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天，弟弟陈卫国把那本存了二十万的存折推到我面前时，我愣了很久。存折的边角都有些卷了，看得出被他摩挲了无数遍。

那天，弟弟陈卫国把那本存了二十万的存折推到我面前时，我愣了很久。存折的边角都有些卷了，看得出被他摩挲了无数遍。

他说：“哥，这钱你拿着。以后我的事，不用你管了。”

声音不大，甚至有些沙哑，却像一记重锤，砸碎了我心里那块压了整整三十年的冰。

从1989年那个闷热的夏天算起，三十年，我的人生就像一根被拧得死紧的麻绳，一头拴着我妈赵桂英那句“你弟将来是要当官的”，另一头，拴着我永远也还不完的“责任”。

一切，都得从那个戴着墨镜的算卦先生，踏进我们家院子那天说起。

第1章 那个戴墨镜的先生

1989年的夏天，热得邪乎。村头大槐树上的知了，叫得人心烦意乱。我，陈卫东，十六岁，刚读完初中，正琢磨着是去镇上的高中拼一把，还是跟着村里的张叔去南边的工厂打工。

我妈赵桂英正蹲在院子里，拿个大蒲扇给一筐刚洗好的豆角扇风，嘴里念叨着天太热，豆角再不晒干就要捂坏了。

就在这时，一个瘦高个男人，背着个打了补丁的布包，慢悠悠地晃进了我家的院门。他戴着一副硕大的黑墨镜，遮住了半张脸，下巴上留着一撮山羊胡，看着有点滑稽，又有点神秘。

“大姐，讨碗水喝。”他嗓音嘶哑，像是走了很远的路。

我妈是典型的农村妇女，心善，见不得人受苦。她立马起身，一边往屋里走一边说：“哎，等着，我给你舀瓢凉的。”

那人也不客气，一屁股坐在院里的小板凳上，摘下墨镜，露出一双滴溜溜乱转的小眼睛，四下打量着我们家这个破旧的院子。

我刚从屋里出来，手里拿着本翻得卷了边的物理书。弟弟陈卫国，比我小两岁，正蹲在墙角，聚精会神地用泥巴捏小人。他从小就安静，不像我爱到处野。

算卦先生的目光，一下子就定在了我弟身上。

我妈端着一碗凉井水出来，递给他。他接过去，咕咚咕咚喝了大半碗，抹了抹嘴，眼睛却还盯着我弟，嘴里“啧啧”称奇。

“大姐，你这小儿子，不一般呐。”

我妈愣了一下，随即笑了，带着点农村人特有的谦虚和不以为然：“嗨，一个皮猴子，能有啥不一般的。”

“不不不，”算卦先生把水碗往地上一放，站起身，走到我弟跟前，煞有介事地端详起来，“大姐你来看，这孩子龙眉凤眼，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是贵人之相啊！”

我妈被他这套说辞唬住了，也凑过去看。我弟被他看得有点怕，往后缩了缩。

算卦先生伸出干枯的手指，指着我弟的额头，一字一顿地说：“此子，将来必入公门，身有官职。最小，也是个吃皇粮的干部！”

“当官？”我妈的声音都变了调。

在那个年代，对于我们这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当官”这两个字，分量太重了，重得像天上的月亮，看得见，摸不着。

算卦先生捻着他那撮山羊胡，高深莫测地点点头：“错不了。好好培养，将来你们老陈家，可就指望他光宗耀祖了。”

我妈彻底信了。她激动得脸颊通红，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赶紧从兜里掏出几张被汗浸得发软的毛票，硬要塞给算卦先生。

“先生，您给算算，俺们家卫国，啥时候能出头？”

那人推辞了一下，也就收了，又胡乱说了几句“时运一到，平步青云”之类的吉祥话，喝完剩下的半碗水，背着他的布包，心满意足地走了。

我当时只觉得这人是个骗吃骗喝的江湖骗子，没把他的话当回事。

可我没想到，就是这几句轻飘飘的话，像一颗种子，落进了我妈的心田里，迅速生根、发芽，最后长成了一棵扭曲的参天大树，遮蔽了我之后三十年的人生。

当天晚饭，桌上多了一盘炒鸡蛋，金灿灿的，冒着香气。在那个年头，鸡蛋是稀罕物，是留着换盐巴和酱油的。

我妈把一整盘鸡蛋都推到我弟面前，用筷子给他拨了一大半到碗里，堆得像小山一样。

“卫国，多吃点，读书费脑子。”她的声音里，满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温柔和期许。

