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车子驶离高速，拐进省道的时候，窗外的景色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从滤镜厚重的电影画面，猛地切换回了颗粒感粗糙的现实。那些高耸入云的玻璃幕墙，那些线条冷硬的立交桥，都融化在了后视镜里，取而代ăpadă的是连绵起伏的、绿得有些发闷的丘陵，和被雨水冲刷得泛白的乡间公路。

车子驶离高速，拐进省道的时候，窗外的景色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从滤镜厚重的电影画面，猛地切换回了颗粒感粗糙的现实。那些高耸入云的玻璃幕墙，那些线条冷硬的立交桥，都融化在了后视镜里，取而代ăpadă的是连绵起伏的、绿得有些发闷的丘陵，和被雨水冲刷得泛白的乡间公路。

空气里开始有泥土和青草混合的味道，潮湿，带着一点腥气，是记忆里最熟悉的气息。我摇下车窗，让那股风灌进来，风里夹杂着不知名野花的淡香，还有远处养猪场飘来的、若有若无的、并不让人讨厌的粪便味。这就是家乡的味道，真实得近乎粗鲁。

车里的空调还呼呼地吹着冷气，那种经过过滤的、标准化的二十三度恒温，与窗外那股生机勃勃又略带蛮横的自然气息格格不入。我关掉空调，也关掉了车载音响里那个字正腔圆、播报着国际财经新闻的女声。世界一下子安静下来，只剩下轮胎碾过路面细碎石子的沙沙声，和远处传来的几声狗叫。

连升三级。

这四个字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像烙印一样刻在我的脑子里。庆功宴上的推杯换盏，同事们或真或假的恭维，领导意味深长的拍肩，还有妻子那双亮晶晶的、充满骄傲和期许的眼睛。这一切都像一场盛大而喧嚣的舞台剧，我是主角，穿着笔挺的戏服，说着烂熟于心的台词，却总觉得那聚光灯灼热得让人心慌。

所以我请了假，没去单位安排的疗养院，也没带上妻子和孩子，一个人，开着这辆刚换不久、与乡间小路格格不入的黑色轿车，回到了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我想找回一点什么，一点被那些文件、会议和人情世故消磨掉的东西。或许是某种踏实感，就像小时候赤脚踩在田埂上，感受泥土从趾缝间挤上来的那种感觉。

车子拐过最后一个弯，远远地，能看到村口那棵巨大的香樟树了。它的树冠像一把撑开的巨伞，庇护着树下那片小小的、显得有些破败的村庄。我的心跳莫名地快了起来。

姑姑的杂货店，就在那棵香樟树的斜对面。

那是一个几乎和我同龄的铺子，从我记事起，它就存在了。红砖砌的墙，木头的门板，门楣上挂着一块褪了色的招牌，上面的“便民商店”四个字，油漆剥落得只剩下模糊的轮廓。

然而，车子还没到跟前，我就听见了刺耳的喧哗声。不是村里人惯常的聊天说笑，而是一种充满暴戾之气的叫骂，夹杂着玻璃破碎的脆响和重物被推倒的闷响。

我的心猛地一沉，脚下不自觉地踩紧了油门。

车子在杂货店门口一个急刹，扬起一阵尘土。眼前的景象让我的血液瞬间涌上了头顶。

姑姑的杂货店，正被人砸着。

三个流里流气的年轻人，头发染得五颜六色，手臂上纹着张牙舞爪的龙和虎。其中一个光着膀子，手里拎着一根半米长的钢管，正一记一记地砸着门口那个老旧的冰柜。冰柜的玻璃门早已碎裂，里面的冰棍和汽水散落一地，融化的糖水和玻璃碴子混在一起，在午后的阳光下闪着黏腻的光。

另一个瘦高个，一脚踹翻了门口摆放着蔬菜的竹筐，青菜、萝卜、土豆滚得到处都是，他还不解气，跳上去狠狠地踩了几脚，嘴里骂骂咧咧，污言秽语不堪入耳。

第三个人，看起来是领头的，嘴里叼着烟，靠在门框上，一脸戏谑地看着店里面。

而店里面，我的姑姑，那个一辈子都那么要强、那么爱干净的女人，正被一个年轻人推搡着。她花白的头发散乱了，额角上有一块明显的红肿。她死死地护着身后的那个老式木制柜台，那上面放着一台同样老旧的收银机和一本翻得起了毛边的账本。

