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幕演说发表真相：拉美国对抗苏联，斯大林如何让丘吉尔&

摘要：杜鲁门当时坚信，苏联将东欧国家从法西斯奴役下解放出来，然后在那里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构成了美国扩张其势力范围的巨大障碍。现在苏联对美国的需要已经大于美国对苏联的需要，美国必须在东欧问题上立刻“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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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23日，罗斯福尸骨未寒，欧洲的战争尚未结束，杜鲁门刚刚登基继位才几周，就准备与苏联对着干了。

杜鲁门当时坚信，苏联将东欧国家从法西斯奴役下解放出来，然后在那里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构成了美国扩张其势力范围的巨大障碍。现在苏联对美国的需要已经大于美国对苏联的需要，美国必须在东欧问题上立刻“摊牌”。

杜鲁门第一次召见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就说他对苏联在波兰自行其是“很不愉快”。结果是他碰了硬钉子，莫洛托夫当即指责杜鲁门的态度不对头。

杜鲁门既自信又急躁，他很希望能在外交上标新立异，有所作为，以便使美国人相信，他继任总统是当之无愧的。不过长期侍奉罗斯福的幕僚们很清楚，美国还很需要苏联，所以必须满足斯大林的要求，况且那些要求并不过分。

在当时的条件下，苏联毕竟需要某种安全保障，特别是在一场世纪性大浩劫刚刚结束的时候，纳粹就是从中欧大平原冲进苏联本土的。

在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最初有所收敛，对罗斯福的政策表现出萧规曹随的姿态。8月6日，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将日本的广岛夷为平地。三天以后，美国的第二颗原子弹毁灭了长崎。杜鲁门因此而趾高气扬，不久后他就宣布：“东欧国家不应是任何大国的势力范围”，美国有决心打一场“圣战”，以便在“东欧大门口取得政治和经济的立足点”。但是没有用，苏联红军坦克所到之处，亲西方势力如萧萧落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9月2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战争给国际政治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欧洲的衰落和两个非欧洲大国——美国和苏联的兴起。

国际政治的中心不再是欧洲列强的争夺和战争，决定世界未来的是美国与苏联的关系。世界在战略上和政治上，从传统的多极世界变成了两极世界。

欧洲人仍然期望，“欧洲应成为欧洲人的欧洲”，但至少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空想。

在战争结束后，那里满目疮痍，一片废墟。丘吉尔当时描述说，欧洲已经成为“瓦砾场、骸骨堂、时疫与仇恨滋生的渊薮”。

法国、意大利、西德、巴尔干半岛、低地国家等等，无不是穷困异常，物资奇缺。在寒冷的冬天到来之前，一些城市的人们便开始挖掘坟墓，准备隆冬埋葬那些因燃料缺乏而冻死的邻居，他们肯定见不到第二年的春暖花开。英伦三岛也是一样，农业产量下降，工业生产停顿，日用生活品的配给比战争时期还要紧缩，无数儿童颜于饥饿的边缘。苏联尽管成为军事大国，也是元气大伤，城镇残破，田园荒芜。它急需修复战争创伤，休养生息，无力驰心旁骛。

只有美国鹤立鸡群，即使是在两个“超级大国”中，它也享有很大的优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承担最重要的战争责任的同时，付出代价最小，收益最大。

在西欧战场，美国掌握了盟军的指挥权，提供了一半以上的军队。美国军队遍布世界50个国家，在欧洲有95个师，在亚太地区有26个师，在美国本土一个师也没有。

美国在战争中不仅本土毫发无损，还完全摆脱了经济萧条的影响，国民经济总产值从战前的886亿美元，到战争结束的1945年增长到1987亿美元，工业产量占西方国家的53.4%，黄金储备占世界的近2/3，各种产品占世界总量的1/3。

美国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影响举世无双，还垄断着核武器，控制着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政治经济组织。

美国已经具有了充当世界霸主的实力地位，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将它的势力范围扩张到全世界，首要的是控制欧洲。

正如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所说的：“美国必须永远继续保持她对欧洲的关注。”

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发表了一篇臭名昭著的演说。这篇演说后来被命名为“铁幕演说”，是应杜鲁门的邀请在美国发表的。

演讲反映了丘吉尔备受折磨而近乎变态的心理，他既对大英帝国没落心有不甘，又对欧洲安全将受苏联支配的前景忧心忡忡，还有对斯大林无情地将英国势力赶出东欧心怀怨恨，对在巴尔干划分势力范围时对斯大林低声下气耿耿于怀，以及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满腔仇恨。

还在战争进行的时候，丘吉尔一直在企图说服美国人相信，盟军的军事计划应该服从更长远的战略目标，即阻止战后苏联在欧洲获得优势地位。可惜罗斯福对此无能为力，丘吉尔也一样，只能纸上谈兵。