我咽了口唾沫，刚想伸筷子，我妈的筷子“啪”地一下打在我手背上。

“你吃啥吃？”她瞪了我一眼，“你弟是干大事的人，得补身体。你个皮糙肉厚的，吃口咸菜就行了。”

我愣住了，手背上火辣辣地疼。我看着弟弟埋头扒拉着碗里的鸡蛋，再看看我妈那张写满“理所当然”的脸，心里第一次尝到了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那不是委屈，也不是愤怒，而是一种茫然。

好像从那个傍晚开始，我，陈卫东，就不再仅仅是她的儿子，而变成了“未来当官的”的哥哥。我的存在，似乎有了一个全新的，也是唯一的意义——为了我弟弟的“官途”，扫清一切障碍。

第2章 第一块垫脚石

算卦先生的话，成了我妈赵桂英的最高指示。

家里唯一的那台半导体收音机，被她从我爹常听的戏曲频道，调到了新闻频道。她说，要让卫国从小就“耳濡目染国家大事”。饭桌上，她总会有意无意地提起村长、乡长，语气里充满了敬畏，仿佛那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

而我弟卫国，似乎也默认了这个“天选之子”的身份。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屋里看书。我妈不让他干任何农活，连洗碗扫地这种小事都不许他沾手。

“读书人的手，是拿笔的，不是干粗活的。”她总是这么说，一边说，一边把脏活累活都推给我。

我成了家里的长工。放了学，我要去地里割猪草，回家要喂猪、喂鸡，周末还要跟着我爹去田里插秧、除草。我的手掌很快就磨出了厚厚的茧子，皮肤被晒得黝黑，胳膊上的肌肉也一块块地鼓了起来。

而我弟，皮肤依旧白净，手指纤长，像个城里来的学生。

我们兄弟俩，在同一个屋檐下，渐渐活成了两个世界的人。

真正改变我命运轨迹的，是那年初中毕业。我的成绩其实不差，努努力，考个镇上的高中问题不大。我攥着成绩单，心里也曾幻想过大学的模样。

那天晚饭，我鼓足勇气，对我爹妈说：“爹，妈，我想上高中。”

我爹埋头抽着旱烟，没说话。他一向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家里的大事小情，都听我妈的。

我妈正在给卫国挑鱼刺，闻言，眼皮都没抬一下，淡淡地说：“上啥高中？你都十六了，是个大人了。家里啥情况你不知道？哪有钱供两个学生？”

我的心一沉，争辩道：“我可以申请助学金，我周末去打零工……”

“卫东！”我妈突然提高了音量，把筷子重重地拍在桌上，“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她指着卫国，语气不容置疑：“你弟是啥料子，你又是啥料子，你心里没数吗？算卦先生都说了，卫国是当官的命！他才是我们老陈家未来的指望！你当哥的，不想着帮衬你弟，还跟他争？你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当官的命……当官的命……”这几个字像魔咒一样在我耳边回响。

我看着我妈那张因为激动而涨红的脸，看着低头吃饭、仿佛事不关己的弟弟，再看看始终沉默不语的父亲，一股巨大的无力感瞬间淹没了我。

我明白了，在这个家里，我的梦想、我的未来，都必须为弟弟那个虚无缥缈的“官途”让路。我不是在和弟弟争，我是在和那个算卦先生的鬼话争，在和我妈根深蒂固的执念争。

我争不过。

“你早点出去打工，一个月还能往家里寄点钱，”我妈的语气缓和下来，开始给我算账，“这样，你弟上学就没那么大压力了。等将来你弟出息了，当了大官，还能忘了你这个亲哥？到时候，你跟着享福就行了。”

她给我画了一张大饼，一张用我弟的未来做馅儿的大饼。

我还能说什么呢？

那个晚上，我一个人在院子里坐了很久。天上的星星很亮，但我却觉得前路一片漆黑。我把那本物理书，连同我的大学梦，一起塞进了灶膛里。火苗“呼”地一下窜起来，舔舐着书页，把那些公式和定律，都烧成了灰烬。

