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还在退休之前，小儿胜天虽在七重天宾馆有了份开电梯的工作，但唱戏心愿未了。他认为开电梯的工作很快就会被自动化所淘汰，他一直梦想成为一名京剧演员，我便跟他讲明京剧演员的辛苦，胜天不为所动。他个头、长相都不错，嗓子也行，不如学声乐唱歌，这样学得既快又能挣钱，但他认

我还在退休之前，小儿胜天虽在七重天宾馆有了份开电梯的工作，但唱戏心愿未了。他认为开电梯的工作很快就会被自动化所淘汰，他一直梦想成为一名京剧演员，我便跟他讲明京剧演员的辛苦，胜天不为所动。他个头、长相都不错，嗓子也行，不如学声乐唱歌，这样学得既快又能挣钱，但他认为京剧更有品位。儿子有道理，而且青年人愿吃苦学戏的也不多，胜天学戏也能子继父业，我就同意胜天辞去工作，我们父子一起拼搏起来。胜天年纪大了点，需要强化训练，每天我为他请院里老同事张金根和齐英奇同志给他练腿、打把子等基本功，我给他说戏吊嗓，够胜天苦一阵了。

一年多以后，有一次我们在湖北演出时，我想让他实践一下，就要南云与他合演《坐宫》。他从未上过台，也没条件唱一次。给他化好妆，待他上台，我不敢坐到观众席上，只是站在院里透过剧场的窗户向里看。他在台上毫无怯意，不像初次登台，还挺老练，难为他演下来了。我心里很高兴，胜天确实像我小时第一次登台的样子，我对他有了信心。但是，他最大的难题就是没登台实践的机会，我向院、团领导提出能否把他收入团里；工资不论，只要给他实践机会，他们答应有机会试一下。我就加劲让胜天苦练。

有一次，我和南云应山东潍坊风筝会邀请去演出，胜天也跟随前往，我们团也在那儿演出《智取威虎山》。最后一天团长来找我，说《智取威虎山》剧原定演出六场，现在只能演三场，火车集体票不好换，整个团要在潍坊待三天，开支太大了。找到一个厂愿承担，但提出个要求，必须要我和南云演出一场《坐宫》。团里有困难，我义不容辞。第二天中午又来说，日场也有一场《坐宫》，因为青年主演何树嗓子有病不能演出，能不能临时让胜天替演。胜天只登过一次台，临时救场我不敢答应。没想到胜天倒敢于接受，而且完整演下来了。

后来团里就让我教胜天唱《智取威虎山》里少剑波唱段，如果行就可以演全剧。我们父子极为高兴，苦练了一个夏天。之后团长却来说，领导说了，与其找个什么都不会的，不如找个好的。收不收是领导的权利，但说胜天什么都不会未免过分，什么都不会怎么能替青年主演唱《坐宫》？我告诉胜天失去了最后机会，他没说一句话，默默走进房里，放大音量播放着歌曲。我明白孩子在发泄内心的痛苦，以此宣告我家已和京剧绝缘了。

前途渺茫，胜天变得沉默寡言起来，既不与外界交往，与我们也无话可说，除了吃饭，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这种变化使我和南云极为担忧。他挣扎在痛苦之中，我们岂能不知。身为京剧演员的父母，却无力帮有资质的儿子实现也当京剧演员的理想，我们的心何尝不苦呢？

就在此时，长子预鸣由于工厂濒临倒闭，也失去了工作。那时候他还没有离婚，大儿媳也在京剧院工作。整个京剧院，出国都轮个遍，就是一次没有她。等我们一退休，马上就给她来了个待退休。等于我一回家，我们的孩子们都在家里待着。真是祸不单行啊！

每天这样我有点待不下去，我们工作再好有什么用，我这一群儿女饭都没得吃。当时我还能养得起，大家喝粥都行。但是这个不行啊，孩子们总得有事干啊，总得有个活路啊。那时候我也不会开后门，也找不着什么路，想了半天。小儿子就整天关在屋里，谁也不理。大儿子就整天在外面瞎找事。我想这该怎么办呢？

