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2年5月，两名男子走进马萨诸塞州伍斯特艺术博物馆，挟持一群参观的高中生并枪击一名保安后，迅速带走了保罗·高更、巴勃罗·毕加索及一幅当时被误认为伦勃朗真迹的画作。被盗作品估值高达200万美元，《纽约时报》称之为“现代史上最大艺术品盗窃案之一”。不少人认为，

1972年5月，两名男子走进马萨诸塞州伍斯特艺术博物馆，挟持一群参观的高中生并枪击一名保安后，迅速带走了保罗·高更、巴勃罗·毕加索及一幅当时被误认为伦勃朗真迹的画作。被盗作品估值高达200万美元，《纽约时报》称之为“现代史上最大艺术品盗窃案之一”。不少人认为，这起案件甚至为1990年波士顿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博物馆的500万美元劫案提供了灵感——那场盗窃案至今未破。

这起伍斯特抢案由惯犯弗洛里安·“阿尔”·蒙迪策划，但他雇的两名同伙在酒吧炫耀战果时露出破绽。一个月后，警方在罗德岛的猪场找回画作。导演凯莉·莱卡特正是从这起事件得到灵感，创作了她的新片《主谋》（The Mastermind）。影片由乔什·奥康纳主演，讲述一名艺术学院辍学生沦为盗贼的故事。莱卡特说，她在拍摄上部作品《展出》中看到伍斯特劫案五十周年的报道，意识到那个年代的艺术盗窃有其独特的社会根源。

莱卡特刻意摒弃了传统劫案片的炫目套路，她让主角JB·穆尼——一位失意的木匠、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青年——在一连串细节中陷入混乱。影片节奏缓慢，拆解“优雅盗贼”神话，呈现劫案的笨拙与失控。她说：“如果你深入这些琐碎环节，不追求大场面，自然会让故事去魅。”

20世纪70年代的盗窃浪潮不仅限于美国。同年，加拿大蒙特利尔美术馆“天窗劫案”造成当时该国最大损失；1976年，三名盗贼从法国阿维尼翁教皇宫偷走毕加索晚期的119幅作品。而1974年，牛津毕业生、富家女罗丝·杜格代尔加入爱尔兰共和军，策划袭击卢斯伯勒庄园，劫走维米尔和鲁本斯等19幅画作，要求以此换取囚犯获释。

艺术盗窃的历史可以追溯得更远——从1473年海盗抢走汉斯·梅姆林的《最后的审判》，到1911年卢浮宫员工佩鲁贾盗取《蒙娜丽莎》。但1970年代的案件标志着转折。艺术史学者汤姆·弗林指出，这一时期的劫案激增，正与艺术市场的繁荣相吻合。“这是文化心态的转变——艺术开始被看作货币的等价物。”他提到1977年BBC节目《古董路演》的热播，正象征这一观念的普及。

与此同时，博物馆的财政困境和通胀导致安保削减，使艺术品成为轻易得手的目标。早前伦敦国家美术馆被偷走戈雅的《威灵顿公爵肖像》，以及德威奇画廊的伦勃朗失窃案，都揭示了安全漏洞。许多保安未携武器或训练不足，莱卡特形容他们像“退休老人或迷幻青年”。博物馆前的环形车道甚至方便盗贼逃离。

真正的艺术窃贼往往也并非聪明人。弗林说，他们大多是“机会主义的蠢货”，不懂艺术，也不知道如何变现，“最后才发现自己偷来的东西根本卖不出去”。

在大众文化中，艺术盗贼的形象却被浪漫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偷天陷阱》《百万英镑偷情记》《偷天换日》等电影，把他们塑造成反叛的智者。作家苏珊·罗纳德认为，这种“迷人盗贼”形象反映了越战与尼克松时期的反权威情绪。公众甚至将他们视为挑战体制的英雄，“因为受害者是机构而非个人”。

正因这种美化，社会往往轻视艺术盗窃，把它看作“无害犯罪”。弗林指出，这导致罪犯判刑过轻，忽略了他们造成的文化损害。

莱卡特在《主谋》中颠覆了这种浪漫。她让JB身边的两位女性——忍耐的妻子特丽与冷眼旁观的同学莫德——成为观众的镜子，从她们的角度看，这个自以为“自由”的男人其实是个自私、厌女的失败者。她说：“能当个‘亡命之徒’本身就是一种特权。”

如今，公立博物馆的盗窃案已大幅减少。弗林认为，罪犯意识到艺术品无法替代、难以销赃。但美国的文化预算削减仍可能让安全隐患回潮。文物顾问弗农·拉普利警告说，气候变化和建筑老化或许比盗贼更可怕——“如果屋顶和窗户都无人修缮，再珍贵的画也会被雨水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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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巫师火电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