非根本原因。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无开国将军”绝不意味着抚顺在革命历史上毫无贡献。抗日战争时期，抚顺煤矿工人通过“破坏采矿设备、泄露日军运输情报”等方式，支援抗联斗争；解放战争时期，抚顺人民筹集粮食2000万斤、棉衣5万件支援前线，为辽沈战役胜利作出重要贡献；抗美援朝时期，抚顺钢厂生产的炮弹、抚顺煤矿的煤炭，均成为志愿军的重要物资保障。抚顺的革命历史价值，不应以“是否涌现开国将军”为唯一评判标准，其“工业支援革命”的独特贡献，同样是中国革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九、历史认知的启示：以唯物史观客观看待地域革命历史

通过对“辽宁31位开国将军中无抚顺籍”这一问题的分析，我们可得出三点重要启示：其一，看待地域革命历史，必须先明确“统计范畴”（如本文中“31位”是“少将及以上”），避免因概念混淆导致分析偏差；其二，需摒弃“主观臆测归因”（如“不敢反对清朝”），以史实为依据，从“经济结构、政治环境、文化特质”等客观维度剖析原因；其三，应尊重地域革命历史的“独特性”，不同地区的革命贡献形式不同（农村地区贡献“将军”，工业地区贡献“物资”），不能以单一标准（如“将军数量”）衡量其价值。

抚顺的革命历史，是中国工业地区革命历史的缩影——它告诉我们，革命不仅需要“拿起枪杆的将军”，也需要“拿起工具的工人”；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武装斗争”与“物资支援”共同作用的结果，二者同等重要。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革命历史的“多样性”与“整体性”。

结语

本文通过对“辽宁31位开国将军（少将及以上）”统计范畴的明确，结合抚顺近代经济结构、殖民统治环境、革命历程等史实，得出结论：抚顺无开国将军，并非因“不敢反对大清王朝”，而是由“工业人口结构不匹配革命早期需求”“殖民统治压制革命力量”“解放晚导致人才成长滞后”“工业文化向革命文化转化慢”等客观因素共同决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抚顺虽无开国将军，但其在革命时期的“工业支援”贡献，同样值得铭记。正确认识地域革命历史的“独特价值”，摒弃“以将军数量论英雄”的片面思维，是尊重历史、传承红色基因的核心前提。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从历史中汲取真正的智慧，为新时代的发展注入精神力量。

编辑：赵志清

责任编辑：安徽孟庆南（孟苦禅）

二零二五年于安徽省太湖县安徽五千年文博园书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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