我深知孩子在南云心里的分量。南云性格内向，情绪从不外露，但从她日益衰老消瘦的容颜中，我知道她除了每日操劳家务之外，孩子出路的问题时刻压在她那饱经风霜的心底。我是一家之主，面对家里所发生的这一切，愁绪万千，却无能为力。夜深人静，独坐房中，我一根接着一根地吸着烟，脑子里却回顾着我走过来的大半辈子，以及孩子们曾说过的，他们的人生就随着我们走下去吧。以前我对孩子们的话不以为然。现在面对现实，我知道，孩子们的不幸人生是由我的不幸人生所造成的，对此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难道任由他们的不幸人生延续下去吗？对孩子来说，我不是个好父亲，我只关心他们的冷暖温饱，却很少操心过他们的未来。他们深受我们的牵连，人生道路不跟着我们走下去，又能怎样呢？年过半百的我才懂了，我这一生都献给了京剧，却愧对孩子们啊！

该到关心孩子们的时候啦！我应从自己的生活中走出来，进入到孩子们的生活中去。只有和他们携手走向生活，让他们抬起头直起腰，去创造他们的未来人生，到那时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快乐。我和南云谈了退休帮孩子的想法。她问我是否真的舍得。我说，我这一生已过去了，到头来一无所有，只剩一个家。孩子们是我生命的延续，他们幸福了才有我的欢乐。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看，我不后悔，也不会回头，我该为孩子们奋斗了。

离开剧团，丢开过去的一切，我们与孩子们认真地谈了一次，孩子们认为根据自己的条件，找工作较难，即便找到也未必长久。小儿子提出一个要求，说我就有个小屋就行。当时就想给他开个杂货店，或者小文具店。他们只想找个地方与世无争地开个小店，能糊口足矣。

孩子们的想法不高也符合实际，但不管开什么店，首先是要有资金。家里的一点积蓄买房时用掉了，就去打听。一打听店面很贵啊，弄不起啊！那时候还没有出去演出。这怎么办？我方才领悟到，只有艺术没有钱，办不了事。我还能到哪儿去挣钱呢？只能靠演出。

在演出中，京剧演员的出场费是最低的，我节约着每一分钱。有一次到外地演出，一位接待的同志问我，您平日这么节省吗？我知道他指的是我的穿着。我们这一代人是从艰苦朴素的历史时期过来的，不感到有什么丢脸，我对他说在台上演出穿像样点，生活中根据自己条件实事求是。其实，演杨子荣最风光的时候，我也不过是一套军装而已。不过为在演出中挣钱，因为穿衣差点，也确实受过歧视。

有次应上海歌舞团之邀去外地演出。头天晚上演出结束，吃完夜点收拾好行李睡下，已是深夜两点多钟。第二天一早乘车赶到苏州已经是下午，歌星大腕们被安排去住宾馆，我和琴师则被领到一个小招待所的破烂房间。望着脏得已成黑色的被褥，难闻的汗臭味，我难以睡下。大夏天，我浑身被汗水湿透，也没地方洗澡，只好搬把椅子坐在晒台上，让风吹干，直到晚上演出。我不禁想，解放前我是个戏子、解放后是灵魂工程师、文艺工作者，京剧号称国剧，可我现在算什么？但想到孩子们等着钱开店，不忍耐又如何，现在是金钱万能的社会啊！我希望孩子们的小店开张时，不要忘记父亲为他们付出的不仅是汗水，还有屈辱。

1994年，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总算小有积蓄。在寻店面时，该托关系的都托了，可是朋友中无人了解此道。我们全家终日在街上东遛西逛，有时碰到门面开价七八千至万元的，吓得掉头就跑、真是偌大上海难寻童家小店。最后还是新华街道领导，特别是在军民和许吉鸣同志热心帮助下，终于在延安西路大桥底下，配电站旁边的一块空地，找到由张家宅居委会盖的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活动房。