“老太婆，给你脸不要脸是吧？最后问你一次，这破店，搬不搬？”领头的那个混混吐掉烟头，用脚尖碾了碾，慢悠悠地问道。

姑姑的身体在发抖，但她的声音却异常清晰，带着一种被逼到绝境的倔强：“这是我的家！我死也死在这里！”

“家？嘿，很快就不是了。”领头的冷笑一声，对那个推搡姑姑的同伙使了个眼色，“把那破柜台给我砸了！我看她拿什么做生意！”

那个年轻人狞笑着举起手里的一个空酒瓶，就要朝柜台上砸下去。

“住手！”

我吼出声来，声音因为愤怒而有些嘶哑。我推开车门，大步走了过去。

那三个人显然没料到会突然冒出一个人，一辆看起来就不便宜的轿车。他们都愣了一下，齐刷刷地朝我看来。那眼神里，有惊讶，有审视，但更多的是一种盘踞此地多年的、有恃无恐的轻蔑。

“哟，哪儿来的过江龙啊？想英雄救美？”领头的那个混混上下打量着我，从我擦得锃亮的皮鞋，到我身上那件虽然看不出牌子但料子很好的衬衫。他的嘴角撇了撇，露出一丝不屑。

我没有理他，径直走到姑姑身边，扶住她颤抖的肩膀。

“姑，我回来了。”

姑姑看到我，浑浊的眼睛里先是闪过一丝惊喜，但立刻就被浓浓的担忧和惊恐所取代。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拼命地把我往外推，声音都变了调：“你回来干什么！快走！快走！这里没你的事！”

她的手很用力，指甲掐得我生疼。我能感觉到她全身都在发抖，不是因为害怕自己，而是因为害怕我被卷进来。

“哟，原来是家里来人了。怎么着，城里来的大老板？”领头的混混走了过来，他个子不高，但很壮实，脖子上戴着一根小指粗的金链子，在阳光下晃得人眼晕。他绕着我的车走了一圈，伸出手在引擎盖上拍了拍，发出“砰砰”的响声。

“车不错啊。不过我劝你，别多管闲事。这块地，豹哥看上了。识相的，就带着你家老太婆赶紧滚蛋，还能拿点拆迁款。不然……”他顿了顿，咧嘴一笑，露出一口被烟熏得发黄的牙齿，“不然这车，明天可能就只剩个壳了。”

他的话语里充满了赤裸裸的威胁，那种不加掩饰的、源于地头蛇的蛮横。

我转过身，平静地看着他。多年的工作让我养成了一个习惯，越是愤怒，表面上越是冷静。我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心跳，沉稳而有力，愤怒像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野兽，在胸腔里咆哮，但我知道，现在不能让它冲出来。

“豹哥是谁？”我问，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哈！”他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你在这地界上，打听打听，谁不知道豹哥？告诉你，派出所的王所，都得给豹哥几分面子。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是谁不重要。”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重要的是，你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是违法的。砸坏的东西，要照价赔偿。伤了人，要去坐牢。”

我的话似乎并没有起到任何震慑作用。那三个人对视一眼，哄堂大笑起来。笑声尖锐而刺耳，充满了嘲讽。

“坐牢？哈哈哈哈！你吓唬谁呢？老子进去的次数比你回家的次数都多！”那个砸冰柜的光膀子男挥舞着手里的钢管，嚣张地叫嚷着。

“跟他说那么多废话干嘛！”瘦高个一脚踢飞脚边的一个土豆，恶狠狠地瞪着我，“小子，看你穿得人模狗样的，别给脸不要脸。今天这事你要是敢管，老子让你躺着从这村里出去！”

姑姑死死地拽着我的衣服，声音里带着哭腔：“小山，你快走，听姑姑的话，快走啊！他们不是好人，你斗不过他们的！你走了姑姑就没事了……”

小山。她已经很多年没这么叫过我了。这个乳名，像一把生了锈的钥匙，一下子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

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瘦弱的男孩，穿着带补丁的衣服，躲在姑姑的身后，怯生生地看着这个世界。父母走得早，是姑姑用这个小小的杂货店，用一分一厘的微薄利润，把我拉扯大。是她用卖冰棍和汽水的钱，供我读完了小学、中学、大学。

