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楼下的南厅正式召开。毛泽东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

□ 崔海亮 王艺爽

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楼下的南厅正式召开。毛泽东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延安文艺座谈会理顺了文艺与革命的关系，让笔杆子和枪杆子并排扎进了民族解放的战场，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拧成了“一股绳”，汇聚成全民族抗战的磅礴力量。

各类延安文艺团体的成立

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入延安城，延安成为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和文艺工作者会聚的中心。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引领下，各类文艺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成立。

延安时期的文艺团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抗战救亡”为根本目标，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核心方向，构建了覆盖组织、创作、传播、教育的多层次网络，成为推动抗战文艺运动的重要力量。这些团体可分为四类：综合性领导机构、专业艺术院校、专业性艺术协会以及一些民众文艺团体。

综合性文艺组织的建立。综合性文艺组织是延安文艺网络的“神经中枢”，其核心功能是制定文艺方针、整合资源、协调各方力量，确保文艺运动与党的抗战路线高度统一。1937年成立的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由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直接指导，明确提出“文艺为抗战服务”的纲领，负责协调剧团、学校、报社等文化组织，并发起“街头诗运动”，将诗歌贴满延安城墙。1937年直属于中共中央军委半军事化宣传团体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其成员包括文艺工作者与进步青年，以话剧、歌曲、秧歌舞等形式开展宣传。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全国性文艺组织。同年9月在延安成立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1939年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该分会通过创办《文艺战线》《文艺月刊》等刊物，组织文艺小组开展基层宣传工作。

专业艺术院校的创建。专业艺术院校是延安文艺的“生产核心”，承担着培养文艺人才、创作经典作品、探索艺术形式的三重使命。1938年4月成立的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艺术院校，毛泽东亲自题写校名并在此讲授《论持久战》，明确了其“培养抗战文艺干部”的宗旨。鲁艺通过系统化的四大学科（文学、戏剧、音乐、美术）设置与实践教学（深入农村、部队采风），在成立七年半之间培养685名学员，这些人后来成为解放区文艺乃至新中国文艺的中坚力量。陕甘宁边区艺术干部学校（1939年）是短期培训型艺术团体，侧重基层文艺骨干培养，被群众称为“流动的文艺课堂”，累计培训学员千余人，推动了边区文艺普及工作的开展。延安部队艺术学校（1941年）针对部队需要开展课程，培养艺术干部。1942年11月，该学校被改编为“部队艺术工作团”，坚持“面向士兵，到部队去”的发展方向，通过小型晚会、创作通俗的战士读物和短小的通讯、歌曲等途径使艺术大众化。

专业性文艺协会的建立。专业性文艺协会是聚焦单一艺术门类的专业化革新组织，通过制定行业标准、组织创作竞赛、开展普及教育，推动艺术形式的本土化与大众化。1938年9月，陕甘宁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成立，坚持“用音乐唤醒民族意识”的创作原则，组织创作了《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等经典抗战歌曲。同期，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边区分会（1939年）、陕甘宁边区美术工作者协会（1939年）等专业性协会也相继组建，推动了戏剧、美术等领域的创作与普及。

民众文艺团体的组建。民众文艺团体以“文艺为老百姓服务”为导向，采用群众熟悉的民间艺术形式，开展贴近生活的宣传。1938年7月，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成立，以秦腔、郿鄠为主要表演形式，创作了《一条路》《回关东》《血泪仇》等现代戏。此外，民众剧团还深入边区23县190个村镇巡回演出1475场，观众达260万人次，成为边区最具影响力的民众文艺团体。

文艺团体文化抗战的实践路径

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延安文艺团体以笔为枪、以艺为盾，通过组织化运作、大众化策略和媒介化传播等实践途径，实现了文艺形式的创新，充分发挥了文艺团体的统战功能，是抗战文艺运动的重要力量。

文艺团体的组织化实践以“整合力量、统一战线”为核心，将分散的文艺工作者凝聚成服务抗战的整体，成为党联系文艺界的桥梁与纽带。

第一，以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为代表的综合性领导机构是党领导文艺运动的“中枢大脑”，边区文协下设戏剧委员会等职能部门，通过“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实践活动联动文艺宣传与民众动员。

第二，专业艺术院校及各类专业文艺协会聚焦特定领域，形成“培训人才－创作－演出－宣传”闭环。鲁迅艺术学院作为“抗战文艺干部摇篮”，培养了许多文艺人才。

第三，基层文艺组织的群众联动，通过“文艺小组”“民众娱乐改进会”延伸至工厂、农村、部队，开展通讯写作等活动，民众娱乐改进会组织秧歌、快板等活动，激发民众参与创作热情。

文艺团体的大众化实践不断推进文艺形式的创新发展，推动文艺作品走入寻常百姓家、深入到广大的抗战大军中。在大众化实践中，这些文艺团体既通过转变传统文艺作品的形式，实现其政治化、科学化转向，也通过民俗艺术等传统方式，将具有革命内涵的政治话语融入其中，推动革命文化的有效传播。