居委会同志极为关照。那时候争论还挺大，大家都抢那块地方，街道就说童老师家最困难，因为都是失业在家，给他别人不会有争议。这样就给了我们，街道挺好，给我们一些优惠，要钱也不是很多，我们负荷得了，改建时只收五百元的房租。本来想开杂货店，后来一看旁边已经开了两个杂货店水果店什么的了，再开就有三个挤在一块了。后来想这么着，开个小饭馆。那才多大点地方啊，小得不得了，就四张小书桌，实际上只有三个小桌子，还有一个桌子要收钱，一共十四个位子。

那房子挨着配电站，不能起火，什么都不能弄。那就这么着，烧电炉子，卖面条吧！其实不懂，烧电得多少钱啊。谁开店拿电烧啊，外行！还是街道说，把各方面找来，看能够允许到什么条件。消防队、卫生站什么的都来了。那天孩子们都去了，这一生我还是第一次低头跟人说话，把实际情况说了。我说，我们家也没什么钱，孩子们都这么大了，没工作没饭吃。大饭店我们开不起，就只能开个小饭店卖点面条什么的，这就算租下来了。能不能开，各部门看。反正今天我也拉下脸皮跟你们说了，抬把手我儿子就能活，松把手我儿子就没路。我挺难受，也说不下去了。当时大家沉默了。真不错，头一个是消防队表态说，童老师，你拿电烧，你还想赚钱吗？我说还没想到这呢！他就说砌火吧。您这情况特殊，我们同意你烧液化气。他说完了，其他部门也跟着说不容易。

然后就搞装修。装修响也不懂，改建时想把厨房扩大点，因为不符合手续程序，给街道惹了麻烦，又拆了重盖。不想这中间又被施工队偷工减料，装修到一半，一场大雨房子便漏水，像个淋浴间。只得再换人重新弄，反复折腾一顿，竟花去七万多元。在别人可能不算什么，对我来说却是巨大的代价。此时我手中的钱所剩无几，若是再出意外，真是走投无路了。

都弄好了快开业了，这房子又让汽车给撞了。周围邻居知道我们在这开店，都挺关心，说您快来吧，房子昨天晚上让汽车给撞了。我去了，边上开水果店的还挺好，把这车号车型给记下来了。我就去找派出所，我说您查查这个车号。派出所一查，是大众汽车公司的。我说，您能帮忙找找吗？派出所管不了，说您自己去试试。我说那好，我就去了。到那个楼，传达室看我四不像，穿个破夹克，说你找谁。我说找你们公司领导人，他说找他们有什么事吗？我说当然有事了。他就告诉我几楼，就上去了。可有意思了，我刚进去，就有人叫童老师！我问哪位是办公室主任。主任说我是我是，您说！我说，我这个小店还没有开业呢，房子就被您给撞了。我把车牌号给他看，主任说您等会儿吧，我打个电话，就去查这个车牌的车昨天晚上到哪去啦。结果一报，核实了。主任就跟我说，童老师您说怎么办吧？我说怎么办，你给我修好就得了呗。主任说那行，我们给您弄。但是我一想不行，这个砖、石灰什么的我没有工具运啊。他们说，我们派车给您送过去。多年老友黄雪根和我全家一起动手，登梯爬高，风吹日晒，邻里街坊你送水，他送砖，四面八方帮助支援，小店就这么开起来了。

小童餐饮部终于开张了。望着这块小天地，看着孩子们的笑脸，我和南云所付出的一切都值得了。我家从此由艺到商，虽非大腕下海，也是小民跳河，到底跳下去了。

开始也是外行。小店开张了，我们没干过，也不知道怎么干。自己当时也没有摆正位置，总想名人开店得开好。就仿照酒家模式，请了一个三级厨师，一个配菜师傅，两个打工女孩弄菜洗碗，人不多，差不多三四个，就干起来了。不料两个月就赔了几千元，方知不对头，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样改进经营。还是热心顾客出主意说，童老师，您这规模还要大师傅啊？这样下去等于给别人干，这种小店只能自己动手赚些人工钱。人家说在点子上，当时大师傅起码就要几千块钱。可自己干，谁干，那时候大儿子还干别的呢，我说南云那就只有咱俩干啊。这样做，京剧院领导能理解吗？顾客认出我在打工．又会怎样想呢？但是不干，就得一天天赔下去。再一想，是名声束缚了自己，名声毕竟是虚无的，帮助孩子靠双手劳动，才是真实的万事开头难，开始会拉不下脸，之后就无所谓了。这是我一生中最难的一次决定。

