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长城研究考辨——质疑景爱著《中国长城史》（二十八）

摘要：宁夏考古人员所发现的这条长城遗迹所在地带，既没有前代遗存下来的古长城，更无“因其成业”修筑长城的特点。可以断定，这不是崔仲方修筑的隋长城。崔仲方是在“朔方、灵武” 筑长城：开皇六年崔仲方是在“朔方已东” 筑长城（古长城沿线的逻戍所）；显然，开皇五年崔仲方筑的是

中国长城研究考辨

——质疑景爱著《中国长城史》

（宁夏）周兴华

宁夏隋长城

（宁夏）周兴华

《景书》说“从隋文帝到隋炀帝，长城的修筑一直没有间断（第192页）。”其实，隋代修筑长城基本上都是对其前古长城的维修利用，非隋代新筑。

关于隋朝修筑的长城，唐初太史令傅奕说是“因其成业”，即是在前代古长城的基础上修修补补而成。

宁夏考古人员所发现的这条长城遗迹所在地带，既没有前代遗存下来的古长城，更无“因其成业”修筑长城的特点。可以断定，这不是崔仲方修筑的隋长城。崔仲方是在“朔方、灵武” 筑长城：开皇六年崔仲方是在“朔方已东” 筑长城（古长城沿线的逻戍所）；显然，开皇五年崔仲方筑的是“朔方以西”的长城，长城的西端在隋灵武。《隋书·地理志》载：隋朔方郡，大业初置，治岩绿（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辖岩绿、宁朔（今陕西靖边县东）、长泽（今内蒙鄂托克前旗城川古城）三县；隋灵武郡，大业初置，治回乐（今宁夏吴忠），辖回乐、弘静、怀远、灵武、鸣沙、丰安六县，其中弘静（今宁夏永宁）、怀远（今宁夏银川市）、灵武（今宁夏青铜峡西北贺兰山南端灵武口附近）、丰安（今宁夏中卫）在黄河西北面。隋绥州，属隋雕阴郡，在今陕西绥德县。崔仲方在朔方郡筑长城，理应将朔方郡所统三县包括于其所筑的长城以内。

今盐池县最北边的 “二道边”一线的长城，正位于隋朔方郡和灵武郡东境内（今陕西靖边县、定边县、内蒙鄂托克前旗与今宁夏盐池县、灵武县境），此长城即隋代崔仲方在战国秦昭王“拒胡”长城基础上修补而成的隋长城。崔仲方在灵武郡筑长城，理应将灵武郡所统六县包括于长城以内，特别是黄河西面的弘静、怀远、灵武、丰安四县。北宋初年成书的《太平寰宇记》载：“废怀远县，本汉富平（今宁夏吴忠市）县地……隋长城，隋炀帝大业中筑，在县西北大河外……”《太平寰宇记》说：隋长城在废怀远县（今银川市境）“西北大河外”。宋距隋不远，此记载当有所据，应为信史。按此记载，灵武郡境内的隋长城西端当在今宁夏贺兰山、卫宁北山一线，而这一线的古长城正位于废怀远县（今银川是市境）“西北大河外”。

据《资治通鉴》载；隋开皇五年（公元585年）“隋主使司农少卿崔仲方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距河，西至绥州，绵历七百里，以遏胡寇”。隋朔方郡治岩绿，治所在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辖岩绿、宁朔（今陕西靖边县东）、长泽（今内蒙鄂托克前旗城川古城）三县。隋灵武郡治回乐，治所在今宁夏吴忠，辖回乐、弘静、怀远、灵武、鸣沙、丰安六县，其中弘静（今宁夏永宁）、怀远（今宁夏银川市）、灵武（今宁夏青铜峡西北贺兰山南端灵武口附近）、丰安（今宁夏中卫）在黄河西北面。这就是说，崔仲方开皇五年修筑的长城在朔方（今陕西靖边、内蒙鄂托克前旗）与灵武郡境内（今宁夏银川市河东河西）。《资治通鉴》又载：开皇六年，即陈至德四年二月，“丁亥，隋复令崔仲方发丁十五万，于朔方以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从崔仲方修筑长城的时间看，他在开皇五年修筑长城是第一次，在开皇六年修筑长城是第二次，所以《资治通鉴》称崔仲方第二次修筑长城为“复令”；从崔仲方修筑长城的地理方位看，他在开皇五年修筑长城的地方是在朔方以西至灵武这一段；他在开皇六年修筑长城的地方是在“朔方以东”这一段；从文献记载看，崔仲方在开皇五年、六年两次修筑长城是一个接续工程。开皇五年修筑的是朔方以西的长城，开皇六年修筑的是朔方以东的长城。其后的开皇七年，隋发“丁男十余万修长城”，但无起止地点。而再后的大业三年发“丁男百余万修长城”，修的是西距榆林、东至紫河这一段。由上可知，崔仲方开皇五年修筑的是朔方以西至灵武这一段，开皇六年修筑的长城应是朔方以东至榆林以西这一段，大业三年修筑的长城榆林以西至紫河这一段。由上可证，《资治通鉴》所载崔仲方开皇五年修筑长城的“东距河，西至绥州”确为“西距河，东至绥州”之笔误。