1944年夏季，苏联红军挥师挺进中、东欧国家，势如破竹，锐不可挡。丘吉尔敏感地意识到：战后欧洲格局似乎正在形成当中。不过英国，包括它的靠山美国都力不从心，主动权不在他们手中。

所以10月间，丘吉尔在战事紧张时，带着外交大臣艾登离开伦敦，不顾鞍马劳顿，跑到莫斯科找斯大林会谈。

在克里姆林宫，丘吉尔给斯大林画了一张草图，以表明英国想在巴尔干半岛和东欧划拉多大地方：

罗马尼亚：俄国——90%；其他国家——10%；

希腊：英国（在征得美国同意下)——90%；俄国——10%；

南斯拉夫：50%——50%；

匈牙利：50%——50%；

保加利亚：俄国——75%；其他——25%。

斯大林在图上划了一个“✔”，然后还给了丘吉尔。后来的发展证明，斯大林的那个“✔”可能是表示，他知道了英国人希望得到什么。

丘吉尔却理解为斯大林同意他提出的“百分比”；所以后来他同罗斯福又进一步向斯大林提出，要在那些中、东欧国家举行西方式的自由选举。结果是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苏联既没有把那个“百分比”当真，也不允许在有关国家建立亲西方的政权。

战争结束后，英国衰落到极点，丘吉尔担心、恐惧到极点，对苏联也仇恨、嫉妒到极点。他预见到英国对苏联在欧洲的优势地位已经无能为力，它甚至保不住在战争中好不容易弄到手的希腊。战后，那里的希腊共产党武装力量日益壮大，早晚会把英国赶出去；也许还等不到那时，英国军队就会因为财政问题自己撤走。丘吉尔把目光转向美国人。

当时的欧洲人曾经这样描述美国大兵：“穿着一身鼓鼓囊囊的衣服，肥肥胖胖，寂寞无聊，漠然若有所思，观察力差，思想则更浅薄一是征服者”，“只对三件事感兴趣：找女人睡觉、偷白兰地和等下一班船回国”。

丘吉尔绝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或者说他宁愿相信，美国人“盎格鲁——撒克逊”的后裔，同文同种，财大气粗，他们的领导不缺乏野心，可惜受到公众舆论的掣肘，那些人只想养尊处优，缺乏对欧洲灾难前景的认识和同情。丘吉尔的任务就是猛击其背，唤醒他们，教育他们，用最可怕的威胁，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将不复存在——来吓唬他们。

所以他接受杜鲁门的邀请跑到美国。在杜鲁门安排的大厅里，丘吉尔用煽动性十足的语言告诉美国听众，欧洲正在发生一幕可怕的景象：

“从波罗地海的什切青到亚德里亚海边的里亚斯特，一幅横跨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后面，坐落着中欧和东欧所有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非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

除此之外，苏联的“第五纵队”还遍布全世界，随时准备颠覆每一个民主国家政府，美国也不例外，绝对不是安全的。

丘吉尔的鼓噪道出了杜鲁门的忧虑，也打中了美国战略的痛处。9月，杜鲁门亲自领导起草的《美国与苏联》炮制完成。该报告赤裸裸地宣布了遏制战略在欧洲的地缘政治本性，声称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将被苏联这个强大的军事强权所控制，海洋强国要想保持全球力量的均势，必须抗击苏联向欧洲大陆边缘地带的扩张。所以美国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强化西方国家间的联盟关系。

乔治·凯南被美国人尊称为“遏制之父”。他用“遏制”来概括美国的战略可谓精明之至。这样可以用一种听上去是自卫防御的语言，掩盖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特别是争夺欧洲的战略企图。

1946年2月22日，凯南向国务院发回了一篇长达8000字的电报，那时他担任美国驻苏联的代办。凯南危言耸听地描述了苏联向世界扩张的迹象，而且苏联正在对美国采取敌视的政策，对付苏联的威胁已经成为美国外交空前巨大的任务，它应成为美国战略的出发点，西方世界必须团结起来，美国必须担负领导责任。

在1947年7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凯南鼓吹美国必须准备用武力来遏制苏联，并且用“消除非共产主义世界中所存在的大片软弱和脆弱的地区，来遏制苏联”。一项推行了40年的遏制战略就这样被勾勒出来，美国称霸世界据此也算是师出有名了。

凯南被认为是俄国心理分析家，不过从他的陈述中也可以得出结论：他同样是美国心理分析家，因为他知道如何吓唬美国人最有效。凯南对苏联威胁的描述唤起了美国人内心最深处的恐惧。这种恐惧从南北战争起，就植根于美国的政治文化中，以致只要一提到“生活方式”被威胁，美国人立刻就会毛骨悚然。