我向厨师摆明困难，要解雇他，说现在实在养不起你，等将来我们店好了，再把你请回来。这师傅挺有意思，他问我，他走了谁上灶。我告诉他，我们全家上灶干。他说，这不可能，童老师您还真能自己干？我对他说，这样吧，半年以后你再到这来，如果我童祥苓不亲自打工，不在这个位子上，你给我两个耳光怎么样？后来厨师来看我们，看到我们确实亲自在干，他说不容易啊。

在小餐馆中我们全家分工明确：小儿胜天负责前堂，招呼来人、上菜、收钱，夫人和大儿预鸣上灶主厨，我就是杂务，岗位挺复杂，哪儿需要就在哪儿，洗碗、洗菜、洗大肠，什么都干。自个儿买菜便宜啊，我夫人就天天骑个自行车，车把手上，后座上都是菜，就这么对付着买回来。不过全家都刚人门，一会儿找不着油，一会儿急着用醋，你要下面他要炒菜，撞来撞去，真是手忙脚乱，现在回忆起来轻松可笑，那时可真是紧张得汗流浃背。

开始我觉得这不好，真怕被人认出来，真怕给上海惹出不必要的麻烦。我和南云特别装扮一番。身穿工作服，头戴小白帽，再戴上个大口罩，就跟防 SARS 似的，外面看上去只露出两双小眼睛，我们自己看了都觉得滑稽可笑。

尽管我们乔装改扮，先是南云被一位老观众认出来。厨房太小了，有一天我老婆就把口罩摘下来在那炒菜，有个女的就认出她了，说你不是张南云吗？有一天正好我在那煮面条，就有个小年轻的一直在看我，我想这在看什么呢？结果没几天，电台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开小店的事已经传出去了，许多听众要和我们对话。我说这不行，这范围太广了，另外也不知道观众谈什么啊。我说你要不这样，把大家的意见综合起来，别太多，三条，我来集中答复。一是问为什么开店，我告诉听众只为儿子谋生。我开店可能大伙儿可能很奇怪，我是个演员，我也是父母，我儿子现在没饭吃，得我个活，自己找个出路；二是问是否想到影响，我说只想到儿子的生存，没想过别的。接下来我听了听群众的看法，越听越激动，大家是那么关心我们，不由老泪纵横。

通过新闻媒介，人们理解了我们。我跟夫人说，咱也别保密了，咱们也别弄得跟防 SARS 似的，干脆咱们就公开了。就摘了口罩，再保密也没有意义了，还闷得自己够呛。

顾客到店里就餐，都非常关照。有时客人多来不及算账，就只好请顾客自己算下账。有的顾客还准备好了零钱，方便我们结账。有时我们给算错了，客人来问，退给人家，顾客也不责怪。有些熟客一见人多店小，就端走说到单位去吃，让出位子方便我们多做生意，之后再把碗送回来。

一次刮台风，小店的塑料顶被掀起，我和预鸣爬上屋顶抢修。风太大，人站不住，有滑下去的危险。我用绳子拴着脚腕子，让胜天在下面用力拉住，我趴在房顶上压着被吹起的顶棚，预鸣压上木条再用钉子钉牢。几位外地顾客，有的站在梯子上帮忙递东西，有的帮着按住屋顶。在狂风中一阵苦战，终于保住了小店。当我们下来给他们做饭时，他们却说童老师，别急，您累了先歇会儿，还倒了一杯水给我，让我先喝口水，说他们什么时候吃都行。我捧着这杯分量极重的水，久久说不出话。