半个月后，我跟着张叔，登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

火车开动的那一刻，我妈在站台上抹着眼泪，嘴里不停地嘱咐我：“卫东啊，在外头好好干，省吃俭用，别忘了你弟还在上学……”

我点点头，没说话。

透过晃动的车窗，我看到我弟站在我妈身后，他看着我，眼神很复杂，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动了动嘴唇，什么也没说出来。

我知道，从我踏上这列火车开始，我就成了我弟陈卫国人生路上的第一块垫脚石。

而且，绝不是最后一块。

第3章 哥哥的“责任”

在南方工厂的日子，是单调而辛苦的。

我被分到流水线上，每天十几个小时，重复着同一个拧螺丝的动作。机油的腥味、机器的轰鸣声，构成了我生活的全部。宿舍是十几个人一间的大通铺，空气里永远弥漫着汗味和脚臭味。

每个月发工资那天，是我最“开心”也最心疼的日子。我会留下最基本的生活费，剩下的，一分不留地寄回家。汇款单上，“陈卫国（学费）”这几个字，我写了无数遍，写到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

每次往家里打电话，我妈接起来，开头总是那几句：“卫东啊，钱收到了。你弟这次模拟考又进步了，老师说他肯定能考上重点大学。”

然后就是：“你在外头照顾好自己，别乱花钱，你弟正是用钱的时候。”

她很少问我工作累不累，吃得好不好，仿佛我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一台源源不断提供钞票的机器。

我也会问起卫国，想跟他聊几句。但每次我妈都说：“他学习忙，没空，你有啥事跟我说就行。”

渐渐地，我和弟弟之间，隔了一层电话线，也隔了一层无形的墙。

卫国不负众望，考上了省城的一所重点大学。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妈在电话里激动得哭了。她说要在村里摆酒席，让全村人都知道，他们老陈家要出大学生，未来的大官了。

酒席的钱，自然是我出的。那是我攒了很久，准备给自己报个夜校学电工的钱。

大学四年，卫国的学费、生活费，就像一个无底洞。他开始注重穿着，要买城里人穿的“牌子货”；他要参加各种社团活动，需要交际费；他谈了恋爱，花销更大了。

每次钱不够，我妈的电话就准时打来。她的理由永远那么充分：“卫国是学生会干部，以后要走仕途的，穿着打扮不能太寒酸，不然让人看不起。”“他在学校要处好人际关系，这都是以后的人脉，不能省。”

我从一个工厂换到另一个工厂，什么苦活累活都干。为了多挣点加班费，我主动申请上夜班。有好几次，我因为过度疲劳，在流水线上打瞌D睡，差点把手卷进机器里。

工友们都说我，陈卫东，你是不是上辈子欠了你家的债，这辈子来还的？

我只能苦笑。

是啊，我也常常问自己，这到底是为什么？就因为那个算卦先生的一句话？就因为我是哥哥？

我也想过反抗。有一次，我妈又打电话来要钱，说卫国要买一台电脑，方便学习。我实在拿不出钱了，就跟她抱怨了几句。

结果，她在电话那头就炸了：“陈卫东，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见不得你弟好？我告诉你，你要是耽误了你弟的前程，你就是我们老陈家的罪人！”

“罪人”这两个字，像两根针，狠狠地扎进我的心里。

我还能说什么？我挂了电话，找工头预支了一个月的工资，给家里汇了过去。

那几年，我活得像个影子，没有自己的人生，没有自己的喜好。我唯一的价值，就是供养那个被全家人寄予厚望的弟弟。

卫国大学毕业后，留在了省城。他确实很争气，考上了公务员，进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单位。

消息传来，我们全村都轰动了。我妈更是扬眉吐气，走路都带风，见人就说：“我家卫国，现在是国家干部了！我说什么来着，先生算得准吧！”