既然苏联将它的生存建立在“毁灭我们的生活方式上”，美国人别无选择，只有起而迎战了。

基辛格特别欣赏凯南的战略，主要是因为凯南不仅向世界揭露，苏联是十恶不赦的敌人，而且还特别全面地指出，美国是世界的救星。

这的确是凯南最深邃的思考和用心所在。

他说：“美、苏关系的问题，本质上是考验美国是否值得被认为是各国领袖的问题。”

以世界领袖自居打败竞争对手，然后成为真正的世界领袖，这就是遏制战略的内在逻辑。

凯南的战略设计还反映了典型的美国扩张主义心态。美国需要不断划出新的“边疆”，但是每当他们想划定一条安全线，他们就断定那是一条“不安全的新边疆”，必须加以保卫，确定敌人，与之斗争。

凯南设计了美国的战略，杜鲁门政府很快确定了这个战略的重点：控制西欧，遏制苏联，将它圈定在现有的范围里，直到它最后瓦解。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必须将西欧各国揽入自己的怀抱，使它们成为与苏联争霸的宏伟计划的小伙伴。

1947年2月21日，英国驻美国大使通知白宫，大不列颠已经筋疲力尽，再也不能在地中海担负抵抗共产主义的重任，而且一个月后就从希腊撤军。如果说这个声明标志着英国霸权在世界上最有战略价值的地区寿终正寝，那么杜鲁门的反应则表明，美国决心抓住这个天赐良机，当仁不让地充当西方世界的霸主。

2月27日，杜鲁门和国会两党领袖聚集一堂，商讨对策。

副国务卿艾奇逊即席发言，声称中欧和东欧发生的动乱，都是苏联渗透和颠覆的结果，当前最严重的是希腊很快就会陷落，苏联人将控制地中海的咽喉。美国必须采取行动“保卫美国的安全，保卫自由本身”，不过是到远在天边的地中海去。国会的两党领袖们表情凝重，神态庄严，立即表示支持行政领导人的果断措施。

3月12日是美国历史上划时代的日子，因为杜鲁门在这一天亲自到国会宣读了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东西，美国的战略和对外政策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其重要性可以同美国宣布门罗主义和两次参加世界大战的决策相比。

像往常一样，作了祷告后开始举行会议，杜鲁门在鸦雀无声中宣读了他的国情咨文。

他特别强调，有必要援助土耳其和希腊，这样可以顺利从英国手中接过地中海的咽喉地区，否则那里就会落到苏联的手里。然后他宣布：不仅是在土耳其和希腊，从今以后，“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

美国可以在世界上到处干涉，只要它认为是“威胁”和有必要。

美国政治家们完全理解杜鲁门主义和遏制战略的含义。

老资格的议员伯德纳·巴鲁克预言：“今天我们已经卷进冷战的旋涡里了。”

范登堡信誓旦旦地宣布：“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要么证明它的领导正当，要么放弃它的领导。我们绝不能让铁幕通过侵略或违约，达到大西洋边缘。”

美国不是卷入了冷战，而是制造了冷战。美国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反击侵略，而是为了实现它的“领导”。一家美国报纸的评论一针见血：“门罗主义从此被推广到全世界。”

美国的历史进入了全球扩张的新阶段。

1947年是“分水岭年”。在杜鲁门主义出笼仅三个月，美国就抛出了“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标榜“复兴欧洲”，其实是一柄双刃利剑，既可以抗衡苏联，又可以控制西欧。

美国名记者白修德十分形象地描述了“马歇尔计划”在欧洲乃至于世界创造的前景：

“马歇尔计划所要创造的是一个比19世纪具有高得多的效率的20世纪贸易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将是为首的保证人、最高级的武士、惟我独尊的银行家和保护伞的永恒持有者。”

结果不出所料。由于“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两极”格局得以定型，东、西欧分裂加剧，西欧国家在经济上更加依赖美国。美国孤峰独立，在美国保护伞的荫蔽下没有宠儿，只有一个个小伙伴，而且它们永远也不可能——因为不可能积聚起力量——与美国平起平坐。按照凯南的设想，美国如此就可以建立起使苏联永远处于劣势的“综合力量对比”。

杜鲁门主义出笼两年后，《北大西洋公约》于1949年3月拟就，并公布于世。4月4日，美国、比利时、加拿大、英国、法国、丹麦、冰岛、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等12国外交部长云集华盛顿，在美国国务院大厅举行北约签字仪式。条约于8月24日生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式建立。

当时的签约国都明白，美国在这个“大西洋共同体”中占有绝对的军事优势，美国控制着“一体化”的军事机构，美国决定这个“共同体”的军事战略。换句话说，就是把美国的军事战略作为各成员国的军事行动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