这个柜台，我曾经在下面躲过猫猫，也曾在上面趴着写作业，闻着墨水和柜台木料混合的香气。这片地，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浸透着姑姑的汗水，也承载着我全部的童年。

这里不是一个破店。这里是我的根。

一股滚烫的热流从心脏涌向四肢百骸。我轻轻拍了拍姑姑的手，示意她安心，然后缓缓地、坚定地把她的手从我胳膊上拿开。

我往前走了一步，挡在了姑姑和那个柜台的前面。

“今天，我在这里。这个店，你们动不了。这个人，你们也伤不了。”我的目光扫过他们三个人，最后定格在那个领头的混混脸上，“现在，带着你的人，滚。”

空气仿佛凝固了。

那个领头的混混，我们暂且叫他“金链子”吧，脸上的笑容慢慢消失了。他的眼睛眯了起来，像一条准备攻击的毒蛇。他没想到，我这个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城里人，竟然敢这么跟他说话。

“好，好，好。”他连说了三个“好”字，语气里的阴狠几乎要凝结成冰，“有种。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

他向后退了一步，从口袋里摸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

“喂，豹哥……对，是我……有点小麻烦。有个不开眼的，从城里回来的，护着那老太婆……对，就在店门口……行，行，我们等你。”

挂了电话，他把手机揣回兜里，脸上又恢复了那种有恃无恐的笑容。他指了指我，又指了指旁边的马扎：“小子，你有种就别走。等豹哥来了，看你怎么收场。”

说完，他竟然真的就那么大摇大摆地坐到了马扎上，另外两个人也找地方坐了下来，一副看好戏的架势。

周围已经围了一些村民，他们远远地站着，对着这边指指点点，窃窃私语，但没有一个人敢上前来。他们的眼神里，有同情，有好奇，但更多的是畏惧。这种畏惧，像一张无形的网，笼罩着整个村庄。

我没有理会他们，转身回到店里。

店里一片狼藉。货架倒了，饼干、方便面、洗发水撒了一地，空气中弥漫着各种商品混合在一起的古怪气味。姑姑正蹲在地上，默默地收拾着那些摔碎的酱油瓶和醋瓶。她的背影佝偻着，在午后的阳光里，显得那么单薄，那么无助。

我的心像被一只手狠狠地揪住了，疼得发紧。

我走过去，从她手里拿过抹布：“姑，我来。”

她抬起头，眼圈红红的，但没有掉眼泪。她就是这样的人，一辈子要强，从不轻易在人前示弱。

“小山，你不该回来的。你更不该管这件事。”她看着我，声音沙哑，“他们是一群无赖，你跟他们讲不通道理的。”

“总得有讲理的地方。”我一边收拾地上的玻璃碎片，一边说。

“讲理？”她苦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满是苍凉和无奈，“王所长来过两次，都是和稀泥。让我们‘顾全大局’，说这是镇里招商引资的大项目，对村里发展有好处。呵呵，好处？好处就是把我们的家拆了，把我们的根拔了？”

我手上的动作停住了。王所长？我记得他，叫王建军，比我大不了几岁，以前我还叫他建军哥。没想到，他也成了和稀泥的角色。

“他们给了多少拆迁款？”我问。

“三万。”姑姑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轻蔑，“这个店，这块地，连着后面的院子，三万块就想打发了。他们要在这一片盖什么……哦，对了，度假村。说以后让城里人来玩。可我们呢？我们住哪儿去？”

三万。

这个数字像一根针，狠狠地刺进了我的心里。在这个年代，三万块，在城里连个厕所都买不到。他们就是用这三万块，来买断一个老人一辈子的心血和她最后的栖身之所。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地痞无赖寻衅滋事了。这背后，是一张由利益、权力和暴力交织而成的黑网。

我把最后一堆垃圾扫进簸箕，站起身来，看着姑姑，认真地说：“姑，你相信我。这件事，我能解决。”

姑姑看着我，眼神复杂。她知道我如今在城里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或许还有点小小的权力。但她也更清楚，强龙不压地头蛇。在她眼里，我还是那个需要她保护的孩子。

“你怎么解决？小山，听姑姑的，你现在就开车走，回城里去，别再回来了。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的，大不了……大不了我这把老骨头就跟他们拼了！”她说着，眼里闪过一丝决绝的光。

我知道，我必须让她安心。

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当着她的面，找到了通讯录里“王建军”的名字，拨了过去。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通，那边传来嘈杂的麻将声。