她给我打电话，语气里充满了炫耀和“你总算没白辛苦”的施舍感。

我听着，心里却空落落的。

弟弟真的当上了“官”，可我的人生呢？我二十好几了，没存款，没技术，没对象，除了满身的疲惫和一身的机油味，我一无所有。

那张用我的青春和汗水铺就的“官途”，看起来金光闪闪，可我站上去，却感觉不到一丝一毫的温度。

第4章 被打破的平衡

三十岁那年，我经工友介绍，认识了李娟。

李娟也是从农村出来打工的，人很朴实，也很能干。她不嫌我穷，不嫌我没文化，她说，她看中的是我这个人老实、肯干。

我们谈了一年恋爱，决定结婚。

这是我第一次，为自己的事情向家里开口。我给我妈打电话，告诉她我要结婚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我妈才开口，第一句话不是恭喜，而是：“结婚要花不少钱吧？你手头有钱吗？可别把你弟给忘了，他刚上班，正是需要用钱打点关系的时候。”

我的心，瞬间凉了半截。

“妈，”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这是我自己的婚事。”

“你的婚事也是我们老陈家的事！”她立刻警惕起来，“那个女的是哪儿的？家里啥条件？人怎么样？你可别被人骗了！”

我耐着性子解释了李娟的情况。我妈听完，不冷不热地说：“农村的啊……那也没啥家底。行吧，你自己看上就行。彩礼什么的，你看着办，家里是一分钱都拿不出来的。你爹身体不好，我还要攒钱给他看病。”

我没指望家里能出钱，听到这话，也只是苦涩地笑了笑。

我和李娟的婚礼，办得非常简单。没有酒席，没有新房，我们就在租来的小单间里，请了几个要好的工友，吃了顿饭，就算结婚了。

婚后，李娟和我一起省吃俭用。我们想着，攒点钱，回老家县城开个小小的五金店，也算有个自己的营生，不用再过这种漂泊不定的日子。

生活虽然清苦，但有了李娟，我的日子总算有了点盼头，有了点属于自己的烟火气。

然而，这种平静很快就被打破了。

卫国在城里谈了个对象，是他们单位领导的女儿。为了结婚，女方家要求必须在城里有套房子。

这个消息，像一颗炸雷，在我妈那个小小的世界里炸开了。能和领导的女儿结婚，这不就意味着卫国的“官途”将一片坦荡吗？算卦先生的话，马上就要完全应验了！

我妈激动得好几天没睡好觉，然后，她就把电话打给了我。

“卫东啊，你弟要买房了，这是天大的好事！”她的声音里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兴奋。

我心里“咯噔”一下，有种不祥的预感。

“是好事，恭喜他。”我应付道。

“光恭喜有啥用？得拿出点实际行动来！”我妈话锋一转，直接切入了主题，“城里房价贵，首付还差二十万。我想着，你和李娟这几年也攒了点钱，你先给你弟拿去用。”

二十万！

这个数字像一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和李娟起早贪黑，一分一分地攒，到现在也才攒了不到十万块钱，那是我们准备开店的全部家当。

“妈，”我的声音有些干涩，“我们……我们没那么多钱。”

“怎么可能！”我妈的音量立刻高了八度，“你都出去打工十几年了，怎么可能连二十万都拿不出来？陈卫东，你是不是娶了媳妇忘了娘，忘了你弟了？你是不是不想让你弟好？”

又是这套话术，又是这种道德绑架。

“妈，我们真的没钱。我们还要开店，要生活……”

“开什么店！你那小破店能有你弟的前途重要吗？”我妈打断我，语气变得尖刻，“我告诉你，这二十万，你必须给！你要是不给，就是存心要毁了你弟！我没你这个儿子！”

说完，她“啪”地一声挂了电话。

听着电话里的忙音，我浑身冰冷。

李娟在一旁听得清清楚楚，她眼圈红了，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却什么也没说。

我知道，这个家，这个被我妈用偏执和牺牲维系的家，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那个维持了十几年的，以我的无尽付出的为基础的脆弱平衡，终于要被打破了。

第5章 迟来的爆发

我妈的电话，成了催命符，一天好几个。

起初是命令，后来是哭诉，再后来，就变成了咒骂。她说我没良心，是白眼狼，娶了媳妇忘了本。她说她当初就不该生我，就该把我溺死在尿盆里。

各种难听的话，像刀子一样，一句句戳在我心上。

我夹在中间，两头受气。一边是含辛茹苦的母亲，一边是默默垂泪的妻子。我整夜整夜地失眠，烟一根接一根地抽，头发大把大把地掉。

李娟看我这样，心疼得不行。一天晚上，她抱着我说：“卫东，要不，我们把钱给你弟吧。我们还年轻，钱可以再挣。别为了这个，让气坏了身子。”