顾客中也有从松江走了几小时赶来的几位八旬老人家，一点多钟到店，看见挂着休息牌就坐在花坛边等着。我见几位老人盯着我，走上去问他们是否要吃东西，老人家说他们一早就特地赶来，就是想我了，来看看。有的顾客一边吃饭一边帮我接待，有一位年轻人吃了碗面却付了几十元。我说这怎么可以，他把钱放在我手中，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他是想买花送我。

过去我在舞台上时，观众对我的感情是通过他们的掌声来表达的。现在通过二十几平方米的小店，我才知道他们对我的关心爱护无时不在，无所不在，他们的深情厚谊使我和南云从此摘下了口罩，有时与他们聊得高兴，竟忘了给人做饭。看见顾客吃得好，我们开心，当他们离去时，我们心里难舍。他们的关爱给我们全家注入了新的生活动力。

1997年的一天，我们突然接到通知，延安西路要建设高架工程，小童餐饮部在规划红线之中，需要拆除。这消息让全家陷入紧张之中，但想到扩路建桥是发展上海的总体规划，何况街道一直帮助着我们，我们无话可说。于是，我们一面托人另找店面，自己也四处奔波，终于在番禺路找到一个二十多平方米的小店面。那个店更小了，但是没有办法，虽然灶间特小，条件很差，为了争取第一个搬迁，我们就租赁下来。又经过半个多月的张罗．总算开张了。

由于厨房只有三个平方米，一人上灶还转不过身来，排烟又差，预鸣从早到晚在炉灶旁被闷呛得透不过气来，特别是天热时就更为难受。我进去试过几次，也难以忍受，看到孩子一边烧菜一边喝冰水降温，一会儿就跑出来用冷水冲头，浑身被汗水浸透，每天工作下来又咳嗽又吃不下饭，望着年已四十多岁的儿子，跟我受了几十年的罪，到现在还要受罪，我这做父亲的心痛啊！两个孩子每月每人只挣千百块钱，实在可怜，但又有什么法子呢，一切为了活下去。

小店有一阵子生意特别好，我们当时奇怪，这个月生意这么好，客人一批一批的。后来，有一个人自我介绍，说是新华社的，我们编辑让我来的，我跟你们上海文艺界、新闻界任何人都不搭界的。您有什么想说的，包括为什么开店、有什么苦衷可以跟我说。我说实在没有什么苦处，都是甜水。就是儿子没有工作，这个事情我也不能都交给国家，孩子在家待着不务正业怎么办，就这个原因。他说，真的是这个原因？我说，真的就这个。

那样我才了解，那一个月全部是新闻记者，全国都来侦察过了。电视台一个接一个的都来了。头一家是上海电视台。拍完了，有人不让播，广告都出来了，我们也等着看呢，没播。电视台问马博敏，童祥苓有问题？不是。那为什么不能播？第二星期才播。我现在电视节目录像什么的最多，他们拿我当一个传奇人物了，上海电视台、北京电视台、黑龙江的、天津的、山东的，几乎全国的都有。包括香港的凤凰卫视来了两次。正赶上电视台拍了我家的纪实录像，就有人说童祥苓开小店，花大本钱搞电视广告，其实我是冤枉的。我家开店，从来没有和任何新闻媒体通过消息。如果我做得起那么大的广告，也不会开小店了。

1998年3月，我在上方花园的邻居打电话说，北京来的一位张佐良医生，是周总理的保健医生，正在上海演讲，执意要到我的小店来吃饭。有客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只是我的店太小了，盛情难却，只得停止对外营业，把三张小桌拼凑起来迎接来客。随张医生一起来了七八位，店小人挤，我实在不好意思。张佐良先生却说就要这份随便自然。