“喂？谁啊？”王建军的声音带着几分不耐烦。

“建军哥，是我。”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麻将声也停了。

“……小山？”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惊讶，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你……你回来了？”

“嗯，刚到家。就在我姑的店里。”我刻意加重了“店里”两个字的语气。

“哦……哦哦，回来好，回来好啊。”他干笑着，似乎在组织语言，“那个……你……你都看到了？”

“看到了。三个人，在我姑店里打砸，还打伤了我姑。”我语气平淡，像是在陈述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情。

“误会，都是误会！”王建军急忙解释道，“小山，你听我说，这事儿……它有点复杂。是豹哥的人……你知道豹哥吧？镇上开发项目的事，他是主要负责人。你姑这……有点……有点不配合。我……我夹在中间也难做啊。”

“难做？”我冷笑一声，“王所长，你的职责是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不是在黑恶势力和普通百姓之间‘难做’。我现在给你十分钟，带着你的人过来。不然，后果自负。”

说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姑姑在一旁听得目瞪口呆。她大概从没想过，我敢用这种口气跟派出所所长说话。

我把手机放回口袋，对她说：“姑，你去后面院子里歇着。这里交给我。”

我扶着她穿过满是狼藉的店面，走进后面的小院。院子里种着一架丝瓜，绿油油的叶子爬满了整个棚架，几朵黄色的丝瓜花开得正艳。一只老母鸡带着几只小鸡在院子里悠闲地啄食，看到我们进来，咯咯地叫了几声。

这里，和外面那个充满暴戾之气的世界，仿佛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空。

我让姑姑在院子里的石凳上坐下，给她倒了一杯凉白开。她的手还在抖，但眼神里的惊恐，已经渐渐被一种茫然和依靠所代替。

我没有再多说什么，转身走回了店门口。

那三个混混依旧坐在那里，抽着烟，聊着天，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看到我出来，金链子挑了挑眉毛：“怎么？打电话叫人了？行啊，我等着。今天谁来都没用！”

他的声音很大，像是故意说给周围的村民听的。

我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站在店门口，看着村口的方向。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十分钟，很快就到了。

村口并没有出现警车，甚至连王建军的影子都没有。

金链子站了起来，走到我面前，脸上是毫不掩饰的嘲弄：“小子，人呢？你叫的人呢？我说了，谁来都没用！在这儿，豹哥就是天！”

他身后的两个同伙也跟着起哄，笑得前仰后合。

周围的村民们发出一阵低低的叹息，看向我的眼神，也从刚才的一丝期待，变成了怜悯。在他们看来，我这个从外面回来的读书人，终究还是要在一群地痞无赖面前，低下高傲的头颅。

我依旧没有说话。我的心里，有一团火在烧。但我知道，这团火不能用来跟眼前的这几个小喽啰对耗。我要烧的，是他们身后那张看不见的网。

王建军不来，这在我的意料之中。他不敢来，也不想来。他选择了逃避，选择了继续和稀泥。

而这，恰恰给了我一个最好的理由。

我再次拿出手机，这一次，我没有再打给王建军。我翻到一个我轻易不会动用的号码，拨了出去。

电话只响了一声，就被接通了。

“喂。”一个沉稳而有力的声音传来。

“周书记，我是小山。”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似乎在回忆这个名字。然后，他的语气变得热情起来：“哦！是小山啊！稀客，稀客啊！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是不是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了？”

“不是工作上的事。”我看着不远处那棵巨大的香樟树，它的叶子在阳光下闪着光，一如我童年时记忆中的模样。我的声音很平静，但我知道，我的每一个字，都带着千钧的重量。

“周书记，我现在在我的老家，青川县，白马镇，樟树村。我姑姑开的杂货店，光天化日之下，被人打砸。人也被打伤了。我报警，当地派出所所长，拒不出警。”

我顿了顿，继续说道：“砸店的人说，他们是‘豹哥’的人，因为镇里的开发项目，我姑姑是钉子户。他们还说，在这里，‘豹哥’就是天，谁来都没用。”

我没有添油加醋，只是在客观地陈述事实。但我知道，这些事实组合在一起，意味着什么。

电话那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我能想象得到，周书记此刻的表情。他是一个眼里揉不进沙子的人。

过了足足有半分钟，他的声音才再次响起，平静，却带着一股冰冷的寒意。

“小山，你现在在哪里？”