我看着她通红的眼睛，心里又酸又愧。我一个大男人，却要让自己的老婆受这样的委屈。

我摇摇头，握紧她的手：“娟儿，这事你别管了。这是我们老陈家的事，我自己解决。”

我决定回一趟家，跟我妈当面谈谈。我觉得，只要我把我们的难处说清楚，她总会理解的。

我太天真了。

我回到家那天，我妈正在院子里和我爹念叨，说我如何不孝，如何见不得弟弟好。看见我进门，她只是冷冷地瞥了我一眼，哼了一声，扭过头去。

我爹叹了口气，冲我摆摆手，示意我别说话。

那天晚上，我妈做了一桌子菜，都是卫国爱吃的。她给卫国打了电话，让他周末一定回来一趟，说家里有要事商量。

我知道，这是鸿门宴。

周末，卫国和他那个叫小雅的对象一起回来了。小雅打扮得很时髦，看着我这个一身尘土气的“大伯”，眼神里带着一丝不易察qPCR的疏离和审视。

饭桌上，气氛很压抑。

我妈先开了口，她没看我，而是对着卫国说：“卫国啊，你哥回来了。你买房的事，你再跟你哥说说。”

卫国看了我一眼，有些尴尬地放下筷子：“哥，是这样，我跟小雅打算年底结婚，她家里要求……”

“什么她家里要求！”我妈粗暴地打断他，矛头直指我，“就是你哥！他现在出息了，翅膀硬了，不管我们了！二十万，对他来说算什么？他在外头十几年，能没这点钱？他就是不想拿！他就是见不得你好，怕你将来当了大官，压他一头！”

这话像一盆脏水，劈头盖脸地泼在我身上。

李娟没跟着我回来，幸好她没回来。

我看着我妈那张因为激动而扭曲的脸，看着卫国那副欲言又止、左右为难的样子，看着他那个对象小雅脸上毫不掩饰的鄙夷。三十年来的委屈、压抑、不甘，像火山一样，在我胸中翻滚、冲撞。

我再也忍不住了。

我“腾”地一下站起来，因为动作太猛，带倒了身后的凳子，发出一声刺耳的巨响。

所有人都被我吓了一跳。

我死死地盯着我妈，一字一顿地问：“妈，在你心里，我到底算什么？”

我的声音在发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极致的愤怒。

“是不是从那个算卦的进我们家门那天起，我就不是你儿子了？我就是给他陈卫国铺路的一块石头，垫脚的一块砖？”

“我十六岁出去打工，我把最好的年华都扔在了流水线上，我挣的每一分钱都寄回了家！他上大学的学费、生活费，他买电脑、买手机、谈恋爱的钱，哪一分不是我的血汗钱？”

“我结婚，你们给过一分钱吗？我跟李娟省吃俭用，想开个店过自己的日子，你们有关心过一句吗？”

“现在，他要买房了，你张口就是二十万！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也要生活！我的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他也要花钱！”

我越说越激动，指着卫国，声音嘶哑地吼道：“就因为那个江湖骗子放的一个屁，你们就把我的一辈子都搭进去了！你们凭什么！”

整个屋子死一般地寂静。

我妈被我吼得愣住了，她张着嘴，脸色煞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从来没见过我这个样子的。在她眼里，我一直都是那个沉默寡言、任劳任怨的大儿子。

卫国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他低着头，不敢看我。

他那个对象小雅，大概是被这场面吓到了，悄悄地拉了拉卫国的衣角。

我喘着粗气，胸口剧烈地起伏着。说完这些话，我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我知道，我说出口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不仅伤了他们，也伤了我自己。