原来张先生到上海后，指明哪儿也不去，就是要到我的小店。他很健谈，也随和爽朗，我们谈得极为投机。谈话中张先生问我，记不记得他给我看过病。我突然被问愣住了，怎么也想不起来周总理的保健医生什么时候给我看过病。张先生说，那是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时我病倒了，他到休息室为我看病。顿时，我想起1969年《智取威虎山》拍电影前，那时为改戏我脑子都晕了，因为第二天江青和姚文元要审看修改过的戏，急得睡不着觉，连吃两粒速可眠都不能入睡。第二天吃过午饭，我去人民大会堂剧场，于会泳检查修改部分之后，离开演还有两小时，我想稍事休息一会儿，但满脑子都是戏，就是睡不着。我实在疲累已极，又连吃两粒速可眠。这下可坏了，非但睡不着，整个人就似腾云驾雾一般，还不住地呕吐。只能让 B 组演员演出，我则在领导休息室沙发上躺着。此时来了一位医生，看了之后知道我安眠药吃多了，让管理人员给我冲了一大杯浓咖啡，过一会儿，我精神好起来，止了吐，张医生当时还建议我去睡前再吃安眠药。

原来当时为我看病的就是今日的张先生，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张医生说他就是为了此事今天非要来看看我，叙叙旧。张医生还告诉我，不是江青而是周恩来总理让他来为我看病的。周总理告诉张医生，有一个演员病了，让他去看看，这才有了我们今日的相逢。

这场意外的相逢，才使我得知二十八年前周总理对我的关心。我一人独自坐在小店旁边的花坛前，周总理那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难以抹去。

1998年10月．我和南云到美国旅行、演出。虽然一共不到三个月，12月就回国了，这段日子我们过得是很愉快的。回国后，这份愉快的心情，就是送给孩子们最好的礼物。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番禺路的小童面饭馆，由于厨房过小而运作不利，一年多收不回成本，儿子们在厨房里操作也苦不堪言，我们决心为他们换店面。一时很难寻到我们合适的，也就是在我们经济承受范围之内的。最后实在没有合适的了，只好接下了定西路法华镇路口的店面。对这百多平方米的店，说实话，全家都没底，但因为它法华镇路口的店面。对这百多平方米的店，说实话，全家都没底，但因为它是个现成的店，我们能少投资，朋友们曾建议把它装修得高档些，我也知道这样好，但从哪儿弄那么多的钱呢？商量下来还是搞大众化吧．承上海普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家东先生关照，以及朋友们给予的经济支持，这个店总算开业了，孩子们建议用我的名字为店名，这倒进小店更得处处为顾客着想，否则我童祥苓有愧啊。

在实际开店中，我遇到了许多难以预料、令人不快的事儿。就说原来店门口的招牌上装着四个大灯，我为了省电换上四个小的，还没装上呢楼上人家就把灯砸了，损失几百元对我们来说都是血汗钱，但邻里之间也就忍让为上吧。也有地痞，我看了心里很难受。来了，今儿点个菜，嫌不好退了．诸如这些。有的就拿假钞票来换。有一次，人家来坐着吃火锅，火锅的炉子坏了。本来很简单，换一个就成。但是不让换，就要这个！很难啊，开饭店，跟人吵吗？不行，这是找事啊。他一边吵着，一边出去一个人，一会儿就叫来了司法部门的车。不过那来的车挺好，都知道我开饭馆的事情，到门口一看童祥苓饭馆，是我的店，就走了。但是这些事情毕竟是少数，写了这些我对不起更多关心我的人。下海经商，很多社会的难处不愿意说。

当然还有许多我不愿说的事，但总的来说各方面都还给予我不少关心照应。我们从开小店开始，包括三次转移，大多数应该说对我们非常支持。我们开小店、修房，邻居提溜水来，给送菜什么的，都挺好的。黑道白道多少还给点面子，因为终究闹事不太好。

有一次几个人来吃饭，吃完之后跟我说，我是公安部的，黑道白道挺乱的，给您一张名片，您有事给我打电话。我就知道了，他肯定是管上海公安局的。我就说谢谢你，还没发展到这个地步。我们这儿派出所都挺好，经局的。我就说谢谢你，还没发展到这个地步。我们这儿派出所都挺好，经常来看看，问问童老师没什么事吧。我就是感觉挺好的。