“我就在现场。在我姑姑的店门口。”

“好。你待在那里，不要冲动，保护好自己和你家人的安全。”他的声音不容置疑，“把你手机的定位打开，不要关机。半个小时之内，市局的人会到。这件事，省里会直接督办。”

“谢谢周书记。”

“不用谢我。这是我们该做的。”

挂断电话，我感觉心里那块一直压着的巨石，终于被搬开了一角。

我抬起头，看向金链子。他正一脸不耐烦地看着我，显然，他并不知道我刚才那个电话打给了谁。在他看来，我不过是在虚张声势，做最后的挣扎。

“怎么？又打电话？你就是把天王老子叫来都没用！”他恶狠狠地啐了一口。

我没有回答他。我只是走到旁边一个还没被砸坏的塑料凳子上，坐了下来。

我看着他，也看着他身后的那两个人，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深水。

他们在我的注视下，反而有些不自在了。他们习惯了别人的畏惧、躲闪和求饶，却从没见过我这样的人。不愤怒，不害怕，只是那么静静地看着你，仿佛在看几个已经写好了结局的跳梁小丑。

时间，再次开始一分一秒地流逝。

这一次，我很有耐心。

村口的土路上，一辆黑色的越野车卷着滚滚烟尘，疾驰而来。车子开得极快，带着一股蛮横的气势，在杂货店门口一个甩尾，停了下来。

车门打开，先下来的是两个穿着黑色背心、手臂上满是纹身的壮汉。接着，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从后座上走了下来。

他身材微胖，剃着一个板寸头，脖子上也戴着一根粗大的金链子。他穿着一件花哨的丝质衬衫，扣子解开了三颗，露出胸口浓密的黑毛。他的脸上有一道从眼角延伸到嘴角的刀疤，让他的表情看起来格外狰狞。

他一下车，那三个小混混立刻像哈巴狗一样迎了上去，点头哈腰。

“豹哥！您来了！”

这个满脸横肉的男人，应该就是他们口中的“豹哥”了。

豹哥没有理会他们，只是用那双浑浊而凶狠的眼睛扫视了一圈。他的目光先是在我那辆黑色的轿车上停留了几秒，闪过一丝贪婪，然后落在了我的身上。

“就是你，在挡我的财路？”他的声音沙哑，像两块砂纸在摩擦。

我站起身，与他对视。

“这里没有你的财路。这里只有一个老人想安度晚年的家。”

“家？”豹哥嗤笑一声，他走到我面前，个子不高，却极力想营造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压迫感。一股浓烈的烟酒味和劣质香水味混合的气味扑面而来，“我告诉你，我看上的地方，就是我的。我想让它变成什么，它就得变成什么！别说一个破店，就是这整个村子，我说拆，就得拆！”

他的狂妄，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你凭什么？”我问。

“凭什么？”他像是听到了最好笑的笑话，他指了指自己的鼻子，又指了指身后那片土地，“就凭我叫张豹！就凭这白马镇，我说了算！”

他身后的几个手下也跟着起哄。

“听到没有！我们豹哥说了算！”

“小子，现在跪下来给豹哥磕头认错，还来得及！”

周围的村民们，又向后退了几步。他们脸上的恐惧更深了。张豹在这一带的凶名，显然是根深蒂固的。

我看着张豹那张因为嚣张而扭曲的脸，心里反而平静了下来。

我知道，跟这样的人，已经没有任何道理可讲。

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不再说话。

我的沉默，似乎激怒了他。他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

“你他妈哑巴了？”他伸出粗壮的手指，几乎要戳到我的鼻子上，“我再问你一遍，这事，你管，还是不管？”

“我管定了。”我吐出三个字，清晰而坚定。

“好！好样的！”张豹怒极反笑，他收回手，对身后的手下挥了挥手，“给我上！把这小子两条腿打断！我看他还怎么管！”