第一，延安新秧歌运动通过形式创新与传播机制重构，将传统民间艺术转化为政治动员工具。在形式上，鲁艺工作者对陕北秧歌的“丑角调情”进行政治化改造。在传播上，鲁艺工作者组织“新秧歌队”深入农村与市集，结合庙会、集市等民间活动巡演，使政治宣传融入日常生活。

第二，木刻版画通过场景重构与技术语言革新，实现政治叙事的视觉化动员。例如古元的《减租会》，其在场景中，画面以地主与农民对峙为核心，背景以算盘、地契等道具强化阶级矛盾，农民群像采用仰视视角突出觉醒后的力量感，而地主仰头手指天空的姿态则暗含其虚张声势。该作品在碾庄村口张贴后，成为村民讨论减租政策的“视觉教材”，其戏剧性构图直接呼应了边区减租减息运动的现实需求。

第三，街头诗运动以短诗体式与空间嵌入突破文化隔阂，实现政治话语的大众渗透。艾青、田间等诗人创作《给战斗者》《假使我们不去打仗》等短诗，采用方言、民谣节奏，将抗日口号转化为具象意象。大量抗日诗歌被书写于城墙、窑洞、岩石，甚至制成传单散发，1938年延安“街头诗运动日”将诗作悬挂于街头，形成“移动的诗墙”。这种碎片化传播模式既适应战时条件，又通过“人人可读、处处可见”的特性，使诗歌成为动员群众的“精神武器”。

延安时期文艺团体的媒介化实践以传统艺术形式为载体，将革命话语转化为大众可接受的文化符号，使政治宣传融入乡土文化场景，文艺作品的媒介化实践突破纸质文本限制，通过视听符号的再媒介化实现跨圈层传播。

第一，传统媒介形式的改变。《解放日报》副刊通过栏目分层实现统战功能，“文艺”专栏刊发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与《拥军花鼓》，兼顾知识分子与工农的审美需求；《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专栏以方言解读列宁理论，将抽象原则转化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实践指南。

第二，传统媒介技术的突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使用改装蒸汽机发电，覆盖半径达200公里。广播剧《兄妹开荒》结合陕北民歌旋律与革命叙事，通过配乐旁白强化感染力，成为“不见面的动员会”，其“红色电波链”与张家口、东北台联动，激发多地抗议浪潮。

第三，新媒介的运用与传播。电影团拍摄《延安与八路军》《南泥湾》等纪录片，留存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等影像档案。1945年七大期间拍摄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以影像记录党内民主生活，成为党史研究的关键史料。在国际传播中，日语、英语广播以“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向外报道，传播了党的抗战政策及其主张的重要手段，树立了战时良好的国际形象。

这些实践通过技术赋能与空间生产，将地方性经验升华为民族国家话语，《解放日报》与广播电台构建“文字、声音、影像”多维传播矩阵，电影团以纪录片留存历史记忆，跨媒介联动打破地理封锁，形成“延安、全国、国际”的三级传播网络。

文艺团体文化抗战的实践成效

延安文艺团体以艺术为火种，在精神动员、文化重构与人才培养三个维度上开辟了独特的实践路径。这些实践不仅重塑了抗战时期的文化生态，更通过艺术赋能将分散的个体力量凝聚为民族觉醒的集体意志，为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

延安文艺团体突破地域与阶层壁垒，将抽象的抗战意识转化为具象的艺术表达，形成全民共鸣。如《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演后，迅速扩散至全国，“风在吼，马在叫”的激昂旋律与“保卫家乡！保卫黄河！”的呐喊，成为全民族抗战精神的集中宣泄。民众剧团的秦腔现代戏《血泪仇》，以“看戏流泪，出门参军”的直观感染力，将个体苦难与民族存亡紧密联结，仅1943年便动员3000余名群众加入八路军。

延安文艺团体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导向，开创了“人民文艺”的新传统。一方面，通过形式创新，将秧歌、快板、信天游等民间艺术从乡土仪式转化为抗战武器。如《南泥湾》以歌舞形式再现八路军屯田生产的场景，用“花篮的花儿香”的明快旋律传递“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乐观精神，既贴近民众生活，又塑造了军民团结的正面形象。另一方面，通过内容革新，聚焦底层视角，批判封建糟粕，歌颂革命理想。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以通俗直白的山西方言揭露“包办婚姻”与“迷信思想”的危害，倡导自由恋爱；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则以陕北信天游为载体，将革命叙事融入男女情爱，让革命道理“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些作品共同构建了“人民文艺”的文化范式，使文艺真正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工具。

文艺团体构建的人才梯队形成了“中心辐射、全域覆盖”的传播网络。鲁艺培养的学员中，40%分配至八路军、新四军文工团，成为战地宣传的核心力量。例如，戏剧系学员创作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在华北敌后巡演时，每场都能引发群众参军热潮；美术系学员创作的木刻版画通过“马兰纸印刷”批量生产，成为敌后根据地最普及的宣传品。边区文协则建立“扫盲班”使“识字不多的农民能演秧歌，没学过绘画的士兵能刻版画”，推动边区文盲率显著下降，实现了文化抗战力量的全域覆盖。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文史e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