通观崔仲方于开皇五年、六年和大业三年这三次修筑长城的方向路线，自西向东依次是在修筑今宁夏河西贺兰山、河东灵武、盐池、陕西定边、静边、横山、榆林、内蒙和山西交界的十二连城这一线的长城。隋朝在短短的二十八年统治中，修筑长城就有八次之多。对于隋朝修筑长城的情况，唐朝初年的太史令傅奕（公元555年－639年）曾有过明确地说明，他说：“今朔塞上多古长城，未知起自何代，自汉至隋，因其成业，或修或筑，无代无之。”隋开皇中，傅奕以仪曹事汉王琼。唐武德初，傅奕被拜为太史丞，寻迁太史令。傅奕于隋于唐都是现职官员，精通史籍与当朝史实，并著有《老子注》、《老子音义》、《高识论》。从傅奕对朔塞古长城的介绍中，说明他对历代修筑长城的史实是清楚的。傅奕作为隋朝官员，他说隋朝修筑长城是“因其成业”、“或修或筑”而成，这就是说，隋朝修筑长城是在前代古长城的基础上修修补补而已。傅奕是隋朝官员说隋朝的长城修筑，他说的话应是客观可信的。崔仲方等人于开皇五年、开皇六年、大业三年修筑长城的时间都不长，其中大业三年发“丁男百余万修长城”，仅“筑之二寻而毕”。以上证明，正如傅奕所言，隋朝崔仲方等人所修筑的长城是对前代古长城的修修补补。

崔仲方修筑长城的地带是在贺兰山、灵武、盐池、定边、静边、横山、榆林、内蒙和山西交界的十二连城这一线。在崔仲方修筑长城的上述地区内，隋以前的存世古长城最早是战国秦昭王伐灭义渠戎国，据有陇西、北边、上郡后沿上述三郡外界所修筑的“拒胡”长城，再就是汉武帝渡过黄河驱逐匈奴后沿河西走廊、贺兰山一线修筑的河西长城。

据《明实录》、《明史》、《弘治宁夏新志》、《嘉靖宁夏新志》、《万历朔方新志》等史籍记载，遗存今宁夏灵武、盐池境内的古长城，最早见者的当数明人所说的“河东故墙”。《明宪宗纯皇帝实录·卷四十》说：“洪武间，东胜迄西，路通宁夏，墩台基址尚存。”东胜以西至宁夏的长城“墩台”，洪武以前就已存在。从战国秦至明朝以前，从东胜以西至宁夏，亦即从今内蒙与陕北黄河转湾处至宁夏盐池、灵武一带修筑过长城的最早的只有战国秦昭王。因此，遗存于东胜以西至宁夏的长城“墩台”，只能是战国秦昭王据有陇西、北地、上郡后在这三郡的外界所修筑的“拒胡”长城遗迹。明朝在宁夏河东修筑长城始于正统二年，盛于成化九年。在此之前，整饬边备兵部尚书王复、右副都御史余子俊就想修缮利用今陕北、宁夏河东一线的存世古长城，兵部左右侍郎王复言：洪武间建东胜卫，其西路直达宁夏，皆列烽堠。自永乐初北寇远遁，因移军延绥弃河不守（《明史·王复传》）。王复还说：“辽东、宣府、大同、宁夏、甘肃皆有高山大川、长城固垒限隔，延绥境外亦有黄河千六百余里，实天造地设之险”（《明宪宗纯皇帝实录·卷四十》）。成化六年（公元1471年），余子俊上书说：“三边惟延庆地平易，利驰突……急宜于沿边筑墙置堡。况今旧界石所在，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随地势，或铲削，或垒筑，或挑堑，绵引相接，以成边墙，于计为便”（《明史·余子俊传》）。成化八年，明朝同意了余子俊的上书，在“旧界石”，即战国秦昭王“拒胡”长城的基础上，由余子俊对其修缮利用，构筑成了明朝的延绥长城和宁夏河东长城（即宁夏“河东故墙”）。因此，今盐池县最北边的 “二道边”，即是隋代崔仲方在战国秦昭王长城基础上修补而成的隋长城；明代成化初年，余子俊又在这道战国秦和隋长城的基础上修补而成为宁夏的“河东故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