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提到清朝官员，多数人脑子里要么是周星驰演的 “九品芝麻官”，要么是曾国藩那样的封疆大吏，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一群更惨的角色 —— 他们官阶最高不过从七品，最低的连品级都没有（未入流），见了上级就得弯腰磕头，被戏称为 “磕头虫”，这就是清朝官场真正的底层：佐杂官。
提到清朝官员，多数人脑子里要么是周星驰演的 “九品芝麻官”，要么是曾国藩那样的封疆大吏，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一群更惨的角色 —— 他们官阶最高不过从七品，最低的连品级都没有（未入流），见了上级就得弯腰磕头，被戏称为 “磕头虫”，这就是清朝官场真正的底层：佐杂官。
不过别小瞧这些 “磕头虫”，他们虽然官小，却是清朝基层治理的 “毛细血管”。幸好有杜凤治的《望凫行馆宦粤日记》—— 这位晚清知县在广东当官 14 年，日记里记满了和佐杂官打交道的琐事，小到他们凑不齐路费，大到他们的排场，全是一手鲜活资料，让我们能顺着这些细节，搞清楚：这些清朝最底层的官，放到现在到底相当于什么岗位？
壹
很多人以为 “九品芝麻官” 就是最底层了，其实不然。清朝官员分 “九品十八级”，而佐杂官里，除了少数州判、县丞能到从七品、正八品，大部分像典史、巡检都是从九品，还有河泊所所官这种 “未入流”—— 连品级都没有，比 “九品芝麻官” 还低一等。
他们的 “磕头” 不是夸张：见了知县要磕头，见了知府要磕头，甚至见了州县官的师爷，都得赔笑脸。杜凤治日记里写过，罗定州有个巡检，每次来汇报工作，进门先在大堂外跪等半个时辰，见到杜凤治后，话没说三句就磕头，连杜凤治都觉得 “过之”。
但别以为他们只是 “磕头机器”，基层的活儿大多靠他们干：县城外的盗贼要他们抓，偏远乡镇的纠纷要他们调解，甚至河堤坏了、粮仓漏了，也得他们去盯着。
比如杜凤治手下的四会县典史谢鉁，不仅管监狱里的犯人，还在县城外设了团防局，天天带着人巡逻，一年下来 “报窃甚稀”，县城里的小偷都少了；还有东莞县丞，驻在商业重镇石龙镇，天天盯着码头的商船，防止走私和商户吵架，比现在的社区网格员还忙。
简单说，他们就是清朝官场基层的 “打工人”：官最小、活儿最杂、受气最多，但离老百姓最近 —— 这也是我们能把他们和现代岗位对应起来的关键。
贰
根据《清史稿》《光绪会典》和杜凤治的日记，佐杂官主要分三类，每类的活儿不一样，对应的现代岗位也差得远，咱们结合案例一个个说。
这类官主要是州判、县丞、主簿，相当于州县官的 “分管副手”，特点是 “有自己的地盘”—— 不跟州县官挤在县城，而是驻在乡镇或重要据点。
比如南海县丞驻在省城西关，管西关的商业秩序；南海主簿驻在九江镇，盯着当地的粮仓和河堤；东莞县丞更关键，驻在石龙镇 —— 这地方是东江的交通枢纽，商船、小贩多，县丞要管治安，还要调解商户纠纷，相当于 “石龙镇的分管领导”。
杜凤治日记里记过一件事：东莞县丞上报，说石龙镇有两个粮商抢生意打起来了，还砸了对方的铺子。县丞先去现场稳住局面，没收了凶器，再把双方带到县城让杜凤治判 —— 这活儿放到现在，就是乡镇副镇长或区县里分管市场监管的副主任干的：管一块具体的事，有调解权，但最终决策权还在 “县长”（州县官）手里。
不过和现在的副职比，清朝的佐贰官权力差远了：比如县丞想修一段河堤，得带着图纸、预算跑好几趟县城，等杜凤治批了才能动；想抓个小偷，还得先拿州县官批的 “票”，不能自己做主 —— 说白了，就是 “有干活的义务，没拍板的权力”。