我们这个家，被那句“官职”的预言捆绑了三十年，今天，终于被我亲手撕开了一道血淋淋的口子。

第6章 裂痕与反思

那顿“鸿门宴”，不欢而散。

我摔门而出，连夜坐车回了打工的城市。路上，我没有流一滴眼泪，心里却像被挖空了一样，空荡荡的，风一吹，就呼呼作响。

回到家，李娟看到我憔悴的样子，什么也没问，只是默默地给我下了一碗面。热气腾腾的面条下肚，我才感觉自己活了过来。

接下来的日子，家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冷战。

我妈没有再给我打电话。我也没有打回去。我们就像两只互相伤害后各自舔舐伤口的刺猬，谁也不肯先低头。

我听村里出来打工的老乡说，我妈病了一场，整天躺在床上唉声叹气，说我不孝，要活活气死她。

我也想过，我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她毕竟是我妈。

可一想到她那些偏心到骨子里的话，想到李娟受的委"屈，想到我自己那被牺牲掉的三十年，我的心就又硬了起来。

如果退让能换来尊重和理解，我愿意。但如果退让只会被当成理所当然，换来变本加厉的索取，那么这样的退让，不要也罢。

大概过了一个多月，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找到了我。

是陈卫国。

他一个人来的，找到了我们租住的小屋。他看起来瘦了很多，也憔悴了很多，没有了往日在省城当“干部”的光鲜。

李娟给他倒了杯水，就借口出去买菜，把空间留给了我们兄弟俩。

我们相对而坐，沉默了很久。

最后，还是他先开了口，声音很低：“哥，对不起。”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他。

“那天你走后，我跟小雅也吵了一架。不，应该说，是她单方面跟我提了分手。”他苦笑了一下，“她说，我们家太复杂了，她不想嫁到一个有‘吸血鬼’哥哥和‘拎不清’婆婆的家庭。”

我心里没什么波澜，这个结果，我早就料到了。

“她的话虽然难听，但她说得对。”卫国抬起头，眼睛里布满了血丝，“这些年，我一直活在妈给我设定的那个‘官命’里。我心安理得地花着你寄回来的钱，觉得那是应该的。因为你是哥哥，我是家里唯一的希望。我从来没有真正想过，你为此付出了什么。”

“那天你发火，说的每一句话，都像巴掌一样扇在我脸上。我才意识到，我有多混蛋。”

他从随身的包里，掏出一个信封，推到我面前。

“这里面有五万块钱，是我这几年工作的全部积蓄。我知道，这跟你为我花的相比，差远了。但我现在只有这么多了。”

“房子我不买了，那个‘官’，我也不想当了。我想辞职，靠自己，堂堂正正地活一次。”

我看着他，这个我熟悉又陌生的弟弟。三十年来，他第一次，没有躲在“官命”的壳里，没有躲在妈的羽翼下，而是作为一个男人，一个弟弟，站在我面前。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热了。

那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他那句“对不起”，和他想要“堂堂正正活一次”的决心。

我等这一天，等了太久了。

第7章 融化的冰

卫国走了，他没有回省城，而是去了另一个城市，说要从头开始。

他把那五万块钱留下了，我没有拒绝。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他态度的一部分，我必须接受。

家里的坚冰，因为卫国的出走，开始出现了一丝裂缝。

我妈彻底慌了。她最引以为傲、寄托了全部希望的小儿子，她未来的“大官”，竟然辞职跑了。那个算卦先生为她描绘的美好蓝图，一夜之间，化为了泡影。

她开始频繁地给我打电话，但不再是咒骂和索取，而是带着哭腔的询问：“卫东，你知不知道卫国去哪儿了？你让他回来啊！他怎么能这么傻，好好的铁饭碗都不要了……”

我只是平静地告诉她：“妈，他是个成年人了，他有权决定自己的人生。你让他自己静一静吧。”

“什么他自己的人生！他的人生就是当官，光宗耀祖！”她依旧执迷不悟。

“那是我的人生吗？”我淡淡地反问了一句。

电话那头，瞬间沉默了。

我知道，有些观念，在她心里扎根太深，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但我已经不想再争辩了。

又过了半年，李娟的预产期到了。我提前把她送进了县城的医院。

就在李娟被推进产房的那天，我妈和我爹，拎着大包小包，出现在了医院走廊上。

看到他们，我愣住了。

我妈的头发白了很多，人也瘦了一圈，看着苍老了不少。她看到我，眼神躲闪着，不敢与我对视。

“我……我们听村里人说，小娟要生了，就……就过来看看。”她把手里的一个布包递给我，“这里头是给你未来孙子做的小衣服、小被子，我……我缝了好几个晚上。”

我爹在一旁，只是一个劲儿地冲我憨笑。

我接过那个沉甸甸的布包，入手是棉布柔软的触感。我的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

那天，我们在产房外等了七个多小时。我妈坐立不安，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保佑母子平安”。那份焦急和担忧，是装不出来的。