那几个壮汉狞笑着，掰着手指关节，发出“咔吧咔吧”的响声，朝我逼了过来。

姑姑在院子里听到了外面的动静，惊叫着冲了出来，张开双臂挡在我的身前。

“你们别动他！有什么冲我来！冲我这个老婆子来！”她的声音凄厉，充满了绝望。

“滚开，老东西！”一个壮汉不耐烦地伸手去推姑姑。

我的瞳孔猛地一缩。

就在这时，一阵尖锐的警笛声，由远及近，划破了村庄午后的宁静。

所有人都愣住了。

张豹的脸上闪过一丝错愕和不解。他回头看向村口，脸上的表情瞬间变得十分精彩。

不止一辆警车。

是四辆，五辆，六辆……一长串的警车，闪烁着红蓝相间的警灯，像一条愤怒的巨龙，从村口的方向呼啸而来。打头的几辆，是市局的牌照。

警车后面，还跟着几辆黑色的轿车，车牌同样是市里的。

这阵仗，别说是张豹和他的手下，就连周围的村民们，都看得目瞪口呆。他们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警车同时开进他们这个小小的村庄。

车队在杂货店门口停下，车门纷纷打开，下来一大群穿着制服的警察，一个个神情严肃，动作迅速。他们下来之后，立刻拉起了警戒线，将整个杂货店区域都封锁了起来。

紧接着，从那几辆黑色轿车里，下来几个穿着白衬衫、神情威严的中年男人。其中一个，我认识，是市公安局的李局长。

李局长下车后，一眼就看到了我。他快步向我走来，脸上带着几分歉意和凝重。

“小山同志，让你受惊了。是我们地方的工作没有做到位。”他伸出手，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他已经转过身，凌厉的目光扫向脸色煞白的张豹。

“把他，还有他的同伙，全部给我铐起来！带走！”李局长的声音，掷地有声，不带一丝一毫的感情。

几个警察立刻冲了上去，掏出手铐，不费吹灰之力就将还在发愣的张豹和他的手下们按倒在地。

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张豹，此刻像一只斗败的公鸡，瘫软在地上，嘴里还在徒劳地叫嚷着：“你们干什么？你们凭什么抓我？我认识你们王所长！我跟镇上的陈书记是兄弟！”

李局长冷哼一声：“王建军？陈书记？他们很快就会来陪你了。带走！”

警察们押着张豹一伙人，塞进了警车。那个金链子混混被押走的时候，经过我的身边，他用一种见了鬼一样的眼神看着我，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到死也想不明白，我那个电话，到底是打给了谁。

警笛声再次响起，警车一辆接一辆地离开了。刚才还喧嚣无比的杂货店门口，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只剩下满地的狼藉和一群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的村民。

李局长没有走。他走到我姑姑面前，语气温和地说道：“老人家，您放心，这件事，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您的损失，我们会责成相关部门进行赔偿。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来骚扰您了。”

姑姑愣愣地看着他，又看看我，似乎还没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个穿着干部模样的人走了过来，是市里纪委的同志。他向我简单地汇报了情况。原来，这个张豹，是当地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头目，长期盘踞在白马镇，欺行霸市，无恶不作。这次的度假村开发项目，他通过与镇里个别领导勾结，低价强征土地，牟取暴利。许多村民敢怒不敢言。姑姑的杂货店，是最后一个不肯妥协的“钉子户”。

而派出所的王建军，还有镇里的那位陈书记，都是他的保护伞。

一张覆盖在小镇上空的黑网，因为我这一个偶然归来的人，一个看似无力的电话，被瞬间撕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

处理完现场的事情，李局长他们也离开了。临走前，他再次握着我的手，郑重地说道：“小山同志，谢谢你。你给我们地方干部，上了一堂生动的课。”

我摇了摇头：“我只是想保护我的家人。”

送走了他们，我转身回到店里。

姑姑正呆呆地坐在那个小院的石凳上，看着满架的丝瓜，一言不发。

我走过去，在她身边坐下。

“姑，都过去了。”

她缓缓地转过头，看着我。她的眼睛里，不再有恐惧和无助，而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复杂难明的情绪。有欣慰，有骄傲，但更多的是一种陌生感。

“小山……”她开口，声音有些干涩，“你……你现在……到底是做什么的？”

我沉默了。

我该怎么跟她解释？我的工作，那些复杂的层级，那些听起来很吓人的头衔，那些我每天面对的、卷宗里冰冷的文字和背后人性的挣扎与贪婪。这些东西，离她的世界太远太远了。

我看着她那双操劳了一辈子、布满皱纹的手，想了想，说：“姑，我就是个为人民服务的。以前，我在小地方服务。现在，换了个大点的地方。”

她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她站起身，走到院子角落的水龙头旁，拧开，开始洗手。她洗得很慢，很仔细，仿佛要洗掉今天沾染上的所有污秽和惊恐。