还有一次，来了几位，说是几家银行的领导要来，还说您就这个饭店啊？我说，我就这个，在您印象当中名人就得开大饭店，我没钱，只能开这样的。他们很为难，说那我们明儿跟您联系吧。第二天他们来了，说就在您这吧，您有包房吗？这会儿已经搬到法华镇路的大饭店了，正好有个小房间。他们说那您就准备一桌菜吧。我想这准备什么呢？人家诚心诚意来，什么大给他来什么。当时厨师也是尽量拿出看家本事。这个人没有告诉我名字，但是上海几家银行的领导都陪着他吃饭．那他能是谁？他说我不吃饭，就跟你聊聊天，就跟我聊。

包括我开小饭店的时候，也有很多部队的军官什么的到我那炒两个小菜什么的。莫怪宣传部领导找我谈话。我开小店差不多两个多月，他就找我谈话了。我想为儿子开个饭店，找这么多麻烦干嘛呢！难啊！

店太大也不行，不好经营。后来想想，光卖面条不行，就搞饭菜。没想到人工费太贵了，大厨、二厨什么的成本太高了，老要涨工资。那时候请了大厨、二厨、配菜的、洗碗的、服务员，人工成本太高了。最后大概搞了一年多就算了。

原先我希望能坚持下去，大店开不成，再回头做小店，这又何妨，我只求过平静的生活，孩子们只求能生存就行。我们全家付出了几年辛苦，虽没发财，却得到了家庭安定和谐。

小店不开了，小儿子就临时给人跑跑这个、做做那个，大儿子就失业在家了。朱镕基总理找我们这些老文艺工作者见见面，吃饭的时候他的秘书在。大儿子那时候找工作很难，他连扛包的工作都做了，太惨了。我特别心疼大儿子，文革时期把腿给压断了。十三岁到部队，分在警卫兵。后来他到瑞金医院看牙齿，我才知道孩子可怜啊，十三岁就被打掉了九个牙！那天看牙齿的大夫说，你怎么活的，你怎么吃饭啊？非常心疼！我大儿子很苦，让他干什么都能干。那天吃饭的时候，南云就跟秘书说了这个事情。后来总理的夫人给找的工作，就在一家宾馆当保安。他干得不错，每年都是先进，还入了党。就给他调去管物流了，一个电脑，出多少、进多少，不能出错，很紧张。我这一生中非常感谢朱总理夫妇，因为他们帮了我们家两个大忙。尽管我大儿子工资不高，是最低工资，但是他有口饭吃。现在我儿子玩命地干。小儿子挺好，在家照顾我们。我们也需要有个人照顾我们。

人家都不相信，说你怎么会混成这样。我说，混成这样是因为我性格不好和无能。那天海军一位将军到我家，说童老师你挣得不多啊，你是国宝啊！

【童祥苓（1935年3月-2024年12月2日），江西南昌市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剧代表性传承人。京剧演员，工老生。童祥苓8岁时开始学戏，先后向刘盛通、雷喜福、钱宝森等学艺，后又拜马连良、周信芳为师。1957年童祥苓调到上海。1965年童祥苓奉命调到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饰演该剧主角侦察英雄杨子荣，这也成为他艺术生涯最有代表性的角色之一。1970年在全国公映的彩色影片《智取威虎山》，是第一部被搬上大银幕的“样板戏”，童祥苓在该片中饰演侦察排长杨子荣。1976年5月11日童祥苓随上海京剧团赴日本演出。1993年童祥苓决定提前退休，回家开店，面馆开了8年后，2001年因为饭馆生意越来越难做，童祥苓把它转了出去。2008年5月29日，参加四川汶川地震全国戏曲界抗震救灾义演。晚年的童祥苓不时参加京剧演出。2024年12月2日，童祥苓在上海去世，享年89岁。】

来源：玫瑰香溢88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