这类官主要是吏目、典史，特点是 “跟州县官同城”，天天待在县衙里，干的都是 “内勤活儿”，相当于州县官的 “大管家”。
他们的活儿分两块：一是管监狱，杜凤治日记里提过四会县典史谢鉁，“冬天给犯人发棉衣，夏天给监狱通风”，还会定期检查犯人伙食，怕出人命；二是管文书，县衙的文件、告示、案件记录，全归他整理归档，连杜凤治审案的笔录，都得他盯着核对，不能出错。
除此之外，他们还得管县城里的治安。谢鉁就曾在四会县城东门外设了个 “团防局”，跟驻军一起巡逻，一年多下来，县城里 “丢东西的少了一半”—— 这活儿放到现在，就是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 县看守所所长 + 城关派出所所长的 “结合体”，杂事多，但离权力核心近，州县官离不了他们。
但他们也有 “尴尬”：看似管得多，却没实权。比如典史不能自己断案，哪怕是邻里吵架的小事，也得上报州县官；想抓犯人，必须拿州县官批的 “票”，否则就是 “越权”。杜凤治手下有个吏目，私下抓了个赌徒想罚钱，结果被杜凤治骂了一顿，还把赌徒放了 —— 这说明，他们只是 “执行者”，不是 “决策者”。
这类官最常见的是巡检、河泊所所官，特点是 “驻在偏远地方”，大多在乡镇、码头、边境这些离县城远的地方，相当于 “偏远地区的治安员”。
比如罗定州的巡检驻在罗镜墟，离州城 80 多里，平时要管墟里的治安，抓小偷、查赌馆；新安县的九龙司巡检更偏，驻在香港对面的海边，要管渔船，还要防海盗，相当于 “边防警”；
还有河泊所所官，专门管水上的事，比如广州的河泊所，要登记珠江上的渔船，收 “船税”，防止水上盗匪 —— 这活儿放到现在，就是乡镇派出所长，如果驻在边境或水边，就是边防派出所长或水上派出所民警。
但他们的条件比现在差太多了：很多巡检连 “办公室” 都没有，杜凤治日记里写过，番禺鹿步司巡检借道观办公，曲江濛里司巡检只能住 “茅草棚”；有的巡检手下就两三个 “弓兵”（相当于辅警），遇到几十人的盗匪，根本打不过。
比如黄鼎司巡检署曾被盗贼抢劫，巡检一家的财物被抢光，却不敢上报，怕被罢官 —— 最后还是杜凤治帮忙改成 “因窃失物”，才保住他的职位。
叁
看下来你会发现，佐杂官就像清朝基层的 “补丁”：州县官管不过来的偏远地区，他们去盯；州县官没时间干的杂事，他们去做。比如一个县有几百个村，州县官不可能天天跑遍，就靠巡检驻在乡镇，及时上报情况；县城里的文书、监狱杂事多，就靠典史打理，让州县官能集中精力审案、征税。
但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法定收入低，一年最多一百多两白银，连养家都不够，只能靠 “灰色收入”—— 比如巡检收赌馆的 “规矩钱”，河泊所官收渔船的 “馈送”；还要看上级脸色，见了州县官要磕头，见了知府更要弯腰，稍有不慎就可能被罢官。
不过，从这些 “小官” 身上，也能看到清朝基层治理的 “特点”：没有现在的 “分级管理”，全靠 “人盯人”，佐杂官虽然官小，却是连接官府和百姓的 “桥梁”。放到现在，他们的工作被分给了政府、公安、司法等多个部门，权责更清晰，也不用再 “靠磕头生存”—— 这或许就是时代的进步吧。
如果大家对这些清朝 “小官” 的故事感兴趣，比如想知道巡检怎么靠 “赌规” 赚钱，典史怎么管监狱，我可以再整理一篇《清朝 “磕头虫” 的生存套路》或者《清朝 “磕头虫”是怎么搞钱的》，用杜凤治日记里的案例，讲讲他们的 “赚钱技巧” 和 “职场生存术”。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