然后，她走进那间小小的厨房，系上围裙，开始生火做饭。

炉灶里的火苗舔着锅底，发出噼啪的声响。很快，厨房里就飘出了饭菜的香气。是我最熟悉的味道。

我站起身，开始默默地收拾店里和院子里的狼藉。我把倒下的货架扶起来，把散落的商品一件件捡起来，擦干净，重新摆放好。我把地上的玻璃碎片和垃圾清扫干净，又用拖把把地拖得一尘不染。

我们俩谁也没有再说话，但一种无声的默契，在我们之间流淌。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又仿佛，一切都已经不一样了。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姑姑做好了饭，三菜一汤，都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炒土豆丝，番茄炒蛋，红烧肉，还有一碗紫菜蛋花汤。

她把饭菜端到院子里的小方桌上，给我盛了满满一碗米饭。

“吃吧。”她说。

我拿起筷子，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肥而不腻，入口即化，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几十年来，从未变过。

我的眼眶，突然有些发热。

我拼命地往嘴里扒着饭，想用食物的饱足感，来压下心头那股翻涌的情绪。

这些年，我吃过无数的饭局，山珍海味，佳肴美馔。但没有一顿饭，能比得上眼前这顿家常便饭，来得更让我心安，更让我踏实。

姑姑没怎么吃，她只是静静地看着我吃，时不时地给我夹菜。

“慢点吃，别噎着。”她的声音，温柔得像院子里的月光。

吃完饭，我抢着去洗碗。姑姑没有跟我争。

当我把最后一个碗放进碗柜，擦干手走出来的时候，发现姑姑从里屋抱出了一床被子。

“今晚就睡你小时候那个房间吧，我都给你铺好了。被子是新弹的棉花，晒了好几天的太阳，暖和。”

我点点头。

那个小小的房间，还保持着我离开时的样子。一张旧木床，一个掉漆的书桌。书桌上，还放着我上大学时用过的台灯。

我躺在床上，闻着被子上阳光的味道，混合着淡淡的皂角香，那是姑姑的味道。窗外，是熟悉的蛙鸣和虫叫，像一首催眠曲。

我以为我会很快睡着，但我没有。

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斑驳的光影，脑子里乱糟糟的。

今天发生的一切，像一场电影，在我脑海里反复播放。那些嚣张的面孔，姑姑惊恐的眼神，刺耳的警笛声，还有李局长那张严肃的脸。

我官位连升三级，我以为我已经站在了足够高的地方，可以俯瞰众生，可以运筹帷幄。但直到今天，我才发现，当我脱下那身制服，摘掉那些头衔，回到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我才真正看清，我所拥有的权力，到底意味着什么。

它不是用来在酒桌上换取别人的奉承，不是用来在文件上画一个漂亮的圈，更不是用来满足自己那点可怜的虚荣心。

它的意义，在于当不公和黑暗降临到你最亲近的人身上时，你有能力，为她撑起一片晴朗的天。在于你能让一个像姑姑这样，善良、本分、辛苦了一辈子的普通人，能够有尊严地、安安稳稳地，守着自己的家，度过她的晚年。

这比我签发任何一份文件，查办任何一个大案，都来得更有意义，也更让我感到心安。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

天刚蒙蒙亮，我就听见院子里有扫地的声音。我穿好衣服走出去，看到姑姑正拿着一把大扫帚，清扫着院子里的落叶。

她的动作不快，但很有节奏。仿佛昨天的惊心动魄，只是一场噩梦，梦醒了，生活还要继续。

看到我出来，她停下手里的活，笑了笑：“醒了？锅里有给你煮的粥和鸡蛋。”

我应了一声，去洗漱。

吃早饭的时候，王建军，不，现在应该叫他王建民了，他提着一篮水果，一脸谄媚地出现在了杂货店门口。

他不敢进来，就那么站在门口，搓着手，脸上堆着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小山……不，领导……我……我是来给您和婶子赔罪的。”

我没有理他，继续喝我的粥。

姑姑看了他一眼，也没说话，只是默默地收拾着碗筷。

王建民在门口站了足足有十分钟，见我们没有让他进来的意思，只好把水果篮子放在门口，灰溜溜地走了。

我知道，他的结局，已经注定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哪儿也没去，就待在杂货店里。

我帮姑姑把店里重新整理了一遍，把那些破损的货架修好，把商品分门别类地摆放整齐。我还去镇上，买了一个新的冰柜，比原来那个更大，更漂亮。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以前，他们看到我，会客气地叫我一声“大学生”，那是一种对文化人的尊重。现在，他们的眼神里，多了一种敬畏，甚至还有一丝疏离。