当护士抱着孩子出来，说“恭喜，是个大胖小子，母子平安”时，我妈第一个冲了上去，看着襁褓里的婴儿，眼泪“唰”地就流了下来。

她小心翼翼地从护士手里接过孩子，嘴唇哆嗦着，喃喃自语：“像，真像……像你小时候……”

那一刻，我看着她布满皱纹的侧脸，和眼角那颗浑浊的泪珠，心里那块冻了三十年的坚冰，终于开始慢慢融化了。

她或许不是一个公平的母亲，但她终究是我的母亲。她的爱，只是被那个虚无缥缈的“官命”蒙蔽了，变得偏执而扭曲。

第8章 没有“官命”的日子

我的儿子，我给他取名叫陈念安，意思是希望他能平平安安，无灾无念。

孩子的出生，像一缕温暖的阳光，照进了我们这个曾经冰冷僵硬的家。

我妈留下来照顾李娟坐月子。她尽心尽力，熬汤、洗衣、照顾孩子，样样都抢着干，仿佛想把这三十年来对我的亏欠，都弥补在我的妻儿身上。

她很少说话，尤其不敢跟我说话。我们之间，依然有一层隔阂。

直到孩子满月那天，家里来了几个亲戚。饭桌上，有亲戚又提起了卫国：“桂英啊，你家卫国现在在哪儿高就啊？啥时候提拔啊？”

我妈的脸瞬间就白了，她端着碗，手都有些发抖。

我放下筷子，平静地对那个亲戚说：“卫国辞职了，现在在外面自己闯荡，挺好的。”

亲戚一脸诧异：“好好的公务员不当，闯荡啥？那不是铁饭碗吗？”

“人各有志，”我笑了笑，“是不是铁饭碗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活得开心，活得像自己。”

我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我妈。

我妈低着头，扒拉着碗里的饭，我看到，有两滴泪，掉进了饭碗里。

那顿饭后，我妈把我叫到一边，从兜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了好几层的东西，塞到我手里。

“卫东，这是……这是家里所有的积蓄，还有你爹的养老钱，一共三万块。不多，你拿着，给孩子买点东西。”

我打开手帕，里面是码得整整齐齐的一沓钱。

“妈，这钱我不能要。”我把钱推了回去。

“你拿着！”我妈的眼圈红了，声音也哽咽了，“妈对不住你……这些年，委屈你了……”

这句迟到了三十年的“对不住”，让我瞬间破防。我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

我妈也哭了，哭得像个孩子。

我们母子俩，就在那间小屋里，用眼泪，洗刷了三十年的隔阂与心结。

后来，卫国回来了。

他没有当上大官，他在外面学了门手艺，跟着一个装修队干活，虽然辛苦，但挣的是踏实钱。他整个人看起来，比以前在单位里的时候，精神多了，也爱笑了。

他用自己攒的钱，在县城给我们的小五金店旁边，也开了一家小小的装修设计铺子。我们兄弟俩的店挨在一起，互相照应。

我们家，又回到了从前。不，比从前更好。

我妈再也不提什么“官命”了。那个算卦先生，连同他那句改变了我们家三十年轨迹的预言，都像是上辈子的事，被我们彻底遗忘了。

现在，每到周末，我们一大家子人都会聚在一起。我妈会在厨房里忙活，我和卫国下棋，李娟和我爹则逗着念安玩。

饭桌上，我妈会给每个人的碗里都夹一个荷包蛋，不多不少，一人一个。

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照在每个人的脸上，暖洋洋的。

我常常会想，到底什么是最好的命？

或许，不是什么虚无缥ota的官运亨通，也不是什么命中注定。最好的命，就是一家人能够坐在一起，吃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说几句知冷知热的贴心话。

至于那个算卦先生，我甚至有些感谢他。他用一句谎言，让我们家走了一段漫长的弯路，但也正因为这段弯路，我们才更懂得，什么叫家人，什么叫亲情，什么才是生活中最值得珍惜的东西。

生活，终究要靠自己一砖一瓦地去建，而不是靠别人一句轻飘飘的断言。这，或许才是我这三十年，换来的最宝贵的道理。

来源：敏锐饺子一点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