他们会绕着我的车走，会小心翼翼地跟我打招呼，却不再像以前那样，随意地坐到店门口，跟我拉家常了。

我知道，我回不去了。我再也回不到那个可以和他们一起下河摸鱼、上树掏鸟窝的少年时代了。

我的身上，已经有了一层他们看不见，却能清晰感觉到的“壳”。这个“壳”，是权力，是地位，是这个社会赋予我的标签。它保护了我，也隔绝了我。

这让我感到有些失落。

但姑gū似乎并不在意这些。她还是和以前一样，每天守着她的小店，跟来买东西的邻里乡亲聊天说笑。只不过，现在再也没有人敢在她这里赊账，或者占点小便宜了。

我的假期很快就要结束了。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姑姑做了一大桌子菜。她还从床底下，摸出了一瓶藏了很久的白酒。

“今天，陪姑姑喝两杯。”她说。

我有些惊讶，在我印象里，姑姑是滴酒不沾的。

她给我和她自己都倒了满满一杯。

“小山，姑姑这辈子，没求过人。”她端起酒杯，看着我，眼睛里有水光在闪动，“年轻的时候，你叔走得早，我一个人拉扯你，那么难，我没求过人。后来店里生意不好，差点开不下去，我也没跟你开口。”

“但是这次，姑姑要谢谢你。”她仰起头，将杯子里的白酒一饮而尽。辛辣的酒液呛得她剧烈地咳嗽起来，眼泪都流了出来。

我急忙给她拍背。

她缓过劲来，摆了摆手，看着我，脸上带着一种释然的、骄傲的笑容。

“姑姑知道，你长大了，有本事了。姑姑为你高兴。”她顿了顿，眼神变得无比认真，“但是小山，你要记住，你手里的这个‘本事’，是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你得用它来走正道，办正事，才对得起你身上那身衣服，对得起那些信你、靠你的人。”

她的话，像一记重锤，狠狠地敲在了我的心上。

我一直以为，是我的归来，拯救了她的小店，保护了她的尊严。

但直到这一刻我才明白，是她，是她用这一辈子的言传身教，用她那朴素到近乎固执的善良和正直，为我这艘在宦海中沉浮的小船，校正了航向，立起了压舱石。

她才是我真正的，也是永远的灯塔。

我端起酒杯，站起身，深深地向她鞠了一躬。

“姑，您放心。我记住了。”

我也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那酒，很辣，一直辣到我的心里，却也烧得我心里，一片滚烫的通明。

第二天一早，我该走了。

姑姑给我准备了满满一后备箱的东西。自己家种的蔬菜，自己家养的鸡下的蛋，还有她亲手做的腊肉和香肠。

“城里啥都买得到，但没有家里的味道。”她一边往车里塞东西，一边絮絮叨叨地说。

我没有拒绝。我知道，这是她表达爱的方式。

车子发动了。

我摇下车窗，看着站在晨曦中的姑姑。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岁月在她脸上刻下了深深的沟壑，但她的腰杆，却挺得笔直。

杂货店的门板已经打开，新换的冰柜在阳光下闪着白光。一切都和以前一样，又好像什么都不一样了。

“姑，我走了。您多保重。”

“嗯，路上开车慢点。到了，给姑姑打个电话。”

车子缓缓地驶离。我从后视镜里，看着她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和那棵巨大的香樟树，和那间小小的杂货店，一起，融化成了一个模糊的点。

我没有回头。

我知道，我还会回来的。

因为这里，有我的根。

车子重新驶上高速公路，城市的轮廓线在远处渐渐清晰。我又回到了那个熟悉又陌生的世界，那个充满了文件、会议和博弈的世界。

但我的心，却前所未有地平静和坚定。

我知道，我为什么而奋斗。

我知道，我该走向何方。

我的官位，或许还会继续往上升。我的权力，或许还会变得更大。

但无论我走多远，飞多高，我都永远不会忘记，在那个被香樟树庇护的小村庄里，有一个小小的杂货店。

那里，住着我的姑姑。

也住着，我最初的、也是最终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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